疏延祥|《人境》和十七年、文革文学以及超越

疏延祥|《人境》和十七年、文革文学以及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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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上部)无疑会成为2016年乃至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重要文本。它虽然只写了二〇〇〇年秋到农业税取消前后几年的湖北某神皇洲村的历史,但它承接了十七年乃至文革文学、新时期和新世纪文学的全部成果,呈现了农村小说新的面貌,新的人物,对于未来的乡村叙事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上部)无疑会成为2016年乃至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重要文本。它虽然只写了二〇〇〇年秋到农业税取消前后几年的湖北某神皇洲村的历史,但它承接了十七年乃至文革文学、新时期和新世纪文学的全部成果,呈现了农村小说新的面貌,新的人物,对于未来的乡村叙事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一、《人境》和合作化小说

  合作化运动五十年代发端,直到人民公社成立。《创业史》《山乡巨变》《金光大道》《春潮急》都对这场运动有全景性的描绘。《创业史》中梁生宝成立互助组,郭振山也成立一个。《金光大道》中,高大泉成立一个,张金发也成立一个互助组。《春潮急》中,李克成立一个互助组,李春山也成立一个互助组。《人境》中马垃成立一个专业合作社,赵广富也成立一个。这些互助组都有先进和落后乃至反动的斗争,梁生宝和郭振山斗,高大泉和张金发斗,李克和李春山斗,同样,马垃也和赵广富斗,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前者胜利。马垃的专业合作社种稻,赵广富的合作社种棉,他们连过节时也较劲.一个成立舞龙灯队,一个赶紧成立舞狮队。马垃专业合作社种植的良种水稻,不用化肥农药,赵广富的专业合作社种的是抗虫棉,但他对国际市场的抗虫棉风险信息没有把握,结果他的合作社到小说结束时,已名存实亡,而马垃的有机大米则前景看好,参加他的合作社的人愈来愈多。这种比攀和结局也是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合作化问题小说的描写模式。

  马垃和梁生宝、高大泉、李克在精神上也有继承关系,梁生宝、高大泉等的互助组成员主要是贫雇农的结合,马垃也是如此。起初他的同心社(这个名字也有五十年代的气息)只有五六户,以贫穷和劳动力弱的家庭组成。谷雨家先是躲计划生育并被罚款,打工也没有挣到钱。回到老家,正愁着没法过日子,和马垃一谈,一拍即合,在一起干。胡嫂丈夫在城里建筑工地做小工,摔死了,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在家种地。曹广进是个患慢性鼻炎的五十多岁老头,儿媳都在城里打工,他带着老伴在家种地。后来加入同心社的小拐子父亲死了,母亲跟人跑了,他成了孤儿,开麻木生活,因为赌博,不仅输掉了麻木,连命都差点搭上,要不是马垃遇见,他可能死掉。这些老弱病残在马垃的带领下,居然翻身成了气候。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心底善良,懂技术,懂经营的好带头人,这和《创业史》那些小说一样,同样,马垃也获得领导的支持,只不过支持他的支部书记郭东生和市长丁作鹏少了那种党的化身的光环,而是变成和马垃有亲密关系的伙伴、同学,郭东生和丁作鹏也不是那种执行领袖路线的忠诚干部,而是有着个人利益追求的干部。在《春潮急》中,李克把复员费用来为互助组买回了耕牛,在《人境》中,同心社社长马垃把自己的积蓄购稻种以及合作社各种设施的启动资金,同心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稻种,这也不禁让人联想到《创业史》中梁生宝买稻种。《人境》中的谷雨和赵满月的关系也令人想起《创业史》中梁生宝和改霞的关系。

  二、《人境》和文革文学的关系

  前面已经提到《人境》和《金光大道》《春潮急》的继承关系,这里着重谈一下《人境》和文革知青宣传以及知青文学的关系。那时的知青分为插队知青和回乡知青,不管是那一种,主流宣传都是在农村光荣。197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朝晖》,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短篇小说集,其中冯泽纯《新的一代》写的是生产老队长和女儿李玉红的故事。李玉红就是回乡知青,她先是当生产队长的爸爸的助手、生产队妇女组长,嫁到红旗公社大干生产队后,又当选为生产队长,领着一百多号人。父亲为女儿那儿的生产有点担心,前去察看,没想女儿干得很好。《人境》中,马垃的哥哥马坷和李玉红一样,也是回乡知青,他向贫协主席郭大碗伯伯学习,成立青年突击队,起早贪黑挑塘泥,抢收稻子,晚上挑亮油灯学《毛选》,重读《实践论》和《组织起来》,学习金训华事迹,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来鼓励自己,读《艳阳天》,要向萧长春学习,和知青慕容秋有朦胧的感情。马坷如果不是抢救队屋中的良种而牺牲,他会和知青慕容秋组成革命家庭,慕容秋会成为扎根农村的好榜样,就如文革时当红的邢燕子一样。小说中马坷的日记和雷锋日记相比,没什么差别。马坷一直是弟弟马垃的偶像,就是他死去几十年,这种偶像地位都没有动摇,由此可见《人境》和文革文学的继承性。《金光大道》中有周老伯,《春潮急》中有松林老汉,他们分别是高大泉和李克的智囊。《人境》中也有这样一个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郭大碗,他一出场就年到古稀,马垃遇到困难,每每是他化解,或者是出点子。马垃和谷雨的关系也类似《金光大道》中高大泉和朱铁汉的关系。

  三、《人境》的贡献

  尽管这样,我们不能说马垃是梁生宝、高大泉、李克在新世纪的复活,他的形象比这些人物要复杂得多。他的成长过程既有贫下中农哥哥,贫下中农大伯的精神指引,也有上大学时《北方的河》那个游黄河的主人公精神,小说中用了不少笔墨写马垃看到哥哥和慕容秋他们游长江,还写马垃长大后历经磨难,返回故乡创业,他时常在江中搏击,以锻炼身体,获得力量。请看这一段:

  ……只见宽阔的江面上,有个人正朝着江中心游过去。水流得很急,加之刚驶过一艘货轮,波涛起伏,一浪高过一浪,那个人在波涛浪谷之间忽隐忽现,仿佛随时都会被吞没似的。此时,太阳已经西沉,夕阳的余晖把江面映照得一片火红,那个人仿佛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划开一道道激流,顽强地朝江中心的沙滩移动,越来越近。⑵

  读这段文字,很容易想起《北方的河》中的一些段落。

  而马垃的另一个指路人是逯老师,逯完成了马垃更重要的人生转变,逯使马垃从满脑子革命英雄主义的红小兵变成了信奉“知识就是力量”的八十年代新一辈,使他看到了商品经济的力量以及资本的形成过程,甚至使他相信在社会主义时期,资本也有原始积累的性质,他跟着逯老师办公司,跑销售和批文,这些经验对他后来办同心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人境》中,马垃办同心社和梁生宝、高大泉他们办互助组在精神上是相同的,但每一个读者都知道,这是不同时代的读本,马垃不是梁生宝和高大泉在新世纪的简单复活。其实梁生宝、高大泉、李克他们胸怀的理想都是中西早已存在的乌托邦精神,歌颂乌托邦精神没有错,但是要看到乌托邦在现实中是必然要失败的,必然会步步碰壁。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都把从互助组、高级社、人民公社的这种乌托邦不仅当成中国农民的正确道路,而且回避它们实施过程中的不切实际以及产生于人民群众中的阻力。《人境》就没有回避这种乌托邦实验的破产。同心社最终成了资本扩张的牺牲品,当楚风集团要把污染严重的化肥厂搬到神皇洲时,不仅同心农业社和赵广富的农业社将不复存在,连神皇洲人的家园也不复存在。马垃想联合赵广富,抗洪抢险,保住农业社,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他在神皇洲建的小楼上有风车,曾几何时,给人神秘感,给人希望,而到小说结束时,我们知道不过是堂吉诃德的风车,马垃也是堂吉诃德似的人物。但是,人是要有理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需要乌托邦的冲动,需要堂吉诃德似的人物。所以我们不能否定五十年代中国人搞合作化的热情,只是这种热情没有和现实结合起来。反映合作化问题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从热情出发,不顾及现实,把合作化的阻力归之于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的破环,这就相当幼稚了。《人境》写了新世纪的乌托邦,客观地写了它的破产,而且不归之于阶级敌人,甚至让和马垃对立的赵广富在保卫家园时不计前嫌,共同联手。凡此种种,就使《人境》既和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有联系,又超脱出来,成了一个有价值的新文本。

  刘继明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作家,多年前他写了一部中篇《启蒙》⑶,主要人物是蕖伯安,此人在八十年代是启蒙者,知识界的偶像,可是到了新世纪,蕖伯安为了自己公司的利益,把椿树岛的人逼出了自己的家园,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曾几何时,椿树岛人在他沦为右派时,不仅接纳了他,还使他在灾难中幸存,椿树岛的姑娘江中莲不仅治好了他的病,还嫁给他。可是,当他显赫时,不仅抛弃了莲子,还把所有椿树岛人赖以生存的家园变成了他的开发地,椿树岛人看成生命的椿树也遭到砍伐,不复存在。启蒙者蜕化了,这是刘继明写蕖伯安的用意,小说的力度是明显的。现在,他又奉献给我们一部《人境》,使我们对十七年和文革反映合作化问题的小说有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而神皇洲人在资本的扩张下,连家园都不复存在,而马垃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人一度事业兴旺,到头来他的类似梁生宝等的农村实验终告破产,这些都给人深层次的思考。

  小说的题目《人境》出自东晋诗人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刘继明干脆把“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作为题记放在小说的开头,书中主要人物马垃的确有陶渊明的理想,他希望把神皇洲变成桃花源,他也像陶渊明那样,一边在神皇洲耕作,一边写作。可是就像陶渊明的理想终不能实现,马垃也是如此。一场豪雨加上楚风集团出手,他的家园就将有灭顶之灾。

  ⑴《芳草》2016年第2期,《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4期,作家出版社2016年出版

  ⑵同上,第144页

  ⑶《小说选刊》201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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