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道年”是拉丁文“santoninum”的中文音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山道年”在我国既是一种专治蛔虫的药品名称又是一种商标名称,这种专治蛔虫的药品在保障儿童少年和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上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当历史巨人的脚步迈到了今天的时候,“山道年”已经悄然不见了踪影。
人们不禁要问,这种专治蛔虫的药品为什么在我国市场上消亡了?这种专治蛔虫的药品最初是怎样生产的?提取“山道年”的植物蛔蒿为什么要从苏联引进?在“山道年”不见了踪影的后面还有什么鲜为人知的秘闻?
一、“宝塔糖”与“山道年”是一个意思。
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百废待兴,对药品商标的登记注册与监督管理尚未走上正轨。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山道年”就成了全国十几家制药工厂共同使用的专门用于驱除蛔虫的药品名称与商标名称两者合一、人人皆知的混合名称。
五十多年前的解放初期,蛔虫病在我国是一种城市与农村都大面积存在的极其普遍的疾病。产生这种多发性疾病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城市与农村的环境卫生和饮食卫生条件都实在是太差。
蛔虫病的克星就是“山道年”。这种专门用于驱除蛔虫的药剂是从菊科植物蛔蒿中提取的。从蛔蒿中提取的纯净“山道年”外观为无色结晶或白色结晶的粉末状物质,制造为成品后的驱蛔药剂一开始多为片剂,后来,根据蛔虫病多数是在儿童少年中发生的特点,为了让儿童少年们愉快地服药,以保障其健康地成长,又将片剂改进为加入一定比例的食糖后,制造为粉红色或黄色等圆锥体的宝塔形状。于是,儿童少年和广大群众便将这种驱蛔药剂俗称为“宝塔糖”。
时至今日,年龄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们一定都有印象,在当时,一提起“山道年”,人们都知道是一种驱蛔药剂的商标名称；一提起“宝塔糖”,人们都知道指的是“山道年”。也就是说,在老百姓看来,“宝塔糖”与“山道年”是一个意思。
二、提取“山道年”的植物蛔蒿从前苏联引进的背景。
蛔蒿这种耐寒冷的野外原生植物在植物学上又称“山道年蒿”,是多年生半灌木,是北极圈内的特有的可以被人类用来作为药用的植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1951两年内,我国生产“山道年”的原料药剂一直是全部依靠从前苏联进口。
1952年,作为前苏联的援华项目,我国从前苏联引进了提取“山道年”的野外原生植物蛔蒿种子试种。
1954年,潍坊农场在全国有蛔蒿试种任务的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等四个国营农场独家试种成功。在此以后,随着蛔蒿在潍坊农场的“安家落户”,也开创了我国“山道年”驱蛔药剂自给有余,并有少量出口的历史。
但是,30多年后的1985年,这一历史因提取“山道年”原料蛔蒿的绝种而断绝,以“山道年”为名称的药品商标名称也不复存在。这一事件,是我国民族制药史上一个深刻的教训。
三、潍坊农场成为提取“山道年”原料蛔蒿全国的种植基地的前后过程。
1952年,为了将引进蛔蒿种植的前苏联的援华项目落实扎实,国家农业部、国家化工部、国家卫生部、国家公安部联合发文决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将从苏联引进的20克(重量只有20克的蛔蒿种子,由此可见这种种子的珍贵)蛔蒿种子平均分成四份,在公安人员的保护下护送到有试种任务的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等四个国营农场分别试种。
到1954年年底,由于环境温度、阳光日照、自然气候、肥料成分、土质结构、日常管理、周边条件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呼和浩特、大同、西安等三家国营农场分别试种的蛔蒿均宣告失败。唯有潍坊农场一家试种的蛔蒿宣告成功。
为了对外保密起见,潍坊农场试种的蛔蒿对外宣称试种的是“一号除虫菊”。
潍坊农场坐落在坊子火车站东南方约一公里处。在有蛔蒿试种任务的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等四个国营农场中,唯有潍坊农场一家将蛔蒿试种成功后,从1954年开始,潍坊农场就成了全国“山道年”提取原料蛔蒿的唯一的种植基地。
1955年～1958年,前苏联的药用植物专家基里扬诺夫应邀来华多次进行工作访问,当听到我国只有潍坊一地成为“山道年”提取原料蛔蒿的种植基地后,曾经三次从北京专程到潍坊农场指导蛔蒿的种植和调查研究。
在此期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也派出多名药用植物专家到潍坊农场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蹲点研究。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潍坊农场蛔蒿的种植面积经过几年的发展,由少到多,扩大到了8640亩,平均年产蛔蒿花叶为149890公斤,平均年产蛔蒿种子为3100公斤。不但为全国十几家制药企业提供了“山道年”的生产原料,还有少量出口。
由于潍坊农场“山道年”提取原料蛔蒿的种植成功,完全可以说,这一成功让全国相关部门的神经都振作起来了。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三十多年里,潍坊农场成为提取“山道年”原料蛔蒿全国的种植基地是切合实际,名实相副的。
四、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里,“山道年”驱蛔药与提取原料蛔蒿种植的景况是大起大落。
1960年～1962年,我国国民经济因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突然袭击,其后果是人所共知的:一是使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二是由于粮食奇缺,城乡以野菜充饥的群众多得很,蛔虫病在我国人民群众中也呈现了急剧上升的势态。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蛔虫病在我国急剧增多；另一方面是粮药用地矛盾突出,潍坊农场也不例外。当然,两者相衡取其重。无疑,粮食生产是最紧迫的,是第一位的。为了确保粮食产量,潍坊农场“山道年”提取原料蛔蒿的种植面积由8000多亩下降到500亩,使蛔蒿的产量急剧下降。分工在蛔蒿中提取“山道年”的主要企业是设在淄博市的一家知名制药企业,其制药的主要设备都是从当时的苏联引进的,由于“山道年”的提取原料的植物茎叶太少,让这些大家伙还不够“塞牙缝”的,最后的结果是这家知名制药企业由于太少的提取原料不能维持这些价值昂贵设备的正常运转而拒绝收购。
在这种情况下,在几年里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焦虑的事情。
在潍坊农场与昌潍专区中心药材公司的贮存条件都很简陋的情况下,1961年该药材公司只好用再生麻袋装蛔蒿的办法进行露天码垛存放,结果使其烂掉了2000多公斤。
为了使尚存的蛔蒿不再继续受到损失,1962年9月,山东省卫生厅召集有昌潍专区药政管理、医药检验、中心药材公司负责人以及昌潍专区中心药材公司家属工厂负责人参加的专门会议,研究讨论土法生产驱除蛔虫药的问题。会议批准了“山道年”驱蛔糖浆的生产。此后,昌潍专区中心药材公司家属工厂在生产驱蛔糖浆过程中,采用了直火加热、铁锅煎煮浓缩的土工艺,生产了100毫升的“山道年”驱蛔糖浆14万瓶。因使用了未经提炼的从古巴进口的红砂糖,装驱蛔糖浆的瓶子是“大跃进”高潮期间当地一家工厂土法生产的产品,封口根本谈不上严密,致使大半“山道年”驱蛔糖浆发酵发霉,从而使3500公斤蛔蒿原料报废。
1964年,潍坊农场遇上了连续40天不间断的阴雨连绵天气,成片的蛔蒿因水涝而绝产,未能收获一粒蛔蒿种子。幸亏潍坊农场一位老同志有远见之明,在1963年就利用密闭低温贮藏的土办法,在农场里的一口深井内保存了三瓶蛔蒿种子,1964年取出后,发现有两瓶蛔蒿种子是存活的。这为潍坊农场以后的蛔蒿种植生产留下了一条生路。
经过长期栽培实践的总结,潍坊农场不仅逐渐摸清了蛔蒿的生长规律和病虫害的防治方法、水肥管理、良种繁育等技术的运用,在种植方法的改革上,也逐渐由冬季育苗移栽改为春季育苗移栽,之后,又逐渐改为大田直播。这样做的好处不但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有效地提高了蛔蒿的种植质量。
1965年,经过昌潍专区有关部门同意,潍坊农场将蛔蒿种植推广到潍县、安丘两个县的部分农村生产队。蛔蒿种植开始有步骤地、较大面积地推广种植。
五、在“十年动乱”过程中,潍坊农场被迫停止了蛔蒿种植,“山道年”驱蛔药又呈现了反常的市场饱和状态。
“十年动乱”让“山道年”驱蛔药的种植与产销都遇上了灭顶之灾。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山道年”这一专治蛔虫药品提取植物蛔蒿的命运和种植它们主人的命运一样,都无可避免地遭到了以下两种厄运。
一种厄运是潍坊农场的几位领导都遭到了无端批斗的同时,经过该农场干部职工多年实践优选的高含量“山道年”驱蛔药提取植物蛔蒿的种植田也惨遭毁坏,眼看就要成熟的蛔蒿被“革命造反派”割得一塌糊涂。
另一种厄运是潍坊农场的“革命造反派”在造反行动中,以技术保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名,将该农场经过多年总结的蛔蒿种植的技术秘密向潍县、安丘、平度、昌邑、诸城等县进行了公开,潍坊农场在经过二十多年探索努力后,忍痛将职工们视为骄傲的驱蛔药提取植物蛔蒿停止了种植。
随着潍县、安丘、平度、昌邑、诸城等县开始种植蛔蒿,其他各县也纷纷开始种植。到1976年,昌潍地区(1967年3月13日,昌潍专区改为昌潍地区,辖县级市潍坊、益都、昌邑、高密、诸城、昌乐、临朐、寿光、安丘、潍县、平度、五莲、胶县、胶南、临淄等县)种植蛔蒿的土地面积达到18000多亩。在以后的几年里,蛔蒿的种植土地面积继续地向上攀升着。
在蛔蒿的种植土地面积急剧向上攀升的情况下,山东省内的烟台、德州等地区的制药企业也纷纷上马生产“山道年”驱蛔药,造成了“山道年”驱蛔药的市场一度饱和。
面临这种蛔蒿种植土地面积急剧攀升和“山道年”驱蛔药的市场饱和状态,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们心里都很明白,人类认识蛔虫病,就像认识层出不穷的大自然之谜一样,已经走过了几千年不断探索的道路。无疑,“山道年”驱蛔药的推广使用是这不断探索过程中一个阶段性的胜利。但是,就像硝烟弥漫的战场一样,在经常获得胜利的同时,也会经常伴随着挫折。这种蛔蒿的种植土地面积急剧攀升和“山道年”驱蛔药的市场饱和状态,实际上就是一种在与蛔虫病作斗争的战场上遇到的一次很反常的现象,就像人在死亡前会出现“回光返照”的现象一样,在“十年动乱”的后期发生的这种“回光返照”现象的背后,预兆着一次令人瞠目结舌的灭顶之灾。
六、“山道年”驱蛔药与提取原料菊科植物蛔蒿在潍坊市乃至我国的绝种,发人深思。
1979年,昌潍地区所辖寿光、安丘两县的药材公司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同时开展了蛔虫普治工作。寿光、安丘两县以在校学生为重点,全民服用“山道年”驱蛔药的第一次集中服药与第二次集中服药分别达到40万人和30万人,并且服药的效果显著,群众反映良好。为此,先是山东省卫生厅以及山东省医药管理局向全省各地发出通知,然后,国家卫生部以及国家医药管理局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出通知,推广上述两县以在校学生为重点,全民服用“山道年”驱蛔药并且服药效果显著的经验。
1980年,国家卫生部以及国家医药管理局在辽宁省锦州市所辖的兴城县召开了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参加的“全国蛔虫普治工作经验交流会”。寿光、安丘两县药材公司的负责同志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向与会代表们介绍了寿光、安丘两县蛔虫普治工作的成功经验。
人们也许都想象不到,在取得上述令人振奋成效的时候,在以后短短的两年内,“山道年”驱蛔药和提取原料菊科植物蛔蒿在昌潍地区乃至我国竟然一下子断绝了踪迹。
在此之前的1979年,昌潍地区的潍县、安丘、平度、昌邑、诸城等县由于“山道年”驱蛔药的库存积压,都终止了提取原料菊科植物蛔蒿的种植生产。
1982年9月,国家卫生部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和医药管理局发出通知,对包括“山道年”驱蛔药在内的127种药品与剂型予以淘汰。
为了让艰难发展起来的“山道年”驱蛔药和提取原料蛔蒿不因其剂型被淘汰的原因,而使提取原料蛔蒿绝种,潍坊市县两级药材公司的一些老同志只好将一些蛔蒿种子装入大瓶子里置入深井进行贮藏,但是,这种贮藏的土办法只能在较短时间里有效,时间一长,只能枉然。
应该说,淘汰一种药品的剂型不等于淘汰这种药品的提取原料,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但是,我国制药史上本来不应该发生的悲剧还是眼睁睁地发生了!
在1985年发生的事情是令人们刻骨铭心的,在这一年,全国各地求购驱蛔药提取原料蛔蒿的函件雪片般的飞到了潍坊市药材公司,更有甚者,一些外地来潍求购驱蛔药提取原料蛔蒿的供销人员还带来了十分丰厚的条件作为求购蛔蒿的交换筹码。但是,当他们终于明白了驱蛔药提取原料蛔蒿在潍坊市乃至我国已经绝种的现实,在扼腕痛惜之余,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潍坊。
王建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