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毛主席诞辰127周年。本岛想和大家聊聊，在成为我们的导师之前，青年“毛同学”曾经历了哪些磨炼，有过怎样的想法和实践。
1919年3月，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青年从上海起航，随后一年多时间里，赴法者突破1500人。
新民学会是这股浪潮的重要发动者，李富春、蔡和森、萧子升、向警予等人也已陆续前往法国。而作为最重要最积极的组织者毛泽东，最终却选择留在中国——
“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抵达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们，贪婪地接收着一切新鲜的东西，新技术、新社会、新道德、新文化、新思想……他们半工半读，一边了解工人真实的生存状况，一边阅读西方思想家们的著作，有自由主义，有无政府主义，有空想社会主义，也有马列主义。
中国该往何处去?我们应当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些问题始终萦绕于青年们的脑海，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探求答案。
1920年7月，在蔡和森的组织下，新民学会在法会员们召开了“蒙达尼会议”，激烈地争论起来。
蒙达尼会议的合影，在蒙达尔纪的杜吉公园
他们主要分两派。一派以蔡和森为代表，认为应当走俄国人的路，组织共产党，搞无产阶级专政，非此不能改造中国与世界。另一派针锋相对，以萧子升为代表，主张温和革命。他坚持不能“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取多数人的福利”，所以不能采取暴力手段，而要以“教育”为手段，逐步改造社会。
会议结束后，萧子升、蔡和森、李维汉(毛同学一般叫他“和笙”)等人给远在中国的毛泽东写信，转述会议内容，并希望听听他的观点。蔡和森专门写一封长信，介绍俄国革命和世界共运，阐明自己的观点。
这些信件承载着那批青年的热血和理想，跨越重洋来到青年毛泽东手中。他思绪万千，提起笔来：
“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
我想，毛泽东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脑海中一定闪现出无数画面。
1918年，他在长沙开始设想“新村实验”，并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在岳麓山下开始实践，游说、教育周边村民。后因种种原因中断。
1919年7月，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在发刊词上，他对比了温和革命和“急烈革命”，并明确倾向于选择前者，实行“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要向强权者实行“忠告运动”，要让他们听到“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为什么不能搞“流血革命”，他给出了两点原因：
首先强权者也是人，也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的“谬误与不幸”。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辛亥革命的结果，都是最好的证明。无血的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
可以看出，毛同学的这个认识与变成毛教员后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有不小的差异。
1919年12月1日，他把“新村”的设想和规划详细地发表在了《湖南教育月刊》上。最终仍未能实现。
1920年初，他在北京考察“工读互助团”。虽然这些工读互助实验陆续宣告失败，但他仍对此抱有极大的兴趣。
1920年3月，他在《申报》上发表“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5月，与彭璜、张文亮等在上海民厚南里开始了正式的实验。很快宣告失败。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左四)与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的合影
1920年8月，他支持湖南自治，为此多方奔走，推动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的召开，并且在《大公报》上发表多篇文章，介绍、分析、论证、募集签名等等。此时的他，仍寄希望于开明的湖南督军谭延闿，呼吁“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惨。”但是很快，谭延闿的真实面目显露出来。10月，湖南自治失败。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为温和改良而做的努力了。
1920年11月，他给向警予的信中提到：
“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是啊，如果能够和和气气地改良社会，谁又愿意流血牺牲呢?但他已经把所有可能的改良方法都实践过了。所以，在此之后，他很快地接受了马列主义，接受了俄国人的路。所以，他能够在现在(1920年12月1日)，坚定地给远赴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们提笔回信——
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以既不妨碍自由又不用流血牺牲的办法实现社会改良，这种想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但现在钱、人和机关全部都在资本家手里，我们拿什么去推行自己认同的教育？
所以，“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不仅是毛同学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也是他自己心路和实践历程的真实写照。
所以，他对蔡和森提出的，学习列宁，走俄国人的路，“表示深切的赞同”，“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其实，蔡和森的列宁主义倾向早在1918年就已经显现了出来。他给毛同学写过一封信，名为“手段与目的”。信中痛斥，“君子无弹性，此乱所以不止也”。所谓“君子”，往往只不过是为了一己的名誉和利害计算，不愿做一点脏了手的事，最终只能一事无成。这种所谓的“洁身自好”，其实是极端自私的表现。
如果真的是君子，真的要追求“善”，那么“无善不可为”也就等于“无恶不可为”。所以，蔡和森立志要
“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杀坏人），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进之，使自我发；然后，将万恶纳之袖中，玩之掌上。”
“我果小人乎？则将此万恶顶之头上，以为护符；散之天下，以为走狗；无不可也。我果君子乎？则将此万恶捣之碎之，烧之溶之，锻之炼之，碎之磨之；神而化之，使成美质之原子，新而明之，使成优秀之国民。”
在封建社会的框架中，这就是周星驰电影里的那句话“贪官奸，清官要更奸”
(有关蔡和森，孔鲤曾有过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我已经转载到今天文章的第二栏)
其实，蔡和森所崇拜的列宁，那时候也正在遭遇来自左派内部的攻击。西方许多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与之决裂，正是因为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但事实是，列宁的很多目的都达到了，而那些其他西方左翼，到了六七十年代也就最多进展毛同学当年“新村实验”那一步，八十年代后则愈发落后，连新村实验的的勇气都没有了。用学者大卫格雷伯的总结就是：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左翼越来越缩进校园和研究机构，提出越来越激进的元理论，解构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但真实的世界反而越来越保守。
是的，他们都有道德洁癖，都怕弄脏自己的羽毛。号称博爱，爱性少数，爱少数族裔，爱难民，爱小动物，爱环境……其实最自私，只是为了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享受道德崇高的愉悦，而非真的为了帮助那些人，真的为了解决问题。
王震将军曾治理某地，后世对他的评价是“雷霆手段显菩萨心肠”。其实对于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都是如此。蔡和森的与恶为伍，后来切格瓦拉的“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等等。
1920年，毛同学在无数次的试验后，放弃了他对改良主义的最后一丝幻想。
二十多岁的他他敢直接反对大思想家罗素，敢批评改良主义“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那是因为他真的尝试过了。在学者们于书斋和讲堂上空想的时候，他早已在实践中检验、反思过很多次。他早已见识过了地主、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们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以及他们保护本集团利益的意愿有多么不可撼动。
意识到这一点的他，开始飞速成长。在安源煤矿，在长沙的工厂，在老家农村，他深入群众之中，并努力将他们组织起来。曾经高呼的“世界主义”“工读互助”一类的理想，慢慢成为最终“目的”的一部分，越来越少被提起。而现阶段的实践中，组织、政权、枪杆子、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1925年12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了。
☆ END ☆
最后补充点学术界的八卦。
现在的西方左翼学界还尚未全军覆没，比如著名思想家齐泽克，就是硕果仅存的几个认可列、毛的学者之一，而他最赞赏他们的原因，就是列毛不怕脏了手，想尽一切办法维持革命政权的存续。当然，齐泽克早已被很多人开除左籍了。
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有人问他，假如真的参与了革命，他希望做什么工作。齐泽克回答，克格勃一类的情报机构。
听者大惊，情报机构个个都是臭名昭著，他为什么想做这个。
齐泽克解释道，革命行动必须有情报机构，而情报机构一定会有严酷手段，也一定会有冤假错案，其中人员也多半没什么好结果。但这活儿总得有人去干。既然大家都怕脏了手，那我就去吧。
而齐泽克对斯大林的态度则更有趣。众所周知，斯大林在西方已经几乎被等同于希特勒，为斯大林说话会被他们认为是反人类的。齐泽克并没有为斯大林说过好话，但他家门口却挂着一张斯大林画像。
有一次，某记者去他家采访，刚进门就被正对着的斯大林吓了一跳，问道，你为什么要把它挂在这里?!
齐泽克回答，我把它挂在这里就是为了等某些蠢蛋来问我为什么要把它挂在这里。
(全文完)
(毛同学与蔡同学通信的言语比较激烈，就不方便在这里贴了。大家可以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的“致蔡和森等 (一九二○年十二月一日)”，网上都有。)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