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与诺贝尔奖
关注莫言，先是看到了他那个自称是“偏见”的讲话。后看到了司马南与上海莫言女粉丝的辩论。
本来，只是作为一个看客“观战”。看着看着，有了感觉，想了想，觉得有话要说。是不是有资格说？按说，像老朽这样的人，没有上过大学，没有读过莫言，对于莫言发布的文学观是不是就没有发言权？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作家，是不是一道“护身符”，具有“豁免权”？由于不知道谁是发放“评论资格”通行证的人，又感觉想发点议论，应该属于人的“言论自由”之类，符合莫言所谓的“普世价值”。不必获得什么“通行证”或者“许可证”。提出“资格论”的人，真的是在维护莫言、维护莫言的“普世价值”么？非也！其实，他们的行为表明，连他们都不相信那所谓的鸟“普世价值”。
莫言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能够创作出一部部大部头的小说，足以说明他不愧为作家、大作家称号。又由于诸多作品屡屡获得这样那样的大奖，包括诺贝尔奖，也完全有资格称为著名作家，甚至是国际著名作家。因此推测，对于“写作”，他有自己的一套，有自己的写作秘诀，“揭露黑暗”。这，或者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秘诀。
莫言的作品，早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就在社会上流行。期间，也听到过一些议论，这种现象好像没有因为获得诺贝尔奖而平息。说明有人也根本不诺贝尔文学奖放在眼里，对获奖者表现出应有的敬畏。
那时人们的议论，即使有不同意见，或许可以叫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属于“兄弟阋墙”。
但是，获诺贝尔奖之后，虽然还是那些作品，当读者看到那“获奖词”之后，它就有意或者无意的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了“暴露”和“暴露”什么，怎样“暴露”方面。引发人们的深度思考。人们不会不思考，为什么作者的作品能够与那些外国“评委”产生“共鸣”，得到他们的垂青。其中应该有什么内在关联。
说起来，莫言获奖也已经十年了，那年是2012年。此前的一年，同样有一个中国人，叫刘晓波，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二者之间是不是属同一届，两个奖之间是不是有联系，平素里不关心那等事的人，自然不得而知。反正发奖的是出自一个单位，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按照他们的统一标准发奖符合逻辑。
虽然从莫言获奖那一天开始，不同的声音也从来没有断过。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出现像现在这样的激烈争论？此一时彼一时，时势变了。
简单回顾，伟人身后，历史虚无主义肆虐，“非M化”无孔不入。莫言这一代作家，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成长，他们又赶上了西方文化的渗透，不，是入侵。有人提出了“无为而治”。文化界里以到外国得洋奖为荣。当此之时，伟人的《延安讲话》受到莫言们的质疑，很正常。
对于发生在文艺界的这种现象，应该说，莫言看的清清楚楚。因此，他说：“伟人的《延安讲话》，确实有较大的局限性，我们这一代作家早在80年代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几乎所有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打破这个局限性”。
这，很像是个“自供状”。不过，没有人“逼供”。他说的的确是“实话”，而且是“大实话”。莫言完全有资格代表他们那一代作家。就像莫言自己说的那样，在创作中，竭力克服伟人的“局限性”，开辟了自己的道路，在“解放思想”的路上迅跑，向着诺贝尔奖冲刺。终于，愿望得偿。
他凭借什么思想武器打破伟人的“局限性”？莫言没有明说。但是，他说了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是否可以这样说，他在摆脱了伟人的“局限性”之后，就投入了马尔克斯的怀抱。这位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无疑给莫言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
可以肯定的说，如果莫言不摆脱伟人的“局限性”，根本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莫言的爱憎天平向那一端倾斜，是明摆着。这在他作品中都有体现。
诺贝尔奖，是外国人的奖项。他们的奖项中，是不是有“政治标准”？外国人可能不承认。承认了，就削弱了它的权威性。这应该是相当多的中国作家不愿意承认的。而事实上，他们的政治标准极其鲜明。国人不要做鸵鸟就好。有人只看到中国文艺中有“政治标准”，对于外国的“政治标准”视而不见，佯装看不见。其实是在往外国的“政治标准”上靠，努力的去适应外国的“政治标准”。其实，那点小心思骗的了谁？
鲁迅说：“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莫言能获得诺贝尔奖，那是因为评委不同。惺惺相惜。其实，在国内评奖都一样。
当人们看清楚了诺贝尔奖的所表达的现实的时候，对莫言的作品提出质疑，也就不奇怪了。那个奖，反而帮助人们擦亮了眼睛。
这次的争论，不仅涉及到不同的文学观，不仅仅涉及是“暴露”，还是“歌颂”的问题。还涉及文学家是什么人，应该是个什么人。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十八大”的召开。“十八大”之后，历史虚无主义受到批判，“非毛”歪风得到遏制。这是社会大环境的变化。
这几年，西方的政要也不断给中国人“上课”，出难题、甩锅。昔日中美所谓的“夫妻关系”已不复存在。甚至成为笑话。原来西方对中国的不怀好意是一贯的既定政策。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西方，其中就包括那个诺贝尔文学奖。
人们不仅在重新审视西方，也在重新审视国内的某些现象，重新认识某些现象。
应该承认，西方这个“反面教员”及那些与西方沆瀣一气的“公知”一类在擦亮人们的眼睛方面，的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公知”的声音明显降低了分贝。说明他们知道“审时度势”，只是暂时躲避一下锋芒。他们不会轻易退出已经占领的舆论阵地。
不管风云如何变化，国人是有记忆的。记忆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健忘。国人的这种“人性”，与莫言想象的可能不一样。这次引发的“争论”，既不是无缘无故，更非偶然。争论的种子早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就已经种下。无独有偶，文艺界现在发生的事，十年前教育界发生的关于所谓的“毒教材”问题，也在这个时间点上爆发，像是商量好了似的。
该来的，早来晚来，总是要来。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