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安徽、四川受灾，农民自发恢复60年代初一度实行过的包产到组/户的生产责任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包”为主的形式得到推广。
最初各地的形式，主要是包工到组和包产到组，到1979年，一半以上生产队实行包工到组，1/4包产到组。但这分得还不彻底。很快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包产到户。特点：（1）所有制上，集体将土地、农具、牲口等长期固定给农户使用。（2）生产上，各户自行安排生产。（3）分配上，各户承包一定产量，此为包产部分，需上缴集体，由集体统一分配；如果超产，超产额的自留，如果不够，农户需赔偿。
随后安徽凤阳发展出包干到户的形式，即“交够国家的（类似税收），留足集体的（一般10%左右），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形式下，集体不再统一安排分配。
包干到户的生产由农户自行安排，分配集体也不再插手，自此集体经济完全退出农业生产。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后来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形式，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分田单干。
分田单干在不同地方效果不同。某些地方受到欢迎，某些地方遇到极大的阻力。特别是一些机械化大作业的地方，农民不愿意分田单干，一旦分田农机无法使用，这些地方甚至出现闹剧，把农机拆分后分给社员（也有贱卖后分钱的）。
当时党内思想也不统一，很多人认为一旦分田单干，就会不可避免地滑向资本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村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就曾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79年3月14日，农委主任给《人民日报》主编写信，要求《人民日报》站出来说话。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分田单干，要求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从1979年初到1980年初，关于分田单干的争论非常多。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讲话，“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这些地方将来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这个讲话起了决定性作用。9月，中央召开省级第一书记座谈会，出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强调：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这个文件正式肯定了双包责任制。随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快速推进。凡是抵触中央决议的，不换脑筋就换人。到1983年底，全国98%以上农户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绝大部分是大包干）。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所述，分田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一部分社队干部、群众错误地认为包干到户就是土地还家，分田单干，致使社队基层组织涣散，甚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致使许多事情无人负责，集体财产被私卖私分或弃之不理，多年积累起来的集体经济的物质基础受到削弱。”
关于分田中农民的积极性这一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描述非常有趣，该书在693页描述到“承包的土地划分过于细小、分散，据典型调查，平均每户承包耕地8.35亩，分散在9.7块耕地上，平均每块耕地只有0.86亩。同时由于土地承包制度很不健全，承包户对土地的投入积极性不高，甚至进行掠夺性生产或私自划为宅基地。”这里，该书承认至少有部分农民在分地后积极性不仅没有提高，反倒进行掠夺式生产，并且认为原因至少有两个：其一、土地划分过于细小导致。其二，制度不健全导致。
在694页该书讲到，党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做了一些调整，并说，“尽管上述这些完善工作还是初步的，农村实行经营体制改革后还有不少问题需要继续解决，如承包期限过短，不利于农民增加投入，土地经营规模过于零碎，不利于使用机器和进行灌溉；集体经济力量削弱等。但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种统分结合的经营形式，已经显示出它的巨大优越性。”这里，书中再次确认包产到户至少在某些地方损害了生产力，比如“土地经营规模过于零碎，不利于使用机器和进行灌溉。”
事实上，很多其他材料都讲到当时情况，机器化作业的地方，多对分田单干很抵触，毕竟，人的积极性再强，扛着锄头牵着牛一个小时干的活，一个懒人开着机器几分钟也就搞完了，就算这个懒人再懒，一半时间在吹牛扯淡，他开着机器干农活的效率，也比一个勤快的人扛锄头干活高得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但是很多人就是想不通或者不愿意想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