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上周前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病死，引发了普遍的关注与热烈的讨论。
对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所犯下的罪恶，陶叔已经在《戈尔巴乔夫死了，他犯下的罪恶要一笔笔算》一文中进行了完整的分析。
此人最大的罪恶就是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毁灭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他本意没想让苏联解体，却主动抽尽了国家的灵魂，使得苏联成为一具行尸走肉，最终轰然倒塌。
同时，很多讨论认为不能把苏联垮台的原因全部归咎于戈氏。因为在他上台之前，苏联的体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为解体埋下了定时炸弹。
陶叔赞同这种观点，苏联解体确非一人之所能及。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惊天巨变呢？
陶叔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出在苏联的官僚群体。这个群体严重脱离人民，成为了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
正是因为他们不仅腐败而且无能，才在国家最需要拆掉体制里隐藏的炸弹时，千挑万选出一个投降派爆破手，一举将苏联送上了天。
PS.关于投降派的详细论述，大家可以点击下文链接查看：
而在苏联亡国后，官僚群体中的一些人大肆瓜分国家财富，摇身而变为寡头，继续统治着这个国家，只是他们再也不用背负任何对人民的责任，好不逍遥快活。
从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朝气蓬勃的国家，到产生追求特权的官僚阶层，再到发国难财的大寡头破壁而出。整个过程反映出某种力量一直寄生于苏联体制之中，不断吸取营养壮大自身，却严重损害寄主的健康，使其变质，直至瓦解覆亡。
这种像病毒一样的力量就是革命队伍的痼疾：
小资产阶级化，也就是人们经常拿来玩梗的“小布尔乔亚”。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行为，并非只是看上去的那样愚蠢或可笑，对其忽视和纵容必将造成极大的危害。
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史中，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革命导师们都保持了高度警惕。
02
这种警惕无论是在教员的著作，还是在我党的文献中，随处可见。
先看《毛泽东选集》。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
一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
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这种情形，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和党内教育，逐渐减少了。同时，在红军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存在的。
敌人来了，主张拼一下，否则就要逃跑。这两种思想，往往在讨论作战时由一个人说出来。经过了长时间党内的斗争和客观事实的教训，例如拼一下遭了损伤，逃跑遭了失败，才逐渐地改变过来。
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
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
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
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在《反对自由主义》中：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而在党的相关决议中，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更是连绵不绝。
在1927年底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中，党将矛头直指党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习气”。
指出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在过去一个时期“最激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渗入了我们的党”，从而使党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代表”。
然而党内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他们：
“不但没有能改造（成）澈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澈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
1928年7月，中共六大总结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原因，认为“可以表示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并提出在今后工作中要格外重视并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
同年年底，中共中央在《告全体同胞书》中列举了包括“极端民主化倾向”、“个人意气之争”和“小组织的倾向”等在内的十种“小资产阶级意识”，指出“这些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的确确还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
因此党中央号召全党的同志要“坚决的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以此使全党同志“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之下一致奋斗”。
而在1945年，我党出的第一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所犯左的或右的错误，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看到这些，不免让人产生疑问：
为什么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小资产阶级思想”就如阴魂不散一般始终在滋生？
为什么这种思想就不能完全根除？
是不是存在一种可能，这只是党内斗争中发明出的一顶“万能”帽子，那些犯了错误的，在斗争中失败了的，都可以给戴上。
真是这样吗？
这就需要我们对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进行深入地理解。
03
先要弄清楚一个概念：
什么是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是指介于资产阶级/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
小资产阶级占有一小部分生产资料或少量财产，一般既不受剥削也不剥削别人，主要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有轻微的剥削。包括中农、手工业者、小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等。
小资产阶级作为劳动者，在思想上倾向于无产阶级；作为私有者，又倾向于资产阶级，极易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在革命过程中，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会反复出现呢？
对这个问题，我党在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做了回答。
该文从总体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列举了我党从1921年到1945年之间发生的历次路线错误；
第二部分，总结得出正是由小资产阶级思想导致了这些错误。
至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产生的原因，《决议》给出的答案很明确：
因为我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员本来就是大多数。
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并不是工业无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因为受到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具有较强的革命意愿，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中国革命不可能放弃这样一股强大的力量。
对小资产阶级本身而言：
“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
我党早期的领导人，大部分都出身小资产阶级。因此，中国革命最初实际是由小资产阶级领导发动的。
我党的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员必须经历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自己的过程，杜绝《决议》中列举的思想方法、政治倾向与组织生活三个方面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表现，才能保证队伍的纯洁性，避免造成党的损失。
但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并不是经历一次改造就会彻底根除。
在革命的过程中，不论革命者原本的出身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立场错误，出现小资产阶级思想。
《决议》中对此有所提及，但是并没有重点论述。
对此，陶叔给出一种分析：
无产阶级为什么必然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并且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策，就是因为其没有私利，一切的思考与行动都是为了维护革命的整体利益。
而小资产阶级的判断会受到与其相关的利益的影响。这些利益就是在革命过程中通过掌握权力而伴生的。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出自其与国民党左派的广泛联系，而国民党左派正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不仅威胁了代表地主的国民党右派的利益，也触及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陈独秀出于对国民党左派的照顾，对农民运动给出了否定的意见。
PS.陈独秀批评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关于这段故事，大家可以点击下方文章链接查看：
这就不是完全站在我党的立场上进行思考，拒绝了真正革命的力量。
王明的左倾、右倾错误，出自于对苏联的依附，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体现。
他们没有预想过能够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夺取胜利，也就没有以中国革命自身的利益为中心，必然导致错误的发生。
张国焘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表现最为明显。他以自己掌握的武装作为资本，试图抢夺中央的权力，心中只有私利，早就没有了革命者的大义。
只要在革命过程中，革命者存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区分，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这是一场永远不可能停歇的斗争。
《决议》实际是对党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与危害的系统性清算。
它表达出我党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是：
既大胆吸收，又要进行思想改造，避免其严重的消极作用。
“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
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
在教员的领导下，我党始终能够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绝对优势，从而保证革命的正确方向。
但是如果革命队伍与革命者，不能主动抵制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滋生与侵蚀，主导权被其篡夺，革命必然走向覆亡的结局。
这在苏联解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04
革命成功以后，革命者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如何处理个人、团体与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决定了政权的发展方向。
苏联给出了极其错误的示范。
苏联的党政官僚们脱离群众，形成了一个对人民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这个阶层的本质就是小资产阶级，或者说苏共的官僚阶层整体小资产阶级化了。
小资产阶级并不是稳定的群体，列宁称之为“过渡阶级”。在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时，他们会有革命性。
而当共同的敌人被打败，他们获得权力之后，其私有者的本性决定其要谋求更大的私人利益。
因此，成功篡夺苏联政权的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毁灭了社会主义制度，抢夺瓜分了国家财富，完成了向资产阶级甚至大资本家（寡头）的转变。
苏联的倒台生动演示了革命队伍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持续抵制的灾难性后果。
而在官僚小资产阶级化的同时，人民群众也在小资产阶级化。
随着国家的稳定发展，人民群众往往不再是一穷二白，各自产生了个人、家庭、家族与团体利益。
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私利，许多源自西方的意识形态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这其中，“橄榄型”社会结构理论近年来特别流行。
所谓“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指“中产阶级”应当占社会的主体，而两头的高收入与低收入者占极少数。
受该理论的影响，许多人特别是社会精英，已经将个人的发展目标定位为中产阶级，并期望中国也能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其实，这套理论不过是一个迎合小资产阶级幻想的骗局而已。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根本不存在所谓“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就带有欺骗性。
一般所指的中产阶级，由10类人组成：
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
国有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人员；
股市上的成功者；
企业高级员工；
有技术发明的专利人员；
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
部分新经济的CEO；
部分律师、经纪人和广告人员；
部分归国人员；
部分学者、专家。
这些人早就涵盖在小资产阶级的组成范围之内，就是以前所指的“上层小资产阶级”而已。
但是中产阶级这个名词很容易让很多人飘飘然，让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成为社会中的独立力量。而“橄榄型”社会结构强调中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体，更是让他们产生一种可以主导社会的错觉。
他们希望通过昂贵消费的生活品味，与有实力的人物结交形成的社会圈子，对下一代的不同培养方式，构建出独特身份的“护城河”。
他们在生活中非常焦虑，热衷于各种内卷。
他们还会主动站到资产阶级的立场，对社会限制资本剥削的舆论表达不满。而他们恰恰不明白，因为自己较高的劳动技能，被剥削的程度反而更高。
仅仅是这样生造出的一个名词，就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相当大的思想混乱。
然而，现实是人民群众最好的老师。
在这几年疫情叠加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中产阶级受到极大冲击。高薪工作大量减少，小企业破产倒闭等现实，已经完全暴露了中产阶级并非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本质上仍然只是小资产阶级，具有完全相同的脆弱性。
如果他们无法转变为资产阶级，依靠资本的增值获得稳定的收入，仍然随时可能跌落为无产阶级。
第二，西方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只会短暂存在，不可能是人类社会演进的方向。
西方宣扬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在长期对落后国家的经济掠夺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分享了掌握社会资源的大资本集团漏下的一些汤汁后，中产阶级才有了一段时间的繁荣。
随着世界局势转为长期动荡，当大资本家们把水龙头拧紧之后，中产阶级的垮塌必然发生，西方社会必然重新回到金字塔型的稳定结构。绝大多数中产阶级的阶层跌落不可避免。
资本主义所引领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必然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与压迫，走这条路人民不可能得到解放。
但是，如果人民群众看不清自己的阶级属性，站错自己的阶级立场，仍然会不断被西方成熟的宣传话术所欺骗与分化。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像革命时期一样，坚决抵制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当权者与人民群众中的滋生与蔓延，这是人类社会走出资本主义布下的重重陷阱，走上正确发展方向的重要保证。
而当我们的社会中出现“周公子”、贾浅浅这类现象时，绝对不能等闲视之。
这类现象的本质，是将公权力当成家庭私产，为了保证家族成员的社会地位，互相勾连利益输送，妄图将阶层固化。
所有这些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私心在作祟。
然而，这类事件被曝光之后，常常只是引起了一段时间的广泛关注，但不久热度就会下降。人们将其当成一时的谈资，大多在嘲笑这些人张扬狂妄的愚蠢。
人民群众这样的态度，是因为对这些体制内小资产阶级思想蔓延的典型行为，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无可奈何，只能当成笑话说说而已。
很多媒体在讨论这些事件时，往往浮于表面，只在“社会公平”的话题上泛泛而谈。
但陶叔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在前面几篇文章里已经做过一些讨论，但也一直觉得没有讲透。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陶叔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对这类现象需要重视，以史为鉴，要从保证革命成果不变质，红色江山不变天的高度，坚决抵制与清除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
同时，在具体做法上，需要进一步改革，促进社会体制的发展。解决所有难题的根本方法一定是依靠“进步”。
05
我们再次分析苏联解体的问题。
当国家面临解体，官僚们血脉贲张地瓜分家产时，苏联人民在干什么？
答案是人民在冷眼旁观。
并没有人挺身而出保卫这个人民的国家，阻止对国家财富的掠夺。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苏联人民的心里，这个国家与他们并没有直接关系。以前虽然名义上这些财富是属于苏联人民的，但是早就被特权阶层所霸占。苏联的解体只是把这份财产走了个正式手续，划给了那些霸占者而已。
苏联人民感受不到国家财富有自己一份，失去也就毫不可惜。他们能看到并关心的，只有个人的财富。
所以，苏联的失败，根源在于其体制未能阻止小资产阶级对政权的篡夺，更深的原因就是这个体制未能让人民与国家发生直接联系，使人民不得不小资产阶级化。
因此，要避免重蹈苏联覆辙，根本上最重要的就是：
强化人民与社会主义体制的联系。
具体要如何做呢？
中国人民大学的翟东升教授提出了“未来起点收入”的方案。
核心内容是：
建议国家给每一位公民在出生以后就开始发放补贴，保证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基本的生活质量与较公平的生存发展环境。
陶叔非常认可这种方向的理论探讨，当然还要考虑财政负担等情况，在具体措施上可以进行调整。
但不管怎样，这样的方案最有智慧的设计，就是：
把人民与国家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让人民真正地享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好处，真正地走向共同富裕。这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佳体现。
有的人会认为这样的想法不切实际，但是不要忘了，刚刚完成不久的脱贫攻坚，其实质就是用体制来给人民的生活托底，思路上是相通的。
人类社会的未来存在两条道路的竞争。
其一，是让人民的生存依托于“私”的基础之上，每个人都因为生存压力的逼迫而不断为了占有私人财产而拼搏。
其二，则是让人民的生存依托于“公”的基础之上，在由社会保证人的基本生活质量之后，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两条道路的竞争结果，目前并不明朗。但这场竞赛的进程明显已经开始加速。
人类社会面临越来越多挑战，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科技的发展，特别是机器人、无人技术、人工智能的迅速成熟与普及，将带来人力资源的普遍过剩。
如果未来大多数现有的工作会被机器所代替，人类的经济社会模式将不可避免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的财富增长方式，以及分配方式都需要相应做出重大调整。
为迎接这些挑战，明确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人民的关系，让人民更多地与公利进行绑定，带给人民更多可见的社会福利与保障，通过多次分配减小贫富差距，避免人民因为争夺私利而陷入无休止的内卷与焦虑，防止人民陷入小资产阶级化的泥潭之中，显得尤为重要。
这是社会主义在人类的制度竞赛中，获得胜利的关键。
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心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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