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综述
（一）经济进入新长态
从2013年起，中国经济步入了一个被称作新厂态的阶段。2013年12月，国家指出目前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2014年，人民大学报告分析指出，新厂态有四个特点。
1、潜在GDP增速回落。这表明经济下滑不是暂时性的，而是趋势性的。这种趋势性（也就是必然性）下滑的原因有四点。（1）改革红利消失。人大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用改革红利这个词的，比如人大报告说中国形成了新的权贵阶层（言下之意这个利益集团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大报告说，2013年反府，说明新权贵阶层的制度性府白已经无以复加，不得不反。（2）全球化红利消失。金融危机后各国争相扩大出口，贸易摩擦加剧，保护主义抬头。随后，欧债危机、新兴市场危机不断爆发，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3）工业红利递减。工业生产率比农业高很多，因此只要农业人口转移就能提高生产率，这就是工业化红利。但是我国到2014年，农业人口往第二产业转移已经到顶了，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比重。（4）人口红利逆转。抚养比逆转，刘易斯拐点在2008年左右就出现了。
2、GDP增速和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回落，就业状况却持续良好。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大量被工业排斥出来的人涌入了低端服务业。
2003-2012，二产年均吸收760万人。2013-2015年，二产分别排斥劳动力，70万、70万、354万【建筑增加119万，工业释放473万】。第三产业中，生产型服务业增加545万，消费型增加911万【增幅已经大幅收窄】，预计三产扩张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了。（5）城镇就业增长放缓，从2010的1370万下降到2014的1070万，工资增速也明显放缓（佐证就业压力增大）。产能过剩和经济困境导致部分企业破产加剧，很多企业处于停产状态，隐性失业增加，2015年上半年以来许多大型纺织服装企业倒闭，大面积失业。继沿海加工业破产以来，重工业和国企也可能面临失业潮。现在每年高校毕业生近800万，占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六、七成的比例，就业压力巨大。
之所以还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是因为服务业就业弹性大于工业，增加单位GDP，服务业需要的人更多，因此，第三产业比例上升后，相对于工业中游离出来的人，需求更大。这里已经出现了后来灵活就业的苗头。
3、七大类结构参数变化，大调整时代开启。比较重要的有如下两点。（1）劳动力与工资结构会发生大调整。一方面以农民工位主体的低端市场持续繁荣，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越来越严重。因此，2009年后，农民工工资增长持续较快，高于全国水平。（2）区域结构快速变化，消费、投资、出口重心往中西部飘移。
4、刺激政策后遗症严重。4万亿后，出口-投资变成信贷-投资驱动。4万亿完后，政府又各种微刺激。一直是利用信贷推动投资，利用投资消化旧投资的产能过剩。这导致如下问题。（1）流动性增长过快。M2/GDP不断增加。（2）债务水平不断提高。整个宏观经济陷入债务依赖，借新还旧日益严重。（3）泡沫趋势严重，各类杠杆倍数持续上升。
人大总结的这四点，大致和三期叠加中的三期对应。第一点是在解释经济增速换挡期为什么会换挡（增速为什么会下降），第二点和第三点是在讲结构调整，第四点在讲刺激政策带来的负面效果（刺激政策消化期）。
2014年12月，国家进一步分析新长态下中国经济的一些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点：1、过去投资空间巨大，有钱就敢投，投资有回报。2、危机前国际市场扩展很快，只要有成本优势，出口就能扩大。出口和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的重要动能。3、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看，传统产业供给大幅超出需求，钢铁、水泥、玻璃等等，房地产结构性区域性过剩，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新城新区规划总面积超出实际需要。4、以前劳动力源源不断，现在不是这样。5、以前资源和环境好，可以放开手脚大发展（言下之意现在要注意环境保护了）。6、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一些矛盾和风险。7、过去，总需求增长潜在空间大，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就能有效刺激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短板很清楚，产业政策按照雁行理论效仿先行国家就能产生比较优势（言下之意现在空间小了）。
针对新厂态的特点，我国的经济政策做了调整。从全面刺激转入定向调控和微刺激。2014年，国家首次阐述“定向调控”，在坚持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注重定向调控，有所作为，精准发力，不搞大水漫灌。2015，国家阐述了“相机调控”，要灵活施策，针对形势变化精准发力，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相机实施预调微调，释放新红利。
（二）2013-2015年财政和货币政策
按东吴证券研报《那些年我们经历过的积极财政年》总结，2013-2016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特点是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货币政策基本可归纳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中2013年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2014年数次定向降准，并引导资金去三农和小微企业（从后续看效果很有限），2015年数次全面降准、数次定向降准，2016年有至少一次降准，并且下调了不限购城市的首付最低比例。
人大报告将这一时期的刺激政策总结为“微刺激”（以区别4万亿时期的强刺激），并且指出微刺激在2014年常态化后，效果不断递减。
人大分析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1）以基建为投资主体的微刺激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越来越小，很多铁公机类的项目越来越偏远，建成即告终，对经济后续拉动微弱。（2）SLF、MLF等效果不大。（a）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定向宽松效果不明显。2014年2季度以来，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定向贷款都是同比负增长。本来效益就差，银行根本不愿意贷款，这些主体融资再投资的需求也不强。因此就算有了政策，落实的效果也很有限。（b）货币政策工具创新下，同业拆解利率传递效率差，终端贷款利率没有下降，存贷差反而扩大，企业财务负担上升。
2014年4季度进一步明确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政策，对各类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持续扩大，然而宏观经济却继续回落。
2015年4月30日政治局会议，把稳增长放在首位，各种微刺激全面加码。（1）基础设施投资加速.（2）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五次降息和降准，SLF、MLF等工具进一步释放流动性），使得1-9月人民币贷款余额大幅增加17.04%，进而使得社会融资总额增速从1-4月的-20.4%上升到-7.7%。（3）实施全面积极财政，年初计划地方财政赤字2.3%，现在提高到2.5%。（4）全面放松限购、限贷等，促进房地产市场。（5）给企业减负。（6）大规模采取创业创新促进政策，强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除房地产销售额逆转负增长趋势外，上述政策效果不大。制造业PMI持续四年在50上下徘徊，且连续三月在50以下。制造业投资增速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加速回落。人大报告认为，2015年一片惨淡，大有开启新一轮萧条的迹象。
部分区域甚至塌陷，黑龙江、辽宁、山西、河北、内蒙、甘肃等省份，经济极不乐观。2015年，黑龙江、河北、山西、辽宁，名义GDP增速在0上下，导致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企业收入也大幅下降】。
此时的经济面临重重问题，工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增加，企业负债高企，金融脱实就虚。怎么处理过剩产能，怎么处理快要破产的企业，怎么处理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巨亏行业，怎么在高房价和经济下滑之间决策，到处都是两难的问题。 人大在2015年的报告中说，小步微调的宏观政策已经不行了，必须全面调整。
供给侧改革、房地产涨价去库存（以及棚改货币化）、三去一降一补，等等重要政策，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
二、2013-2016年经济运行情况
2013-2016年，GDP呈逐季下跌状态。
大致从2012年6月到2016年底，PPI和PPIRM增速全都为负。2015年第三季度GDP平减指数-0.26%，人大在2015年的报告中判断中国经济进入通缩（一直到2017年初才走出通缩）。GDP平减指数持续为负，表明全社会最终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总水平进入通货紧缩。这是传统资本主义萧条时期的典型特点。25年以来仅2个时期是这样：1998年2季度到1999年4季度（平均通缩-1.25%）；2009年1-4季度（平均-1.4%）。本轮通缩从2012年算起，整个经济通缩超过三年半（1997-2002通缩五年，但中间1999-2001年曾反弹），是中国经济上最长的通缩，算是进入传统意义上的萧条期。
（一）投资
投资增速不断回落，房地产投资增速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快速下滑，投资主要靠基建支撑。2014年第四季度，为了刺激经济，密集批准基建投资项目。
2015年底到2017年底，民间投资增速明显低于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段时间投资主要靠基建拉动（基建的主体是国企）。2016年，政府出台政策促进铁路、公路、棚户区改造、重大水利工程等项目落地，大力推广PPP。
十八大后，反府倡廉、四风整顿，对传统资源配置的政经和政商模式带来巨大震动。人民大学报告数次谈到此问题，大意是：以前虽然官商暧昧，但官员也有搞经济的动力，现在堵了后门，没开前门，地方官员畏首畏尾，干起事情没动力。2015年报告甚至指出：地方懒政、政&商关系重构、部门利益冲突、激励体系转化，等等问题导致宏观政策全面失灵：积极财政不积极，稳健货币不稳健，扩张产业政策不到位，精英基层懈怠，是当前经济下滑的核心。
地方不积极也能从投资项目看出。下面第一张图是地方项目累计增速与中央项目累计增速的差值。4万亿以来，地方政府搞经济的积极性很强，地方项目增速与中央项目增速差值不断扩大，到2011年底达到顶峰，随后缓慢下降，从2013-2016年底，地方项目增速与中央项目增速差额明显缩小，且在2016年出现逆差。
（二）消费
消费受到双重冲击。首先，八项规定和四风整顿冲击了高档餐饮和奢侈消费。以餐饮为例，限额以上高端餐饮增速大幅下滑。
其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快速下降，且降速快于GDP降速。不仅如此，消费还受制于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不断高涨的房价和不断增加的公共服务价格（教育、医疗等等），因此在2011年后增速就快速回落。
（三）外贸
全球来看，贸易保护主义显著抬头。下图阴影部分是2014-2016年，这三年一个典型特点，就是进出口总额在下滑（进口出口都下降），但净出口却在上升，形成不断扩大的顺差。人大报告将这种顺差成为“衰退式顺差”。
三、工业生产和产能情况
内需不振，投资萎靡，外贸收缩，外加金融脱实就虚等因素，整个工业企业生存环境快速恶化。
（一）亏损面加大
PPI持续下滑，部分企业步入全面亏损，2014企业亏损总额、亏损单位数占总企业比值，都在增长。
从企业结构看，小微企业和地方国企面临全面经营困难。中央国企利润率在2014年3季度末6.35%，地方仅有3.55%。规上工业利润率5.92%，剔除石油、烟草、烟酒、饮料，其他行业不足4%，比去年下滑2个百分点。很多规下企业，利润率接近0，中小企业、地方国企和高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濒临破产。
2015年情况仍不乐观。下图阴影部分是2014年9月至2016年2月，阴影部分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低于亏损总额的增速，且整个2015年，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几乎都是负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大堆靠信贷输血才能继续存活的僵尸企业，再加上4万亿时期形成的高债务企业和产能严重过剩企业，整个工业领域顽疾缠身。高负债企业继续负债经营（甚至负债率超过100%），政府和银行向某些巨亏企业贷款补贴。信贷展期、借新还旧掩盖了危机。钢铁企业80%出现巨额亏损，整体资产负债率超过70%，但产量并未减少，只是增速从2013的11%下降到1%。
外需不振，内需疲软，产能严重过剩，利润增速下滑，亏损企业不断增多，这就是工业企业在2015年的现状。
（二）去产能
国家从2016年开始狠抓供给侧改革，大力淘汰落后产能。2016年，在供给侧改革和国企改革双轮驱动下，去产能得到落实。国务院文件要求煤炭、钢铁等行业去产能。2016年下半年在政策推动下，去产能加速。煤炭下半年加速去产能后，产量下滑导致供需缺口扩大（炼焦煤和动力煤），下游电厂和钢厂库存到低点，需求迫切，煤炭价格上涨。
阴影部分为2013.12-2016.12
钢铁产量在2008年后猛涨，2012后随着去产能政策提出，粗钢增速下滑。总体上看，钢铁还是供大于求，但由于四年下跌，很多企业停产，被动改善了供需关系。2016年供给侧改革后，钢铁价格开始上涨。
虽然供给侧改革一定程度得以落实，但工业领域产能过剩仍然严重。
（三）新兴产业
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反思脱实就虚的发展模式，纷纷“再工业化”，集中发力高端制造业。一些新兴经济体依靠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能转移，加快工业化不发，打造新的“世界工厂”。
2013，工信部、工程院等联合开展“制造强国战略研究”，同年向国务院呈报阶段性研究成果。2015，国务院批准《中国制造2025》，以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为主线，部署了建设工程、强基工程、职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工程等五大工程，决定重点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装备和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和交通、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个领域突破。随后发布配套指南11个。
促进新成业的两种力量：相对价格调整带来的市场需求拉动，这是持久的力量。另外，国家政策的扶持也加速新兴产业发展。但这些产业目前难以完全替代传统产业的增长动能，短期难以成为引领高速增长的支柱产业。同时，政策扶持还有过度刺激的后遗症。
2016年时，三产增长快于二产，新兴行业增长快于传统行业（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超过8%）。工业生产正在从低端走向中高端，高新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汽车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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