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历史考察与经验启示

段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历史考察与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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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我们党聚焦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深入持久的自我革命。通过理论教育加强党性修养,从思想政治层面正本清源;依靠反腐败工作与民主监督,纯洁党的队伍;坚持与党内不正之风做斗争,树立良好作风;严明纪律规矩,着力规范党员行为。

  [摘要]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我们党聚焦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深入持久的自我革命。通过理论教育加强党性修养,从思想政治层面正本清源;依靠反腐败工作与民主监督,纯洁党的队伍;坚持与党内不正之风做斗争,树立良好作风;严明纪律规矩,着力规范党员行为。通过自我革命,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从而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系统总结延安时期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延安时期;自我革命;理论教育;制度治党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聚焦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创了通过整风运动进行自我革命的成功范例,坚决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极大地提升了党和军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必须牢记初心和使命,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1](P531)历史、现在与未来是相通的,深入总结延安时期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实践经验,有助于我们找准正确的前进方向,对于新的赶考路上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加强理论教育,着力从思想政治层面正本清源

  坚持自我革命,要及时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以及党的政治领导的弱化现象,时刻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延安时期,中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发生深刻变化,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迅速壮大自身基层组织和增加党员数量。据统计,至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已经达到了50多万。[2](P35)然而,党员队伍大部分出身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认识的局限性,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容易带进党员队伍中来。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思想不纯,部分党员干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以及不注重党内团结统一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要从思想政治上正本清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1. 以强化理论教育纠正党内错误思想

  自我革命离不开理论教育,理论教育既是锤炼党性的基础,也是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重要途径。遵义会议后,党虽然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在思想认识上并没有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倾向。加之许多新党员理论水平较低,党内依旧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认识,不注重党内团结统一,这就需要集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着力纠正党内在思想和政治上存在的突出问题。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党的理论水平和理论修养,以适应中国革命的发展需要。他强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P533)基于此认识,中央相继出台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以及《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和指示,对于党员干部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做出明确规定,初步建立了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如每天两小时学习制度、学习小组制度等,为理论学习得以有效开展提供了制度保证。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了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强调“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4](P802)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中央机关以及陕甘宁边区等均成立了高级学习组和学习委员会,高级干部将学习马列主义作为重点。在整风学习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去学习马列主义。此外,我们党在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同时,也注重学习党的文件。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随后,延安干部学校掀起了学习党的七大文件的热潮。通过组织多次集中性的理论学习,极大地提升了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有利地破除了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立场不坚定等问题,切实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2. 以党校等机构为依托锤炼党性修养

  党校等党性教育机构是锤炼广大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端正思想作风的重要平台。提升党性修养的重要方式在于加强理论学习,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强化党员意识。延安时期,为有效开展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创办了延安中央党校、陕北公学以及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等。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也建立一些干部学校,对党员干部进行系统科学的党性教育和理论提升。1940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强调,“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5](P139)“要从党员在学习生活中,在对于各种问题的了解中,在思想上去考察他们的党性。”[5](P141)由此可见,党校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理论教育与党性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党员干部,进而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的动力源泉。开设党性教育课程是党校教育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在课程设置方面,开设了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马列主义和文化课程等,主要涵盖理论教育、政治教育以及文化教育等,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校教学的主要课程,确保了党校课程体系中党性教育所占的比重。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6](P147)随后,党中央相继发布了《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党校政治教育计划》等文件,对党校开展党性教育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与详细规定。此外,党校还以课堂讲授、参与生产劳动和开展整风等形式培养和锤炼党员的党性修养。例如,延安马列学院邀请刘少奇作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专题报告,通过专题党课鼓励和号召党员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身,从党性的高度教育共产党员必须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检查自己的一切思想行动,纠正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以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水平。总之,这一时期延安中央党校等机构通过开展党性教育活动,加强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端正了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党员干部。

  二、勇于刀刃向内,着力纯洁党的队伍

  坚持自我革命,就要以勇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延安时期,党为预防腐败侵蚀党的健康肌体,把廉政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依靠反腐败工作与民主监督,有效地遏制了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进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 以刀刃向内的决心严惩贪污腐化行为

  把反腐败斗争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严厉惩戒贪污腐败行为,是党坚持自我革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延安时期,党员队伍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有少数投机分子混入党的队伍中,导致出现了党内消极腐败现象。为纯洁党的队伍,剔除腐败分子,党着力惩治革命队伍中存在的贪污腐化行为。首先,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法律法规,使惩戒腐败有法可依。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就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7](P242)此外,党还审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等,将克扣、强占、浪费公用财物、挪用公款、收受贿赂等10项行为判定为贪污罪,并设置严格的处罚治罪标准,其中贪污量刑标准规定贪污1000元以上者直接判处死刑。这些规定,将党的反腐败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上,发挥了法规制度在反腐廉政建设中的规范与保障作用,对广大党员干部产生极大的震慑,有效防止了贪污浪费现象的滋生。其次,严厉打击惩处贪污腐败行为。延安时期,党以惩处腐败分子的法规、条例为依据,开展了坚决惩治贪污腐败的斗争。例如,1937年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后杀人案以及1941年萧玉璧因贪污公款案,先后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体现了党惩治贪污腐败以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坚定决心。在严厉的法律惩处和纪律制约下,党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据相关统计,陕甘宁边区在1937至1941年间共处理贪污案件235件。[8](P197-198)这一阶段,贪污腐败呈逐年下降趋势,革命队伍里的贪污腐化行为总体上得到有效遏制,保障了党的革命队伍以及边区政府的清正廉洁。

  2. 以党内监督为主要途径约束权力运行

  监督是约束政党行为和保障权力运行的重要方式。1945年,针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9](P611)加强党内监督、接受人民监督,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延安时期,针对党的队伍中出现的独断专行、贪污腐化等现象,党加大了民主监督力度,以党内监督为主要途径,实现党内和党外形成合力来规范各级党组织的行为。首先,不断完善党内监督机构。党内监督是党实现自我纠偏、自我约束的重要方式,也是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的重要途径。1938年,《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提出要在区党委之下设监察委员会,主要监督、审查各级党的机关干部履职尽责情况。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进一步提出,要设立党的中央以及地方监察委员会,任务是“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10](P547)此外,为强化各级党部、职能部门的监督职责,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设立审计处和行政监察员公署,监督边区政府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问题。由此可见,通过完善党内监督的专门机构,对于督促公务人员廉洁从政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其次,主动接受人民监督。党的基层组织身处人民群众之中,对党内的一些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往往看得更清楚。1941年,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4](P810)由此可见,人民监督能够帮助我们全方位地认识自身问题,有效弥补党内监督不足,提高自我革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拓宽民主监督的渠道,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条例,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要认真对待群众监督,从制度层面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推动人们监督政府工作。延安时期,党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将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监督的盲区,督促党员干部改正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从而达到消除隐患、治病救人的目的,有效纯洁了党的队伍。

  、敢于直面问题,着力纠正党内不正之风

  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就要有敢于正视问题的自觉,通过准确瞄准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科学的方式及时革除党内顽瘴痼疾,切实把问题解决好。延安时期,由于斗争形势的严峻,部分党员身上出现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脱离群众等问题,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形象、削弱党的战斗力。对此,党敢于直面问题,以整风运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有效解决了党内存在的不良风气,以良好的党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

  1. 在密切联系群众中改进党的作风

  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就要始终密切联系群众,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坚决防范和纠正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4](P1095)针对党内脱离群众的问题,党提倡共产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着力革除脱离人民的思想倾向。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并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明确指出“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9](P442)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4](P1004-1005)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就是坚持走群众路线,把群众的意见与要求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在这一路线方针指引下,党广泛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随后颁布并实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此外,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就要勇于同脱离人民群众、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作斗争。1941年,陕甘宁边区群众针对根据地部队庞大、兵多难养以及边区征粮数量偏高导致百姓经济负担过重等问题,联名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此进行了深刻反省,及时调整征粮数量,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对各机关、各部队人员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调整和精简,并且通过发动大生产运动,切实减轻了群众负担。由此可以看出,延安时期,党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着力扫除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在亲民、为民的实践中提升了自身作风建设水平。

  2. 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进行自我检视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有力武器。通过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积极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反省,以党内思想斗争的方式达到整顿自身作风、纠正党组织存在的各种缺点错误的目的。1944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上指出:“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9](P566)针对党内批评以及民主风气不够浓厚等问题,毛泽东提出全党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自身的错误和不足之处进行深刻反思和彻底清算。延安时期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出发点是帮助广大党员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进而达到强身治病、保持党的生机活力的目的。1942年,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指出,“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6](P195)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党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以正确的思想认识展开批评与斗争,既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又提出今后努力的方向,促使党员同志及时纠正错误和改正缺点。这一时期,许多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积极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例如,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期间曾多次对自己在“左”倾路线影响下所犯的错误作自我批评,分别在1941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43年11月的中央高级学习组会和1944年10月的湘赣工作座谈会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检讨自己存在的错误与问题,营造了既敢于批评又团结同志的良好氛围,有力推动了党内自我批评的不断深化。总之,延安时期,党不断创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通过举办集中教育活动、召开党内民主生活会和座谈会以及撰写反省笔记、读书笔记等方式进行自我检视。通过激烈的思想交锋,确保批评和自我批评取得扎实效果,有效增强了全党自我革命的能力和水平。

  四、严明纪律规矩,着力规范党员干部行为

  延安时期,由于党的军队长期处于分散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之中,地方党和军事的领导机关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在某种程度上滋生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问题。对于此类问题的存在,1941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11](P374)严明纪律是规范党员行为、保持步调一致的重要举措。只有依靠铁的纪律与严的规矩,才能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

  1. 强化纪律教育以提升全党纪律意识

  严明纪律是党的光荣传统,也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有效途径。遵守党的纪律,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更要落实到全体党员的自觉行动中。增强党员干部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必须依靠纪律教育予以保障,通过学习党的纪律,使党纪党规入脑入心。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共产党员应该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鉴于张国焘严重破坏纪律的教训,他主张要加强党员干部的纪律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3](P528)1941年,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因为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7](P445)延安时期,党不断丰富纪律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筑牢全党遵规守纪的思想根基。一是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增强党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将列宁关于党的纪律的相关论述以及党的政策作为学习的主要文件之一。同时积极举办在职干部培训班,组织开展支部教育,增强遵纪守纪意识。1940年,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发表题为《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讲话,就“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纪律”以及“用纪律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等问题做了详细阐释,通过系统的纪律教育,有效增强了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二是丰富纪律教育的载体,提升纪律教育的实效性。首先,利用党的报纸杂志宣传党的纪律。延安时期,党依托《共产党人》等党内刊物,刊登有关党的纪律规定的相关文件,通过正面宣传促进党员干部全面了解党的纪律规定,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增强其遵纪守法意识,进而规范党员干部以及职能部门的行为。其次,开展案例讨论对党员干部进行纪律警示教育。1939年5月,中央党务委员会向全党通报了开除刘力功党籍处分的决定。通报发出后,党要求各机关组织党员开展专题讨论活动,从刘力功案例中接受教育。陈云对此强调,“不仅在课堂上要教育党员遵守纪律,而且要在每个具体违犯纪律的问题上给以纪律的教育”。[12](P328)通过开展案例讨论,使全党明确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党员积极对照刘力功案例检查自身是否真正遵守纪律,从而推动党员干部自觉敬畏和严守党的纪律。

  2. 完善党规党纪以规范党员干部行为

  党的自我革命,不仅要有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魄力和行动,更要有刚性约束,通过完善党的规章制度,为推进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延安时期,党员数量迅速增多、党的队伍不断壮大,这就需要严明党的纪律规矩,用铁的纪律约束广大党员和党组织的行为,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为保障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党的纪律,要“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3](P528)随后,党中央制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等,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全党做出明确规定,对党的组织架构和运行体制以及机关部门的工作权限、工作程序和工作纪律做出详细而具体的规定,要求党员干部严守规则和程序办事,有力地捍卫了党规党纪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使党的规章制度成为党员的行动指南与行为准则。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10](P375)突出强调了党内法规对于规范各级党组织以及广大党员干部行为的重要作用。随后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首次把“四个服从”作为党的组织纪律予以确立,强化纪律的刚性约束,使党规党纪成为规范权力运行的重要保障。总之,这一时期,我们党注重加强党内法规建设,通过不断完善党内法规,丰富了党的纪律建设内容,使各级党组织及全体党员严格按照党的纪律规矩行事,有效克服了党的队伍中存在的纲纪不彰显、作风不良等现象,确保了党的肌体健康。

  五、启示

  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延安时期,党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发现和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使党的面貌焕然一新,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的精神与勇气。习近平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1](P515)在新的征程上,党必须要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继续深入推进自我革命,着力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能力和水平,才能始终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一,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继续强化理论武装。加强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是坚持自我革命的必要前提和理论保证。延安时期,党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向全党发出“加强学习”“善于学习”的号召,掀起了空前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有效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和党性修养。因此,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要不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通过开展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使理论教育真正触及党员干部思想和灵魂,从根源上深刻剖析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引导全党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推动自我革命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第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延安时期,党始终对革命队伍中的贪污腐化行为保持高压态势,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严厉打击并惩处贪污腐败分子,确保了党的革命队伍的先进纯洁。2022年1月,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必须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13]新的赶考路上,要继续保持反腐败的政治定力,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始终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不良风气。同时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从思想源头上消除贪污腐败之念,不断增强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

  第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深入剖析检讨、保持肌体健康的有力武器。延安时期,党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方针,通过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自身存在的错误。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就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让党员在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中清除思想灰尘。既要端正认识,增强自我检视的思想自觉,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敢于自我揭示、自戳痛处。也要坚决反对不敢批评、不愿批评以及知错不改等错误倾向,使广大党员干部能够真正得到不断锤炼。同时还要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针对性,在善于抓住主要问题的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真正做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第四,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促进管党治党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强化纪律的刚性约束是延安时期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举措,有效增强了全党遵规守纪的政治意识。习近平指出:“依规治党,首先是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执行起来。”[14](P60)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继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要进一步补齐制度短板,与时俱进做好党内法规制定修订工作,加快规则、办法、细则等配套党内法规的制定与完善,以党内法规体系高质量发展促进管党治党制度化规范化,以严明规范和纪律全方位扎紧制度的笼子,推动党员干部将党的纪律规矩转化为自身的行为习惯。

  注释: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8] 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在延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崛起[M].北京:人民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19.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1]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3]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 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N].人民日报,2022-01-19(1).

  [14]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陈 娟

  版式制作:陈镇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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