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5月,时令进入繁忙的春耕期。
在赣南信丰县的崇山峻岭间,发现五个结伴同行的青年,他们来自繁华的上海滩,前往一个名叫山香村的地方。
他们不是徒步旅行的驴友,而是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的知识青年。
进村后,他们被村委书记安排在山香村老圳头小队落户,准备扎根农村干革命。
村民印象最深的是,有个知青与众不同,队里收工之后就爱看书。晚上点着煤油灯,看到深夜才肯入睡,第二天又照常下地干活。
这位知青出生于医学世家,特别喜欢读医学书,同时也喜欢看政治、经济、哲学书籍,涉猎广泛,博览群书。
1973年11月,这位爱读书的知青,被转调到江西横峰县红桥垦殖场总场插队,成了一名救死扶伤的赤脚医生。
在当时,赤脚医生并没有完全脱产,工作不忙时要下地干农活,是半医半农的农村卫生员。
两年后,这位赤脚医生因工作表现突出,被推荐到上饶卫生学校深造。
他从此走上医学之道,后成为全国血液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名医,并在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位赤脚医生叫陈竺,2007年出任中国卫生部部长。从江湖到庙堂,从赤脚医生到卫生部长,陈竺见证了中国卫生医疗事业的变迁与发展。
走上庙堂之后,他没有忘记在农村做赤脚医生的经历,深知赤脚医生对中国农村卫生医疗的重要意义。
2007年伊始,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表彰了200名杰出的乡村医生,大部分受表彰医生都是根正苗红的赤脚医生。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段温暖人心的岁月。
1
赤脚医生的诞生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
医务人员如实向毛主席汇报到:目前,国家高级医务人员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安排比例75%发放到城市,农村只占25%。
毛主席听后很震怒,对当前卫生医疗情况表示强烈不满,并做出重要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我们应该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没多久,毛主席召见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人,商讨在农村培训卫生员事宜,以此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看病困难的问题。
毛主席针对农村一穷二白,国家医务人才严重短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卫生员的战略构想。
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力排众议,指示医学教育要改变培养医务人才的方式方法。
我们来重温毛主席的谈话。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
“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的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85%的人间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
从毛主席激切的谈话中。
我们可以隐隐感觉到,他老人家内心深处的焦灼与急迫。
恨不得自己是孙悟空,拔根毫毛变出成千上万的卫生员,立马奔赴全国各地农村,帮助缺医少药的人民群众看病去痛。
这种激切的语言,在人民群众看来,每个字都浸润着爱民如子的情感。
毛主席曾讲过,读书是一种学习,工作是一种更重要的学习。
干革命,没有谁天生就会,要边干边学习,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农村卫生员也一样,理论结合实际,病人看多了,医术自然就会进步。
全国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开始着手落实培训卫生员的重要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市政府走在最前面,成为培养卫生员的成功样板。
1965年夏天。
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正式开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员可以学习医学常识,以及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学成后直接回公社当卫生员。
这种短平快的培训班,虽然不能培养出医学专家,但是能快速为社会提供懂医学知识的卫生员。
卫生员回到公社农村,可以普及卫生知识,帮助群众解决感冒发烧、跌打扭伤等小病小痛。
在毛主席思想武装下,这些医学底子浅薄,只有高小文化或初中文化的卫生员,白天出门问诊或下地干农活,晚上还挑灯夜读,刻苦学习医学理论知识。
他们有的拿自己做实验,练习针灸与注射的技巧,竭尽全力提高自己医术,争取帮群众解决更多的病痛。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农村卫生员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这份新闻调查报告,讲述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员王桂珍、黄钰祥,全心全意为农民提供卫生医疗服务的光荣事迹。
经过上海市政府的宣传,王桂珍与黄钰祥成为学雷锋式的卫生员,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同年9月,《红旗》杂志全文转载这篇调查报告。
随后,《人民日报》跟进刊登。
毛主席在看完《人民日报》转载的调查报告后,内心特别幸喜与激动,拿笔在报纸上批注“赤脚医生就是好”。
随后,国内其他报刊杂志纷纷转载。
“赤脚医生”这个词,充满画面感,让人倍感亲切。
毛主席御批之后,在媒体推波助澜下,一夜之间红遍神州大地,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网红”,经久不衰。
在中央政策支持下,赤脚医生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散落在广袤与偏僻的乡村。最高峰时期,中国大约有500万赤脚医生(含卫生员在内)。
大部分人,都籍籍无名,把根深深地扎进农村,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在中国辽阔而贫瘠的土地上,赤脚医生用他们淳朴的初心,无处不在的良知,不尖端却简单实用的医术,温暖了中国整整几十年,让几代农村人受益。
这一切,都需要感念一个为民谋福的坚强老人,他叫毛泽东,永远光芒万丈的人民领袖。
2
农村医疗合作社
在近代,对于历经沧桑的中国而言。
从来都不缺吃苦耐劳、勤快能干,且头脑聪慧的人民。尤其是在物质匮乏的艰苦创业年代,各行各业都冒出许多平凡而伟大的风云人物。
譬如用身体搅拌泥浆制服井喷的油田工人王进喜,克服重重困难搞出“两弹一星”的科学家钱学森等等。
在赤脚医生群体中,自王桂珍、黄钰祥之后,各地涌现出许多新生力量。
湖北西南山区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就出现一个改变中国农村卫生医疗历史的赤脚医生。
他曾作为中国赤脚医生代表,在联合国发表农村医疗合作的主题演讲,为中国赢得国际赞誉。
这位传奇的赤脚医生叫覃祥官,中国合作医疗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
1964年,只读过三年私塾的覃祥官,被公社推荐到县城参加中医培训班。
经过四个月脱产中医培训,他回到老家公社卫生所当医生。
在卫生所坐诊看病的期间,覃祥官遇到各种各样的病人患者,有时让他感受束手无策。
这些患者有个特点,大部分都是因家里太穷,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才把小病轻痛拖成大病重症。
面对这个揪心的现状,覃祥官陷入苦苦地沉思。
当他翻阅《赤脚医生手册》时,看到毛主席语录——救死扶伤,发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顿然灵光一现。
什么是人道主义精神?
就是免费帮农民看病,农民看病吃药不用花钱。
过去我们搞信用社,就是为了防止地主放高利贷剥削农民。搞供销合作社,就是防止奸商欺诈农民。
我们也可以依葫芦画瓢,搞个医疗合作社。
赤脚医生覃祥官
覃祥官说干就干,跑回生产队挨家挨户搞调查,听听社员的想法和意见。
调查发现大部分社员都同意搞医疗合作社。
覃祥官趁热打铁,把自己思路与社员想法结合起来,写了份医疗合作社协议草案,并把它上缴给公社大队,以期获得政府层面的支持。
覃祥官构想的医疗合作社,运营程序很简单,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拿出一部分钱,按人均每年5角钱的标准,补贴合作医疗社。
群众看病时,只要交5分钱挂号费,看病吃药不用花钱。(备注:不同公社,不同的医疗合作社,有不同的标准)。
当地乐园公社对覃祥官提案高度重视,当日就召开公社党委会进行讨论,建议覃祥官在杜家村先搞个医疗合作社试点。
行就全公社推广,不行就拉倒。
1966年8月10日,中国五亿农民和往常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而鄂西南长阳土家自治县杜家村的农民,却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医疗合作社——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
贫困而纯朴的农民,并不知晓它对中国的意义,包括覃祥官本人。
他的初心,只是雷锋式的善良,只不过他换了个做好事的方法,没有单打独斗地做英雄人物,而是整合了集体的力量。
与此同时,覃祥官还做出另一个重要决定,辞掉公社“铁饭碗”,回大队当赤脚医生。
为集体利益,主动放弃个人利益,是毛主席时期特有的社会现象。
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民精神,在现在看来,是一种非常稀缺的社会资源。
在覃祥官努力下,医疗合作社运营得非常好。
群众遇到小病小痛,在大队卫生所就地解决,极大改善了群众健康状况。
十里八乡的群众,对杜家村自创的医疗合作社都竖起大拇指,公社见医疗合作社试点很成功,就向县卫生局反映情况,准备在全公社大力推广。
1968年10月,对于自力更生的中国人而言,迎来一个重大喜讯,南京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它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中国经济建设史与桥梁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它标志着中国自主桥梁设计能力,达到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大大地鼓舞了奋发图强的中国人。
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后不久,一份详细反映乐园公社医疗合作社情况的调查报告,兜兜转转终于送进了北京中南海。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标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详细介绍了湖北乐园公社搞合作医疗的经验。
《人民日报》是当时政治舆论风向标,医疗合作社随之在全国农村迅速铺开。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截止1976年底。
全国90%以上的农村,都建立了医疗合作社,加上数百万的赤脚医生队伍,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
赤脚医生与医疗合作制度,给中国农村带来巨大的改变:一是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二是人口病亡率快速下降,三是人均寿命得到显著提高。
毛主席主导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体系,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创举之一,其意义不亚于“两弹一星”。
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解决5亿农村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
“赤脚医生+医疗合作社”模式,开创了中国医疗发展的新纪元。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发展史,在经济水平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建立接近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毛主席时代,是中国医疗模式进入最好状态的时代。
当然,这一切的胜利与欢欣,都是建立在人民公社及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之上。
我们在为农村医疗合作社喝彩时,不要忘记那个总是被后人质疑、甚至是抹黑的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成立与运行,是农村各项公共福利事业得要实行的基础与前体。
不得不说,毛主席当年支持发展人民公社,是有先见之明,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本质。
受错误舆论的引导,至今还有很多人,对此表示否定。
3
影响了整个世界
赤脚医生制度,堪称是世界医疗的奇迹。
它以最低的成本,做出最大的成效,不仅初步解决中国几亿农民看病问题,还为世界各国政府提供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的样本。
先后获得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多次赞誉与褒奖。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千里迢迢赶到中国,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
拍摄组进入中国东部农村,采访了多名普普通通的赤脚医生,用纯粹的镜头记录了赤脚医生的工作流程,应用传统中医针灸、火罐帮农民群众治疗疾病的历史情形。
该影片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中国赤脚医生”进入西方国家视线,西方媒体开始聚焦中国。
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促进中国与欧洲各国的政治关系缓和与改善。
1976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
中国赤脚医生代表覃祥官,受邀发表长达2小时演讲。
会上外国记者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为什么中国医生不拿工资,给群众看病还如此积极?
覃祥官是这样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我们是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医生,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医生。
外国记者纷纷伸出拇指说,你们中国农村人口众多,体系庞大,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
在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中国的赤脚医生在国际大舞台上,发出自己自信而豪迈的声音,穿透整个世界。
后来,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到中国农村实地考察。
他们把以赤脚医生为主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他们称赞毛主席时代的中国医疗模式是“低收入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至1981年的年报中称。
“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写到这里,再补充讲述一件事件。
当时,国家为了提高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平,曾组织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单位,集体编著一本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内容实用的《赤脚医生手册》。
这本书对赤脚医生帮助很大,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方便。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赤脚医生享誉世界之后,这本书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先后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公开发行,至今仍有销售。
毫无疑问,这是毛主席思想的胜利。
这是人民群众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这是中华民族传统医道的胜利。
什么是文化自信?
历史告诉我们,毛主席时期的中国医疗模式,就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文化自信。
尽管我们的科技及医疗水平,同当时发达的欧美国家还存在巨大差距,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文化、中国医疗思想的输出。
在同时代,我们还成功对外输出了毛主席思想,输出了民族革命斗争思想,输出了第三世界理论。
这一切,都离不开毛主席的远超常人的努力。
4
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发生一件大事情。
辖内的小岗生产大队,十八名农户联合签名按手印,要求“分田到户,自负盈亏”,拉开中国农村“包干到户”的改革序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取代过去人民公社。
这意味着,集体生产的经济模式,在农村失去了政策支持,瞬间土崩瓦解。
没有人民公社,依附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村医疗合作社,也随之灰飞烟灭。
赤脚医生,在时代大变迁中,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许多人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失落之中。
1985年,卫生部正式宣布停止使用“赤脚医生”称呼,取而代之是乡村医生。
大部分赤脚医生,失去赖以生存的空间,开始转型谋生,另寻出路。
少部分赤脚医生,获得乡村医生资格证书,得以在广阔农村坚守下来。他们继续肩挎医药箱,在农村悬壶济世,走上自负盈亏的商业医疗之路。
时至今日,在全国广袤的乡村,仍有不少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老医生,他们成为许多白发苍苍老人及年轻父母的福音。
因为他们,总是能做到药到病除,并且诊金远远低于公办的医院。
尽管如此,但是他们很多人,不能光明正大地出诊,陷入“为人民服务”还要偷偷摸摸的窘况,甚至还有天价罚款与违法的风险。
在寒牛出栏看来,一刀切的做法,都是懒政的表现,缺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毛主席时期的中国医疗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炽热程度,远远超过我们中国人的想象。
这份温暖人心的余热,一直持续到上世纪末,才渐渐复归平静。
1991年2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代表世界卫生组织,向时任中国卫生部部长陈敏章颁发“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金质奖章。
据悉,陈部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该殊荣的卫生部长。
1996年12月17日,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安南,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认为中国赤脚医生制度值得非洲各国家借鉴。
这种初级医务人员队伍,是帮助解决非洲艾滋病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赤脚医生+医疗合作+人民公社”模式,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后,人民群众与贫困人口“看病难”的问题,开始慢慢堆积。
医患矛盾,成为社会的痛点,像原野上的草,枯了又长,长了又枯。
自卫生部,取缔赤脚医生那年起,中国医疗模式从温暖滑向冷漠。
这些年,我们在很多事业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展,包括卫生医疗技术的进步。
尽管医患矛盾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但是我们的医疗服务,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
过渡商业化的医疗模式,增加了群众的卫生医疗成本,让低收入群体不负重压,严重挤压与稀释群众的幸福感。
在几近全民医保的情形下,基层医生和患者群体,似乎都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关爱。
我们在医改的路上,似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正如他所言:医改不是战争,因为战争总有结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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