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过去的20年里，土耳其的每一次危机，最后都成了埃尔多安这位当代“苏丹”的权力的垫脚石，但2023年2月6日从土耳其东南部到叙利亚北部的大地震却直接命中了这位“现代苏丹”权力结构中最薄弱、最核心、最底层的一环。
截至写稿的时候，里氏7.8级地震已在土耳其造成超过十五万人死伤，还有无数人被埋在了废墟中。
比起冷冰冰的伤亡数字，一栋栋现代化设计的酒店、公寓、住宅楼，如豆腐般垮塌的视频更加触目惊心。
中国救援队员在破拆中发现，倒塌建筑主梁水泥质量差，一掰就碎、一钻就松，露出光滑的鹅卵石与稀疏的钢筋骨架，用的还不是最常见的螺纹钢，而是又细又脆的圆钢筋，导致支撑结构脆弱，根本谈不上抗震性，还给救援增加了危险。
还有大楼在整体倾倒后，被人发现竟然连地基都只是意思了一下.....
随着一道道逮捕令发出，地震区域的工程师、承包商们跑的跑、抓的抓，埃尔多安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因为他在执政期间，四次发布“建筑特赦”令，每一次都是用收费方式，一平米十几美元，将几十上百万栋非法建筑合法化，埋下了数不清的安全隐患。仅2018年一次就赦免了750万栋房屋。
但在大多数土耳其人看来，绝对是个德政，这是投票给埃尔多安的最好理由之一。
因为土耳其官方数据显示，全国一半房屋不符合建筑安全法规，办不了正规手续，所以“特赦”就是给黑户转正，从普通人到建筑商再到地方官员，你有了房产证我收了转正费，大家都高高兴兴，选票大大的有。
2019年，埃尔多安在选举造势的时候，还吹了一波“建筑特赦”。
如同美国民主党动不动拿赦免非法移民混选票，就会滋生了地下移民中介业务一样。土耳其对非法建筑常态化的赦免，给本就腐败重重的土耳其建筑行业带来了理直气壮钻空子的理由。
你忽悠房子，房子就忽悠你。
承包商随便建，随便糊弄，水泥钢筋能省就省，三层地基怼上十八层，什么抗震消防，红包它不香吗？拿不到证过不了审有什么关系？只要给埃尔多安投票，过几年就合法了。
但埃尔多安能靠“建筑特赦”持续捞选票这件事也很奇怪。
因为他执政二十多年，全国各地大地震近十次，每一次都多少暴露了“建筑特赦”导致的垮塌问题，但土耳其人转眼就忘，每次骂完回头就是一个：真香！
问题的根源，还是中国人熟悉的，房地产的经济支柱问题。
01
如果说土耳其这些年的经济有什么制胜法宝的话，大胆印钞，绝对是第一位。
十年前的2013年，1美元兑换1.8里拉。
现在则1美元兑换18里拉。
你美元大放水，我里拉放得比你还猛，十倍你怕不怕。
显然，土耳其的经济实力远远远不如美国，所以为了让里拉在不断超发的情况下，金融秩序和社会运转还不至于崩盘，埃尔多安想尽了办法。
最近一次是在2021年9月，当时土耳其央行曾连续4个月降息，从19%降到14%，500个基点，让里拉的汇率在年内跌幅一度超过了50%。
当时土耳其的民众们就纷纷把里拉换成美元或黄金来避险。这同时，土耳其的通胀也在加速，11月份通胀水平甚至超过了20%。
2021年12月20日，土耳其政府推出了一套救市措施，刺激出口，提高养老金、补贴民生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当中有一个应对汇率贬值的“爱国储蓄”：
给本国民众们开设一个特别的“汇率保护账户”，只能存里拉。
这个账户是有固定的存续周期的，在周期内，民众们就等于跟国家绑在一起在打里拉的汇率保卫战了，而且你要是锁定期未满就把里拉卖掉了，不但没有利息，而且只能以最差的汇率来兑换美元。
但土耳其人也不傻啊，所以作为一起打保卫战的回报，土耳其政府规定，如果里拉贬值了，那蒙受的损失，土耳其政府会印钱补给你，稳赚不亏。
这就叫，只要你爱国，国也爱你。
等于是政府在承诺无限兜底了。
埃尔多安敢这么拉着国民一起赌，有两个前提：
一、土耳其政府威信与信用不崩溃，能够从国际上获得外部输血，里拉的法币地位就有背书。
二、里拉货币在规模扩张的同时，有资产愿意支撑起土耳其的债务。
如果没有这两个前提，单纯靠印钞来解决印钞过多问题，货币贬值迟早会失控，最终整个国家经济都沦为庞氏骗局。
这个政策一发布，里拉的汇率马上扭转了颓势，短短几个交易日就飙升了50%以上，一度创下了历史上最大的单日波幅。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没几天之后就宣布说，本国的里拉存款增加了接近20亿美元，一下稳住了经济。
埃尔多安凭什么可以让土耳其老百姓愿意和里拉捆绑在一起？
哪怕是贾跃亭那个小盘子，也得弄个“生态化反”、“为梦想而窒息”才能一次次忽悠住股民和投资人吧？
土耳其靠什么画大饼呢？
主要是埃尔多安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梦”，以及土耳其政府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比如北约成员国、准欧盟成员、中东准话事人、俄乌冲突调停人、黑海水道保安、突厥国家老大（自封）、奥斯曼的继承者等等等......
别看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不管用，但埃尔多安在政治外交上四面出击，的的确确身处中东、东欧、巴尔干、高加索这四个火药桶中心的土耳其争取到了尽可能安定的经济发展空间。
在俄乌战争
中，由于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中欧国家沦为了美国战略的附庸，不得不切断、或者被切断过路俄罗斯天然气管道，而同为北约国家的土耳其凭借其左右横跳、斡旋四方的属性，反而能够安逸的享用每年150亿立方米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红利。
埃尔多安还把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代表拉到了一起，成功签署一项旨在解禁乌克兰粮食出口的恢复黑海运粮通道协议，缓解了全球粮食紧张，获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高度赞扬，恢复了不少国际声望，也能按住外国资本信心动摇收拾跑路的打算。
但汇率稳定，对于土耳其里拉而言是暂时的，如何转化银行账户里实实在在的现金流才是关键。
那么支撑里拉印钞和扩张的资产又从哪里来呢？
答案是基建和房地产。
02
基础建设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引擎，其实土耳其也是一样，甚至因为工业化历史渊源，土耳其对房地产依赖更加严重。
因为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土耳其只有“投资”这一驾。
一百年多前，由于紧挨着欧洲工业发达国家，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土耳其被倾销的程度不亚于满清，而且国内工矿企业也大多是外国所有。
1923年，凯末尔实现土耳其建国后，没有办法暴力收回所有外国资产，而是在不得罪欧美国家的前提下，优先选择了轻工业，慢慢积累资金发展重工业，然后赎买外国人控制的工矿企业。
而且由于与西方经贸关系不错，凯末尔虽然学习苏联搞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制定了五年计划，但却是个现实主义的保守派，没有革命底气，跟殖民者彻底翻脸是不敢的。
凯末尔自己所掌控的土耳其民族资本也主要集中在利润高的金融、商业和房地产，没有贸然向难度更大的工业过渡，至于广大中西部的铁路等基础项目还要依赖外资进行开发。
等土耳其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慢慢从建国的混乱、落后中缓过来，三十年代的全球大萧条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土耳其的重工业发展一而再再而三被耽搁。
好不容易等到二战结束，接二连三的石油危机与中东战火导致能源不能自给自足的土耳其，经济发展路线随着政局动荡左右摇摆，重工业始终没有成型。
缺乏重工业与基础部门的后果就是，今天土耳其虽然拥有一个体量还不错的工业体系，四五千亿美元的贸易规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以上，全球排名靠前，但整个全链条严重依赖进口来维持经济增长。
比如，土耳其前五大逆差来源地分别是，俄罗斯（能源、粮食）、中国（机电、日用品）、印度（粮食、纺织品）、韩国和美国（高端电子与消费品），可谓是从上游到下游，样样不足，出口越多进口更多，哪一个环节出问题，土耳其的贸易赤字就上涨。
土耳其贸易赤字
由于连年赤字，土耳其外汇储备也就一千亿美元上下，考虑到一年赤字几百亿美元，央行储备分分钟就能见底。
2022年由于疫情和中美贸易战影响，土耳其趁机抢订单，出口额达到2542亿美元，比2021年增长12.9%，创历史最高纪录。谁知道，由于战争刺激能源价格与供应链动荡，2022年土耳其进口飙得更猛，逆差直接翻了一倍多，飙到1090亿美元。
既然出口支撑不了里拉，而且土耳其国家不大，国内市场有限，那就只有投资，而最快见效的就是房地产，而且是跨国房地产。
这也是历史渊源。
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能源价格暴涨，土耳其“国产替代进口”工业发展路线失败，本该服务工业建设的建筑业大量闲置，于是借助区位优势与国际地位搞起了“走出去”战略。
欧洲的资金、本国的劳动力、亚洲特别是阿拉伯土豪的市场，让兼具东西方文化属性的土耳其搞房地产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天然具有优势。
今天中国企业海外承包往往依赖国内信贷资金与政策支持，土耳其当年却是利用沟通东西方的地位，海纳百川，大量从欧洲获取资金、从阿拉伯国家拿项目，结合本国丰富的大理石等建材资源，既带动了本国就业和产业链发展，又创造了大量外汇收入。
1978年-1990年，土耳其建筑公司对外承包合同就增加了13倍，出海的建筑承包商从十几家增长到三四百家。
过去50年间，土耳其承包商在全球131个国家履行了11125个项目，遍及整个亚欧大陆以及非洲，总金额达4530亿美元。
2016年，共有39家土耳其建筑和承包公司被列入《工程新闻记录》编制的250强国际承包商名单，仅次于中国。
全球最顶级十大超级项目，土耳其独占六个，让大量土耳其工人走向国际市场。土耳其8000多万人口，其中360万在国外打工，在欧盟打工的有320万，也给国内贡献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建筑业在海外积累的第一桶金以及与欧美金融市场结合的投资方式，让土耳其的基建行业内外循环了起来。
靠着北约成员与欧盟准成员的地位，土耳其大量进行海外融资（借钱），补齐了外汇储备不足的缺口，支撑着里拉印钞机高速运转，为国内建设提供大量资金。
换句话说，如果说中国是靠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驱动，背后其实是巨额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支撑起人民币通过土地财政与基础建设进行M2的扩张，满足工业化的一次次升级转型所需要的天量资金需求，最后通过出口创汇实现良性循环。
土耳其则直接拿外汇、外债搞建设，利用、发掘区位优势，吸引众多欧洲制造业企业在外设厂，带动很多欧洲职业经理人、公司高管或者企业老板，以及周边叙利亚、伊拉克、伊朗有钱人、中东石油土豪置业安家、躲避战乱、旅游观光，把土耳其变成“欧洲工厂”、中东安全岛，由此推动经济增长。
可以说，建筑业就是土耳其的金融引擎，年产值高达两千亿美元，占土耳其GDP比例快四分之一了，为近两百多万土耳其人直接提供了工作岗位，而与房地产相关的供应与需求，间接支撑起了土耳其三分之一的经济运行。
但土耳其却没能实现循环。
原因很简单，土耳其一没有国内市场、二没有充沛的能源，三也没有完备的供应链，四没有高科技产业，土耳其靠什么说服外资源源不断投资土耳其的基建呢？
你发个债还得路演一下，给投资人吹吹牛逼，送点好处吧？
答案就是土耳其人所谓的“资本特赦”——彻底放开外国资本管制。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土耳其推行自由和开放的经济政策，简化外资政策和行政手续，积极吸引外资。
根据最新的土耳其外商投资修整法案，允许资金、黄金、证券和其他市场资本合法进入土耳其而无需纳税，并且可以自由兑出。
此税收优惠被外界戏称为“资本特赦法”，会导致美元在国内泛滥成灾，相当于美元在土耳其境内收割完，潇洒转身，实质上并不增加外汇储备，反而会带走国内大量储蓄资金，外汇储备加速减少。
而外国投资者与土耳其有钱人对于这样的汇率危机，早已经习惯了。
因为有土耳其法律允许，土耳其经济活动中很多都以美元、欧元计价，等于脱离了里拉体系。如果里拉对美元跌了，但本地物价没有变的话，不但不受影响，甚至还是赚的。
也正是这样，欧洲资本和中东土豪眼里的土耳其，才具有“统战价值”。
就好像那些“避税天堂”一样，只要放得够开，门槛够低，就能用主权换来大量资金。
截至目前，土耳其外债规模高达4450多亿美元，是外汇储备的四倍多。
这些钱刺激了金融、房地产与旅游业的发展，但并没有流入本国制造业，却同样带来了房价飙升，通货膨胀高涨，反过来挤压了制造业的发展。
你给外资收割便利，本国资本也不傻。
最终，无论是外资还是本国资金，大家只往短平快的金融业、房地产和服务业走，根本不会投入土耳其的制造业。
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制造业已从经济的22%以上萎缩至16%左右。
今天来看，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模式类似于一个庞氏结构，先把资金链条支棱起来再说，把老百姓绑在一起支持里拉不崩溃，只要土耳其还具有国际地位，只要全世界还认他这个“中东小霸王”，只要美国还需要这个“中东北约”支点，就要想尽办法忽悠外资来投土耳其基建与房地产，土耳其就有折腾的资本。
而老百姓背负巨额债务为房价买单，却没有足够体量的制造业为老百姓提供价格稳定的生活品消费品，特别是能源无法自给自足，导致土耳其民众生活成本持续攀升，入不敷出，进而导致国内储蓄根本补不上投资的缺口。
贸易赤字+投资赤字，历届土耳其政府还要打仗、买武器，撑起帝国门面，就只能不断印钞外加削减社会公共开支，却总是无法提供足够的产品，恶性通胀自然居高不下。
由于土耳其迟迟找不到良性循环的出路，所有压力给就到了底层老百姓。
03
埃尔多安的政治基本盘就是农村居民、城市贫民。
长期以来，由于“白土耳其人”为主的西部经济发展快，所以大量中东部的“黑土耳其人”，特别是农村人纷纷往城市和西部迁，这就导致土耳其的“工业化程度”远远赶不上“城镇化速度”。
城里老百姓没房子，就原地起楼，既没有环评也不办手续，土地还是国家或者别人的，后果就是聚集大量违章建筑物的的棚户区广泛存在。
这个问题在凯末尔时代就出现了，后来越来越严重。
早在1960年，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三大都市的棚户区居民比例就已经高达45%、60%和34%，到了2000年，土耳其约有1000万栋（约占全国总建成房屋的62%）房屋都是违章建筑。
违章建筑越多，贫富撕裂越大，棚户区老百姓的宗教情节也越来越严重，政治主张也越来越极端。
埃尔多安以及其他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靠的就是来自城市棚户区的游行与选票。
埃尔多安在1994-1998年出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时，重点政绩就是基础设施上颇有建树，为解决供水问题铺设了数百公里供水管道，为缓解交通堵塞修建百余座高架桥，解决了很多前任们没有魄力解决的问题。
当然，这不是埃尔多安独创。
在土耳其建国至今的发展过程中，快速的城市化，让基建成了土耳其历届政客们捞选票的池子。
自60年代开始至90年代，在短短30年间，靠着建筑业的带动，土耳其的城镇化率从30%飞涨至超过70%。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令到城市的住房压力陡增，带来了一个利润巨大的市场。
当土耳其在80年代开始经济私有化改革后，住房压力从无人问津的棘手问题变成一个促进经济增长与拉选票的大好机会，大量千篇一律的住宅高层随着地产商的崛起，急速地拔地而起，建筑质量被排在了最后。
这么做短时间取悦了选民，但房地产飞奔的后果是房价飙升，反过来危及到了伊斯兰政党（比如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的基本盘——乡村农民与城市贫民。
（土耳其房价上涨率）
怎么办？
埃尔多安上台后，为了平衡房地产驱动型经济给基本盘带来的压力，重组了前政府建立的民众住房管理局，大量为中低收入人群开发翻新住房，至今累计建造了50万套住房，是此前20年时间的10倍。
但很显然，五十万套住房是远远不够的，一旦分配出问题，还会得罪人，不患寡而患不均。
要解决不均，只能建更多房子，但人均一套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土耳其。
所以就有了第二招：
我虽然不建房子，但我可以创造条件让你们自己建房子或者把你家的违建合法化——这就是“建筑特赦”。
“建筑特赦”相当于打掉了房地产这个游戏的门槛，变相降低普通人拥有房产的成本，不仅为土耳其“农民工”创造就业机会，也给广大城市贫民凭空带来了固定资产。
因为面对无休止的通胀，土耳其生活在农村或郊区的居民，在自己土地上盖房子就成为了为数不多的保值手段之一。
这些私建居民楼的最初目的并不是因为家庭居住需求或者建筑技术的进步，而更多是家庭面对高通胀，唯一的资本保值的手段。
在高通胀背景下，今年不建房买房，明年可能只够个厕所。
不是想炒房，而是被逼着不得不买房。
再加上土耳其的基建设备也大多需要进口，普通人本着能省就省的原则，什么现拌混泥土、空心黏土砖、劣质圆钢筋，什么省钱用什么，私人住宅、自建房的质量可想而知。
相似的情况国内也有，比如长沙虽然有大城市中罕见的低房价，一个原因是城区大量自建房的存在，进而给2022年4月29日长沙自建房坍塌的悲剧埋下隐患。
扯远了，还是回到土耳其......
“建筑特赦”，帮助埃尔多安在继续维持高通胀的经济增长模式下，还能够巩固自己的选票基本盘，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搞。
甚至还有一波新的建筑特赦正在酝酿中，如果没有地震，大概今年6月份就要推出。
但危机不会消失，只不过从通胀的经济隐患，转移到了劣质建筑带来的人命隐患。
把建筑安全标准当屁放的后果是，整个行业的进一步崩坏，建筑质量低劣到如开篇中国救援队看到的那种丧心病狂的程度。
如果能说话，穿越土耳其的两条上千公里、覆盖96%国土面积、憋了五百年应力的断裂板块大概就一个感想：
土耳其人，是你们不敬畏自然，自己把天灾改写成了人祸......
尾声
“资本特赦”与“建筑特赦”代表着“埃尔多安经济学”的两根支柱：
一边是用印钞变相征税、削减公共支出、高物价压低居民储蓄、想方设法让民众支持建筑业，导致通胀居高不下，最后靠“建筑特赦”打补丁，安抚基本盘；
一边彻底打开金融国门，吸引欧洲、中东外资大规模投资基建房地产，给土耳其人画大饼，给里拉印钞背书，随着外债越滚越多，只能靠“资本特赦”继续卖“金融主权”。
支撑这套运转模式底座的建筑业，却是一震就垮的豆腐渣。
这种放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持续的“旁氏”发展模式，埃尔多安能维持二十多年，还给了整出了“中东小霸王”的架势，少不了一套“画饼充饥”的“埃尔多安政治学”。
任何深层次经济问题都离不开政治根源，埃尔多安之所以崛起，也根源于建国后凯末尔改革遗留下来的宗教、民族与世俗的三重矛盾。
凯末尔代表的世俗主义，实际上是政治精英+军阀独裁+资本垄断的治国路线，土耳其建国初期的银行大股东就是凯末尔本人。
所以当土耳其靠外部投资，转型为现代国家时，也切断了精英与底层的文化精神纽带，扩大了紧挨欧洲的先富地区与其他落后地区的矛盾，再加上传统文化快速退潮，给极端伊斯兰宗教在落后地区的滋生创造了空间。
土耳其内部逐步分化为两大阵营，分别是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西化世俗主义精英——“白土耳其人”(White Turks)，和生活在土耳其腹地安纳托利亚的虔诚中下层穆斯林教徒——““黑土耳其人”（Black Turks）”。
底层民众的宗教、民族主义的情节与军队、精英们的世俗专制主张发生剧烈冲突，所以搞民主选举赢得往往是宗教分子，而世俗总和政变、军政府捆绑在一起。
从埃及、叙利亚到土耳其，中东国家都有这个问题，而土耳其军方更是打着“凯末尔”的旗号，自诩为“世俗主义”捍卫者，每十年发动一次政变，却总也留不住民心。
然而，宗教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往往带来了社会的保守封闭，不利于吸引外资发展经济，而军队与官僚领导的世俗派，又导致民心不安政局不稳，无论哪方执政，最后还是形势恶化、经济结构脆弱。
凯末尔改革后的土耳其，虽然用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摆脱了其他伊斯兰国家没有走出的极端落后，但并没有惠及大部分人，无法激发内部经济活力，没有可靠的经济支柱，所以在凯末尔之后，位于亚欧十字路口的土耳其，虽说区位条件便利，但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国内先富与后富的矛盾也更加剧烈。
对于缺少原始积累的土耳其而言，要发展经济，那就势必得罪宗教与民粹势力，引发政治动荡。
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成为继任者同时要解决、又相互矛盾的难题。
土耳其就得了一个外号：脆国。
2002年，埃尔多安来了，他带着刚刚成立的正义与发展党赢得大选，从阶下囚变身登上了土耳其总理宝座。
简单理解埃尔多安，其实就是土耳其版的特朗普，民粹、强势但骨子圆滑至极，而且比特朗普执政经验多得多，也老谋深算得多。
如同被土耳其军方推翻的民选政府一样，埃尔多安年轻时候就看到了倾向世俗化带来的国家撕裂，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踏入政坛后，还宣传过宗教仇恨作品，结果被军政府治了罪，还丢了官。
上台后，埃尔多安第一时间就对军队说，你们不是要学西方世俗化么？那么土耳其要加入欧盟需要进行的“文官治军”改革，你们总没有意见吧？
于是，在入欧谈判进程的驱使下，土耳其军方势力在权力机关、教育部门、舆论领域全面撤退，再也没有翻出大浪。哪怕是2016年7月15日的军事政变，背后操盘也是“居伦运动”，属于宗教背景的体制内精英，军方最多是个打手。
2017年后，埃尔多安推动土耳其修宪，改议会制为总统制，并当选总统，实现了大权统揽，军方被彻底摁在了角落里。
对于民众，埃尔多安则是宗教与民族主义双管齐下，看似继续高举凯末尔大旗，实则开世俗的倒车，推动一系列“伊斯兰化”的政策，比如把索菲亚大教堂改成大清真寺，培养大批宗教青年充当死忠粉。
埃尔多安还把奥斯曼土耳其的光荣历史搬上来，对外打造“泛突厥”的国际认同，自己当成突厥民族国家的老大，把手同时伸向阿拉伯、中亚、高加索甚至中国新疆，凝聚土耳其民众国族认同感。
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给了埃尔多安相对稳固的政治地位，才能用奥斯曼土耳其的旧梦，不惜在军事、外交、地缘政治上四面出击。
虽然代价是有时候是四面挨打，但不得不说，这种圆滑的“莽”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最终把“经济主权”卖个好价格，能续一波是一波。
比如，当年打掉俄罗斯飞机后，又与俄罗斯拉关系，然后靠斡旋俄乌战争来换取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稳定；又比如为陷入“暗杀记者丑闻”沙特缓和与北约关系，换来50亿美元外汇储备支援。再比如，埃尔多安一上任就干涉新疆，后来果断认怂再也没有公开表态，反倒又是加入亚投行、加入上合组织。
没有埃尔多安，按照土耳其军方动不动就政变的作风，被围在中东、东欧、巴尔干、高加索四个火药桶之间的土耳其恐怕早已崩溃多少轮了。
然而没有健康实体经济支柱、放纵外国金融投机、任凭民生产业滑坡，埃尔多安这套把国家兴亡寄托在豆腐渣房地产上的“旁氏游戏”，无论兴亡，终究是百姓承担下了所有。
可怜那些被深埋在废墟里的地震死难者，不过是帝国旧梦的“代价”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