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要
本书的意图是在传统的革命史写法之外，提供一个对于女工历史概况的更全面的介绍。
书名所谓的“姐妹们和陌生人”，意在指出两个同时存在的事实：来自不同地域的女工之间的隔阂（“陌生人”），以及来自同一地域的女工之间的互助（“姐妹们”）。除了象征意义之外，“姐妹们”有两个实际的指代对象，一是来自同一地区之间的女工有时组织起更加正式的互助形式“姐妹会”，二是通过提供娱乐、教育，尤其是在日本侵华的困难期间提供救济而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域的女工的基督教女青年会。
在四十年代，共产党学会了利用传统姐妹会的组织形式来接近女工，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了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工作。再加上抗日爱国的宣传教育，共产党从此才真正深入到基层女工之中，并成功地掀起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高潮，棉纱厂女工是上海1948年罢工运动中的主力和先锋。
作者指出，传统革命史叙述中的假设“越穷越革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几种因素的作用下并不符合当时的大多数实际情况。这些因素主要包括：1、女工因来源地不同而导致的经济地位、文化水平、生活习俗（如穿着、饮食、婚俗、方言）上的差异，在这其中，来自苏北地区（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大运河以东的江苏）的女工往往处于工人的最下层，而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女工则境遇相对更好些。不同的经济能力和文化习俗导致来自各个地区的女工在工作和生活中互不来往，甚至产生对于苏北人的歧视，而工厂的招聘和管理制度则既依赖又加强了这种分化，这就使得甚至在一个厂里的工人都很难团结起来。2、上海本地的黑社会组织“青帮”的势力在1927年帮助蒋介石镇压上海工人运动后空前膨胀，再加上共产党的暂时失败和撤退，使女工更倾向于屈服于青帮。3、三十年代的欧美经济大萧条和日本侵华战争破坏了生产，使得工人数量急剧减少。
二、各章内容
本书包括八章，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到五章采取宏观、客观的角度，叙述棉纱厂和女工的概况，着重描述了女工的不同地域来源和棉纱厂的雇佣制度；六到八章采取微观、主观的角度，描写女工的工厂经验和人生经历，并叙述女工参加各种社会组织的情况。后一部分的内容对今天的社会调查来说更具有参照价值。
引言和第一章“上海纺织史”提供大的背景知识。
上海是1949年以前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棉纱厂是上海最接近于机械化的现代工业的工厂，其中的机器几乎全年无休地运转。包括丝厂和卷烟厂在内，女工几乎占上海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棉纱厂的大多数工人是女性，棉纱厂女工约占上海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
第二章“在工厂里”以1925年的华商工厂申新一厂为例，描述了棉纱厂各个生产环节。由于缺少图片，单纯的文字说明对于没有去过棉纱厂的读者来说比较难以理解。
作者指出，棉纱厂工人最重要的区分就是男工和女工间的区分：男工从事的是要求体力或技术的工种，女工则从事机器操作。然而，男女比例是逐渐变化的产物。在二十年代之前，工厂里主要是男工和童工，到了二十年代末，大多数机器操作工都换成了女工，原因是女性更容易管理，也更容易解雇，总之就是雇用女工更省钱。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萧条，连体力活也越来越多地由女工来做了。抗日战争之后留在厂里的男工几乎都是做技术性工作的（技术工、机器维修工、电工），收入要高于女工。
第三章“工人的来源”介绍了棉纱厂女工的三大地域来源：苏北，江南，上海。
上海本地的女工分为两部分：近郊农民和移民后代，后者一般非常贫穷，住在棚户区的草房或河上的小船里。本地女工在上海有家庭，因此往往只是把工厂工作当做是辅助性的收入来源，厂方认为她们的工作效率较低。
江南（苏锡常）来的女工在家里就从事家庭手工业，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术，而且常常上过几年学，再加上棉纱厂的老板、管理者和工程师多来自于这一地区，因此，这些女工的境况相对较好，容易被分配到工资较高的岗位。
来自苏北的女工在家里帮助务农（苏北地区的家庭手工业很少），而且多数没上过学。一旦遇到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苏北人就会举家离乡，去城市打工，做的往往是工资最低、最累和最脏的非技术性工作，例如男性主要是建筑工、运输工或码头工。丝绸业和卷烟业的工人待遇较好，但其中苏北人的比例很小；在缫丝厂中，苏北女工做的是最累最脏的活，工资也最少；只有在棉纱厂中，大部分工人来自于苏北农村，而且也是在最艰苦和最脏的车间工作（工资未必最低）。由于华商工厂的中国管理者歧视苏北人，因此苏北女工更愿意去日资工厂，有时却反被指责为不爱国，更加重了歧视心理。苏北人喜欢穿颜色鲜艳的衣服（这和今天许多年轻农民工喜欢穿奇装异服是相似的，是一种“亚文化”现象），然而这种行为是被地位更高的人看不起的。补充一句，上海本地人对于苏北移民的歧视，至少持续到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
即使在妓女这一行业，江南移民也占据高端，苏北移民只能做底层的“野鸡”在街上拉客。可见，在当时社会，出身决定地位的程度是很大的。
第四章“建立关系”和第五章“包身工”介绍了棉纱厂的雇佣制度。
工人大致分为三种：普通雇佣工人，养成工，包身工。
工厂的雇佣权主要掌握在大小工头（上海方言根据英语number one称之为“拿摩温”）的手里，这些人往往是青帮成员。一般情况是，买办或管理者雇佣工头，工头雇佣工人。一个女工回忆道：“（工头的）工资相对高一些，所以她的房子比我们的好些。不过，她不富有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工头更偏爱从自己家乡来的女工。
对于普通雇佣工人来说，当他们来到上海后，同乡人往往住在同一个街区，因此通过亲戚朋友很容易找到工头；如果不成，就不得不找其他的青帮成员（地痞流氓）。找工作时需要给工头送礼，通常是实物而不是钱，而且逢年过节要继续给工头送礼，甚至要拜工头为干娘（过房娘）。工头与车间工人的这种庇护关系也可以为工人带来一定的方便，例如在管理人员不在时工头会允许工人休息，允许工人偷偷带进车间来学习技术的女孩暂时代替休息的工人。
养成工类似于今天一些大公司里的管理培训生。工厂管理着希望通过考试选拔（通过率只有十分之一）、两个月的培训、两到三年的严格管理（工厂宿舍制度、有组织的娱乐活动、每周例会），培养出一批守纪律的工人精英，并且在招募环节摆脱工头的控制。养成工主要来自于中农家庭里受过教育的15-17岁女孩（否则考试通不过，而且没钱去找保人）。在两年的养成工生活期间，工厂除了包食宿之外只提供很少的工资，因此可以节省一定的成本。养成工威胁到了工头招募来的工人的工作机会，因此遭到后者的反对。
包身工（contract labor，又称契约劳工）是中国农村的人口贩卖传统的延续。妇女市场在农村早就存在了。包身工的大量出现与青帮在1927年帮助蒋介石镇压上海工人起义后的势力膨胀有关，在这之前包身工的数量很少（工厂管理者在1925年五卅工人运动后为了控制工人就开始与青帮结盟，但在1928年前没有记录表明存在包身工制度）。
包身工主要来自苏北的扬州、泰州、泰兴和绍兴的嵊县、新昌，这些地区很穷但并不一定是最穷的，这些地区输出包身工较多可能是因为这里是下乡招募者（包工头）的家乡。招募者与工厂里的工头关系密切，通常他们都是青帮成员，有时招募者就是工厂里的工头。包工头到农村去找最贫穷的家庭买来女孩并负责给她们在城市工厂找工作，如果找不到棉纱厂的工作，就会去找其他工资更低的季节性工作例如缫丝厂的工作，或者送到餐饮娱乐业，甚至可能送到妓院。在棉纱厂，包身工既可以做普通雇佣工人，也可以做养成工。
常见的包身工的形式是包饭制。包工头付给女孩父母一小笔钱（分三年支付，总额为30-50元），并立下包三年食宿的契约，但在这三年内包身工的工资全部归包工头所有，因此她们的生活处在包工头的严密控制之下。另外还有一种“带饭”制，就是女工每月付给包工头7-8元的食宿费，但这个关系不签署契约，可以随时取消。
据估算，在包饭制下，一个包工头在一个女工身上的食宿开支是每月5元，而一个女工至少每月挣12元，扣除付给女孩父母的钱，包工头3三年在一个女孩身上至少可以赚200元，而一个包工头通常掌握10-100个包身工，他的收入要高于工厂内一个普通工头的每年约1000元。通过发放高利贷、旷工后的补工等手段，包工头可以延长契约时间一到两年，甚至更长。
由于包工头拼命节省花在包身工身上的食宿开支，而且包身工的工作机会依赖于包工头，因此包身工的处境非常悲惨，不仅吃不饱、居住条件差，而且还被要求做家务，甚至可能被强暴。这也损害了包身工的健康和工作效率，从而对工厂不利，但即使工厂设置人事部门也无力阻止包身工制度，因为帮会势力在上海太强大了，甚至在工厂门口的所有门警都是帮会成员。工厂老板在1925年正是为了压制工人运动才与青帮结盟的，但后来无力阻止青帮势力的急速膨胀，可谓自食其果。在包身工制度的鼎盛时期（可能是在三十年代中期），三分之二的棉纱厂女工是包身工。
第六章“工作日”描述了1937年前一个典型的棉纱厂女工（细纱车间接头工）的工作经验。
日班的工作一般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织布间是例外，没有夜班，但白天要工作12-16小时。
早上四点半起床，到附近的水井或小河打水并生火烧水（或去“老虎灶”买开水）、煮泡饭（稀饭）。五点收粪工到各家门前收粪。早饭是泡饭和，配上腐乳、咸菜或咸鱼。早饭后与相邻的女工结伴步行一小时或坐手推车去工厂。五点四十五分哨子吹响，工厂开门，女工把工牌交给看管员进行考勤，并进入车间、穿上工作围裙。
六点随着哨子吹响，接过夜班工人的岗位。车间里嘈杂、炎热、阴暗，布满棉尘（日商工厂条件比华商和英商稍好），织布间噪音最大，连大声喊叫都未必听得到。接头工站在机器前，一般要看管二十个左右的木管（每个木管有六个纱锭），她需要在一分钟内接上六个断头（新手只能完成一个）。休息可以采用延长上厕所时间的办法，但一个车间的同时上厕所人数是有限的，取决于工头手里发放的竹签。如果车间的总工头不在（日商工厂在上午九点安排工头休息半小时），小工头有时会允许女工关掉机器休息，或者允许让她们带进车间来学习技术的女孩接替她们一会儿。
中午轮流午餐（日商工厂则关掉机器）。午餐是自带的，用厂里的（不干净的）热水把昨晚的剩饭加热后就着腐乳、咸鱼或蔬菜吃。午餐时间为半小时，刚生小孩的女工需要同时给婴儿喂奶，她们有的在上班时把婴儿带在身边，有的让家人在中午把婴儿带到工厂（有钱雇奶妈的女工需要每年花70元，占每年工资的三分之一）。
晚上六点工作结束，在离开工厂之前女工要挨个被搜身，以防偷带东西出去，排队等待检查使工人在工厂里的时间延长了一个小时。女工们结伴或与家人一起回家，以防男工和地痞流氓的性骚扰或敲诈勒索。七八点钟到家后吃晚饭，年轻的妻子或童养媳需要烧菜做饭。家里没有电灯，用的是煤油灯，吃完饭后九十点钟上床睡觉。
夜班基本与日班相同。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到班，六点开始工作，半夜里会有一刻钟或半小时的晚餐时间。到了后半夜，工人通常会轮流打盹。多数工厂会发一张大饼和一根油条，华商永安工厂还会发两块饼干和一杯咖啡。不少女工喜欢上夜班，因为工头在晚上不会管得很严。白天的睡觉由于女工家里人多而难以保证质量，再加上夜间潮湿的环境，以至于在两年后，每隔一周上夜班的十个女工中有七个染上结核病。
白班和夜班每两周轮换一次。但在生意好的时候，工厂常常设法在轮换时延长工作时间，例如让周六晚班的工人工作到上午九、十点，让周日晚上的夜班工人从下午（甚至上午）就开始工作。生意不好时也会缩短工作时间，工资也随之减少。
女工常由于各种原因而旷工，如生病、照顾小孩或生病的家人等。经济情况较好的女工可能为了和朋友聚会而休假。但她们也学会用一些手段避开考勤，照样获得出勤奖金。
吃斋信佛的女工很多，在每月的第一天和第十五天她们不吃肉，还要烧香或去寺庙进香。
每两周发一次工资。在发工资的当天，算命先生和放高利贷的人会来到工厂。
周日休息。女工在这天洗澡和洗衣服，并走亲访友或结伴聊天逛街逛公园，偶尔也会去看戏或聚在剧院门口听戏。但她们一般只是在生活区域周围活动，除了在假期之外不会进城。
假期主要包括春节三天、端午和中秋各一天。假期来临之际，女工经常买食品或白酒送给她的保护人（工头或包工头）。再穷的人家也要庆祝春节，但显然各家的消费水平是不一样的。春节时女工还会去寺庙，或请算命先生算命。
在许多方面，女工在城市里过着一种类似于农民的生活，养鸡、从街贩那里买食物，在街区的井边或小河边聚在一起洗菜洗衣服。
第七章“工作生活”介绍了一般女工的人生经历。
棉纱厂女工的经历通常是丰富的，但未必多彩，因为总的色调是黯淡的。她可能当过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养蚕人、街头小贩、乞丐、妓女等。在由于经济萧条、战争而失业时，她可能去郊区捡菜度日、在街上拾荒出售、逃进公共租界里临时设立的收容所，或返乡务农（如果农村没有遭到打击的话）。
女孩从五、六岁就开始帮家里干活。苏北女孩下地干农活，江南女孩在家纺纱织布，上海女孩在家帮父母务农或务工。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前进厂的女工中，受过教育的很少，她们常常是为了供养兄弟上学而去做工。
多数女工在九、十岁时开始做童工。女孩的工资对于家庭收入来说是重要的，一般归父母所有。个人独立意识较强的女孩会藏一些私房钱，用于奢侈消费（如：绸手帕、手表、金耳环、脂粉、擦脸膏、时装、烫发）。
由于棉纱厂一般雇佣十岁以上的女孩，许多八、九岁的女孩最初在缫丝厂做打茧的工作。这一工作被认为是最艰苦、最不值得做的，童工必须把蚕茧按在滚烫的开水里，让它们变软从而方便抽丝，车间里闷热潮湿。除此之外，年轻女工还会去毛纺厂、卷烟厂、鸡蛋厂等工厂，但它们和缫丝厂一样都是季节性开工的，而棉纱厂则是唯一能为女性提供全年工作机会的行业（虽然卷烟厂和鸡蛋厂的工作既轻松、工资又高）。对于棉纱厂女工来说，棉纱厂的工作是她们能在上海得到的等级最高的工作。条件更好的卷烟厂和香水厂是宁波人的天下，商场店员的岗位则由受过更多教育的女性占据。
十几岁进入棉纱厂后，女工可以在同一个工种内提升技术级别，提升最快的女工可以在一年内从最低的十级工升到一级工，两者的工资每天相差1.5元（最低工资约为每天0.4元，养成工培训的两个月期间工资为0.15元）。
根据工种的不同，在同一个车间工作的女工的工资会相差一倍。最终升到车间工头（拿摩温）的女工和工厂的技术人员、管理者一样，大多来自江南或是上海本地人，她们常常是在受过教育的小工头中选拔的。处在更高职位的管理者都不是来自工人阶层，而是老板的亲戚朋友。
不同车间也有等级之分，最明显的区分是细纱车间工资低于织布车间。织布车间里的男工比例更高，女工的平均年龄也更高，或许来自江南的女工比例也更高，这些都是形成车间等级的可能因素。
不同工厂的相同工作可能有不同的工资和工作环境。日商工厂的工作环境相对更好，还提供茶，管理也较为宽松，工头不歧视苏北移民；而且由于采用优质棉花而减少了断线，接头工的工作负担更轻。华商工厂中，申新九厂被认为是全上海最差的工厂，低工资和高压管理；永安工厂则比较受欢迎。女工频繁跳槽，其中优先考虑的因素是工资，也可能是跟随亲戚朋友一起换工厂。
上海女工通常在18-24岁结婚，而农村女孩一般在15-16岁时结婚。父母为了更长时间地获得女儿的工资而拖延她的结婚时间。没有儿子的父母特别不愿意出嫁女儿，但他们招到的女婿往往是孤儿或地痞流氓。女共产党员普遍推迟结婚，以至于有时党组织不得不安排假结婚来避开国民党的怀疑。
一些女工在两、三岁时就被父母许配给别家或卖作童养媳。多数女孩在十几岁时在父母的安排下由媒人介绍对象，媒人常常就是女工的工头——这有点类似于敲诈，因为女工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所以很难拒绝工头介绍的对象。夫妻须来自同一地域。婚礼通常回到家乡举行。
婚后，女工住到丈夫家里，不仅要帮忙做家务，还要把工资全部交给公婆。婚姻通常意味着接连不断地生孩子。家里较穷的女工为了保住工作，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做人工流产，或者设法瞒着工厂管理者和工头，而且在分娩后过不了几天就回厂工作。另一些女工则会暂时回到农村照看孩子，同时可能去做奶妈来挣钱。由于恶劣的怀孕和分娩环境，据一项估算，高达60%-70%的婴儿死亡。
女工因各种原因而暂时或永久离职：结婚、生小孩、受伤、生病、家庭成员去世、被解雇。四十岁以上的女工很少。多数女工在自己的孩子能够挣钱时就不工作了，许多人可能从结婚或生小孩后就没有回工厂工作。
抗战期间女工频繁往返农村家乡和城市工厂。抗战之后工厂重开，管理者借机招募了许多新工人，她们大多出身于曾经较富裕的家庭，上过几年学，甚至直到二十岁才进工厂。1949年以后，女工不再是往返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工了，而且得到了较好的物质待遇。
第八章“变化的视角”叙述了女工参加各种社会组织的情况。
为了抵御男工、警察、地痞流氓的骚扰，在工作上相互帮助，并处理一些急需用钱的情况，女工们以同乡关系为纽带互相帮助，有时会进一步成立更加正式的姐妹会。姐妹会的成员通常在同一街区居住、在同一个车间工作，其中也包括几个男工、工头或青帮成员，以增强姐妹会的防御能力。
基督教女青年会是有大量女工参加的第一个外部组织，从三十年代开始，它吸引了不少女工的加入，并悄悄培养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民族工业部干事邓裕志在二十年代从一个美国干事芒德·拉塞尔那里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后来负责组织夜校。通过口头传播和在工人生活区演出娱乐节目的方式，基督教女青年会逐渐在女工中间培养了一批追随者，它开设的学校成了为数不多的让来自不同地域的女工可以互相交往的场所，罢工的消息和经验在这里得到传播。抗日战争爆发后，基督教女青年会为失业女工建立了难民收容所，努力为她们找正式工作，并开设文化课程，共产党员在这个被他们称为“上海的解放区”的地方进行教学工作并组织地下斗争。
国民党似乎并未在棉纱厂女工中产生影响。共产党则一直试图接近女工，但在二十年代，由于棉纱厂中党员太少、宣传组织的方式不符合女工的特点，所以收效不大，而且在1927年后被迫转出上海或转入地下，只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才重新加强在上海的活动。但是此时共产党已经修正了活动策略，通过拜干娘的方式使党员获得保护，利用已经存在的姐妹会，首先吸收姐妹会的核心成员入党，然后依靠她们在日常活动中逐渐地影响其余成员。此外，共产党还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学校里通过更多的党员教师来培养积极分子。这一阶段的大多数共产党基层组织者自己就曾是基督教女青年会夜校的学生，抗战后加入共产党；一些党员已经属于某一姐妹会，所以容易影响她的姐妹们。
随着共产党的成功进入，姐妹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都改变了原来的性质：姐妹会的规模从二三十人扩大到四五十人，且更加有战斗性而不仅仅是防御性；基督教女青年会则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培训所，教女工进行阅读、演讲、辩论和社会分析。共产党组织女工进行抗日斗争，主要形式是怠工和偷窃，在这些活动中，女工形成了政治组织和团结精神，并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中成为领导者。
迫于恶性的通货膨胀，1948年申新九厂6000名女工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同时，周边工厂也纷纷罢工以响应申新九厂，还有6000名舞女冲进上海工部局办公室进行示威并发生骚乱（第一章还提到有1000名舞女罢工）。女工和男工一起占领了工厂四天，体现了很强的战斗性。国民党政府出动装甲车和数百名警察镇压，3名女工牺牲，500名工人受伤。最后，工人的要求得到了部分的满足。
三、分析
1、方法
作者主要采取了两个方法：挖掘档案与采访口述。
在档案部分，除了保存于上海的档案之外（主要是上海社科院档案，以及某纺织厂全部约一千名工人的退休卡），还参考了大量保存在瑞士日内瓦的档案，因为日内瓦是两家国际性机构的总部所在地：国际劳工组织（ILO）和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后者与三十年代之后的上海女工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
在口述部分，作者在1980年前后两次来到上海，采访了共约75名的各类工人，包括来自不同地域、做不同工种的男工、女工，以尽量增加材料来源的全面性。然而，在“包身工”一章中，却没有曾经做过包身工的女工的现身说法，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包身工制度的残酷性。
2、叙述
由于作者目的在于叙述这段历史的概况，因此，个人史的叙述在书中很少。但考虑到作者曾查阅了那么多记录了工人工作经历的退休卡，并访谈了许多工人，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个人史的叙述可以使人更深地了解女工的心理活动。
本书叙述中的主要缺陷是缺乏比较的视野（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地区比较、行业比较）和全球性的视野，简而言之，就是眼光比较局限。
例如，就本书最想要驳斥的革命史假设而言，虽然作者在书中详细指出了种种阻止工人团结抗争的因素，但并没有给出更一般化的理论解释。但是，至少在六十年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家弗朗兹·法农就已经指出，殖民地的“工人”阶级常常是劳动者中的贵族阶层，在殖民地，受压迫最深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这当然也只是一个经验性的归纳，但已经有了全球性的视野，因此就可以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种情况会普遍发生，而不像本书那样，仅仅止步于探讨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行业比较的缺乏也让读者对于棉纱厂女工的处境不能有更全面的认识。当然，从书中给出的一些事实可以推测，由于棉纱厂是唯一一个大部分女工来自贫穷的苏北地区的行业，因此，棉纱厂女工的生活境遇很可能是上海工厂工人中比较差的，虽然对于其中的女工来说已经是可以得到的最好的工作了。
全球性视野的缺乏则使读者看不到影响女工命运的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的局势。鉴于本书偏重于社会史，因此在这一点上也不能太苛求。
3、理论
缺乏理论是本书的最大缺陷，这导致本书的叙述常常流于琐碎事实的罗列，并限制了叙述的视野。当然也应该看到，作者是属于较早接触到中国大陆档案的一批海外学者，因此不能过于苛求。在此书之后的另一个美国学者的著作《上海罢工》在掌握了更多的经验性研究和材料之后，就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理论了。
例如，在叙述女工通过从农村来到工厂而改善了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时，作者并没有运用“参照群体”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或满足感是在和一个与自己身边的“参照群体”的比较中获得的。来自长三角的女工可以与境遇更差的来自苏北的女工比较而获得心理满足，而所有女工都可以与自己之前的农村生活作比较而获得心理安慰。因此，如果不考察农村生活的情况，就很难理解女工对于城市里的工厂生活的主观感受，而本书确实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
缺少理论指导的情况甚至导致本书提供的经验性材料在一些地方削弱了作者的主要论点。作者强调“压迫越深、反抗越大”这一假设在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并不符合现实，但是却没有考察这一假设为什么在有些时候是正确的。例如，书中第八章提到，发起1948年上海大罢工的是申新九厂。但之前的第七章却提到，在1938年时“申新九厂工人的生活被认为是上海所有工厂中最糟糕的”，作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削弱了作者想要强调的论点。由此出发，显然有必要深入审视压迫和反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条件造成了两者的相关性或不相关性？
总之，这本经验性的历史研究著作，只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份详细的指南：从本书中能够提出的问题要远远多于它最初想要回答的问题。
4、价值立场
作者坚决反对传统革命史叙述中把女工描写成“被动的受害者”的做法，批评大部分历史记录受到五十年代“诉苦”运动的影响而“把最困难时期最贫困的女性（日本占领期的苏北女性）的特征，作为解放前整个历史时期所有女性的特征”。这一批评很可能是对的，但全书所列举的事实似乎却不太支持作者自己的正面结论（即，女工不是被动的受害者）。如果作者的结论中还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话，那么，可以从中得出的正确结论是，棉纱厂的大部分女工是主动的受害者。她们就像飞蛾扑火一般，为了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存和血脉的延续而走进了工厂这座炼狱。扪心自问一下，有几个今天的读者（甚至是今天的工厂工人）愿意去过这些女工的生活呢？甚至是当时的工人也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例如书中第七章提到，女工若生下男孩，一个月后会举行庆祝，对此，被采访的女工说：“我们要吃长寿面，希望儿子长大后不再当工人。”许多棉纱厂女工笃信宗教或迷信，也说明她们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需要通过宗教信仰或迷信来获得解脱。
女工是被动的受害者还是主动的受害者，或者既是受害者也是获益者，甚至主要是获益者，这一判断从表面上来看取决于参照对象的选择，但更深层次来看，这是由价值立场甚至是政治立场的不同所导致的。以上三个判断分别对应的是激进（受害）、改良（既受害也获益）、保守（获益）三种政治立场。
此外，作者虽然强烈谴责包身工制度和青帮成员，但同时又支持劳动力自由买卖的制度。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包身工这种讹诈穷人的制度正是在自由契约的保护下才成为可能的。作者所揭露和谴责的其实并不是包身工制度本身，而是包工头违反最初契约或利用契约中的漏洞而损人利己的行为。以绕开青帮的“自由”方式被雇佣的棉纱厂女工同样面临着恶劣的工作环境，她们的工资相对于技术管理人员或其他一些行业的工人来说依然较少，更何况自由的雇佣并不能保证人性化的管理，因此，对于劳动力自由买卖的支持只是对工厂老板有利，而与工人的利益没有太大的关系：苏北籍工人身陷上海社会底层的苦难境遇正是劳动力“自由”买卖的结果。
四、感想
在没有激进变革的情况下，日常的苦难不会进入大众表达的领域，因为它们在现有的大环境下显得似乎是不可改变的，而激进变革所承诺的正是改变这个大环境。于是，日常苦难要么进入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并且通过求神拜佛或享乐主义的方式来保持这种有意识的遗忘，要么就被当做无奈的现实而接受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表达出来的苦难只是一些特别严重或特殊的苦难，例如意外死亡、失恋。对于特殊苦难的表达有助于人们淡忘日常苦难，这就是悲剧故事和伤感音乐之所以流行的原因，这也似乎提示我们五十年代的诉苦运动为什么没有产生长期的效果。为了解决这些特殊的苦难，所需要的是一点一滴的改良。
苦难的来源或是天灾，或是人祸。人类在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天灾的影响越来越小，余下的苦难越来越多地来自于人祸：恶制度和坏行为的执行者和旁观者共同造成了这些苦难，其中，前者正是从别人的这些日常苦难中才获得了自己的日常利益。揭露大众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苦难以及少数人从中获得的利益，是激进变革的倡导者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这是因为，日常苦难如果没有进入大众表达的领域，激进变革就会因为缺乏推动力而不能发生，毕竟，人对于负面感受（利益受损）的敏感性要远远大于积极感受，乌托邦畅想的感召力远远比不上对于日常苦难的诉说。这正是文化领域中的“阵地战”或者说是“漫长的革命”，但这又是一个似乎不可解开的死结，因为这场文化斗争的前提同时也是它的目标，即激进的变革，我们又回到了开头的那句话，“在没有激进变革的情况下，日常的苦难不会进入大众表达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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