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还是重复以前的要求，你们要向群众做宣传，扩大革
命影响，让他们知道，我们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
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
话说在1927年10月底，毛泽东率领部队向茶陵方向游击，在长途行军中，指战员们又饿又累，一些战士看见山坑里有一片苞谷地，就顺手掰下苞谷棒子吃起来。走在后面的毛泽东知道后，立即命令一名干部跑步到前面去予以制止。他随后也赶到山坑附近，严肃地批评了掰苞谷的战士，并叫他们留下两块银元赔偿老表的损失。他又让一位战士找来一块竹片子，亲手在上面写了字：“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谷吃掉了，违反了纪律，现把2元钱埋在土下，请收下。”然后把它插到群众的苞谷地里，把银元放在牌子底下。
后来群众看到了地里的竹牌子，收了银元，十分感动，称赞工农革命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
1927年11月初，毛泽覃从湖南资兴经过茶陵，到了坑口，与陈伯钧连长接上了头。陈伯钧派人护送他与毛泽东见了面，兄弟俩分外高兴。
原来，毛泽覃是奉朱德之命来寻找毛泽东的。他向哥哥详细介绍了朱德所部及其行动情况，并转达了朱德等人的问候。
朱德，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改名为朱建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母亲生了13个孩子，因无力喂养，只有6男2女存活了下来。朱德自幼入私塾读书，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旧军队中当过旅长，还当过云南省警察厅长、陆军宪兵司令官。朱德第一次结婚是在1905年，由父母作主，与长他两岁的大舅的女儿刘从珍完婚。1906年，朱德不顾父亲朱世林的强烈反对，毅然外出求学，3年后又离家远赴昆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刘氏一直独守空房，任劳任怨，精心侍奉老人，深得朱德父母喜爱。1958年2月，刘氏在孤独中病逝，享年74岁。朱德第二次结婚是在1912年，那时他26岁，妻子叫萧菊芳，是一位新派女性，昆明师范学堂的学生。1916年，萧菊芳生下一个男孩后不久得了一种奇怪的热病，很快就去世了。朱德的第三个妻子叫陈玉珍，他们是在四川省泸州结的婚。朱德后来回忆说：“这个女孩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的风度。如果说最吸引我的地方，那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此外，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革命。她出身于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1922年夏天，朱德告别妻子陈玉珍和儿子朱琦，赴上海寻找革命道路。朱德的第四任妻子是四川美女贺治华。据说朱德和贺治华相识在上海。1922年9月，朱德与贺治华一起前往德国留学。朱德因在柏林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1922年，他又赴法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朱德赴苏联学习军事，到了苏联之后，他与贺治华有了分歧。据说贺治华移情别恋，爱上了留苏学生何家兴。1926年朱德回国，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1927年8月1日，他与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率领国民革命军发动了南昌起义。
王尔琢，1903年生于湖南省石门县官桥村一户小康人家，13岁开始在村里读私塾，后入官桥国民小学、县立高级小学读书，1920年入湖南高等工业学校附中就读，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潮，1920年7月，考入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5月，王尔琢与郑洞国一起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连续担任第2期、第3期学生分队队长和党代表职务，1925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参加二次东征。1926年夏，王尔琢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第3师党代表、东路军先遣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和26团团长。1927年8月1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任第11军第25师第74团参谋长。
陈毅，原名陈世俊，字仲弘，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至县；父亲陈昌礼是一位文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尤其擅长书法，又能作诗填词；母亲黄培善是一位大家闺秀。陈毅幼年过着“晨耕夜读，禾熟书香”的田园生活。其父很有远见，为了陈毅弟兄们继续读书，毅然卖掉田产迁入成都市为菜农，这对陈毅的成长起了关键的作用。陈毅生长在耕读传家的环境中，用“米汤练字”的故事传为佳话。陈毅基本上是从校门到校门，从成都著名的华德高小学，到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又到法国勤工俭学。他在巴黎留学期间参加了工人运动，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爱国运动被押解回国。1921年陈毅再入北平中法大学学习，后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3年，陈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由中共中央安排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读到了毛泽东刚刚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不久，他参加了南昌起义。
毛泽覃向哥哥汇报说，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失利后，朱德便率部下来到大埔县三河坝，与奉命留守三河坝掩护起义军主力分路转移的周士第、王尔琢部会合在一起。10月初，他们在三河坝突围中失利，周士第奉党组织之命去了香港，朱德、王尔琢等率余部转战于闽赣粤湘边界。
笔者不得不在这里先介绍一下周士第。1900年，他出生在广东省海南岛上的乐会县中原墟新昌村，在村里当过小学教员，因他个子很高，学生很敬畏他。1923年，周士第北上广州时，在外面的墙壁上写了一句话：男儿出门要报国，不报国誓不回家乡。写完意犹未尽，又写道：
男儿立志出乡关，若不报国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周士第改写的日本人西乡隆盛这首诗，与毛泽东1911年春离开家乡到长沙驻省湘乡中学读书前所改写的西乡隆盛诗何其相似。1924年5月，周士第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周士第这位黄埔军校第1期的高材生，是叶挺独立团第1营营长，后为参谋长。1927年8月1日，身为国民党军第73团团长的周士第，率领全团官兵参加了南昌起义。三河坝失败后，组织决定周士第离开部队去香港。聂荣臻在香港闻知此事，在给中央军事部的报告上说：“我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事实证明，聂荣臻此言不无道理。此后，周士第离开党组织多年。后来在1934年才到了中央苏区。长征途中，周士第为部队在嘉陵江上游探路，落入滚滚江水。因他在万泉河中练就的好水性和好体魄，竟然又爬上岸，追上部队，笑盈盈地回到了战友们面前。1935年10月，周士第经罗贵波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后话。
且说毛泽覃继续向哥哥汇报说，朱德、王尔琢力求迅速摆脱敌人的追击和土匪以及豪绅民团的袭扰，寻找立足点。那时，驻守在湘南的国民党16军军长范石生派共产党员韦拔萃带着他的亲笔信到江西崇义县上堡一带找到朱德，说是希望与朱德合作。原来，范石生和朱德既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又与朱德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他同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想与朱德联合反蒋。范石生在给朱德的信中还说，你若同意，就派人到湖南汝城县与我的部下47师师长曾曰唯谈判，协商合作事宜。朱德立即复信给范石生，表示愿意与他合作。此后，双方便达成了合作协议。范石生给朱德1个团的编制，任命朱德为16军总参议、47师副师长兼140团团长；给朱德部配发10万发子弹，每月发军饷1万元和必要的军需用品。不久，朱德、王尔琢便率部转驻广东韶关犁铺头休整。10月底，朱德、王尔琢率部西进到江西大余县境内，在陈毅等人的协助下，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仅有的七八百人合编为一个纵队，改称“工农革命军第5纵队”，由朱德任纵队司令，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73团政治指导员。11月初，朱德、王尔琢、陈毅率部转到江西省崇义县西南地区打游击，探知在与崇义相邻的上犹县鹅形地区也有一支革命军在那里活动。陈毅便化装成商人模样，与他们取得了联系，这才知道这支队伍是与毛泽东失散的第3营。朱德由此了解到了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并率部上了井冈山的情况，就把从范石生部搞到的一些弹药和军用物资送给张子清、伍中豪，补充第3营。此后，朱德、王尔琢决定派人去与毛泽东联系。陈毅说，有一个人很合适。朱德问是谁？陈毅说：
“他叫毛泽覃，是毛泽东的亲弟弟，现在就在我们部队第25师政治部里。”
朱德找来毛泽覃，委托他去见毛泽东，通报有关南昌起义的情况，并说希望早日与毛泽东会面。毛泽覃便化名为“覃泽”，装扮成国民党第16军副官的模样，朝着井冈山方向出发了，没想到在坑口就碰上了陈伯钧的队伍。
谈话中，毛泽覃得知三哥已经派何长工去寻找朱德的队伍，就留在井冈山工作了。
11月上旬，毛泽东和前敌委员会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3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永新的刘珍（曾改名为刘真）、王怀、刘作述、贺敏学、贺自珍，宁冈的龙超清，莲花的朱亦岳等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听取了各县的汇报。他在讲话中说：
“要抓紧时间，把3县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为党的事业做出不懈的努力。”
毛泽东知道旧历年关是地主豪绅催租逼债的日子，对贫苦农民来说，是一年中最痛苦难捱的日子，就好比过鬼门关一样。因此，他在会议上强调说：
“在旧历年前这个时期，正是我们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利时机。各县要迅速开展一场以打土豪、分浮财、废债毁约为主要内容的年关斗争。”
会后，在党组织领导下，各县的斗争迅速开展起来。农民自卫军在工农革命军配合下，把那些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抓起来，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上台控诉他们的罪行，并当众烧毁契约，宣布废除债务，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又打开土豪劣绅的谷仓，让农民挑粮，杀掉土豪劣绅的猪，把肉分给农民，没收土豪劣绅的衣物用品分给农民。工农革命军还分别对一些豪绅实行罚款、杀头等处分。
当井冈山地区农民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毛泽东还不知道那些坐在上海洋房子里的党内领导者们正在无理地指责和严厉地处分他。
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向忠发、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彭述之、任旭；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参加了会议。
扩大会议在罗明纳兹指导下，虽然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机会主义错误，却把早已进入低潮的革命形势说成是革命高潮，从而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农村暴动要以城市为“中心及指导者”。
扩大会议还要求“彻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地整顿政治纪律”。根据罗明纳兹提议，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和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片面地指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领导人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
会议对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成员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给以警告处分；到南昌传达中央指示的张国焘，被取消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前敌委员会成员谭平山，则被开除了党籍。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还被说成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会议决定取消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湖南省委委员资格；取消彭公达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留党察看半年。对毛泽东的处分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同志为八七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收暴动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上述被警告处分和组织处理的领导人中，唯有周恩来没有降职反而升职了。扩大会议决定：增补周恩来、罗亦农为政治局常委；将常委由原来的3人扩大到5人。
此后，彭公达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他以中共湘西特委书记身份深入城乡调查研究，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组织，并重视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先后组建了特委直属赤卫队、湘西工农革命军第4支队和各县游击队，约有工农武装两千人。1928年7月中旬，彭公达在安源被捕；8月7日在长沙小吴门外英勇就义，年仅25岁。
夏明翰则是在1928年初被中共中央调入湖北省委工作。3月18日，他从谢觉哉处得知交通员宋若林不可靠的消息，立即返回汉口东方旅社，准备转移，被宋若林带来的反动军警逮捕。3月20日，夏明翰在敌人的屠刀下吟诵出了一首著名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旋即英勇就义。
还有一位著名革命家的后事，不能不在此简单介绍一下，他就是上面提到的邓中夏。1928年2月，邓中夏又被派往香港任广东省委代理书记，2月末在香港被捕入狱，5月经组织营救出狱，回到上海。6月18日，邓中夏和周恩来、瞿秋白等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7月19日，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9月被党中央派往苏区，领导红2军团和湘鄂西苏区革命根据地工作。1931年1月，王明篡夺中共中央领导权后，邓中夏被撤掉全部职务，于年底回到上海。1932年秋，党组织派邓中夏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从事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1933年5月15日晚，他被法租界巡捕逮捕，旋被国民党引渡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在雨花台下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年仅39岁。
且说在11月间，毛泽东应袁文才之请求，委派游雪程、陈伯钧、徐彦刚这3个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干部到袁部分别担任党代表和军事教官，进一步改造这支农民武装。临行前，毛泽东嘱咐他们说：
“你们要尊重袁文才，要搞好团结。对这支队伍要以政治教育为主，让士兵们既学军事，又学政治。你们还要注意，工作既不能急，也不能缓，一定要把这支地方部队认真改造成新型的人民军队。”
11月中旬，袁文才的队伍集中在茅坪步云山接受整训。游雪程、陈伯钧、徐彦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整训中实行了三操两讲制度。三操即早操、上午操练和下午操练；两讲即白天一次政治教育，晚上一次总结讨论或晚点名讲评。这个制度让士兵们既学了军事，又学了政治。
有一天，毛泽东到袁部驻地阳湖桥去看望农民自卫军的战士们，正遇上他们吃午饭。战士们的饭碗里配的都是从山里采来的野菜。有一个战士说：
“这么苦的野菜，怎么吃得下去呀？”
毛泽东走进伙房察看了一番，将战士的抱怨告诉了炊事员。炊事员无奈地说：
“这里下霜很久了，所有的野菜都被冻得枯黄了，只剩下这一种可以吃。这种野菜是比别的野菜苦得多，没办法。”
毛泽东拿起碗盛上饭，添上野菜，来到战士们中间和大家一起吃，他说：
“这菜是苦，可它很有营养。我们能够吃下这种苦，日后就能战胜更多的苦。我可是要多吃哩。”
此时的工农革命军也一样缺衣少食。指战员们每天吃的都是这一带出产的红米和南瓜。在山风凛冽中，他们身上穿的还是单衣。没有被褥，战士们晚上只好钻在稻草里过夜。部队中流传着两首歌谣，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状况。
其一是：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其二是：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面对这种艰难困苦，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日夜思索着如何才能改变现时状况。恰在此时，粤系军阀张发奎为了与桂系军阀争夺广东，发动广州事变，赶走了桂系驻守广州的黄绍竑部，由此引发了两广战争。湖南军阀唐生智站在张发奎一边，把一部分军队调往前线参战，致使其后方日渐空虚。工农革命军扩大活动区域、改变现状的好时机终于来了。
毛泽东侦知茶陵县城敌军兵力比较薄弱，便和前委委员们商议决定，立即攻打茶陵城。毛泽东还特别交代宛希先说：
“打下茶陵之后，要注意收集报纸和书籍。不管有什么消息，都要及时派人传递给我。”
11月16日，工农革命军第1营和特务连分别由茨坪的大井和茅坪出发，集中于宁冈的大陇，准备突袭茶陵城。
毛泽东头戴斗笠，冒雨来到大路口，为出征的队伍送行。四五百人的队伍集合之后，参谋长徐恕整理好队伍，团长陈浩跑步到毛泽东面前敬礼报告：
“报告毛委员，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第1营和特务连集合完毕，请您讲话。”
毛泽东点点头，拄着一根竹棍，走向一处高坡。勤务员幺六赶紧来扶，被他拒绝了。他站在高坡上，以洪亮的湖南口音对整装待发的指战员们说：
“同志们，这一次你们要出征去打茶陵。为么子要打茶陵？因为湖南的军阀唐生智和广西的军阀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狗咬狗地打起来以后，唐生智有些招架不住喽，把他老窝里的兵都拉了出去。他的后方空虚啦，这对我们出击十分有利。俗话说，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打仗也要找反动派的弱处动手。现在，山下茶陵县城的敌人大部分被抽走，茶陵就成了反动派的弱处，正是开展革命工作的好机会。上一回，你们1营在陈团长和宛代表的率领下，打过一次茶陵，打得好嘛，把罗定的挨户团从水口打了回去。这一回，你们的任务不仅要打茶陵，还要占领茶陵。马上就要出发了，那里的老百姓已经发动起来了，他们正在准备迎接我们去消灭茶陵的敌人。”
毛泽东说到这里，看到战士们的情绪很高，可自己的脚上的冻伤还没有好，肿得走路都不方便，自己总不能对大家说：我的脚行走不便，这次就不去了，你们去打吧。于是，他就用手指了指自己受伤的脚，脸上带着微笑，用另一种方式说道：
“本来嘛，我这个人是革命的，是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闹革命的。可是，我这个脚不大革命，至今它还不听我的指挥呢。这真叫没办法。”
队伍中有个战士大声说：
“毛委员放心，我们替你多消灭几个反动派！”
还有一个战士跟着说：
“多打几个土豪，让毛委员好好补养补养，把脚上的反动派快点消灭掉！”
毛泽东在大家的笑声中挥挥手，提高声调说：
“好哇，茶陵等待着你们，胜利等待着你们，我也等待着你们。我还是重复以前的要求，你们要向群众做宣传，扩大革命影响，让他们知道，我们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出发吧，同志们！”
他从高坡上走下来，跛着脚到了队伍前面，同团长陈浩、1营党代表宛希先等，还有罗荣桓及一部分指战员，一一握手，祝他们马到成功。陈浩、宛希先率领工农革命军离了大陇，直扑茶陵城。
毛泽东回到驻地八角楼，由袁文才等人接着。袁文才说：
“毛委员，这次出征茶陵，王老庚很担心。他一再对我说，他要在茨坪备些酒肉爆竹，一旦工农革命军攻下茶陵，要为你大庆一番。”
毛泽东掏出烟，递给袁文才一支，笑着说道：
“你老庚实际上是对工农革命军能否攻下茶陵不大相信啊。”
“不瞒毛委员，”袁文才划着一根火柴，给毛泽东点着烟，自己也点上了，接着说：“我心里也有点打鼓。茶陵的罗定走了，但他表弟罗克明也非善茬。他们的底细我清楚，要是前方吃紧，我就带支队伍去支援他们。”
毛泽东弹弹烟灰，说：
“老袁，你只管放心。没有十分的把握，我是不会让工农革命军出征的。你是总指挥嘛，还是守山为好。”
贺自珍很快沏了一壶茶，从楼下端上来，问道：
“毛委员，这次攻打茶陵，3天能拿下来么？”
毛泽东很自信地说：
“能。少则3天，多则4天。”
后来在11月18日，前方果然传来了捷报。袁文才等人闻讯都来了。特务连的战士向毛泽东报告说，工农革命军按照原先的作战部署，经睦村、酃县瑞江一路前行，当日在茶陵坑口宿营，夜间曾遭到罗克明挨户团袭扰。击退挨户团后，工农革命军乘机经待江、马溪、洮水一带，潜行到茶陵城近郊。第二天凌晨，工农革命军突然发起攻击，破城后，在赤卫队协助下攻入衙门，罗克明率部狼狈逃窜。天亮时，工农革命军顺利地占领了茶陵全城。
战士们还送来了不少战利品，有腊肉，有米酒，还有布匹衣物等，八角楼下的客厅里几乎堆满了。一个战士又将一捆报纸和一封信递交给毛泽东，汇报说：
“报告毛委员，这是从邮电局抄来的报纸，罗荣桓党代表让马上送给你。这信是宛希先党代表让交给你的。”
袁文才非常兴奋，马上安排人带着战士们休息去了。他激动地对毛泽东说：
“毛委员，你真是神机妙算啊！”
毛泽东说：
“妙算不妙算，应当感激自珍哟！要不是她及时带来的情报，再妙也算不来哟。”
贺自珍不好意思地说：
“我不过是给你找来些破报纸。”
毛泽东说：
“莫小看报纸破，那可是精神食粮。”
袁文才对周桂春说：
“你快去茨坪向王老庚报告，他最挂念这事。”
毛泽东也交代说：
“你挑一些战利品给王头领送去。”
周桂春与同伴带了物品刚走，贺敏学与刘珍派来的人就到了，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们开辟九龙山区的情况，还带来了一种治疗脚伤的膏药和滋补品。贺自珍要给毛泽东上膏药，毛泽东笑着说：
“算了吧，这只倒霉的脚也不知得罪了哪路神仙，么子膏药也难治喽。”
勤务员幺六插话说：
“我看是得罪土地爷了吧，踩着土地公公的袍带，要伤脚的。我婆婆在我小时候说过，土地公公的袍带是踩不得的。”
毛泽东被幺六那副认真的样子逗乐了，就笑着说：
“嘿，多么动听的神话呀。”
贺自珍说：
“土地老头也太不对了，这膏药非治治他不可！”
说罢，她便在毛泽东脚上贴上了一张膏药。
毛泽东送走众人，看着宛希先的汇报信，心里渐渐沉了下来。
原来，陈浩、宛希先等人第一次搞政权工作，也不知道怎么搞才好，就把原来在茶陵搞过工农运动的人找了来，要他们恢复工会和农民协会。在茶陵成立县人民委员会时，他们也只在伪县长公署门前挂了一块“人民委员会”的牌子，委派谭梓生去做县长，一切都按照旧政府的一套制度，升堂审案，收税完粮。而每当县长升堂审案时，旧官吏们仍旧在县衙门进进出出。部队在茶陵住下来后，他们也仍然沿用旧式带兵方法，每天除了三操两点名、站岗放哨外，很少进行政治活动，群众工作没有开展起来，虽然派人打过几家土豪，也只是为了改善部队生活，并没有将财物粮食分给贫苦群众。部队的给养基本上像旧军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个商铺摊派。
毛泽东意识到部队的所作所为不仅背离了工农革命军的宗旨，也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若不及时纠正错误，将难以在人民群众中获得支持和拥护，也就难以生存下去了。他立即写信给陈浩、宛希先等人，要求他们迅速改变现状，撤销“人民委员会”，组织工农兵政府，还指示他们在部队中加强政治工作，并将部队分散到附近农村发动群众。
陈浩接到毛泽东的信，知道是宛希先反映了茶陵的情况，又气又恨。副团长徐恕愤愤地说：
“他是毛泽东的人，我们要多提防，如果有机会，就把他干掉。”
11月28日，茶陵县成立了工农兵政府，由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和士兵代表陈士榘组成3人常委会；谭震林被选为工农兵政府主席。
谭震林，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攸县城关镇工人家庭，1911年入私塾学习，两年后，在书纸店当学徒。20年代初期，他在攸县、茶陵组织发动两次工人斗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攸县工人纠察队长、县总工会宣传干事、县党部工农运动特派员。“四一二”大屠杀后，谭震林发动万人游行示威，“马日事变”后遭到反动派通缉，奔走长沙、武汉，寻找党组织无果，被迫回攸县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以谭震林为主席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工农革命军在湘赣边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此后，工农革命军又帮助地方干部建立了县工会、县农会和县赤卫队。
后来毛泽东见到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在清算土豪劣绅的布告上印着长条形的印鉴和3个常委的名字，非常高兴，和陈士榘开玩笑说：
“陈士榘同志，你做了县太爷啦，你也是山大王哩！”
这正是：毛公神算惊四座，孤旅一鼓下茶陵，红旗漫卷山城。
黎民翻身当太爷，豪绅俯首为鱼肉，政权归我工农。
欲知工农革命军能否守得住茶陵城？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把革命低潮说成是革命高潮，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坚持“城市中心论”，从而使中共中央步入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轨道。决议还毫无道理地指责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领导人犯了机会主义错误，把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说成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并对他实行严厉的惩办主义，这是共产国际在新形势下对中国革命的又一次严重损害！此后，那些洋大人们继续“以其昏昏，使人昏昏”，和“左”倾冒险机会主义者一起，把中国革命引向了更加危险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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