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1926—2019），这位没有任何留学经历、土生土长的“中国氢弹之父”，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1951年至1965年，他任职原子能院（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先后从事核理论研究和核武器理论研究。他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空白，带领科研团队用2年零8个月研制出我国第一颗氢弹，让1967年的一声巨响震惊世界，创下最短研究周期纪录。提及数十年隐姓埋名，他淡然地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他的境界正如他《抒怀》一诗中“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所抒发的那样高远。他的一生完美体现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今天，我们一起缅怀致敬于敏这位为祖国奉献一生的民族脊梁。
一句誓言，许下了一生
于敏1926年出生于天津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7岁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木斋中学、耀华中学。在青少年时期，他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看到祖国贫穷落后、饱受欺凌、山河破碎。他曾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惨痛的印象。”一次，他骑着借同学的自行车在路上遇到日本人开着吉普车恶意地冲来，他几乎被迎面撞上，在愤怒之余，年仅十二三岁的他从此立志要科学救国。
于敏
天资聪颖的于敏发愤读书，并于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后因个人志趣转入理学院，学习物理专业。当时的北京大学理学院名师如云，藏书丰富，于敏如鱼得水，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理论物理，成绩经常名列第一，被公认为北京大学的尖子生。其间，由于家境贫寒，每年暑假都缺乏路费无法回家，他经常独自跑到北京西城区的景山山顶，钻研学习。1945年，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震惊世界。由此，于敏找到自己报效祖国的研究方向——量子理论。1949年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
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于敏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看中，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今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开始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合作者提出原子核相关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历经多年刻苦研究，于敏发表专著、论文20余部（篇），让我国原子核研究屡上新台阶。我国第一本原子核物理专著《原子核物理讲义》就是由于敏和杨立铭合著的。
于敏平时喜欢读古诗词，加上少年时深感国土沦丧的切肤之痛，对历史上的诸葛亮和岳飞倍加推崇。他欣赏诸葛亮“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尊崇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气节。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和情操，他毕生心甘情愿奉献于国防科研事业。
于敏没有留学经历，也很少和国外同行进行过学术交流，他却并不缺乏国际眼光和胸怀。他在北大学习期间就养成良好的研究习惯，遵从导师胡宁先生的教导，随时关注国际最新研究动向与进展。20世纪50年代，梅尔和江森的一篇有关壳模型的论文使他认识到：从事理论物理研究，一定要重视物理实验。与之共事的科研人员无不惊讶于他对相关物理实验的了如指掌。后来他又敏锐地抓住“幻数”这一当时理论物理的国际前沿课题。在丹麦物理学家A-玻尔等人提出原子核内具有能隙现象之后，他又和同事们抓住“超导对”这一本质问题，很快把研究工作带上国际前沿。
有一次，一位法国核物理学家到原子能所作有关康普顿散射的报告，于敏粗略估算后很快小声地对旁边的何祚庥说出正确的结果，何祚庥对于敏肃然起敬，称赞他的粗估方法“得到了理论研究的灵魂”。
1957年，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理论物理学泰斗朝永振一郎带领学者访华，当他得知于敏竟然没有留学经历、完全靠基本物理学著作和自己摸索从零开始研究时，惊讶并钦佩地称赞于敏为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这时的于敏已经从国内科学家跨入了世界物理知名人士行列。
就在于敏专心致志于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并初露头角时，世界已进入核竞争时代。在朝鲜战争中，美国自恃拥有核武器并欲利用它打击弱国。1952年11月1日，美国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一个小岛上成功试爆，借助氢弹的巨大威力，西方大国对我国的核讹诈不断变本加厉。
对此，毛泽东多次强调“美国的原子讹诈，是吓不倒中国的”。1955年1月，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发展原子能问题，会议作出关于研制原子弹的决定。他在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在1958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总理明确下达任务，要尽快研制氢弹。
1960年底，在原子弹研制逐渐走上正轨、重大攻关进展顺利时，氢弹的预研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
氢弹是真正的热核武器。不同于原子弹依靠核裂变产生能量造成杀伤，氢弹凭借核聚变反应，就能够产生数十倍乃至百倍于原子弹的威力。
1984年，于敏（右）与邓稼先在核试验基地
1985年工作中的于敏
1961年，苏联成功试爆氢弹，即著名的“沙皇炸弹”，威力相当于美国在日本所投原子弹的3846倍。一时间，举世哗然。然而，此时中苏关系破裂，在当时有核国家封锁遏制的严酷局势下，中国氢弹研制攻关中没有一点可供参考的信息资料，只能从概念研究、原理探索起步。新中国面临着核威胁，形势严峻。党和国家对此非常重视并决心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先进国家核科技事业发展步伐。
为积极应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国家决定在成功发射原子弹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制氢弹。就在苏联试爆氢弹的同年冬天，钱三强找到于敏谈话，开门见山地说，经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任命于敏为轻核理论组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轻核理论组”全称为“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轻核反应即核聚变，该小组负责对氢弹理论进行预先研究。
研制氢弹牵扯到多种学科，而且不符合于敏的本真兴趣。当时30多岁的于敏正处于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眼看要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有所建树，如果调入氢弹研制工作，意味着自己的人生将要大转行一次。一边是自己十分热爱、耕耘10年小有成就而即将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另一边则是相对陌生的研究领域、未知的挑战和国家的需要，几乎从零开始。然而，为了国家发展的需求，于敏毅然决然服从组织分配，全力以赴投入到氢弹理论探索研究工作之中。“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这句誓言，于敏用一生践行。他说：“这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爱国主义压过兴趣。”“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心境。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自此开始隐姓埋名，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的核科技事业。
那时，世界上只有英美苏三国研制成功氢弹，杜鲁门跟艾森豪威尔都赤裸裸地讲，决不能让中国搞氢弹！当时，于敏35岁。他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一定要全力以赴搞出来！”
从那时起，于敏开始过起“消失”的生活……连名字都是绝密。面对崭新的领域和空白的知识，他加倍勤奋。装备实在简陋，除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于敏与同事们为琢磨一个问题和攻克一道难关，常常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科研大楼经常整夜灯火通明。其实，自从他立志科学报国、从事尖端科学研究以来，这种快马加鞭忘我研究的情形是常态，纵观其科研一生，于敏经历了原子核理论研究、氢弹原理突破、领军第二代核武器原理设计试验、推动国家高技术发展4个阶段，且每个阶段都有突出贡献。
从1961年1月受命研究氢弹理论，到1988年解密，在28年时间里隐姓埋名，对于国家机密他对妻子孙玉芹都守口如瓶，于敏的身份公开后，妻子惊叹道：“没想到老于是做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一声巨响，震惊了世界
研制氢弹，中国完全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科研人员只知道氢弹的释放当量是原子弹的几十倍上百倍，至于怎么造氢弹，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更何况氢弹的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而且核大国对氢弹技术捂得严严实实。对于敏而言，不能指望任何依靠。
他带领30余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和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4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课题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编制了计算程序，建立和初步研究了有关模型，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此，于敏和团队科研人员几乎时时刻刻都沉浸在堆积如山的数据计算中。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不久，氢弹研究立刻被提升到首要位置。应二机部党组申请，经中央决定，轻核理论组调入九院理论部，将此前从事氢弹预研工作的两支队伍合二为一，大力协同，集智攻关，共同向氢弹研制发起冲锋。
1965年初春，于敏带领小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与氢弹攻关主战场汇合而并入后，与主任邓稼先和副主任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周毓麟、江泽培、何泽慧，共同被称为理论部“八大主任”。一时之间，理论部聚集了全国的顶尖专家，但天才并不等于天然成功。
那时，氢弹的研究资料连一张草稿纸都不能被带离办公楼，想加班只能在办公室。支部书记每天都要和攻关人员“捉迷藏”，一间一间办公室挨个敲门，劝说他们早点回家休息。有些人口头上答应，离开办公室，找个地方短暂逗留或转一圈后，马上又回到书桌前继续攻关。
理论研究不顺利，攻关人员一个比一个着急。为集中所有人的智慧，研究团队开始没日没夜地开学术讨论会，以求攻克一个个科研路上的“堡垒”……
为攻破顶尖难题，于敏可谓废寝忘食。有一次，妻子让他去食堂买饭，他随手拿了一个破洞的塑料袋而浑然不觉。包子和米饭装进袋子里，没走几步就漏了出去，散落一地。
直到1965年，氢弹研制方案才终于有了一些眉目。为验证方案是否可行，9月底，于敏带领理论部几十位科研人员一起去上海华东计算所做计算物理实验，打响了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在堆积如山的一摞摞黑色纸带和密密麻麻的数据里，100多个日日夜夜，他常常半跪在地上，埋头紧紧盯着计算机吐出纸带上的数据，生怕漏掉一点有用的信息；然后仔细分析结果。经过3个多月的分析、比较，于敏率领同事们以超乎寻常的直觉，从大量杂乱无章的数据中理出头绪，剥茧抽丝，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百日会战”在于敏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赢来胜利的曙光。
于敏从事的是武器理论设计，但他对试验相当重视。为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他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子来回奔波。
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奋不顾身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高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于敏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食无味、觉无眠，尽管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他有时却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到技术问题解决后才离开基地。
就这样，仅用4年多时间，于敏和科研人员突破了核大国对氢弹理论技术的封锁，更用轰动世界的“于敏方案”为中国研制氢弹打开一扇大门。
1986年，于敏、朱光亚、王淦昌、陈能宽（前排右起）等合影
对此，于敏高兴地长舒一口气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在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电话。出于保密，于敏使用的是隐语：“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欣悦地问：“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于敏兴奋地回复：“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邓稼先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说：“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更令人感怀的是，在一次试验的现场讨论会上，由于问题复杂，又无法在实验室分别验证，试验成败无法预料，精神上的紧张与压力使于敏和陈能宽两位科学家就像泰山压顶似地几乎喘不过气来。为缓解压力，陈能宽忽然背诵起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于敏更是感慨万分，忠诚和忧虑之情倾泻而出，接口滚瓜烂熟地背诵：“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此番背诵诸葛亮名文以明心志的情景，使在场者无不动容。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庞大的蘑菇云升腾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于敏率队奋战研制的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空投试验爆炸取得成功！消息传开后，举国欢腾。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而当时综合国力还较落后的中国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其间隔之短，实现速度之快，为世界之最。
多年后，回忆起氢弹成功爆炸的那一天，于敏说，他没有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激动得流泪不止，那天晚上他反而如释重负睡得十分踏实、香甜。
这颗成功爆炸的氢弹，不仅展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在极端困难情况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坚毅品格，更彰显了中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勇气、信心、智慧和力量，其中凝结的“两弹一星”精神，更成为催人奋进的精神食粮。
氢弹爆炸成功后，必须根据实战需要进行武器化并装备部队。于敏接着对氢弹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
于敏奋勇前行的脚步从未停下。他认为：“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1969年，他带领团队研究核武器。但因长期在艰苦环境里工作，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1969年初，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上台阶都要用手抬着腿才能慢慢上去，同事都劝他休息，他却坚持要到小山冈上观测火球。由于操劳过度，在工作现场，他几近休克。1971年10月的一天深夜，于敏再次因为过度劳累休克……
一息尚存，奋斗到底。20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马不停蹄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研究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因为他深知：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从1964年10月至1996年最后一次试验完成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于敏和科研工作者们团结协作奋力拼搏、快马加鞭只争朝夕，励精图治书写了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他也实现了儿时的科学救国梦。鲜为人知的是，被称为“氢弹之父”的他，在研制氢弹过程中，曾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为了祖国的强大和繁荣昌盛，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如此爱国精神和无私奉献，无不令人肃然起敬。
针对社会上关于氢弹被称为“杀人武器”的看法，于敏慷慨陈词，纠正观点：“实际上不是杀人，而是人家要杀我，我不能不准备自卫。我们从来不想杀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多次受外族侵略，不要说近150年，就是在汉唐盛世侵略过谁呀？中华民族从来就是非常坚强、同时又非常爱好和平，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对与于敏合作的点点滴滴记忆犹新：“研究氢弹机制时存在一个链式反应，若把它编成计算机程序计算，工作量极大，而且当时的计算机条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于敏想了个办法，建议完全略去介质的运动，而首先构造一个静态无限大的中子增殖模型，专门计算中子的增殖速度，同时也就给出了升温速度。”
通过于敏的办法，氢弹机理研究略去求解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带来的巨大麻烦，大大节省了计算工作量。谈到于敏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何祚庥以“足球队”作比喻。他说：“球队在场上踢球，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往往是场外教练和举足射门的前锋，于敏正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前锋。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声入网的总是他。”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在20世纪70年代随于敏加入实验工作队，记得于敏十分注重实验设计和装置细节。为更好观察实验情况，于敏总是坚持在现场做分析，甚至彻夜守在实验场地，累了就披上一件皮大衣睡卧在地板上。这是于敏留给他的战友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恰恰是这“和衣而卧”的熟悉场景，绘就了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壮丽蓝图。
一种境界，洗礼了人心
在戈壁荒漠上，于敏隐姓埋名，历尽艰辛曲折，为中华民族的兴盛和中国人民的扬眉吐气做着有用的事。这是一份家国情怀，更是一种使命担当！
于敏用独创的“于敏方案”，让中国的氢弹在诞生之初就更适合实战，于敏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然而他多次谢绝这一称谓，只说“这是集体的功劳”。他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于敏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8年3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4年获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保持着谦逊。他的座右铭“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一直以来高悬于家中客厅，这是他人生格局的真实写照。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于敏作为科学家代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23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荣誉，也是参加研制‘两弹一星’工作全体科技工作者、干部、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的共同荣誉，是全国科技工作者的共同荣誉。”
于敏还以一首《抒怀》为题的七言律诗述怀：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2015年初，在北京举行的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于敏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是第三位获得此项殊荣的“两弹一星”元勋（2009年孙家栋、2013年程开甲），也是其中少有的无出国留学经历的“国产”科学家。他还获有“全国劳动模范”“改革标兵”称号。
2019年，93岁高龄的他仍是科研单位的重要顾问，他以平生所学继续在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发光发热。
于敏有个小自己26岁的堂弟于确，和他始终保持着手足深情。在天津老家，两家九口人一直一起吃住，但因两家老人年事已高，无正式工作，家里孩子尚小，故而生活困难。从1951年于敏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后，每月15日都会给家人汇款。这些汇款既是给老人的赡养费，也有全家人的生活费。1960年，父亲去世后他还继续给老家寄钱。一直到1978年叔父去世，在于确再三坚持下，哥嫂才同意不再汇款。于确说：“哥哥谦虚谨慎的性格，对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影响非常大。我们都以他为榜样，心怀真诚、善良，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2006年，于确赴京探望哥哥。提到叔父时哥哥没能在老人弥留之际见上一面而愧疚流泪。于确评价哥哥：“为了国家强盛，兢兢业业，是为国家尽了忠；27年汇款赡养老人，是尽了孝。自古忠孝难两全，可哥哥是这世上忠孝两全的人！”
于敏带领科研团队攻坚克难
在于敏儿子于辛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很忙，很少回家，偶尔回来一次，也是带着思考的神情。由于常年奔波劳碌，于敏离多聚少且心思全扑在事业上，分身乏术，很难照顾上家人，晚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对于妻儿的亏欠。
于敏未曾出国留学，自称是“道地的国产”。他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其它都是国产的！”但他高瞻远瞩、胸怀宽广地又声明：“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应该交流、互相启发，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才有利于成长。”“当然要留学，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回来再给国家做点事，但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就回来。”因此，他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但有一个条件：“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于敏始终守着自己的良知和内心的一片宁静，这份宁静，让他的身影愈发伟岸。他大声说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处处体现着优秀共产党人和科学家的风骨！他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错误批判，“如果我说假话，我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与于敏深交并共事30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因此，遇到争论，邓稼先常会说：“我相信老于的。”
于敏曾对身边人说，不要计较有名无名，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正如他那首《抒怀》诗中所表达的，谦虚视自己“身为一叶无轻重”，但“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还把目光放在青年人身上，因为他深知，祖国的未来和强国之梦，急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传好接力棒。他说：“青年人选择职业和专业方向，首先要选择国家急需的。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都与国家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会有所作为，才会是一个无愧于祖国和民族的人。”
从年少励志报效祖国，到长大深耕原子核理论研究；从接受突如其来的研发氢弹重任，到带领核心团队在罗布泊成功试爆氢弹。于敏的人生历经了磨难，但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爱国热忱从未改变。
这种胸怀与情怀，怎能不让人钦佩。对于敏的非凡人生和卓越贡献，钱三强这样评价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彭桓武也如此称赞说：“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国际一流的科学家”；朱光亚类拔萃的人，国际一流的科学家”；朱光亚的评价是：“于敏组织领导的小组率先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完整物理方案，于敏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周光召称他：“毕生奉献、学界楷模”；陈能宽盛赞他：“敬业奉献，风高范远”；何祚庥这样肯定：“他得到了理论研究的灵魂”……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于敏曾一句句教孙儿《满江红》这首词。回顾其一生，于敏的身上有诸多标签，但在同事和学生心中，他永远是那个独一无二的“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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