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决定意识
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这段话说的很清楚了，不存在抽象的、脱离生产生活的人，不存在那种与生俱来的“自我意识”，更不存在纯洁、纯粹、至高无上的人的概念。人的意识形态每时每刻都被社会生活所影响着，被物质世界影响着，这就是人的社会性，也是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人在改变现实的同时也塑造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大生产开始之初形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分化越来越明显，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真正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限制着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时，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愈来愈被大众所接受并传播，然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开展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阶级斗争最黑暗的一个时期，原因在于它处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分工并未消失，资产阶级法权依旧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十分隐蔽地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此时开展着最激烈的碰撞。
民族与分工（帝国主义是分工发展的最高阶段）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这种种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
分工是三大差别产生的根源，分工是内容，三大差别是形式：三大差别在当今的美国内部已经基本消失，分工以一种最为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在马克思那里，“交往”的含义十分广泛，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可以说，“交往”指代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相互联系，而生产关系是“交往”中最高级别的社会关系，它影响力最大、最重要。随着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资本主义分工会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扩增市场时期。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分工发展至一个更高的维度，资本主义大国用资本输出取代了商品输出，得以更安全、更轻松地趴在经济殖民地上吸血。在完成产业转移之后，美帝迎来了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分工在国与国之间完美形成：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对外输出廉价工业产品；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尖人才与大资本家，掌握了最先进的科技水平；两大经济集团之外的小国沦为了经济殖民地，成为了两大国阶级矛盾的泄洪口（然而这只能减慢帝国内部阶级矛盾深化的速度）。
宗教观与意识形态的改变
当然，我们不想花费精力（注：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去启发我们的聪明的哲学家，使他们懂得：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注：马克思加了边注：“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一般人。唯一者。个人。——地质、水文等等条件。人体。需要和劳动”。——编者注）；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注：手稿残缺。——编者注）其次，还要根据它们的不同发展阶段，清除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批判等无稽之谈，正如同清除宗教的和神学的无稽之谈一样，而且在它们有了更充分的发展以后再次清除这些无稽之谈。
宗教追求一种在不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寻求人在精神上的解放，虽然他们有时会参与一些社会援助项目，但是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状况。不管是神学、纯哲学、心理学，或是什么其他的专注于精神解放的学科，都是向私有制妥协、向阶级社会妥协的产物，其根本目的都是削弱奴隶们的革命性。不管是宗教治国还是儒教治国，最终都会使得社会朝向阶级斗争的方向发展，最终都会使社会分崩离析，最终都会限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精神解放为主要，这已经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是退步的了，即使在微观上对于个人来说确实有些用处（这种用处更像是精神控制），但是宏观上永远无法阻止革命的产生。没有物质条件的保证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精神的解放，如果不能改变农民的小农生产方式，就不能从根本上解放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在文革稳定和经济稳定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文革在农村难以进行，就是因为小资意识的阻碍）。
物质第一性
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
物质第一性，但不是物质“决定”性，所谓的决定论（拉普拉斯信条），认为物理运动决定了一切，决定了人的思考，决定了人的想法，决定了社会历史的一切。在有人所劳动实践的自然中，人就是自然的主体，或者说自然已经变成了有人所活动的社会的存在基础，失去了劳动的世界对人来说没有意义的，因为人本身的存在和一切思考的社会基础都会消失（劳动创造了人的社会），这是每个人都能够直观感受到的东西。人类发挥主观能动的生产生活最终促进了自然科学的产生，自然科学促使一批人来否定主观意识的存在，这恰恰就是意识的自我否定过程。我不完全否定物理运动决定一切的可能性，也不完全否定我们是“缸中之脑”（意识第一性）的可能性（可笑的是，缸中之脑所描述的外部世界显然也是一个物质第一性的世界，缸中之脑理论的产生也是基于脑科学与计算机相关的实践）。但是我基于历史的发展，基于我自己的劳动经验，基于我自己的直观感受，基于当前自然科学的已知成果，否定了机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选择了辨证唯物主义。而这个选择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探求那虚无缥缈的世界本源，如果在当今这个社会发展程度就妄想探求到这些东西的正确答案，那未免太过愚蠢，本质上也是一种隶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迷信。我的最终目的只是且只能是为了更好地改造这个世界，完成实践（物质）→认识（意识）→实践（物质）的循环往复，消灭一切对人的剥削和不平等。
脑体分工产生上层建筑
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注：马克思加了边注：“与此相适应的是玄想家的、僧侣的最初形式”。——编者注）。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
脑体分工产生了一批脱离生产劳动的人，让他们拥有闲暇时间思考政治、哲学、经济、道德等等上层建筑内容。然而在私有制的影响下，他们脱离生产后非但不感谢底层阶级的劳动者们，反而使劲地去证明自己地位的合法性，他们不知道（甚至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生活基础都是构建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生活之上。“英雄”为英雄史观做辩护，这太正常不过了，基于脱离生产的生活，就会产生反人民的意识形态。
分工与私有制、奴隶制
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分工造成了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产品分配上的不平等、生产关系上的不平等，是生产活动方面上对剥削的表述；私有制是对生产出来的产品而言的，由人单独占有“属于”自己的那部分产品，而生产资料也是属于产品的范畴。分工与私有制很难说清谁先谁后的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是确定无疑的，他们都是剥削制度的根源。分工从家庭中产生，由此产生了最初的奴隶制，随着家族人员的扩增，逐渐形成了宗族、部落、国家。家庭强制力、宗族强制力、国家强制力是否都属于隐蔽的奴隶制，这个有待仔细讨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含有奴隶制特征，即对成员的直接支配权（似乎以血亲为中介就不算直接支配，但它不具有欺骗性，从来不与被支配者谈自由）：丈夫支配妻与子，族长支配族民，统治者支配国民。而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前者通过土地、后者通过生产资料，让你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实际上由于缺少土地和生产资料，导致了你事实上地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那么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把这种支配制度赤果果地展现到了人们面前，官僚的权力变成了绝对的、裸露的，需要工人们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最后任务就是消灭国家，消灭这个最后的私有制残余。
生产力、国际主义与共产主义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只要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以按需分配的程度，社会主义就有变成修正主义的风险，人们就还会为了更多的私有资源而竞争，因此继续革命是必要的，必须要在实现按需分配之前不断地开展阶级斗争。同样的，在没有实现世界性的共产主义之前，一国建成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种共产主义缺乏国家的统一职能规划，必定会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之中被侵蚀甚至被侵略。因此必须坚持对外不断革命，持续输出社会主义革命；坚持对内继续革命，不忘阶级斗争，打击修正主义，维护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市民社会
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前面已经可以得知，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关于市民社会的比较详尽的定义已经包括在前面的叙述中了。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历史事件的历史观何等荒谬。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注：《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这个术语既有“资产阶级社会”的意思，也有“市民社会”的意思。——编者注）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市民社会，可以理解为经济社会，即从市场的角度来描述社会。所谓的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在时间层面上的解释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初期以小农经济为主，为了贩卖商品就需要进行城市化运动，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又因为阶级矛盾加深反而制约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个理解就是，受生产力制约，在世界层面上，不可能有国家一开始就直接从奴隶制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从封建社会直接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其中展现的就是矛盾对立统一的规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从资本主义大生产中构建起来的市民社会，其为了商品交易天生就需要同国际交流，就是所谓的超出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构建，其国际性也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世界历史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历史都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历史，一个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对其他地区生产力的影响十分有限。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之后，各国的历史进程就不得不与其他国家产生密切的联系，对历史的研究也必须放到世界范围内才能有着更广泛的意义。甚至在其他人文社科类对人类的研究中，也必须脱离本国的范畴，将眼光放到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社会。正是因为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与生产力发展息息相关，得以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
共产主义意识
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
资本主义因为社会大生产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无法消解，由这种生产关系引发的经济危机就会反过来破坏生产力，并加深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激化阶级矛盾，使得无产阶级赤贫化。正是因为无产阶级除了自己的“自由”以外一无所有，才能承担起消灭一切阶级的使命，才能最终获得“全世界”，他们的革命是最为彻底的，而不会像农民那样仅仅是为了“耕者有其田”。但是也必须要认识到，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大多数无产阶级无法自发地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必须要由觉悟的先锋队领导无产阶级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实现共产主义
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共产主义观念无论提出有多早，无论说过多少次，如果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工、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其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是没有任何意义；并且也正是这些物质条件的发展，才诞生出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同时也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并不代表革命最终完成，一方面生产力还未发展至足够按需分配的程度，也就无法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蜕变成资本主义的土壤也就持续存在着，需要继续革命；另一方面国外资本主义依旧存在，需要输出革命以促进国际主义的实现。
统治思想也由物质决定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
占据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物质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雇佣劳动制、君主制等等，为了维护他们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自然要依此产生只有他们自己崇尚的“真理”。英法的三权分立思想被认为是民主的实践真理，不过是基于君主、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权力的物质关系：君主主导行政、贵族主导司法、资产阶级主导立法。也因此，这种三权分立思想带有十分浓厚的旧时代残余，如美国大法官的终生受任，与贵族血统终生受益如出一辙。
统治阶级内部的脑体分工
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即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好像拥有与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的权力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
统治阶级内部也有脑体分工，那些鹿院的教授、院士、专家们享受着高官厚禄，自然要当好狗腿子，打从心里认同这种能够让他们安心享福的制度，帮主人们制定出一套完备的统治阶级学说。即使有些时候会阻碍专注于物质劳动的资产阶级获取更多的利益，如禁止童工、妇女权益等等（有时也会利用这些东西来攻击自己的竞争对手），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的时候，他们之间这种微弱的对立关系就会立马消失了，没人再关心弱势群体的利益，转而快速地统一资产阶级阵线，集体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者们。
革命阶级作为全社会的代表
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来说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现在有可能升入统治阶级而言。当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它使许多无产者有可能升到无产阶级之上，但是只有当他们变成资产者的时候才达到这一点。由此可见，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实现自己统治的基础，总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可是后来，非统治阶级和正在进行统治的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这两种情况使得非统治阶级反对新统治阶级的斗争在否定旧社会制度方面，又要比过去一切争得统治的阶级所作的斗争更加坚决、更加彻底。
任何一个人民革命的领导阶级，为了能够团结到人民中的绝大部分力量，都必须代表全社会的利益。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其作为全社会利益的代表与旧革命的代表有着根本不同。资产阶级革命为所有阶级带来的利益是一种偶然性，即因为各种偶然因素，资产阶级的个人会破产滑落至无产阶级，其他阶级的个人能够暴富升为资产阶级，这种偶然性的利益并不能改变劳动者们深受压迫的现实状况。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一切阶级，是真真正正地为了所有统治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的利益，其追求的是一种必然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的这种革命理想，不是脱离了物质条件的幻想。因为每一次阶级革命都会比上一次更全面、更彻底，资本主义革命相比于封建革命，为全社会人民争取到了更多的利益，这是事实，随着资本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已经明晰，并且他们也存在相应的物质条件能够实现消灭一切阶级。
唯心戏法
证明精神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施蒂纳的教阶制）的全部戏法，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手段：
第一，必须把进行统治的个人——而且是由于种种经验的原因、在经验的条件下和作为物质的个人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进行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或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
第二，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承继着另一个而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把这些思想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思想凭借自己的经验的基础，彼此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它们被仅仅当作思想来看待，因而就变成自我差别，变成由思维产生的差别）。
第三，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或者，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玄想家，而这些人又被看作是历史的制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注：马克思加了边注：“一般人：‘思维着的人的精神’”。——编者注）。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
唯心主义理论所用的戏法，第一步就是要否认物质对思想的决定作用，将活生生的统治阶级个人的思想和统治阶级个人本身的物质条件分离开，认为这种思想就代表着全部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同时还选择性忽视统治阶级中占据主流的暴戾、残忍的思想。第二步就是幻想某种神秘的规律（概念的自我规定），能够解释这种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是逐渐依据这种规律发展而来的社会思想的最终形态。最后是让这种规律变得更为可信，让人们觉得它不再神秘，便虚构出一种像上帝一样天生就存在的“自我意识”，同时为了让自己显得不这么脱离实际，就把它变成历史人物的思想发展史。由此，一套完备的统治阶级思想体系便完成了，由于其是唯心哲学家的颅内高潮产物，就方便了每一位唯心家对这套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分工与商人（商品流通）
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这种分离在随历史保存下来的城市（其中有住有犹太人的城市）里被继承下来，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这样就产生了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之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纪，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的）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相应的文化水平所决定的比较粗陋或比较发达的需求。
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这里的商人指的是中间商，在产品流通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中间商的出现和壮大，实现了不同地区的产品流通的发展，带动了生产资料的传播，使得社会交往进一步扩大，也让各个地区的产业发展更迅速，让工场手工业得以有了发展成为大工业的基础。由于更为便捷的劳动工具传播至各个手工业工场，使得分工逐渐细化、简化，让工场手工业逐渐脱离其半封建性质（师徒制），升级为大工业，也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
大工业开创世界历史
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
大工业以其极为先进的生产力，迅速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并以大工业生产劳动为基础发展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因此它开创了世界历史。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的是，这种创造性的成就是建立在血腥与残暴之上的，肮脏的资本通过货币增殖控制了一切：美洲种族屠杀、非洲三角贸易、亚洲经济殖民地等等。资本为了自己的增殖，它就需要一种完全自由的疯狂社会，这就需要尽可能地消灭一切意识形态。而这种自由（如种族屠杀、剥削工人）在面对人民的质疑时，他就需要编撰出赤裸裸的谎言：白人至上、黄祸论、英雄史观、虚伪的民主议会制度等等，用以欺骗广大无产阶级，维持自身合法性。它使得分工不再是为了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劳作更加轻松，而是为了麻木人，让人每天重复机械性劳动，让人变成了大工业某一环节中的机器，异化了分工，异化了人。
动产的出现形成了真正的私有制
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开始的。——（奴隶制和共同体[Gemeinwesen]）（古罗马公民的合法的所有权[dominium ex jure Quiritum]）。在起源于中世纪的民族那里，部落所有制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才发展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引起的现代资本，即变为抛弃了共同体[Gemeinwesen]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由于税收而逐渐被私有者所操纵，由于国债而完全归他们掌握；现代国家的存在既然受到交易所内国家证券行市涨落的调节，所以它完全依赖于私有者即资产者提供给它的商业信贷。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在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Gemeinwesen]，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目前国家的独立性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存在：在那里，等级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阶级，在那里，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已被消灭的等级还起着某种作用，并且那里存在某种混合体，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居民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可能对居民的其他部分进行统治。
最广泛地与动产相对立的私产就是地产了，地产属于等级资本，即一种受到封建关系束缚十分严重的资产，与象征着自由资本的动产有着很大不同。生产资料是动产的基础，货币是动产的代表，动产由于其自由交易的特性得以走进每个人的生活，也使得现代国家不得不与私有制（以动产为基础）相适应，这与先前的大工业开创世界历史是相联系的，也正是大工业的这种重要作用，使得动产代表了真正的私有制。
生产力与人
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注：恩格斯加了边注：“西斯蒙第”。——编者注）因此，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总和，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产力只有在个人是私有者的情况下才是个人的力量。在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完全无关的形式，因为他们的交往本身还是受限制的。另一方面是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
生产力发展到大工业时期，使得进行生产劳动的主体（无产阶级）与生产力相分离，无产阶级不再能享受到这种生产力的任何好处，这种生产力不再是被劳动者掌握的力量，反而变成了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力量。而没日没夜的机械性劳动使得劳动者之间的交流逐渐减少，他们变得分散和彼此对立（相互竞争生存空间），变成了生产线上的机器，变成了资本家眼里的数据，变成了抽象的个人。只有当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占领生产资料，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力量。
生产资料公有制
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而且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这种占有首先受所要占有的对象的制约，即受发展成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的制约。因此，仅仅由于这一点，占有就必须带有同生产力和交往相适应的普遍性质。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其次，这种占有受进行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是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的生产工具。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始终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归全体个人支配，不可能归各个人支配。
因为每个无产阶级都不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集体性和纪律性，使得他们能够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革命任务，让他们得以实现自主的劳动，实现劳动以外的自主活动，让他们能够打破私有制的枷锁，获得真正的自由。是的，正是因为他们除了“人身自由”以外一无所有，而被资本的枷锁牢牢捆住，让他们成为了社会中最不自由的阶级，使得他们具有了最为彻底的革命性。以往的革命阶级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让他们屈从于自己相应的生产关系，使得他们的革命无法真正地代表全社会的利益。
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这样，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把迄今为止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条件看作无机的条件。然而他们并不以为过去世世代代的意向和使命就是给他们提供资料，也不认为这些条件对于创造它们的个人来说是无机的。
过去的一切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是自发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逐渐发展至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人认识到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也就无从自觉地利用生产关系的变革来推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无从自觉地通过先进的上层建筑来反作用于落后的经济基础。共产主义使得所有之前自发形成的社会条件受联合起来的个人支配，而不是像资本主义那样仅仅受资本家支配。正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基于所有联合起来的个人，所以它必须使得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不能发生那种忽略个人的状况（把工人看作机器，贫富差距只不过是现阶段的社会常态）。共产主义之所以是可实现的，是因为其建设依据的是目前已经发展起来的物质条件（国际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然而我们并不会为之前的人们虚构一种使命（为我们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基础），也不会认为前人能够像我们一样自觉地利用现有的物质条件。
人的片面存在
在矛盾产生以前，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产生时才表现出来，因而只是对于后代才存在。这时人们才觉得这些条件是偶然的桎梏，并且把这种视上述条件为桎梏的意识也强加给先前的时代。
这里的矛盾指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在生产关系限制生产力发展之前，人们的生产生活是与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里的片面存在指的是人们受到了生产力、自然环境等物质条件的限制，对于这些偶然桎梏，就不能强制要求前人也能够有这种意识，即不能要求奴隶社会产生人人平等的想法，也不能要求封建社会放弃小农经济专攻科技发展。
没有超阶级的自由
某一阶级的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的与另一阶级相对立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共同关系，总是这样一种共同体，这些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种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种共同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条件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这正是由于他们作为个人是分散的，是由于分工使他们有了一种必然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因为他们的分散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联系。过去的联合决不像《社会契约》（注：让·雅·卢梭《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编者注）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任意的，而只是关于这样一些条件的必然的联合（参阅例如北美合众国和南美诸共和国的形成），在这些条件下，各个人有可能利用偶然性。这种在一定条件下不受阻碍地利用偶然性的权利，迄今一直称为个人自由。——这些生存条件当然只是现存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
在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宣传的资产阶级自由就是一种如此虚伪形态，“白手起家”的资本家们自由地利用各种偶然性因素（家庭环境，经济特区，政策优势等等）使得他们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并把这种成功归结于自己自由地个人努力。在资产阶级内部，他们当然享有这种能够自由利用偶然性的权利，在广大无产阶级中可就没有那么好的福报了。我们无产阶级的自由观绝不是利用什么偶然性的自由，而是一种照顾到社会每一个人的自由，是消灭一切阶级之后才有可能实现的自由。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被打上阶级的烙印，不存在有实现超阶级的自由的可能，所谓宗教信仰方面的精神解放自由，不过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而向无产阶级散布的精神毒药，除非资本家们能够集体在实现精神自由之后自愿交出手中的一切物质权利（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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