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凡整风深入的地方，证明着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个重
要关键，是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关键，是22年来我党
历史中一个大的创造事件。”
话说1943年4月1日，毛泽东为抗日殉国的国民党军将领戴安澜撰写了挽辞和挽诗，从延安发给戴安澜治丧委员会。
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省无为县人，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1933年3月，他率部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1938年先后参加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1月升任第200师少将师长，该师是新建的第5军的主力师，对外号称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师。1939年，他先后率部参加随（县）枣（阳）之战、长沙保卫战、桂南昆仑关战役。1941年12月，第200师开赴缅甸协同英军作战。他率领200师开进东瓜，逐次接替了英军的防务，掩护英军撤退；1942年3月参加东瓜保卫战；1942年4月参加棠吉之战。1942年5月10日，远征军大部队退至胡康河谷，在温佐一带掩护其撤退的戴安澜第200师，与军部失去了联系。戴安澜决定带部队进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并寻隙退回国内。18日，第200师兵分两路，横穿细抹公路。激战中，戴安澜胸腹部受伤。1942年5月26日下午5时，戴安澜伤重去世，享年38岁。1943年4月1日，国民党在广西全州香山寺举行戴安澜追悼会，由李济深主持。
共产党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撰写了挽辞、挽诗、挽联和挽幛，遥奠忠魂。毛泽东书写的挽辞是：
海鸥将军千古！毛泽东 挽
其挽诗云：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1956年9月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毛泽东向戴安澜的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4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全文如下：
自1942年“四三”决定后，整风运动有了大的成绩。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党内团结空前地增长了，干部中不正确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极大地改造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阀主义倾向也逐渐被克服了，面目不清的干部被审查明白了，暗藏在党政军民学机关内大批奸细分子被清查出来了。凡整风深入的地方，证明着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是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关键，是22年来我党历史中一个大的创造事件。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又证明着整风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与极端精细的斗争，必须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拿出极大的责任心，负责贯彻到底，并自己动手，以身作则，毫不夸张浮躁，毫不粗心大意，才能完成任务。但是由于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还不认识整风的深刻意义，故在这种情况下的地方，还没有获得成绩。有些地方则在部分的机关学校部队中获得成绩，而在其它的机关学校部队中则尚未深入。因此中央决定，从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4月3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除陕甘宁边区责成西北局重新做出整风计划外，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责成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依据战争环境特点，重新作出自己的整风计划。已经作成此种计划并在实施中的地方，则根据此次指示加以必要的修改或补充。
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来，我党增加了约70万新党员，他们过去都是未受过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马列主义）的锻炼的。在数万老党员中，对于受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锻炼的程度也极不一致，其中有许多人仍然拖着很长的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尾巴，思想上的关节还未打通（其中并有若干重要干部）。对于上述新老两类同志（目前着手是对于干部），给予深刻的整风锻炼，借以纠正其错误思想，打通其思想上的关节，坚定其阶级立场与党的立场，改造其工作作风，是完全必要的。对于那些思想比较正确，或对马列主义武器掌握得较好的同志，则借整风增进他们的修养，可以使他们更趋于进步与发展。因此，凡以为整风是专整下级，不整上级；或专整上级，不整下级；或专整新干部，不整老干部；或专整老干部，不整新干部；或专整别人，不整自己；或专整自己，不整别人，都是错误的。
又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的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各地内奸的严重程度虽然不一致，也不是说每个支部都一定有内奸，但就各个地区说来，可以断定，此种情况是无例外地存在着。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风尚未深入的地方，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尚未被纠正，内奸问题也至今不曾引起注意。
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因此在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中，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难于纠正，内奸亦不能发现与肃清。因此，在领导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在此阶段内，对于“四三”决定上要求注意民主方面，予以强调，而对于该决定上要求注意领导方面，则暂时不予强调。这样做的目的，第一，在于使下情获得上达的机会，表露各种正确的意见，发扬正气纠正缺点。第二，在于让有错误思想的同志，尽量表现其错误观点，以便根据其表现而给予具体的与明确的纠正，使他们在自己经验中认识自己矛盾着的思想，因而便利于克服错误思想，转变为好同志。否则毫无生气的，平平常常的学习，必不能有多大的效益。第三，在于使内奸分子利用我们的民主政策，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使领导机关与广大干部逐渐识别他们。对于内奸分子，凡非军事紧急时机，紧急地点与紧要环节，不要忙于宣布他们为内奸，只把他们当作有错误思想的同志看待，以便诱使他们尽情暴露，达到彻底根究之目的。不论同志的错误思想与内奸的反党表现，领导人员对之均要镇静忍耐，不慌不忙，以便冷静地正确地观察与辨别谁是有错误思想的同志与谁是反党的内奸分子。至于任何同志的正确意见，更要虚心倾听，绝对不能抑制。
在采取这种政策后，在第一阶段中，一方面正确意见会生长表露，另方面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说怪话、反领导、乃至反党等各种不正确的现象，也会发生。而这两方面，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尤其要使错误思想多多暴露。这一阶段是初学学风文风的阶段。在第二阶段中，则应组织积极分子对于错误思想的反驳，强调“四三”决定上要求注重领导一方面，着重发扬正确意见，缩小民主范围，把错误观点明确地坚决地克服下去。但须注意这种克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克服，而不是武断的命令主义的克服，不要伤害每一个还可挽救的同志。在这一阶段内，仍然不要提内奸问题。到了第三阶段，是学习党风的阶段，这是学习深入时期，此时大家都接触了实践问题（党风），又有了思想武器，将是反省自己、批评别人最开展最热烈的阶段。此时除学完党风文件外，主要地应审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与历史，以便弄清各同志的面目，了解其缺点与纠正其缺点。对于个别顽固的典型错误分子（党员），可以发动群众斗争，借以教育本人与教育群众。同时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这对于继续发现内奸与教育群众都有极大作用。在第三阶段中，还应检查各单位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与改善工作。
这样，每一具体机关学校，从重新布置整风之日起，至少5个月内（战争时间不算在内）均须做为发现同志错误思想与纠正错误思想的时间。5个月后，方为开始着手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部分地清理内奸的时间。这样，一年以内（除去战争及其他繁忙任务所占时间）可以大体上结束整风学习，而把全部完成审查干部与清查内奸的任务，推至以后的时间。延安部分机关学校，1943年4月才结束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这些机关学校，从1942年冬季才开始着手审查干部，1943年4月，才正式审查干部。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计划常易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地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的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置。但对内奸问题若过于仓卒处理，势必不能彻底，且易发生毛病。内奸的可怕是我们的不自觉，只要我们一旦自觉，内奸就不可怕了。有军队与政权在手，且有内战时期肃反经验的党，是有充分可能把内奸肃清的。故各地在1943年冬季以前，必须着重与深入整风，决不可放过整风的伟大思想斗争。如果各地能于今明两年对敌斗争的严重环境中，恰当地分配时间与人力，将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几件互相联系着的重大工作做好，就是我党的极大胜利。关于处理内奸问题，中央准备尔后再向各地作具体指示。
4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为着指导的便利，今后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归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归任弼时管理。
会议同时决定：中央及军委直属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分别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
4月9日至12日，延安召开2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开展反特斗争。
4月22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凯丰同志：
从前你有几封信我还未回复，兹复于下：1、小资产自由主义问题，今年“五五”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论。惟今年“五五”，中宣部或可发表一个一般整风学习的总结性的东西，以推动全党的整风，请加考虑。2、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3、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依你昨日主张暂停为好，先做肃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昨信已复。4、中宣部今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3项，同意此种意见。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以上请考虑。明日拟开一次宣委会议。
敬礼!
毛泽东
1943年5月2日，刘志丹墓由瓦窑堡迁葬于志丹县新建的陵园。毛泽东为刘志丹题写的挽联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毛泽东还为刘志丹陵园纪念碑题了字，正面是“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的碑文是：“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鉴于共产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各国进行革命斗争的需要，建议解散共产国际。
5月2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于5月22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议，并将意见告知。
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
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43年5月15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二、共产国际曾完成了它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不仅在欧美各国及日本保护了那被机会主义者所糟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帮助了先进工人团结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党，支持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百折不挠地反对了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战争；而且用了它的一切可能帮助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帮助了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工人组成自己的政党，成为站在一切解放运动最前头的人民先锋队。特别使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是它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在1924年，当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帮助了国共合作的形成，随后又帮助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再则，当1927年至1937年期间，中国革命处于最困难地位的时候，它又声援了中国革命的人民。最后，在1937年以来的6年抗日战争中，它又号召各国支部及各国劳动人民，帮助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总之，在共产国际存在的一切时期中，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尽了它一切可能的力量来给予援助的。但时至今日，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提议书上所说，因为各国内部和国际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个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各国工人运动的继续增长；因为在当前的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的解放战争中，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争取更加广泛与更加迅速的民族高潮与群众动员，借以达到彻底的完全的胜利；因为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和政治上的成熟；由于这种种理由，故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由于目前战争情况，不允许召集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故由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作出此种提议。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一提议书上所说的理由，批准共产国际之解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指出在马克思解散第一国际之后，各国工人运动是更加发展了。现在第三国际之宣布解散，无疑将使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全人类的解放更加迅速到来。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凡是哪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中国共产党从创立时起，即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道路，而且全党同志以身作则，忠心不贰，为自己民族的一切解放事业而奋斗，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自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不干涉各国共产党组织事宜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即遵照此种决定，没有干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事宜。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各种革命力量，是中国一切进步方面的支柱，而自抗战以来，即在敌后进行历史上空前艰苦的斗争，这些革命力量完全是中国共产党赤手空拳，不假借任何外力，而独立创造起来的，可以说，在最近数十年的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在此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他们将继续英勇地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和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党派、无党无派人士合作，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措施，战胜日寇及其同盟者——德意法西斯，完成独立民主新中国的大业。
四、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国人民所课予的各种历史大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深信我党同志必能完全一致地团结起来，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创造性、积极性。果能如此，那么，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还很强大，我们前进路上的困难虽然还很多，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是日晚，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一出现在会场的讲台上，全场与会者立即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任弼时宣布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接着，李富春宣读了这两个文件。
毛泽东以中央政治局主席的身份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他说：
“共产国际的解散，正如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4天以来全世界各国，不论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还是法西斯侵略者阵营中的，不论何党何派，对此问题都加以极度注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解散呢？难道它不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谋解放和为反法西斯战争尽力的么？是的，共产国际是列宁首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端巨大的功劳。”
“在北伐战争前夜，共产国际帮助了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促使国民党在1924年实行改组，并缔结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当时蒋介石先生曾衔中山先生之命到过莫斯科，国民党的代表还曾列席过共产国际的会议。这些就足以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何等巨大，再不必说对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和近年的抗日战争的援助了。
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只有22年的历史，但却进行了3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既然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有很大的功劳，那么，为什么又要宣布解散呢？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其所以如此，主要的是由于以下3个理由：第一，因为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情况，都比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也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已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变化迅速的情况。正确的领导需要从仔细研究本国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在过去情况比较单纯，变化比较还不很迅速的时候是适合的，现在就不适合了。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和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早已感到不大适宜，这种情况至近来乃特别显著。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经过3次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自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担负了极大的责任。从这种责任心出发，就要发挥共产党人的创造力。我们正处在艰难地民族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在敌人后方抗拒着极其强大的敌人，我们的环境很艰苦，战争的时间还很长。但是这种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正好锻炼我们自己，使我们用心地想一想，绝不粗枝大叶，自以为是；使我们认真去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老一套的党八股作风，而拿出完全的负责的态度与高度的创造力来。
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第一，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被我们战胜的。第二，全党同志都要善于团结人民群众，这里我想要请同志们学习近日《解放日报》报道的陈宗尧、左齐两位同志的榜样。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第718团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驮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个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的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了锄头，就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我们全体党的干部，都要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5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纪念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
根据目前国内外情势，抗战六周年纪念之宣传应该集中于我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之英勇壮烈，并说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的原因，借以击破游而不击、封建割据及交出军队、政权之类的反动宣传。因此，除中央将有宣言发表外，各战略根据地负责同志均须做文章。下列各同志均请作文：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程子华、贺龙、林枫、朱瑞、罗荣桓、陈毅、饶漱石，各同志之文章题目由新华总社另行通知，一般的文长不要超过5000字，多作生动活泼之描述与分析总结，少用枯燥无味之表格统计，文章望于6月20日前经新华社电台发总社，经中央审定后统一广播发布。
中央书记处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全文如下（见《毛泽东选集》）：
一、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二、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地普遍地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例如1942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1943年的整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的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一机关、一学校、一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该机关、该学校、该部队的领导人员也须这样去做。这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三、1942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3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12个条件的第9条中所说建立领导核心问题，我们应该应用到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4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五、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在组织中在斗争行动中发生正确关系的思想，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互相结合的思想，都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普遍地加以宣传，借以纠正干部中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这次整风，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
六、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去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七、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例如审查干部，如果仅仅由组织部这个领导机关的少数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过某一机关或某一学校的行政负责人，推动该机关该学校的许多人员、许多学生，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全体学生都参加审查，而上级组织部的领导人员则正确地指导这种审查，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审查干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完满地达到。
八、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九、领导方法问题上的各个细节问题，这里不一一说到，希望各地同志根据这里所说的原则方针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复电给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一、有电悉，同意对太南处置办法。
二、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CC与复兴）5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彼方对东条扶汪倒蒋新政策毫无对策，投降者增多，战力大损；英美仍是集中对德，援华甚少，口惠实不至，彼方无丝毫办法。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天天宣传我党罪状，打击我党威信，励行特务政策，图从内部破坏我党，此外亦无办法。甘、黔、川、陕民变四起，规模甚大，除镇压外，无他办法。党内纠纷不绝，有增长趋势。凡此均使抗战局势，处于日益困难地位。抗战还须准备3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
三、我党应在此3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对人民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
6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冀鲁边区工作给山东分局等的指示，他写道：
山东分局朱、罗、黎（指朱瑞、罗荣桓、黎玉——笔者注）并告北方局：
冀鲁边形势严重，已成为完全的游击区域；必须善于争取伪军伪政权，密切与群众联系，隐蔽自己的力量，彻底改变过去的一套工作做法与组织形式，才能适应该区的艰苦斗争，有下列提议望考虑执行：
一、关于争取伪军、伪政权及游击区的群众工作经验与具体作法，冀中、冀南的经验对该区极有帮助，分局、北局应经常将此种经验介绍给他们，给以具体的指导与帮助。
二、该区脱离生产人员太多，望考虑在不妨碍坚持的条件下，将军队之一部分向其他地区转移，以减轻敌人注意和减少人民负担。
三、军、政、党在组织上应实行完全一元化，除可以隐蔽的地方干部外，其他负责干部应随军行动。统一党、政、军、民的领导，不必再保留各个机构的架子，多余的及当地难于隐蔽的干部，亦可有计划地撤出。
四、该区内有汉奸与国特的活动，希注意，我们已得有一些材料，即分别电告。
书记处
6月初，江青看了彭德怀1943年4月7日在太行山区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一文，又看了邓小平在太行地区干部会议上号召人们学习这篇谈话的讲话，以及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刊登的学习这篇谈话的文章。她感觉很不正常，就把这些东西交了给毛泽东，她说：
“你看看你这位老乡，越发鼓吹得起劲了，你再不出面，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会造成严重影响。他的这些东西和王明的那一套，没有什么两样。”
6月6日，毛泽东看了江青送来的材料后，立即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德怀同志：
你在两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策需要出发。又如谈话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的。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是说从思想、自由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是说为着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它任何政治权利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个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些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曾在去年11月发布关于宽大政治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对，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它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两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之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着一种为着打倒共同的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这并不符合事实。等等。
你前所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泽东
彭德怀看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很不是滋味，他对北方局的领导人说：
“老毛就是多事，咬文嚼字地找毛病。有什么错误？我就看不到我有这么大的问题。”
彭德怀还指示他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把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中有关批评他的段落删去，再予以转载。还是邓小平转得快，他在毛泽东批评彭德怀之后，马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在太行分局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德怀，他说：
“彭德怀的错误，就是中央所指责的闹独立性和严重的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这当然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3个月后，彭德怀回到延安，还专门去找毛泽东要理论此事。详情容后再述。
这正是：人非全才百路通，古来事异有分工。
诸葛何尝耍大刀，关公未曾祭东风。
老彭倘若读历史，庐山焉能走麦城。
6月17日，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第2次来到延安。
此时，蒋介石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3次反共高潮，电召邓宝珊去重庆开会，指定他绕道宁夏、兰州到重庆。邓宝珊生气地说：“不定路线倒罢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
6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作陪的有朱德、贺龙、林伯渠、高岗、李鼎铭、续范亭等党内外人士数十人。宴会开始前，邓宝珊一见毛泽东就高兴地说：
“毛先生发胖了！”
毛泽东风趣地答道：
“是啊，我们边区军民扩大生产、丰衣足食了嘛！”
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几天。毛泽东等人曾和他围坐在院内乘凉漫谈。毛泽东说：
“国际局势处于大变动的前夜，法西斯行将土崩瓦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走投无路了。”
邓宝珊说：
“毛先生比我大一岁，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乃民族之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我们一定要为毛先生祝寿。”
续范亭听他如此说，非常感动，即席赋诗一首赠邓宝珊，诗曰：
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尚新。
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
6月18日，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秘密布署剿共作战，调动驻守河防的一部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
6月20日下午，毛泽东和江青来到王稼祥夫妇的窑洞门口，王稼祥和朱仲丽连忙迎了出来，王稼祥说：
“请主席和江青同志到里面坐吧。”
毛泽东见院子里的枣树绿叶婆娑，新结的青枣密密麻麻地点缀在枝头，便指着树荫下的小石桌和小石凳说：
“我们就在这儿坐坐吧，比窑洞里空气好些。”
说罢，他和王稼祥分坐在石桌两边的石凳上，江青和朱仲丽坐在一边陪着。警卫员张志送来了茶水和香烟。毛泽东点上了烟，笑着对朱仲丽说：
“你的麻将牌打得好啊，可惜赢得少，总是输，将来衣裳输进当铺里怕赎不回来哟！”
毛泽东此言一出，逗得大家笑了起来。朱仲丽也笑着说：
“是的，我欠你的‘债’大约有几千万了。”
毛泽东和朱仲丽说的笑话，是在几天前的事。那一天，朱仲丽见毛泽东不是坐着或躺着看书，就是批文件写东西，为了让他多活动活动，就想法劝他打麻将。毛泽东说：“打麻将是很浪费时间的呢。”尽管他不想停下手头的工作，但还是经不起朱仲丽软磨硬缠，只得答应了。于是，他和叶子龙、江青、朱仲丽便噼里啪啦地打起麻将来。朱仲丽为了让毛泽东保持一个好心情，不时地故意将好牌给他，果然，毛泽东一连和了好几盘。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是开赌场，只要朱仲丽坐在我的上家，我敢下赌万万元，必成大富翁。你这同志是不是在收买我？给我金钱炮弹，叫我当资本家呀？”
朱仲丽也连忙笑着说：
“不，主席，我不善于打麻将，所以不会扣下家的牌。”
毛泽东依然是一脸的灿烂：
“你要是在赌场里打牌，恐怕连裤子也要送进当铺喽！”
说笑已毕，毛泽东吸着烟看着王稼祥，以商量的口吻说：
“党成立22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我们应该写篇理论性的文章，是不是请你抽空儿写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和抗战6周年的文章？”
王稼祥说：
“是，我可以写一篇。纪念党成立22周年，又值抗日战争进入第6个年头，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不是轻而易举取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果。”
说罢，他问毛泽东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他还说：
“我还没个准备哩！”
毛泽东说：
“我看从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方面作为文章的中心内容。党的历史，是一部不平坦的斗争历史，22年来的历史你都知道。针对世界局势和全中国的局势，可以抓住目前党内思想上的几个问题来谈，你看如何？”
王稼祥说：
“好的，主席。我可以马上动笔，然后请你审稿。”
毛泽东见他如此痛快地接受了任务，非常高兴，转头对朱仲丽说：
“听说你很会照顾稼祥呀！他的身体每天能够负担这么繁重的工作，全靠你的照顾，功劳不小啊！”
朱仲丽忙说：
“不，是党和同志们的关怀。”
毛泽东起身要告辞了，又笑着对朱仲丽说：
“稼祥即将付出大量的劳动，希望你朱仲丽医生批准！”
朱仲丽说：
“我会照顾好他的。”
此后，王稼祥经过几天的努力，一篇七八千字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终于脱稿了。他又逐字逐句反复修改，润色了几遍，直到自己满意了才罢手。
6月26日，王稼祥将文稿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在大信封的正面郑重地写下：“呈主席亲阅”，并附一短笺，他写道：
主席：
关于纪念党的22周年和抗日战争6周年的文章，已拟好了初稿，请审阅修改。
布礼
王稼祥
他装好信笺，让警卫员马上去送给毛泽东。
6月28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林彪等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林彪和周恩来、邓颖超等100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欲知中共“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情况如何，请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3年4月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又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认真研究一下这个文献，对于正确理解延安整风运动和认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污蔑，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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