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为了牢牢掌握马克思研究的阐释权和话语权，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推进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运用好、研究好、阐释好马克思的文献资源。MEGA2的陆续整理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关注，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源，而且也带来了一定的理论研究难题。本文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最新成果为根基，试图以文本学的方式与MEGA2的研究前沿进行学术对话，使之服务于马克思思想史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 MEGA2 思想史 文本学
作者：张一兵 孔伟宇
197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2）以试编本的形式问世。50年来，随着MEGA2文献的不断整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以更加完整的历史姿态向国际学术界展现出来。然而，全新的文献编辑形式和内容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传统的理论解读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困难。如何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科学的方式“打开”MEGA2？如何站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基础上，与MEGA2的研究前沿进行反思性的学术对话？如何利用MEGA2的最新文献成果，服务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权和话语权？这是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研究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一、MEGA2的历史编纂与
学术争论
纵向来看，MEGA的编纂和出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编辑特点。1927年，由达维德·梁赞诺夫主持编纂的MEGA1第1卷正式出版，该版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完整性和忠于原文为编辑原则，以“发展史”为编排线索，第一次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以历史考证版的形式公开于世。上个世纪60年代，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马列主义研究院和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筹划联合编辑出版MEGA2。该版本以科学性为编辑原则，正式出版前曾编印试编本（Probestücke），分发给各国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专家征求意见，为MEGA2的后续出版提供了有用的编辑考量。1975年，柏林的狄茨出版社开始正式出版MEGA2。按照最初的出版计划，MEGA2将以“编年史”的编排顺序出版100卷，预计1990年代出齐。后来，出版计划将卷数扩大至120—170余卷，其中MEGA2第四部分除去原先计划中的笔记部分外，还计划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目录及书中所写的阅读批注——栏外边注、记号、划线等——全部编辑收录。1983年，MEGA2出版了第四部分的批注集试编本（Marginalien Probestück）。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为了继续推进MEGA2工程，特成立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将出版的大旗交由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2除了坚持完整性和科学性的编辑原则，还增加了“去意识形态化”的编辑方针。此外，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决定缩减MEGA2的卷次，并推出了以非印刷形式出版文献的计划。这样，MEGA2的完成时间就推延到21世纪。根据现任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主席米夏埃尔·宽特（Michael Quante）的计划，《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伦敦笔记》、《新莱茵报》文章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笔记和书信将在这几年陆续整理出版，而MEGA2的全部项目预计将于2032年全部出版。
横向来看，MEGA2的整体出版结构较为固定，但是每卷的具体出版计划至今仍在不断调整中。由于MEGA1的编排方式以“发展史”为线索，因此梁赞诺夫将MEGA1的结构划分为三个部分：（1）除《资本论》外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2）《资本论》及其手稿；（3）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而MEGA2以“编年史”为线索，基本遵循了MEGA1的编排结构，在此基础上另外增加了第四部分，即笔记部分。根据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新公布的出版计划，MEGA2的具体内容如下：（1）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文章及手稿（Abt.1: Werke, Artikel, Entwürfe），原计划出版33卷，现改为 32卷。由于该部分的主要著作和文章许多都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公开发表过，并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点关注，相关研究比较深入。（2）《资本论》及其手稿（Abt.2: Das Kapital und Vorarbeiten），原计划出版16卷24册，现改为 15卷23册。该部分是前些年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的重点编纂内容，从国际学界对MEGA2的研究情况看，目前有很多学者致力于这一文献群的研究。（3）书信（Abt.3: Briefwechsel），原计划出版45卷，现改为 35卷。该部分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与同时代其他人之间的通信。这些书信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变化和理论来源的重要佐证，其中涉及重要理论的部分基本上都已被翻译成中文。（4）马克思恩格斯的摘录、笔记和批注部分（Abt.4: Exzerpte, Notizen, Marginalien），共计32卷。其中第32卷为藏书目录。该部分以细微的方式全面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变化，但是由于笔记文本的复杂写作方式，对很多研究者来说无法直接阅读。
关于MEGA2的研究以及在MEGA2基础之上所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一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得到重点讨论乃至争论的热点问题。在德国学界，围绕MEGA2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围绕MEGA2第一部分、特别是2017年出版的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展开的讨论。自2017年以来，德国学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流看法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本非完整的“季刊”，而其理论内容也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时代理论家对当时德国哲学和社会主义的批评。例如，格哈尔特·胡布曼（Gerald Hubmann）认为，根本“不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这只是马克思、恩格斯、莫泽斯·赫斯等人为了批判麦克斯·施蒂纳等人的著作而创作的季刊。可以说，胡布曼客观上在试图瓦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
二是围绕MEGA2第二部分——即《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创作问题——展开的大量讨论。例如，MEGA2第二部分主要负责人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Carl-Erich Vollgraf）认为，以1863年为分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其实是两个写作计划，《资本论》已经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六册计划”分道扬镳。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将《资本论》的写作分为三个阶段：1863—1865年是第1册及第2、3册第一稿阶段；1866—1871年是第1卷出版和修订、第2册第二稿阶段；1871—1881年是《资本论》第1卷的修改稿和第 2、3 册的若干片断稿，即《资本论》的第三稿阶段。沃尔夫冈·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则在MEGA2的文献基础上指出，马克思对大卫·李嘉图的超越体现在他对商品关系的分析上，即价值不是单个商品具有的实体属性，而是在作为复数的商品的交换关系中表现出的“共同的东西”。
三是围绕MEGA2第四部分展开的少量讨论。这些讨论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的《伦敦笔记》和《危机笔记》的理论分析。例如，汉斯-彼得·米勒（Hans-Peter Müller）不仅基于《伦敦笔记》编辑出版了《卡尔·马克思：工艺—历史摘录笔记（历史考证版）》，而且从生产维度讨论了马克思对工艺学的理论研究。他认为，工艺学“以比较固定的形式保留了人类活动的结果，因而是关于人类生产方式发展史的无声记录”。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关于《危机笔记》的研究，森贤治（Kenji Mori）和罗尔夫·黑克尔（Rolf Hecker）等人则聚焦于马克思的理论与社会现实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进行了分析。
在法国学界，自2003年以伊萨贝洛·伽罗（Isabelle Garo）为首的学者发起基于MEGA2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项目（GEME）以来，关于MEGA2的讨论更多地是围绕经典文本的理论阐释展开的。例如，让·科迪耶（Jean Quétier）围绕新译《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认为“自主活动”“市民社会”概念源自费希特和黑格尔，又被马克思赋予了新的内涵。大卫·魏特曼（David Wittmann）根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概念的动词（entfremden）形式与名词（Entfremdung）形式的划分，认为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主要来源是布鲁诺·鲍威尔而非费尔巴哈。卢多维克·埃策尔（Ludovic Hetzel）聚焦于《资本论》中的人类主体性，认为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的反抗建立在人类及其劳动的人类学维度上，这与唯物史观是相辅相成的。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对MEGA2的研究呈现出三种趋势。
第一，在文献研究方面更加趋近“马克思学”的方法。自1990年代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成立以来，其新确立的“去意识形态化”编辑原则便成为国外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准则。当然，这一原则的确立有其现实原因，即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在很多西方国家成为了政治上的“红线”，从而促使马克思主义研究转向文献学和历史学。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所谓“去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学”，其实也是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为例：以弗拉基米尔·阿多拉茨基为代表的编纂者遵循“原理反注原著”的编辑方法，即用当时的教科书体系重新打乱和编排《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顺序，使之符合编者的思想；以梁赞诺夫、格奥尔奇·巴加图利亚、广松涉等人为代表的编纂者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编辑方法，即由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理论研究的信仰者组成编辑队伍，以严格的历史编纂努力还原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面貌；以英格·陶伯特、特雷尔·卡弗、孙善豪等人为代表的编纂者，包括MEGA2于2017年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都遵循“马克思学”的编辑方法，即不够注重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历史的“纯粹”文献学。尽管“去意识形态化”的编辑原则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编辑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种看似价值中立的方法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这一隐性的意识形态往往偏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
第二，在理论方面主要围绕经典著作进行研究，研究主题趋向于当下时兴的经济理论和人本主义理论。首先，为什么研究经济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也爆发了一次次危机，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理论对于分析当下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仍然焕发着蓬勃的生机，因此很多学者试图在MEGA2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和《危机笔记》中寻找答案。其次，为什么研究人本主义理论？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逻辑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左翼思潮津津乐道的理论来源，以至于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讨论再次成为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然而，众多国外学者对MEGA2的理论阐释主要服务于其所谓的主流理论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反而沦为了“手段”。
第三，在对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内涵和逻辑变化的研究方面缺乏整体性的思想把握。随着马克思新文献的整理出版，对马克思的思想构境的挖掘本应深入到更深的层面。但是，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把握，它们不仅没有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进行重新梳理，而且很多观点逐渐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
二、MEGA2的理论对话与
话语阐释
MEGA2的编辑出版无疑为重新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动态发展史，其中涉及的很多内容在过去的研究中都曾经是空白。然而，当前学术界有关MEGA2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并没有完成这一补白的任务，其原因之一就是对MEGA2第四部分的理论阐释不足。必须承认的是，MEGA2第四部分最接近马克思真实思想的发生情境，但又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从文本上看，该部分是MEGA2四个部分中最复杂的，马克思将自己读书的所思所想随笔记录，同时也将临时的思想实验穿插其中，多处字迹很难辨认，甚至很多页码都是混乱的。从内容上看，MEGA2第四部分包含哲学、经济学、工艺学、政治学、历史学、数学、军事学、农学、地质学、人类学、化学等内容，马克思又以多种语言同时进行书写和摘录，有时一句话中竟包含德语、法语、英语三种语言，这对阅读者的语言功底和跨学科理论功底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但是，这条陡峭的山路必须有人攀登，哪怕暂时看不到光明的山顶。为了系统梳理MEGA2第四部分的理论成果，全面且深入地展现马克思思想史发展的全貌，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做了大量的研究准备工作，经过多年的理论和文献积累，于2017年1月成立了以MEGA2第四部分核心笔记为研究目标的“MEGA2研究小组”，正式启动了对MEGA2研究前沿和马克思思想史的系统性研究，开启了“第二次回到马克思”之旅。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阐释权和话语权的重要性，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增强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阐释权和话语权？从20世纪开始，欧洲、俄国和日本等地区和国家相继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小组，集结了一批优秀学者，形成了众多研究成果。但是，这些小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整理和编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上，在理论上并没有充足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若要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阐释权和话语权，推进国内乃至全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研究，就必须立足于扎实的文献基础，对马克思的思想史进行科学的研究，从而既在文本上也在实践中把握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也是我们的“MEGA2研究小组”成立的初衷。研究小组在不断的研讨中逐渐开辟了“阅读—研讨—选译—主题发言—讨论—修改—再研讨—形成成果”的研究思路，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与MEGA2研究之路。
我们认为，中国学术界对待MEGA2的基本研究思路应当是“从思想史中来，到思想史中去”。马克思的笔记性文本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马克思阅读的精髓和思考的过程，并服务于马克思的理论目标及其相关著作写作。与公开出版的著作不同，笔记性文本毫不遮掩地反映了马克思的思想变化过程，很多思想在公开出版物中是看不到的，比如，马克思经常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抹去自己的“哲学痕迹”。因此，我们既要带着思想史背景进入研究，也要带着笔记中的内容回到思想史中去。
在“MGEA2研究小组”成立之初，我们曾根据MEGA2第四部分的结构和马克思思想史的一些特点制定了初步的研究规划：（1）对MEGA2原始文献的梳理，包括对编辑原则、编辑结构、相关研究的综述，它们是后续研究的基础；（2）马克思的《柏林笔记》《波恩笔记》及青年时期的思想来源研究；（3）马克思的《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研究与马克思向唯物主义的转变；（3）马克思的《巴黎笔记》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系研究；（4）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5）马克思的《居利希笔记》研究；（6）马克思的《伦敦笔记》研究与经济学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
思想史研究的每一阶段都是十分艰辛的，我们试图重走一遍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努力使马克思思想发生的原初语境浮出水面。毫无疑问，每一阶段的收获也必然是巨大的，研究成果也常常会启发我们新的思考。
为了廓清MEGA2研究前沿的理论地平，更好地进入MEGA2的讨论语境，我们首先做了充足的准备和预热工作。一方面，我们从文献编辑出发，梳理了MEGA在不同时期的历史特点，即以MEGA1梁赞诺夫时期、MEGA2狄茨版时期、MEGA2学院版时期为代表的三种编辑原则。另一方面，我们研究和概述了德语世界和法语世界中MEGA2研究的前沿内容，以及国际学术界对MEGA2四个部分的不同研究。这些准备工作使我们得以进入国际MEGA2研究的前沿，同时也发现了许多值得深入研究和商榷的理论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打开”MEGA2。
三、MEGA2的文本研究与
马克思思想史研究
我们团队的马克思思想史研究和MGEA2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考察马克思在大学及其毕业后初到波恩的时期，相关著述包括《柏林笔记》和《波恩笔记》；第二阶段重点研究1843年前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第一次转变的过程，内容涉及《克罗伊茨纳赫笔记》及同时期的论文和政论文章；第三阶段集中聚焦马克思首次系统研究经济学的时期，关注重点是《巴黎笔记》及其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间的关系；第四阶段是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前夜，研究对象包括《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1844—1847年笔记》。
第一阶段：马克思的《柏林笔记》和《波恩笔记》研究。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早期的马克思似乎一直被视为唯心主义者，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研究仿佛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线性过程。而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思想史的研究也主要是从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开始。因此，我们需要回答的疑惑是：青年马克思的唯心主义思想从何而来？在博士论文写作前，马克思对哲学的研究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从大学毕业到《莱茵报》时期，是什么促使马克思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巨大思想转变？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对《柏林笔记》《波恩笔记》以及同时期马克思的书信往来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如下结论：
首先，马克思在大学时期最初接触到的哲学思想并非黑格尔哲学，而是在其研究法哲学的时候开始接受的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主义。到了博士时期，马克思才开始受到以“博士俱乐部”为核心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而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接触中，马克思受到鲍威尔的影响最大。两人可能是基于文艺创作方面的共同爱好而相识。后来，马克思逐渐受到鲍威尔等人关于宗教批判理论的影响，逐渐转向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因此，在马克思初识哲学的时期，占据其主导逻辑的是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自我意识哲学，而不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在《柏林笔记》中，马克思大量摘录了涉及宗教批判的著作，而没有看到他对黑格尔原著的详细研究。
其次，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并非一蹴而就。起初，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是伊壁鸠鲁哲学，这从其1839年写作的7册《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但是，马克思于184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为什么与这一笔记相差甚大？通过对MEGA2笔记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研究伊壁鸠鲁哲学的起因源自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因为黑格尔在该书中将伊壁鸠鲁哲学和古希腊哲学视为一种自我意识的立场。而作为博士论文主题的原子偏斜运动，马克思直到笔记的第4册摘录卢克莱修时才开始关注。同时我们也发现，马克思在同一时期还摘录了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及其他著作，这极有可能导致了马克思开始向研究自然哲学转向。最后，马克思在1842年4—5月写下了关于艺术史和宗教史的研究笔记，即《波恩笔记》。而在同时期，马克思也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在《波恩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法国历史学家沙·德·布罗斯（Charles de Brosses ）的《论拜物神仪式或埃及古代宗教同今天尼格里蒂亚的宗教之比较》一书，其中大量出现了“拜物教”概念及其现实分析。这一从接近唯物主义的立场来阐释宗教历史的著述，不仅对马克思最初的自我意识哲学和唯心主义立场产生了冲击，而且有可能构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拜物教”概念的重要理论来源。
第二阶段：马克思的《克罗伊茨纳赫笔记》及同时期的论文、政论文章研究。过去，中国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在1843年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此时已经有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那么，马克思向唯物主义思想转变的理论来源是什么？如果说马克思此时转向了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转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现实和理论基础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要深入研究《克罗伊茨纳赫笔记》，而且要结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的德语原文来分析。我们发现，马克思确实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就已经摘录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和政治学著作。他在摘录皮埃尔·达鲁（Pierre Daru）的《威尼斯共和国史》、雅克-查理·巴约尔（Jacques-Charles Bailleul）的《斯塔尔夫人遗著〈法国大革命纪实〉考证》时认识到，在封建社会被推翻后，财富成了权威和权力的代名词，私有制关系甚至可以影响国家结构、政治体制和公民的政治权利，这使马克思头脑中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发生了动摇。但是，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直接转变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甚至还大量摘录了关于国家理性原则的内容，因为马克思头脑中的唯心主义主导逻辑使其更容易关注到这些内容。同时，通过考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市民社会”概念（被学术界视为这一阶段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并进行文本分析，我们发现，此时的马克思不仅还没有仔细研读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部分，而且此时的“市民社会”概念更多地是指法权层面上的私人利益和市民团体，远远没有达到经济层面的“基础”含义。因此，简单地从马克思使用了某些概念就将其过度解读为马克思转向了唯物主义，这是不负责任的。从根本上来说，促使青年马克思完成第一次思想转变的动机是现实与理论中的“物质利益难题”。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首次在现实中遭遇到“物质利益难题”，现实中的利益原则与马克思既有的观念的、法的、理性的原则相冲突。因此，正是从这里起步，马克思开始了从批判利己主义观念到扬弃私有财产、最终到揭露异化劳动的思想转变过程，其第一次思想转变才彻底完成。
我们还从MEGA2的原文入手，重新考察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德文）与“société civile”（市民社会，法文）、“kapitalismus”（资本主义，德文）与“capitalisme”（资本主义，法文）以及“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概念和词组的不同话语实践，以此回应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马克思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的诘难。我们将不同时期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了区分。（1）“市民社会Ⅰ”是指资本主义正式兴起之前以政治为纽带的公民社会，包括建立在古希腊政治城邦基础上的公民社会和启蒙时代以政治为基础的市民社会。（2）“市民社会Ⅱ”是以资产阶级政治关系和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概念。亚当·斯密首先完成了使市民社会概念从政治领域下沉到经济领域的转变，黑格尔则在批判的意义上使用了“市民社会Ⅱ”的概念，并试图通过“自由王国”对其进行超越。由于1843年前后的马克思尚未开始系统地研究经济学，因而此时他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更接近于“市民社会Ⅰ”。（3）“市民社会Ⅲ”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表述的概念，是建立在“市民社会Ⅱ”中人与人的需要关系之上的、基于政治立场的资产阶级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4）“市民社会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整体表述，完成了从流通领域向物质生产领域的话语转变。（5）“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société civile）是马克思在1847—1849年间对现实的批判性阐释，即资本作为一种看不见的关系成为了社会的统治力量。（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是马克思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概念。马克思指出，在资本这种“普照的光”的统治下，表面上看起来公平的经济交往和流通的背后隐藏着生产方式的秘密，即剩余价值。因此，虽然马克思没有使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却已经通过“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循序渐进的揭露和批判。
第三阶段：对《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系性解读。
首先，我们对《巴黎笔记》中复调式的话语实践场进行了解读。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第一次经济学系统研究处于“失语”状态，因为此时马克思的头脑中所拥有的不再是主导逻辑与从属逻辑的简单二分结构，而是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社会唯物主义的客观逻辑、人本主义的显性逻辑、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隐性逻辑相互交织，三条逻辑共同组成了一个复杂的话语实践场。所以，此时的马克思处在一种思想急剧变化、极富创造力的时期：人本主义的显性逻辑架构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从哪里来”，黑格尔哲学的隐性逻辑决定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到哪里去”，而社会唯物主义经济学的客观逻辑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我是谁”。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我们常常将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来源默认为费尔巴哈，但是在《巴黎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典经济学中的部分人本主义思想对马克思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恩格斯曾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将斯密称作“经济学的路德”，因为路德使宗教中的主体性重新复归于人，而斯密则将市民社会中的主体性复归于劳动，这与马克思此时的人本主义思想一拍即合。因此，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对斯密描述的手工业劳动充满兴趣，却对李嘉图描述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嗤之以鼻，称其为“非人性”的。
其次，我们对《巴黎笔记》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了关系性研究。孙伯鍨先生在20世纪曾提出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两条逻辑”，即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人本主义逻辑和以对象化劳动为基础的现实逻辑。那么，这两条逻辑的来源和内涵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异化逻辑的根基性理论来源：一是黑格尔的现象学，在《巴黎笔记》中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要“绝对知识”章》摘录中可以看到异化劳动理论的完整逻辑构架；二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不断体悟的“劳动创造价值”及其在此基础上思考的私有财产的本质问题。而对象化逻辑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客观现实倒逼马克思去思考其理论的出发点，尽管此时的马克思对这一逻辑更多地持批判态度，但是这一立足现实的出发点将内蕴在马克思之后的经济学研究之中。
在对青年马克思的对象化逻辑及其来源进行剖析的同时，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Friedrich Wilhelm Schulz）这个看似陌生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工资”部分引用了舒尔茨在《生产运动》中关于物质生产和生产力进步之“弊病”的讨论，而后在《资本论》中再次引用了该书对物质生产的历史性描述。我们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时隔多年仍然对舒尔茨的《生产运动》念念不忘，是因为这本书中有很多与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十分接近的表述。
首先，舒尔茨对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析是基于客体向度的，即从现实的生产活动出发，批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物性的片面规律、赫斯的行动哲学的抽象概念、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这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切入口。
其次，舒尔茨试图用规律性的方式对生产发展的历史进行分类考察。他以从手工劳动到机器化大生产的发展为线索，将历史上的生产划分为畜牧业和狩猎业时期、农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工业时期，并对每个时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以此说明人的生产活动如何从对自然的依赖发展为对自然力量的使用。舒尔茨甚至在分析中使用了“特定的生产方式”（jede besondere Producionsweise）等概念。这无疑给予了马克思恩格斯创造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动力。
最后，舒尔茨还对物质生产力进行了详细分析，不仅量化了生产力，以马力为计量单位对人力、畜力、水力、风力、蒸汽力进行划分，而且还描述了生产力概念的功能结构及历史建构过程。虽然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的理论立场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明显的不同，很多分析也与马克思有着质的差别，但是其中的很多描述十分详细和精彩。马克思对这本著作的反复引用，已经向我们表明了该书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四阶段：《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1844—1847年笔记》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天而降的“圣言”，而是马克思恩格斯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站在众多思想家的肩膀上创立的科学历史观、世界观。通过研究《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1844—1847年笔记》，我们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话语转变的重要理论来源。
首先，《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反映了马克思从异化劳动话语向生产话语的根本转变。通过对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的摘录，马克思认识到，在由“有用性”构成的周遭社会中，劳动并非事物的坚实根基。通过对佩莱格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的摘录，马克思注意到，人类通过生产活动创造了不属于物质本身的运动（le mouvement），而“应用方式”（eine Weise der Applikation）——即原料经过“怎样生产”才能成为产品——则是最重要的中介环节。通过对亨利·斯托奇(Henri Storch)的摘录，马克思得出结论认为，物质生产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前提和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约翰·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和纳索·西尼耳（Nassau William Senior）的摘录，马克思逐渐深化了关于生产力综合（ensemble der produktiven Kräfte）和劳动分工的理解，也使得马克思所熟知的赫斯、舒尔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等人关于生产力的观点更加具象化，进而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
其次，马克思第一次对工艺学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而使其关于生产话语的理论视域逐渐从斯密式的手工业生产向机器大工业生产转变。起初，马克思对机器的态度是非常消极的，因为机器取消了手工业劳动中人的主体性，也扑灭了马克思心中浪漫主义的火焰。但是，以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奥古斯特·德·加斯帕兰（Augustede de Gasparin）为代表的工艺学理论家为此时的马克思提供了三个理论增长点：一是机器生产的普及带来了全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可能性；二是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逻辑为马克思看待劳动分工和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三是机器化大生产的进步促进了马克思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性问题的思考。当然，此刻马克思对工艺学的了解和研究仍然比较浅显，但是这一研究不仅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马克思后来在《伦敦笔记》中继续进行工艺学研究埋下了伏笔。
最后，马克思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事物背后的关系性存在。通过对罗西、西尼尔、让·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Sismondi）等人的摘录，马克思意识到财富的本质是关系，而财富则是这些关系得以实现的集合，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活动中，事物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物”的有用性和特殊性。对这种关系的物象化透视恰恰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关系论、关系意识论的重要基础。此外，马克思的购书清单和阅读清单也给予了我们一定的启发，很多经济学著作是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购买或计划购买和阅读的，在此，马克思之后的经济学研究以微观的缩影形式向我们展开。
在研究《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1844—1847年笔记》的基础上，我们还重新探索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各版本文献及其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从文献来看，自梁赞诺夫首次在MEGA1中编辑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不同时期和历史情境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编辑特点，也反映了编辑工作背后的意识形态立场。后来，随着日本学者广松涉首次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本真性手稿以文献版的形式整理出版，卡弗、孙善豪也纷纷在英语世界和汉语世界整理出版文献版，努力还原手稿写作的原貌。可以说，文献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出版大大深化了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特别是其中被删除、修改和增补的内容向我们打开了该文本的写作情境。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版本及其相关写作笔记的文本学研究出发，我们重新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和生产话语、劳动分工、关系意识论、社会唯物主义等问题。我们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向我们呈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观，而且是一个具有反思性理论根基的完整方法论，这就从根本上反驳了西方“马克思学”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季刊说”的错误言论。
目前，我们的马克思思想史研究和MGEA2研究已经进入第五阶段，即马克思的《居利希笔记》研究，这是马克思深化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辩证地认识资产阶级社会的重要理论发生场。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进入到马克思的《伦敦笔记》及其伟大的经济学革命阶段，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及其晚年思考阶段。“第二次回到马克思”无疑是艰辛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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