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对革命的看法无疑是以真正的共产主义愿望为基础的，正如列宁所写的那样：
“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列宁那句著名的 “每个厨房女佣都应学会治理国家”浓缩了共产主义的这一内涵。这句话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妇女解放的口号被不断重复。然而，我们需要仔细研究一下列宁为这一口号辩护的确切背景，乍一看，这一口号似乎极具乌托邦色彩，尤其是他强调这一口号“能够而且必须在一夜之间立即实现”，而不是在共产主义的未来。列宁在开始论证时就否认自己是乌托邦主义者，他坚持自己是完全的现实主义——他所指望的不是 “新人”，而是“现在的人们”， “现在的人们没有从属关系、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决不‘梦想’立刻取消任何管理制度和任何从属关系；这种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的梦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际上这种梦想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下去，直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立刻由现在的人们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人们没有从属关系、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但是应当服从的是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制’可以并且应该在一天之内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列宁论证的关键时刻来了：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社会管理的机制在这里已经唾手可得”——大型生产过程自动运行的机制，老板（代表所有者）只需下达正式命令。这个机制运行得如此顺畅，以至于在不干扰它的情况下，老板的角色被简化为简单的决定，可以由普通人来扮演。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要做的就是用（随机挑选的）普通人取代资本家或国家任命的老板。为了说明他的观点，列宁以邮政服务为例：
“19世纪70年代，有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邮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范例。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是按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式组织的一种经济。帝国主义逐渐把所有托拉斯都变为这种类型的组织。现在压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饥挨饿的‘粗笨的’劳动者头上的也正是这个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但是社会管理机构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推翻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铁拳粉碎这些剥削者的反抗，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们就会有一个排除了‘寄生虫’而拥有高度技术设备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经团结起来的工人亲自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付给所有这些人的工资，也像付给所有‘国家’官员的工资一样，将相当于工人的工资。”
这里出现的第一个问题是：行业在变化，新产品在推出——谁来做出这样的长期战略决策？受雇的技术人员可以提出建议，但这些建议符合谁的利益？“普通城镇居民”能做到吗？这些建议如何与其他公司的计划相协调？因此中央规划机构还是必要的，但这个机构将如何运作？下一个问题：列宁在这里提倡的是“把公共职能从政治职能转变为简单的行政职能”——那么，在这个非政治化的行政机器中，民众对那些本应遵守“铁的纪律”的人的反馈在哪里？列宁的解决方案几乎是康德式的：周末在公开会议上自由辩论，但在工作时服从和工作。布尔什维克必须：
“领导为寻找出路而精疲力竭的群众，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即遵守劳动纪律，把开群众大会讨论工作条件同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拥有独裁权力的苏维埃领导者的意志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的这种民主精神，犹如春潮泛滥，汹涌澎湃，漫过一切堤岸，我们应该学会把这种民主精神同劳动时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同劳动时无条件服从苏维埃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
人们经常注意到，列宁是如何在这里逐渐缩小范围的：首先是多数人，即被剥削的人民大众；然后是无产阶级，不再是多数人（请记住，在当时的俄国，8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然后，即使是这个少数人，也变成了一团混乱的“精疲力竭的人民”，他们必须接受 “全体被剥削者和劳动人民的武装先锋队”的领导；最后，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我们以毫无疑问地服从一个人——苏维埃领导者——的意志而告终。黑格尔主义者会立即提出这里的中介问题：我们有三个层次：普遍（劳动多数，“全体”）、特殊（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武装先锋队”）和单一（领袖）。正如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lband）所指出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在描述社会主义经济大厦的运作时，没有对党的作用进行辩论。
这就引出了列宁的另一个对立面：尽管他把社会生活完全政治化（例如，对他来说，法院
里没有中立的“正义”：如果法官不站在我们这边，他们就是站在敌人那边），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看法却是深刻的技术官僚主义：经济是一台中立的机器，无论谁当家，它都能顺利运转。一个厨房女佣也能掌管经济，这恰恰说明谁掌管经济并不重要：厨房女佣奇怪地类似于黑格尔赋予君主的角色：她只是对经理和专家提出的建议在形式上表示“同意”......
但是，为什么还要谈这个今天显然已经过时的老话题呢？因为它一点也不过时：企业资本主义的最新趋势提供了一个列宁梦想的变态版本。让我们以亚马逊、Facebook 或 Uber 等公司为例。亚马逊和脸书只是作为中介出现的：它们是运作良好的算法，管理着我们互动的公共资源，那么为什么不干脆将它们国有化，砍掉它们的所有者或老板的脑袋，换上一个普通人，让他关心公司是否会为公司的利益服务。换句话说，像贝索斯和扎克伯格这样的老板，能被列宁所想象的人民 “独裁者”所取代吗？再比如 Uber：它也以纯粹的中介自居，将司机（他们拥有自己的汽车，即他们的“生产资料”）和需要出行的人聚集在一起。它们都能让我们保持（表面上的）自由——它们只是控制了我们自由的空间。比起“铁的纪律”和对苏维埃独裁者的服从，我们现在得到的是自由的表象，它要求你更加严格地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作为 Uber 司机，你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工作，但你的活动会被持续监控（你工作了多少，客户对你是否满意，等等），所有这些数据都会进入算法，从而决定匿名系统会如何对待你。类似这样的现象，难道不正说明了卡尔·海因茨·德尔沃（Karl-Heinz
因此，我们应该牢记的是列宁立场的彻底模糊性。1918年1月5日，列宁（在大厅的阳台上）观察了俄国立宪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此后，立宪会议事实上被解散，再也没有召开过会议——民主（至少是通常意义上的民主）在俄国结束了，因为这次会议是最后一次多党选举产生的机构。以下是列宁的反应，值得长篇引述：
“‘我的朋友们’，我白花了一天的时间。’这是一句古老的拉丁名言。一想到白花了1月5日这一天的时间，就不禁想起这句话来。
我在那些埋头工作，忙着砍伐和挖掉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这棵大树及其老根的工人和农民中间做了富有朝气的、真正的、苏维埃的工作以后，忽然不得不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同那些来自另一世界的人们打交道。他们来自资产阶级和它的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的捍卫者、食客、奴仆和辩护士的阵营。我从劳动群众和他们的苏维埃组织为反对剥削者进行斗争的世界，来到了一个仍然主张同资本家妥协的甜言蜜语、废话连篇、空口许愿的世界。
好像历史无意地或由于错误而把自己的时钟倒拨了回去，这一天我们好像不是生活在1918年的1月，而是生活在1917年的５月或者６月！
这太可怕了！从活人的世界来到了死尸的社会，闻着尸臭，听着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这班僵尸发表的关于‘社会的’空话，路易·勃朗式的空话，这实在使人受不了。
……
在华丽的塔夫利达宫里，度过了沉闷、无聊而又令人厌倦的一天。塔夫利达宫在外表上和斯莫尔尼不同，就跟资产阶级议会制和无产阶级苏维埃机关不同差不多：资产阶级议会制虽然华丽，但它是死气沉沉的；苏维埃机关虽然平常，在许多方面还没有就绪，尚待努力改善，但它是朝气勃勃和富有生气的。在那里，在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旧世界里，敌对阶级的和资产阶级敌对集团的领袖们进行着舌战。在这里，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世界里，被压迫阶级正在笨手笨脚地、不熟练地做着……”
当然，人们很容易嘲笑这段话，认为它只是斯大林专政的第一步，并反击道：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会议和辩论呢？难道它们不是在几年后也变成了“甜言蜜语、废话连篇、空口许愿的世界，一个空洞的仪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党员们也像僵尸一样行动，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也可以“呼吸到死尸的气体”？
但是，另一方面，列宁冷酷无情的描述难道不也完全符合格拉斯哥会议这样的关于全球变暖的大型会议吗？这些会议也将我们带入“仍然主张同资本家妥协的甜言蜜语、废话连篇、空口许愿的世界”。如果我们要认真面对从生态危机到移民问题等各种挑战，我们就必须按照列宁的建议改变我们的整个政治制度，难道不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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