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问具有实践品格
好的理论要回答时代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坚持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
坚持事实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从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我们曾经以苏联为样板，结果大片大片地丢掉了根据地，这说明在革命中全盘“苏化”是不行；同样的道理，在今天改革开放中，全盘“美化”即以美国为样板，也是要出事的。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走得远，中国能够走到今天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遵循的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对这一点体会最深。
在我看来，实事求是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唯物论，一个是辩证法。唯物论的出发点就是人得吃饭，辩证法的出发点就是人的能力是有极限和底线的，过了就会走向反面。国家与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也有“吃饭”问题和能力的底线和极限的问题，既不能“饿死”，也不能“撑死”。国家发展需要消耗资源，这是唯物论，这也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同时国家都有其力量极限，过了这个极限，国家就会出现衰落。这是今天美国走向没落的除制度因素外的重要原因。由此我提出“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扩张”的命题，这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
国家战略本质上是让国家长治久安的学问，而不是让国家为了短期利益或一时义气而拼命的学问。毛泽东同志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这就是说，拼命只是战役层面上的事，绝不能将它上升到战略，尤其是国家战略层面。1937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拼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则根本不干”的原则。由于坚持了这一原则，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昨天英国的麦金德及后来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等为自己的国家提供了一整套导致国家为争地盘而疲于奔命的战略，结果他们的国家生生被麦克阿瑟、拉姆斯菲尔德之类的“愤青”将军放倒。今天美国的军工生产已开足马力，大批量的产品需要战争打开销路。此时美国的敌人就是时间与和平。因此，在当前中美战略博弈中，一切李立山式的“饮马长江”、一赌国运的思路都是不利于中国而有利于美国的。我们的目标是实现祖国统一而不是其他，在当前，台湾问题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主要任务，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学问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必须带着“刀子”即工具。治学的目的是把学问变成“刀子”，如果把刀子研究成所谓的“学问”，这样的治学就失败了。现在学界有些人“言必称希腊”，都是把刀子变成学问了，仅靠“之乎者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坚持问题意识，解决问题是治学的正确导向。北宋时期的文化人就是把刀子变成了“无问西东”的学问，于是就有了导致北宋覆灭的“靖康之难”。王明把马列主义变成学问教条，更是李德在军事上搞“拼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结果才有了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当时我们出发时的八万多中央红军，突围后就剩三万多人了。错折使我们党再次找到毛泽东。毛泽东是善于将学问变成解决问题的“刀子”的共产党人。为此，它还为延安整风写了篇著名的的文章，题目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马列主义是具有实践品格的，学问本质也是有实践品格的。黑格尔说“国家不是艺术品”，也是这个意思。
二、“改造我们的学习”
好学问决不能“无问西东”它一定是有指向的。研究美国的问题是为了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是为了推进党的“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拒绝“言必称希腊”是对的，但前提是要扎扎实实地去把中国问题写好；我们要写好中国就必须准确地认识美国。
在这方面，光有批评或否定而没有建设是不行的。我们既要识别并反对敌人用虚无主义解释我们的历史，同时也要警惕我们一些同志——可能出于好意——用虚无主义解释敌人的历史。用虚无主义反对——尽管方向正确——虚无主义，用唯心论反对——尽管方向正确——唯心论，正如用空气打空气、用棉花打棉花一样，其效果是无力的，在政治是不成熟的，其结果更是有害的——这种不成熟的意识形态斗争方式对于苏联的解体要负有很大的责任。因此，不唯上，只唯实，用马列主义观察问题，坚持唯物论、辩证法，形成融合事实求是、中国道路和中国学风于一体的战略理论体系，对于我们的事业是有益的。
恩格斯说,“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黑格尔也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就是说，说不出昨天美国存在的进步性（合理性）即“真老虎”的方面，就说不准今天美国的没落性即“纸老虎”的本质。一味批评与一味赞扬一样，都是无力的。否定的前提是肯定，反之亦然。因此，本书对美国的批判，恰恰是从对美国诞生的合理处开始的。肯定即否定。缺点是优点的过度使用。肯定和否定都应当是唯物辩证的存在，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有说服力。
迄今为止的西方战略理论特别是地缘战略理论，是为帝国主义扩张服务的，实际上这也是导致美西方国家的战略理论失败的原因。历史上搞帝国的国家没什么好的结果。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从麦金德到布热津斯基，都在无节制地推动国家的扩张，这使得一个又一个帝国垮掉。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加批判地学习他们的战略理论，用“言必称希腊”的态度构建中国的战略理论，那一个一个倒下的西方帝国的结局就是前车之鉴。所以我们要对西方的战略理进行批判性地改造，即在把“婴儿”留下来的前提下，再倒掉“洗澡水”。
改造西方理论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在这方面，唯物论、辩证法，一个都不能少。具本说来就是：有多少资源做多大事，有多少干粮走多远的路。有了这个思想，地缘政治理论就有了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寰球同此凉热”的理想的实践就有了哲学归宿。1935年10月，毛泽东在《昆仑》一词中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这是毛泽东“不称霸”思想诗化的表述，目标与资源相匹配是我考虑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视角，也是我分析美国衰落的基本视角。这个视角使我的国家战略理论摒弃了其原有的扩张本性并使之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服务。跟身体一样，有多大体力扛多重的活。许多国家，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日本等以及今天的美国，都是被自己制定的超出自己能力的目标打倒的。除了制度的天生缺陷，目标设计不当即支出远远大于摄入，是导致美国在内的近现代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
但衰落毕竟不是没落，衰落是政策不当造成的，而没落则是制度自身不可弥补的缺陷造成的；衰落的国家调整政策后还可以复兴，而没落的国家则意味着国家生命已行将就木。本书就是在从国力和制度两个层面研究美国没落问题的。
列宁说，“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获取利润的道路”。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使西方不得不帝国扩张并走向没落；同样的道理，一个生气勃勃的美国今天进入末途，也不是资本家“心肠特别毒辣”，而是美国人建立的这类绝对资本主义（或 称“原教旨资本主义”）制度使然。美国人太热爱自由了以至将自由绝对化，结果由“自由”造成的制度反成了打倒美国自由的力量：为自由而挣脱欧洲，为了捍卫和巩固革命得来的自由成果又将自由绝对化，结果绝对自由及建立其上的片面信仰又将自由所葬送。这样的结局确实是需要今天的美国人乃至新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反思。20世纪初，列宁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对初处于“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及其运行规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结论，那么，对于21世纪初处于“没落阶段”的资本主义及其运行规律，我们仍需要提出我们的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是时代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这当然就是本书的应有之义。
三、今天的学问要有新时代的担当
我常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21世纪前半叶进行的伟大实践，在22世纪的孩子眼中将是怎样的，会不会被今天的那些“言必称希腊”和忘记祖宗的学者们带错了节奏？这就是说，我们这一代学者需要用自己的笔正确反映这个时代本质。黑格尔说得好：
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
伟大的新时代呼唤伟大的事业。今天的知识分子的伟大事业就是认真研究并正确反映这个时代的意志和本质。伟大的时代无疑需要有武功，但也要配之以文治。汉武帝和司马迁共存的汉朝才是完整的。因此，担起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使命，深刻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是我们今天知识分子必须担当的崇高使命。22世纪的人认识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取决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反映这个时代的深度，我们如果不能把这个时代准确地反映出来，那我们就辜负了我们的时代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总之，今天人们不能回避，当然也是本书直面的“时代问题”就是美国的没落。今天的美国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出的腐朽性、垂死性，以及当前所表现出的任性、凶恶和残酷的特征。我们会发现，与美国一同没落的不仅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而是我们曾经历过的一种文明；中国快速发展反映的也不仅一个国家简单上升，而是已经出现在世界人民视野中“人类文明新形态”。
最后，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前，笔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所提的“美国”概念有特定含义，它是指作为帝国的“美国”，而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毛泽东在谈到美国的反动性时总是用“美帝国”的概念，他始终是将“美国人民”与“美帝国”区分开来，这是列宁主义的语境。笔者在本书的题目及其全书的论述中都是在这个语境中使用“美国”这个概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