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云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地理上，它位于中国西南边陲，与多个国家接壤。政治上，它是一个多民族省份，长期由少数民族首领主政。它在夹缝中求生存，长期与中央政府处于若即若离状态。清政府灭亡后，统治云南的领导人相继是蔡锷、唐继尧、龙云、卢汉。抗战胜利后，云南作为中国西南的门户，依然受到各方势力的关注。
一、蒋介石对卢汉又拉又打
卢汉（1895-1974），云南省恩安县（今属昭通市）人，出生在一个彝族奴隶主等级的家族。1911年先后在川军、滇军当兵，1912年入云南讲武堂第4期步兵科。1914年起，历任见习排长、连长、副营长、副官、团长、旅长、师长、代理军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66军军长、第30军团军团长、第1集团军总司令、第1方面军司令官等职，率部积极抗战。1945年12月，接替龙云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蒋介石把龙云赶下台，把卢汉扶上云南省主席的宝座，目的是为了控制云南。因此，他将滇系第60军、第93军调往东北，以嫡系部队控制了云南省军警宪特。1946年7月，卢汉借李公朴、闻一多血案，要求成立云南绥靖公署。为了防止卢汉拥兵自重，蒋介石没有同意。但是，为了缓和关系，他让卢汉兼任了云南省保安司令。
1949年夏，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在广州召开紧急会议，提出派桂系部队入滇，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这样既可震慑云南，也可与蒋介石争夺权势。蒋介石心里非常明白，眼下的卢汉非同小可，是一张王牌。捏住卢汉，既能稳住云南，建立反共基地，卷土重来，又能维护自己的权势，排挤桂系势力，消除后患。于是，蒋介石迭电催促卢汉赴渝，共商云南未来大计。
◆卢汉
卢汉进退维谷，疑虑重重，借故不去，想推脱了事。可是蒋介石毫不放松，派侍从室主任俞济时飞到昆明，坐催卢汉启程，急如火燎。同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给云南省政府秘书长杨适生打电话，让其转告卢汉：“卢主席和我素来感情不薄，劝卢主席来，我决尽地主之谊，对各方面负责；如他不来，后果不堪设想。”卢汉经过同幕僚商量，派云南省政府委员、原民政厅厅长杨文清赴渝见蒋介石。
蒋介石还是执意要卢汉亲自去重庆，并且说如果不放心，可以让蒋经国到昆明做人质。1949年9月3日，俞济时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萧毅肃再度来昆明催促卢汉去重庆。卢汉以生病为由，再次推脱未去。于是，张群又给杨适生打电话，以恐吓口气说：“蒋介石已决定加派2个军、60架飞机解决云南，要卢汉速去重庆面谈，澄清外间误传。”此时，卢汉已闻报，余程万第26军已由开远县（今开远市）向昆明移动。刘伯龙第89军由贵阳市向云南前进，先头部队已到贵州省盘县（今盘州市）。李弥第8军已由四川省泸县（今属泸州市）向云南推进，先头部队已到贵州省威宁县。还有人传说，李宗仁准备由广西柳州机场空运滇军鲁道源第11兵团回云南。
卢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考虑到云南地方实力弱小，决非国民党嫡系和桂系的对手。解放军远在湘鄂一带，即使竖起红旗，也难得到策应。与其惹火烧身，不如委屈求全，故抱着“牺牲自己，保全地方”的想法，决定冒险前往重庆。
1949年9月6日，卢汉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在安抚卢汉的同时，期望他服从中央，执行“戡乱救国”方针，以达到“安定后方秩序，支持前线作战”的目的。他的具体要求是：取消云南省参议会，逮捕进步人士杨杰、杨青田等100多人，查封一批报馆和学校，改组云南省政府，武力消灭中共游击纵队。卢汉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趁机向蒋介石要军权、要军队。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蒋介石同意任命卢汉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将国民党中央在滇机关和驻滇部队拨归卢汉领导指挥，并允许他将云南省保安部队扩编为2个军，还给了一大笔款项。
1949年9月9日，卢汉被迫执行“整肃”计划，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坐镇。经过连续3天腥风血雨的大搜捕，昆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毛人凤按蒋介石的旨意，企图借整肃之风，用卢汉之手杀一批人，来个“一箭双雕”，既铲除“叛乱分子”，又将卢汉紧紧地绑在蒋介石的战车上。
二、中共对云南实力派的争取
中国共产党同云南地方实力派的联系，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1月，朱家壁受中共中央指派，到滇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是云南人，黄埔军校第8期毕业后，曾在滇军任排长、连长、中队长等职。后来，他以学习军事为由，脱离滇军前往延安，并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朱家壁回到滇军后，任第1集团军第1旅第2团第3营营长。他按照八路军的方法管理训练部队，注意以进步思想教育士兵，广泛开展文体活动，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使该营面貌大为改观。朱家壁在取得卢汉的叔叔、该旅旅长卢浚泉的信任后，建议每个团请一名政治顾问。得到卢浚泉同意后，朱家壁推荐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滇军工作。
◆朱家壁
1945年初，卢汉任第1方面军司令官后，任命朱家壁为特务团团长。朱家壁利用工作之便，广泛接触中、上层军官，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妄图吞并地方实力派的阴谋。11月，朱家壁正随滇军在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卢汉在河内收到蒋介石发来的一份电报称：“朱家壁同越共有勾结，着即查办。”朱家壁得知消息后，立即安排可能暴露的几名共产党员秘密转移，并将可能成为把柄的书刊烧毁。卢汉不得不把朱家壁弄到第93军特务营看管起来。一个多月后，国民党特务没有弄到任何证据，卢汉授意卢浚泉叫人保朱家壁外出就医，不久又任命他为第1方面军第2处的科长。1946年春，蒋介石强令滇军第60军、第93军海运东北参加内战。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家壁继续在滇军工作已不适宜，于是离开滇军，在云南省弥勒县（今弥勒市）西山创建游击队。
◆刘浩
朱家壁离开滇军后，中共中央派云南籍共产党员刘浩到滇军开展工作。刘浩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妻子禄时英与龙云、卢汉等彝族上层人物的亲戚关系开展策反工作。1946年7月下旬，刘浩带着朱德写给滇军将领的亲笔信，到东北会见了第93军军长卢浚泉、第60军暂编第21师师长陇耀等人。卢浚泉有许多顾虑，总说怕影响云南的卢汉，迟疑不定。陇耀态度明朗，表示愿意在时机成熟时与刘浩联系起义。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从国民党军起义、被俘军官中选派一些人回云南做卢汉的工作。在刘浩的推荐下，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富春、政治部主任周桓最后选定第50军代参谋长张秉昌。张秉昌在滇军服役20多年，从士兵逐级升至团长，深得卢汉信任，随第60军到东北后，在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中被俘。经过教育后，他被派到长春做第60军军长曾泽生的起义工作。第60军起义后被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他任代参谋长。
◆张秉昌
1949年5月，张秉昌带着陇耀写给卢汉的信，从东北返回云南。与此同时，东北军区用资遣俘虏的办法，将经过教育训练的27名滇军团级军官派回云南，用他们的亲身感受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张秉昌回到昆明后，向卢汉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的3条意见：第一，解放军过长江后，要立即表明态度。第二，对蒋介石敷衍，对游击队支援一些武器。第三，利用朱家壁的电台，与解放军联系。卢汉听后不放心，问张秉昌：“是不是诚意？”张秉昌回答：“解放军的首长我接触过了，他们说话算数。”卢汉又问：辽沈战役中被俘的“卢浚泉能否要得回来”？张秉昌又回答：“有这个要求是要得回来的。”为解除卢汉的顾虑，张秉昌说：“如果卢主席起义，就不是战犯而是起义将领了。我走过的路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卢汉点点头，后又问张秉昌：“愿不愿在部队里干？”张秉昌表示愿意。于是，卢汉通知保安司令部人事部门，将张秉昌任命为保安第11团团长。其他从东北回来的滇军军官，大部分由卢汉安排到保安部队，成为他的军事骨干力量。
三、卢汉寻求中共的帮助
解放军主力部队在发展，地方游击队也在壮大。1949年1月1日，桂滇黔边游击纵队成立，司令员庄田，政治委员周楠，副司令员朱家壁，副政治委员郑敦，政治部主任杨德华。下辖第1支队、第3支队、贵州省水城县（今六盘水市水城区）罗盘指挥部、贵州省盘北（盘县北）指挥部、滇东南指挥部、左江指挥部、桂西指挥部，共1万余人。此时，中共的胜利已见曙光，卢汉迫切想摆脱蒋介石集团的控制。于是，他派出妻弟、云南省保安第3旅旅长龙泽汇联系朱家壁，希望同他见面，想了解中共对他的态度。
1949年4月28日，中共桂滇黔边工委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汇报了卢汉派人联络起义的经过。5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华南分局，批准策动卢汉起义计划，同意在他起义时以一部分武装相配合。同时，明确指示要卢汉派全权代表到北平（今北京），同解放军总部直接谈判。经过准备，朱家壁约龙泽汇到云南省寻甸县磨盘寺会谈。因为这里是游击区，游击队好控制。5月底的一天，龙泽汇同朱家壁见面，转达了卢汉准备起义的愿望，并送给游击队一些武器。朱家壁向龙泽汇转达中共中央对卢汉起义的要求后，提出还需要服装、军毯、电台等物资。此后，龙泽汇前后几次送给游击队步枪3000多支、重机枪12挺、轻机枪100余挺、子弹几十万发、军服1万套，电台1部，还有一些手榴弹。
◆朱家璧等与卢汉的代表龙泽汇在石林县谈判旧址。
1949年6月底，龙泽汇再次要求与桂滇黔边纵队会谈。这时，中共云南地下组织和游击队正在准备进行重大调整。7月19日，中共桂滇黔边工委和中共云南省工委在滇东南砚山县阿猛镇召开合并扩大会议，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书记林李明，副书记周楠、郑伯克。同时，将桂滇黔边纵队、滇南游击队、滇东北游击队、滇中游击队、滇西游击队、滇西北游击队、滇北游击队统一整编为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边纵司令员庄田，政治委员林李明，副司令员朱家壁，副政治委员郑伯克，参谋长黄景文，政治部主任张子斋，下辖12个支队和2个独立团，共3万余人。7月底，龙泽汇在路南县（今石林县）石林地区与朱家壁、张子斋见面。双方着重讨论了卢汉起义的时机、云南保安部队的行动，以及向边纵提供情报等问题。边纵提出，卢汉起义应在解放军主力部队接近云南之际，在这之前云南省保安部队不得进攻边纵。如保安部队被迫配合国民党中央军进攻，则应向边纵通报进攻路线，并及时提供有关情报。
1949年7月，卢汉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决定派宋一痕去北平向解放军总部汇报起义计划。宋一痕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脱党专门从事新闻和摄影工作，担任过《扫荡报画刊》编辑。抗战时期，第60军北上抗日，他随军报道滇军抗战，与卢汉关系良好。抗战胜利后去香港，常年将有关港澳和解放区的消息，有关社会知名人士对国内外形势以及云南形势的看法，作分析后写信寄给卢汉参考。宋一痕接受卢汉的委托后，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护送下，平安到达北平。中共中央对云南局势极为关注，周恩来、朱德、李克农、李维汉等热情接待了宋一痕。周恩来对卢汉起义表态如下：第一，欢迎。第二，既往不咎。第三，现在还不是时候。关于联系渠道，周恩来说还是通过华南分局派人联系。在北平期间，宋一痕还拜访了云南藉知名人士张冲、李印泉等。
宋一痕带着中共中央给卢汉的答复回到香港，托妻弟席宣负责联络。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派联络员与席宣每周联络3次，传递北平与昆明的往来电报。宋一痕回昆明后，则通过妻妹席淑芳与边纵联络。这样，卢汉通过宋一痕，分别取得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边纵的联系，可以随时将云南的情况通报给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也可以随时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
四、积极准备起义
蒋介石为了控制卢汉，千方百计地让他在“九九”整肃中沾上革命者的鲜血。卢汉在参与“九九”整肃期间，则乘机获得蒋介石的一些重要承诺，尤其重要的是允许他扩充部队。“九九”整肃之后，卢汉加紧扩编云南省保安部队。为解决经费问题，卢汉以亲信、云南省财政厅会计长林南园担任财政厅长。财政厅月收入滇币半开银元30万元左右，除去省政府行政开支8万元，所剩20多万元即成了他的活动经费。卢汉倡导成立的“云南人民企业公司”是第二个经济来源，他先后从该公司借半开银元1000多万元。这样，扩编保安部队的经费就基本解决了。为解决装备问题，卢汉一方面要求尽量修配旧枪炮，另一方面利用各种关系购买军火。为解决兵员问题，卢汉对于在东北被俘后回到云南的官兵极力收容使用，根据才能安排他们当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甚至担任师级军官，把他们变成保安部队的骨干力量。卢汉还以安抚地方“平叛安邦”为名，要求各县登报招募新兵。凡拥有1500人枪者，可以编成一个团，由召集人担任团长。仅一个月，云南保安部队就扩编到17个团。加上国防部拨还滇军第184师3个团、3个直属总队，卢汉拥有兵力4万余人。然后，卢汉以云南省保安部队为基础，组建第74军，以余建勋为军长，部署在滇西。组建第93军，以龙泽汇为军长，部署在昆明。
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发起西南战役，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川东防线和黔东防线顿时土崩瓦解。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等指挥机关，宪兵部队、炮兵军官学校、空军第5路司令部等部队和学校进入云南，贵州省政府也迁入云南省境内。设在重庆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也准备迁往昆明。这期间，找卢汉要地皮、要物资的国民党军残兵败将，像走马灯似地络绎不绝。其中，宪兵副司令李楚藩、空军第5路军副司令沈延世、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沈蕴存等通过种种渠道在昆明设营建点。卢汉无力阻拦，只好尽量躲避，不配合工作。11月中旬，他干脆宣布休假半月，声称戒烟治病，云南省政府日常事务由省府委员杨文清代为处理。
国民党为了把云南建成巩固的反共根据地，也尽量采取怀柔政策，笼络当地人心。卢汉想趁此机会把“九九”整肃中抓的人放了，对中共好有一个交代。他一面暗示云南各民众团体向李宗仁代总统请求释放政治犯，以安定人心。另一方面恳请在昆明的国民党元老、原北洋政府农商总长李根源，原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周钟岳找李宗仁说情。李宗仁想讨好云南地方民众，乐得做顺水人情，即在各民众团体的呈文上批道：“罪无可逭，情有可原，准予从宽处理。”卢汉得此批示后，立即开始行动，释放在押政治犯。3天之内，先后释放了380余人。1949年11月27日，他干脆下令将被捕人员全部释放。两个月来，压在他心头的这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为了统一指挥昆明市区的军队、宪兵、警察，维护社会秩序，卢汉决定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1949年12月1日，昆明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司令由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长佴晓清兼任，副司令由保安司令部少将人事处处长许义浚兼任，参谋长由上校高参杨肇骧担任。12月2日，昆明警备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开列各项新规定：每日晚上10时至翌日晨6时为戒严时间，设立交通检查站，实行航空旅客审查，管制邮电和检查新闻，清查户口和登记民间枪支，制发戒严通行证。
按照国民党军规定，各级部门要设立特务组织，监督执行军令。兵团以上设调查室或情报处，军设调查组或参谋二科。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对卢汉说，由保安部队扩编的第93军、第74军军部要设特务组织。卢汉不便正面反对，推说这两个军刚搭起架子，人事安排上还没就绪，稍等一下再派人去。沈醉明知卢汉在推辞，但一时又没有别的办法。不久，手下特务向沈醉报告，龙泽汇在第93军搞了一个特务组织，负责人是曾在军统工作过的云南人李世荣。更使沈醉一伙震惊的是，李世荣正在着手把以前和他有关系的特务拉过去，反过来专搞沈醉云南站、第26军、第8军的情报。卢汉欲搞“以毒攻毒”，使云南站很恼火，曾多次想把李世荣逮捕处死，或押解重庆问罪。沈醉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因为他知道，抓了李世荣还会有别人替补上，这样就更难掌握情况了。沈醉最怕卢汉搞暗杀他们这些特务的活动，所以决定将计就计，选派两个特务以投靠李世荣的组织为名，专门去监视和掌握龙泽汇等人的活动情况。卢汉同沈醉云南站斗智斗勇，目的是不想让这帮特务染指他的部队，对他们进行监视。
五、起义进入倒计时
1949年11月，解放军相继攻占贵阳、桂林、重庆，对云南形成半月形包围。解放军所向披靡、进展神速，而国民党军则节节败退，已成强弩之末。面对这样的形势，卢汉再也坐不住了，急于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1949年12月3日清晨，卢汉在公馆紧急召见财政厅长林南园说：“想请你代表我与周体仁先生一块去一趟香港和广州，与中共华南局的张铁生联系，并去晋谒叶剑英将军。”接着，卢汉向林南园出示了向中共方面提出的4点要求：第一，起义部队接受中共中央的改编。第二，云南军政人员经过训练后请量材录用。第三，请中共中央派一要员来滇主持部队改编及军政人员训练事宜，处理与云南地下党的联系。第四，卢汉本人在起义后希望行动自由，能到全国各地去参观游览，并请叶剑英将军转报中共中央，卢汉率部将于近期起义，请给予支援。
周体仁（1893-1954），云南省景谷县人，傣族。毕业于云南甲种工业学校、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历任滇军、桂军、国民党中央军文书、排长、参谋长、团长、旅长、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北平警备司令部总司令等职。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主动要求回云南动员卢汉起义。
1949年12月3日下午，林南园和周体仁到达香港。
1949年12月4日上午，林南园找到国民党立法委员、原云南省参议会议长龚自知，约定次日去拜会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香港临时工委书记张铁生。这天晚上，卢汉临时召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云南省政府委员杨文清、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马瑛、昆明警备司令佴晓清、第93军军长龙泽汇等5人。卢汉说：“时机紧迫，如等解放军到威宁、盘县一带，我们才起义，那就太迟而没有价值了！”
1949年12月5日，林南园、龚自知一道前往张铁生在九龙的住宅，转达了卢汉准备近期起义及起义后的4点要求。张铁生认为，云南形势紧迫，希望转告卢汉：争取时间，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撤退到昆明之前赶快行动。至于起义后的许多问题，已有湖南程潜起义为先例。他还指出，只要卢汉见诸行动，中共中央对云南一定会给予大力支援帮助，这点请他放心。当天，周体仁和林南园购买了12月7日前往广州的火车票，准备去晋谒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向他请示有关云南起义事宜。
1949年12月6日清晨，张铁生派人和龚自知一道赶到林南园的住处，向林南园和周体仁转达了华南分局的意见。来人说：“你们要去广州见叶剑英将军我们不反对，但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昆明的形势已迫在眉睫，我们建议林南园先生速返昆明，向卢先生转达我们的意见，尽快采取果断行动。否则贻误时机，会误了大事。”周体仁等人经过考虑，认为若不马上派人回昆明与卢汉联系、转达华南分局的意见，贻误了时机，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商量确定，周体仁继续持卢汉的介绍信到广州向叶剑英汇报云南情况，林南园即携华南分局指示精神返回昆明向卢汉汇报。当天夜里，龚自知执笔起草了一份云南起义通电稿。
1949年12月7日清晨，周体仁前往广州，林南园带着起义通电稿返回昆明。这一天，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同秘书周君亮一行5人突然飞抵昆明。见面之后，张群把欲将国防部等重要军事机关搬来昆明、建立反共基地等旨意说了一遍，卢汉则以云南元气未复、民心浮动、实难应允等词相推脱。蒋介石得知此情况后，提出龙泽汇和张群一同去成都面谈。
1949年12月8日下午，蒋介石在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接见龙泽汇。蒋问：“如果共军窜到云南，卢主席你们怎么办？”龙答：“遵照校长指示，把云南变成坚实的反共基地。”蒋又问：“要是抵抗不住呢？”龙又答：“向滇西撤退到大理一带抵抗。”蒋介石不高兴了：“谁叫你们跑到滇西的？我的学生必须听话，效忠党国，现在云南就靠你们！你们和卢主席要这样打算，我就不管你们了。”趁此机会，龙泽汇罗列了诸如武器不够、军饷缺乏、汽油短缺等困难。蒋介石突然变得很慷慨，答应让参谋总长顾祝同给予解决。接着，蒋介石把龙泽汇拉到自己身边共进晚餐。
晚上，张群从成都打电话问云南省政府秘书长杨适生：“昆明近况如何？”杨谎称：“一切照常。”张再问，杨再答正常。张说：“那好，请你转告卢主席，明天我偕龙泽汇等飞来昆明。”杨适生把张群的话汇报给卢汉，卢汉淡淡一笑。
◆1949年12月9日，云南绥靖公署、云南省政府宣布起义布告。
1949年12月9日下午16时，张群飞抵昆明，卢汉没有露面。杨文清、杨适生将张群迎候到卢汉的新公馆，由林南园陪同他吃晚饭。卢汉则以张群的名义，通知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兼第8军军长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空军第5路军副司令沈延世、宪兵副司令李楚藩、宪兵参谋长童鹤莲、第26军第193师师长石补天等7人：9日21时“在青莲街卢公馆开会”。他们到后，全部被拘留、转移到五华山光复楼，被迫接受起义。22时，卢汉率第74军、第93军、宪兵、警察、地方团队共4万余人，正式宣布起义。同时，卢汉致电毛泽东、朱德，宣布云南脱离国民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起义之后，卢汉历任云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龙泽汇任解放军第13军副军长，余建勋任解放军第14军副军长，起义部队编入西南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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