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起落中的坚定
四、文革岁月
“文革”开始不久，晋中地委书记就穿上了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章在地委大院首先贴上了大字报，开始造反。他的第一张大字报针对的是他来当地委书记时与他一同到地委任副秘书长的肖寒跟张怀英这个仍然戴着反党宗派集团帽子的人物关系不清。接着就是通知文水县委要求把张怀英揪回去批斗，重新处理张怀英的反党问题。
当时的文水县委书记斯平与担任文水“四清”工作团团长的副省长卫逢棋商量后认为，张怀英的问题已经解决，并且已经调离晋中地区，到了大同地区，没有理由再揪回来批斗。晋中地委书记觉得文水县委书记不听话，太右倾，便把当时的孝义县委书记调到文水县任县委常务副书记，同时放出风来，准备让他接替斯平当县委书记。
这个人到任后，组织红卫兵贴大字报，强烈要求把张怀英揪回文水，交给群众批斗。在红卫兵的压力下，斯平，卫逢棋无奈，便同意了他的要求，派县武装部一名干部与两个造反派，从大同医院把张怀英揪回文水，交给群众批斗。因为县委意见不一致，多数群众也有不同看法，开始对他的批斗只限于一般性的贴大字报，让张怀英在会上做做检讨。时隔不久，大字报的矛头对准了斯平，说斯平右倾，上不了阵，跟张怀英划不清界限。很快，斯平就被免去县委书记职务，新调来的常务副书记当了县委书记。副省长卫逢棋也因为“包庇”张怀英被省城红卫兵揪回太原，当作走资派批斗。
县委新书记一上任，对张怀英斗争的温度骤然升级。其罪名是张怀英在文水县复僻资本主义、反大寨，再就是所谓的不读毛选读孔孟之道，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宣扬半本论语治天下。斗争的方式也由一般性的批判、贴大字报变成了武斗，施加的刑罚达20多种。张怀英的家先后三次被抄，他本人被打昏死过三次，三根肋骨被折断，妻子乔玉英和年仅四岁的小女儿也被拉出来陪斗。这一时期，张怀英的父母和留在昔阳老家的儿女也受到牵连，一家9口，上至80岁下至4岁无一幸免。可见，政见之争，不经其事者是难以体味其中之残酷性的。
当张怀英在文水县受到批斗时，留在昔阳的“十月事件”成员李韩锁、赵满仓、王富元等也被关在县商业局日夜轮番批斗。已经调到定襄县工作的王贵科因高血压住进医院，不能行动，也被强行架在担架上送回昔阳批斗。王贵科的妻子气愤至极，就喊开了口号。本来她想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情急之中却喊成了“要武斗不要文斗。”造反派就此说她篡改毛主席语录，破坏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因此也被斗了一场。
1966年11月份，省城造反派把已调至北京工作的原省委书记陶鲁笳也揪到太原市的五一广场批斗。批斗会上，已调到太原工作的张润槐发言说：“陶鲁笳培养修正主义黑苗苗，准备把张怀英送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回来担任地委书记。张怀英反党罪恶昭彰，陶鲁笳包庇他，不做严肃处理…….。
那时，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大寨声誉提高了，张怀英却处于危难之中。大寨的贾进才听说张怀英在文水被打昏死过三次，很是不平，就找陈永贵问：“你知道不知道，怀英在文水快被打死了！你就不能说句话？”陈永贵说：“唉，老哥，我和你想的一样呀!你看咱昔阳的干部，不是都成了像地主、富农一样的阶级敌人了吗？什么运动来了他们都是对象。可是摸不清底，不能鲁莽呀！“
此时，陈永贵已经想好了主意，准备进京告状。
1966年12月中旬，陈永贵称病，说要到北京检查身体，向已经半瘫痪的昔阳县委请了假，就提着一篮大寨产的苹果，坐火车进了北京。
陈永贵进京后，住进了京西宾馆，马上给周总理办公室挂了电话，对接电话的秘书说有事要见总理。秘书请示总理，总理答复马上接见。这是陈永贵第一次到北京找周总理。
陈永贵见到周总理后说：“这次找总理有三件事。一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到大寨参观的红卫兵每天少则两三千，多则七八千，县委现在也不能正常工作，我和大寨的干部接待不了这么多客人。请中央想办法把参观的人压下来。”
总理说：“我想办法，你也想办法，共同努力，把参观的人压下来。”
陈永贵接着说：“二是昔阳需要一个化肥厂，想请中央帮助建一个。”
总理说：“正好，前些时给延安买了一套小型化肥设备，现在延安不安定，无法施工，先给大寨吧！”
陈永贵又说：“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怎么把跟我一块工作的老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了？我过去的老县委书记张怀英，在文水也被打得快死了。”
总理说：“这个问题靠各级党委解决不了。”接着叫秘书拿来三个当时红卫兵戴着的袖章，说：“我给你几个红袖章，你回去组织红卫兵解决吧。”
陈永贵一听，有点晕，心想：那些娃娃，他们哪里能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可是又不敢再问。
那一时期，我在《晋中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张怀英复僻资本主义的严重罪行》，整篇文章有3万多字。与此同时，北京，太原的红卫兵到文水县找张怀英谈话，让他交待是怎样反大寨的。张怀英问：“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反大寨的？”他们说：“我们到晋中地委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地委书记给我们拿了晋中的小报，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你反大寨。”张怀英说：“我反不反大寨，你们到昔阳问问干部、群众，再问问陈永贵就知道了。”这些红卫兵听他这么一说，就不再多问，也不做反驳。由此使他感觉到他们和晋中、文水的红卫兵不一样。
没过多久，当时的文水县委书记觉得气氛不对，便不让红卫兵再跟张怀英接触，偷偷把他送到神堂水库参加劳动。张怀英在水库上劳动了两天，觉得味道不对，因为他们总是让他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干活。他在山下干活，山上就往下滚石头，稍不注意就会被石头砸死。白天劳动，晚上有四个民兵和他住在一起，负责看管。有一天夜里，有一位民兵对他说：“老张，小心啊，我们觉得有些人不存好心，他们想利用事故把你整死。”张怀英说：“不会吧。”那位民兵说：“唉，老张，你不了解内情。这里边有坏人呐！你明天千万不能再到工地去了。”张怀英说：“那不去怎么行？”他说：“我们有办法。”
第二天早上，张怀英洗脸时，一个民兵拿着暖瓶假装给张怀英倒水洗脸，还悄悄地说了声：“挨点疼！”便故意把开水倒在张怀英的脚背上，烫起了满脚燎泡，另一个民兵马上报告队长，叫医生来给张怀英治疗。民兵副队长郝振贵和医生一同来给他检查治疗，证明伤重不能再参加劳动了。
这样，张怀英在房间里休息了半个月，伤情逐渐好转。有一天，看管他的四个民兵一起劝张怀英说：“老张，外面情况有变化。听说县委，地委都被冲击，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为啥不跑出去到北京告状？”张怀英说：“你们看着我，我怎么跑？”他们才说：“唉，老张，我们对他们早有看法。你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名义上是看你们，实际上是副队长郝振贵安排我们好好保护你。你如果跑，我们就保护你到太原去。”张怀英说：“不行，我跑了，他们抓回来无非是再当走资派挨斗，你们可就跟上我受害了。”他们说：“哎！你都不怕，我们怕啥？我们每天起来不过是劳动，他们还能开除我们劳动？”
张怀英听了这些话很受感动。可是他对外面的情况不甚了解，就没有采取逃跑的办法。但是张怀英一天夜里却被从太原来的红卫兵给抢到了太原。
那是在1967年1月12日，太原的造反派组成了司令部，夺了省委的大权。副省长刘格平，省军区政委张日清，副省长刘贯一，省委副书记袁振等人贴出大字报，支持省城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并且成立了核心小组，刘格平任组长，张日清任副组长。当时的驻晋部队21军也声明支持省城造反派的革命行动。
陈永贵听说省委被造反派夺了权，又看到传单上说省委书记卫恒自杀，还有人来大寨给他说：张怀英已被红卫兵从文水抢到了太原。这才如梦初醒：噢！总理给我红袖章让我组织红卫兵解决，原来是这么回事！
张怀英被省城的红卫兵抢到太原后，住在太原五中，经常有四五个红卫兵保护着。三天后，文水的造反派到太原贴大字报，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怀英潜逃，请各地造反派帮助捉拿。张怀英当时身体还相当虚弱，被打断的肋骨还没有愈合。他看到太原的情况很乱，也不安全，就想回大寨去住几天。他把这个想法向身边那几个红卫兵一说，他们也同意这样办。
当时的昔阳县委得知张怀英被抢到太原的消息后，觉得形势有变，便在县城加紧部署，严防张怀英回到昔阳和大寨。张怀英在太原红卫兵的保护下，绕道走上了通往大寨的小路，结果还是被人发现报告了县委。张怀英当晚住在昔阳县井沟村，被当地红卫兵扣留。陈永贵得知后，立即派北京、太原到大寨参观的红卫兵到井沟村将他保护了起来。
到了第二天中午，昔阳县委组织200余人分成两路，一路经过留庄的大路来到大寨，一路从阎庄窝通往虎头山的小路赶往大寨，来抓张怀英，当时北京的红卫兵对张怀英保护的非常严密。他们一路护拥着张怀英上了虎头山，正遇陈永贵组织的群众上山来保护。大寨人一路在虎头山上接应，一路拦截武家坪那一伙人的阻挡，传达陈永贵的话说，如果沾了大寨的边，就好进难出。贾进才这一批人也在虎头山准备了石头，对着捉拿张怀英的那伙人说：你狗日的上来，上来就是这。县里来的这两路人马听了陈永贵的口气，也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多数人一哄而散，还解释说：俺们原来就不想来，是人家逼的。只有十来个人充当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在坚持着，但在大寨人的威严面前也没有还手之力，挺着挺着到了中午，也只好长叹一声回县城了。
昔阳县城的红卫兵虽然没敢进大寨村，但陈永贵觉得张怀英在大寨仍然不安全，就和北京、太原来的红卫兵商量，由陈永贵找了几辆自行车，当天夜里由北京来的红卫兵又把张怀英用自行车送往阳泉，又改乘火车才回到太原。
那一次因为形势很乱，张怀英在大寨虽然和陈永贵近在咫尺，却无法见面。陈永贵让人传话给张怀英，要他先在太原住下，他过几天也要到太原去。张怀英回到太原后，省核心小组又派人把他送到天地坛保护了起来。
当时，中央表了态，支持山西革命造反派，晋中的红兵也夺了晋中地委的权。昔阳县的干部群众听说晋中地委的权被夺，多年来积累的不满情绪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北京来昔阳串连的红卫兵组织“余雷战斗队，”带头联合昔阳六七个红卫兵战斗队夺了昔阳县委的权。当时的县委书记原耀先害怕跳楼自杀，昔阳县委、县政府完全瘫痪。
红卫兵虽然夺了昔阳的大权，却没有掌权的能力，各方面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陈永贵对此非常着急，他给周总理打电话说：“县委瘫痪了，参观的人虽然减少，但每天仍然有一两千人，大寨无法接待。”
周总理指示说：“县委瘫痪，你把权掌起来。”陈永贵说“我一个人掌不起来呀。”周总理又指示说：“你可以结合几个老干部帮你掌权嘛！”
放下电话以后，陈永贵一直在想：怎么结合老干部呢？
就在这时，山西省核心小组派车来到大寨，把陈永贵接到省军区招待所。核心小组的成员们集体和陈永贵、李顺达、解悦三个全省最有名的劳动模范座谈，做工作让这些劳模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陈永贵，李顺达在会上表示支持。会议结束后，陈永贵向省核心小组提出，昔阳县委已经瘫痪，他想把权掌起来，要求张怀英回昔阳帮助工作。这一要求立即得到了省核心小组的同意。省核心小组组长刘格平接见了张怀英，并肯定他是个好干部。
刘格平是回族领袖，行政三级的老资格干部，曾在国民党和日本人的监狱里坐牢10年之久，渡过了最青春的年华，他对敌人的态度是宁肯把牢底坐穿，也不在敌人的反共启示上签字出狱。当时刘格平在山西的工作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代表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刘格平肯定张怀英是好干部的消息公布后，张怀英便马上由一个“反革命分子”变成了革命派，原晋中地委书记一伙则成了走资派，受到群众的批判。
陈永贵在省城开会期间，受到“十月事件”牵连被调出昔阳的干部王贵科、孔永福、王拉文等人相继回到昔阳，住在大寨招待所。原先被关在商业局的李韩锁、赵满仓、王富元等人也相继来到大寨，组成“十月事件受害者捍卫毛泽东思想决死队”，王贵科任队长，李韩锁任副队长。没几天，陈永贵从太原回到昔阳，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把县里的大权掌了起来。
1967年2月，陈永贵派人把张怀英从太原接回昔阳，住在县委大楼三层。张怀英走进县委大楼时，昔阳的干部群众争相前来探望，把大楼围了个水泄不通。
当晚，陈永贵召集了张怀英和王贵科、赵满仓、李韩锁等人开会，决定第二天，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一，在县城召开大会，批判晋中原地委及昔阳县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陈永贵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晋中、昔阳的领导人把你们当成走资派斗得死去活来，我也是他们黑名单里面的一员。他们说他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革命干部，现在红卫兵夺了他们的权，中央、省里说我不是走资派，我不是走资派，你们也不是走资派，他们就是走资派。明天开大会要彻底揭露他们复辟资本主义，迫害昔阳干部的滔天罪行。”
据“十月事件”受害者王维锁回忆说，把地、县的“走资派”揪回昔阳批斗，不是陈永贵的主意，是昔阳县人武部政委郭留旺按晋中军分区的安排送到昔阳县来批判的，恰逢此时昔阳要召开夺权大会，这些人的挨批也就顺理成章，在所难免了。
会议最后决定，第二天的批判会由陈永贵主持，由张怀英发言，揭露原晋中地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
2月9日早饭后，昔阳万余群众从四面八方云集到南寺坪广场，会场秩序井然。陈永贵宣布开会并讲了话。他说：“原晋中地委书记王绣锦，原昔阳县委书记张润槐多年来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昔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经验，反对大寨，迫害昔阳干部。仅1964年搞四清，抓‘反党宗派集团’就逼死基层干部45人…..”陈永贵说到这里，不禁泪如泉涌。张怀英在会上控诉了1960年1月份以来，原地委领导长达6年之久迫害昔阳干部的幕前幕后活动，台上台下泣声浠沥，全县各村、镇收听广播的干部群众也纷纷落泪。“四清”中被打倒的基层干部听了陈永贵的讲话和张怀英的控诉之后觉得大快人心，纷纷到县城找陈永贵和张怀英谈他们现在的困难处境。陈永贵找张怀英商量，决定立即派一部分红卫兵，把一些正在被批斗的村支部书记接回县城，防止他们被折磨而死。因为情况紧急，陈永贵非常果断，决定做出以后，连夜派人把后庄党支部书记王岽周，北泉党支部书记耿德华等人陆续接到县城，同时又把老模范王殿俊、张老太等人也请到县城一面保护，一面商量昔阳的大事。
1967年2月11日，陈永贵主持召开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大会，讨论夺权问题。张怀英十分注重各派联合问题，提出“要有武装部参与，各部门各方面人员参加”。经过充分的讨论和酝酿，大会宣布“昔阳县革命造反指挥部”正式成立，并一致推举陈永贵任总指挥。刚刚当选的陈永贵理直气壮地宣布了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从即日起，昔阳县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归指挥部。
当晚，全县32路造反派代表涌上夜色笼罩的昔阳街头，敲锣打鼓地欢庆总指挥部夺权胜利。陈永贵一宣布总指挥部成立，那些刚刚掌权不到20天又被陈永贵把权夺走的造反派组织及其支持者，没说一个“不”字，立即宣告解散。
接着，陈永贵对张怀英说：“老张，县里的干部情况我不了解，你赶快拿一个县、社两级干部名单，交总指挥部研究。”
2月12日，陈永贵又召集张怀英、王贵科、赵满仓、李韩锁、王富元一块讨论研究了各部委局的领导人选。13日，陈永贵召集这些人开了会，宣布了任命通知，要求他们把各部委、局的工作抓起来。2月14日，陈永贵又召集张怀英和王贵科、赵满仓一块商量，确定了各公社的临时负责人。当晚就召集了这些负责人在县委开了会，宣布了任命通知，并让他们立即回去确定各大队的临时负责人，准备利用昔阳传统的元宵灯节开三干会，部署春耕生产。
就这样，昔阳县的一切工作在陈永贵的主持与张怀英、王贵科等老干部的配合下，都在紧张有序，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正月十四这一天，全县三级干部云集县城，正月十五，三干会如期召开。与会干部听取了陈永贵《抓好春耕生产》的动员报告。会上，干部情绪严肃而活跃，紧张而快乐，大家一致认为昔阳县又有了希望。
当天晚上，陈永贵听取了各公社的讨论和汇报，一直忙到凌晨3点。散会后，陈永贵回到他的办公室和张怀英谈会议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凌晨5点，张怀英和陈永贵还在谈话，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了。陈永贵拿起电话，接线员告诉他是北京来的长途。陈永贵问：“你是谁呀？”对方答：“我是总理秘书。你是陈永贵同志吗？”陈永贵说：“是.。”说完，高兴地告诉张怀英：“老张，总理的电话。”电话中说道：“总理让问一下昔阳现在的情况。”陈永贵说：“我把昔阳县委的权夺了。”周总理在电话旁听了秘书的转告，说道：“好啊！”陈永贵又说：“我还把跟我一块儿工作的老县委书记张怀英也结合了！”周总理听了秘书的转告后，接过电话说：“你们要好好商量一下，把权掌好，把春耕生产抓起来。”
在张怀英、王贵科等老干部的协助配合下，陈永贵不仅把昔阳的工作干得井井有条，而且也在山西省有了一定的位置。在那个特殊时期，陈永贵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先后任山西省核心小组成员、山西省核心小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副总指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天，陈永贵对张怀英说：“老张，你看省里边给我挂了这么多职，我能干得了？现在是需要我这个人来支持他们，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对省里边的那些掌权人我可是一个也不了解。不过我只有一条：听毛主席的，听党中央的。”张怀英说：“这就对了。”
陈永贵当了昔阳县的党政一把手，又有张怀英、王贵科这一批老干部的帮助，昔阳的政治秩序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稳定了下来，工作逐步正常，全县干部把精力都集中到了“抓革命，促生产”上来，春耕生产任务完成的很好。陈永贵对此很有信心，他对张怀英说：“老张，现在我很放心，昔阳一定会搞好。”
就当时的政治形势来说，昔阳“211”夺权后，全县的32个造反派组织实现了大联合，但还不是铁板一块。张怀英经过具体的分析，认为从思想体系上划分，可以分为三大派：一派是支持“十月事件”受害者的，大约占到70%；一派是“红旗兵团，”属于中间势力，这部分人中有支持“十月事件”受害者的，但也有些人反对“十月事件”受害者，这一派人要占到20%左右；再一是“保皇”组织，在“211”夺权后基本上解体，有的改头换面，对陈永贵的掌权采取观望态度。
不久，省地的红卫兵组织分成了两大派，昔阳基本稳定的局面又出现了乱的苗头，有人出来贴大字报、搞小动作，陈永贵和张怀英对这些“苗头”都非常关注。那时张怀英已到晋中地区核心小组任副组长。一天，陈永贵到愉次找到张怀英问道：“你看咱县会不会再乱起来？”张怀英肯定地回答：“不会。”陈永贵问为什么？张怀英向他解释说：“省里分成两派，主要是核心小组不团结，各拉各的队伍。上面乱下面自然就不稳。咱县从核心小组到革命委员会都团结一致，少数人出来贴几张大字报，成不了气候。”
陈永贵听了这话，觉得张怀英说得很有道理。为了稳定局势，他把学大寨运动当做首要任务，凡因到处串联和拉山头搞分裂干扰了学大寨运动的，要严肃处理，所以昔阳的形势一直很好，再未出现大的动乱，更未出现打、砸、抢等危害社会、破坏生产的事件。
这与张怀英当初提出的昔阳县革命造反部指挥部“要有武装部参与，各部门、各方面人员参加”的理念是分不开的，这一措施，避免了像其它县武装部门与地方组织对抗局面的出现，使昔阳县始终处在安定团结的形势下“抓革命，促生产”，才没有出现像其它地方的全面武斗、破坏生产的局面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