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就与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外交方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未雨绸缪，组建了边防军，确定了出兵的重大决策。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在外交和军事两条战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保卫边防和抗美援朝积极做准备工作
（一）抓好备战工作，组建东北边防军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就估计到，由于美国的插手，战争不可能轻易结束。因此，他们抓紧了国内的备战工作。特别是美军仁川登陆后无视中国的警告，打过三八线，逼近鸭绿江。新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调兵遣将，积极备战。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具体领导了这项重要工作。七八月间，周恩来三次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商定保卫国防和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议，提出了边防军所辖部队与部署、指挥机构设立与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车运计划与兵员补充问题。他指示一切都要准备好，不要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会议决定抽调第13兵团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第42军，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及高射炮兵、工兵、运输兵等各一部，共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上述部队于8月5日前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7月13日，周恩来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送交毛泽东审查，并函告《决定》起草的简况。毛泽东当天批示“照此执行”。
◆接到组建命令后，赶往集结地点的东北边防军部队。
为适应朝鲜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8月26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会议决定：为对付美国的飞机大炮，我军必须加速特种兵建设，并拟抽调10个军作为后备。东北边防军从当年７月上旬组建，到10月上旬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整个准备工作包括领导机构组成、抽调部队、集中运输、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等，都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二）支持和部署毛泽东的出兵决策
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周恩来出席了会议并支持毛泽东的出兵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如果美国大兵压境，中国不可能安心建设；如果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建立防御体系，同样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军力；如果对美国不抵抗，就会处处陷于被动，中国将长期受到威胁。相反，出兵参战有可能扭转被动局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给以打击，它就无法再威胁和进攻中国，甚至敌人内部的矛盾也会发生。
10月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军政高级干部会议，商议部署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他明确指出：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
（三）飞赴苏联谈判，努力争取军援
1950年10月8日，周恩来飞赴苏联，专门就中国是否出兵问题，以及争取苏联军事援助和提供空军掩护问题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紧急磋商。斯大林表示可以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的作战，并且苏联空军不能进入敌后，以免被击落而造成国际影响。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斯大林的意见后，毛泽东决定不管苏联有无空军掩护，中国都要出兵。他电告周恩来继续与苏联同志商定可否派空军驻扎中国沿海大城市，以及中国需要购买飞机、坦克、炮类、海军器材、汽车、重要工兵器材等问题。周恩来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进行了具体磋商，并在致斯大林电中附上了中国政府第一批关于各种炮类及其附属器材的订货单。最后，苏联同意在中国出兵时提供军事装备，并答应派空军到中国帮助防空和训练。10月18日周恩来返回北京后，立即出席了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介绍了同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情况，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19日入朝作战。周恩来这次访苏，基本达到了预期的主要目的。
协助指挥前线作战，统筹领导后勤工作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进行战略筹划和指导，参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指挥。当时中央军委发给志愿军的指示，大都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后，以毛泽东名义或以周恩来名义发出。周恩来亲自起草或审定批发的有关电报达数百份，目前收入《周恩来军事文选》中关于抗美援朝的电报、指示、报告等有60篇之多。周恩来对中方军事行动的战略部署、对保障志愿军后勤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在抗美援朝的军事斗争中其突出贡献主要有四：
(一)与毛泽东一起制定了轮番作战的战略部署
◆1951年2月7日，周恩来关于志愿军在朝鲜轮番作战的兵力安排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迹。
早在东北边防军组建和整训期间，周恩来就想到，“要准备在长期战争中逐步消灭敌人”，将来边防军出动作战，可采取“换班的打法，进行补充”。志愿军经过三次战役后，如何争取时间进行休整和补充的问题成为能否持续作战并夺取最后胜利的关键。1951年2月7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提交了《志愿军赴朝轮番作战的兵力安排》的报告，毛泽东批示“同意”。2月 17日，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军委会议时指出：现在看来，朝鲜战争会长期拖下去，不是一两个战役即可结束的，因此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力量，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来。“在朝鲜战场上，我们采取轮番作战的方法，让国内的部队轮流去参战学习。空军、海军也要去学习。”翌日，他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对朝鲜轮番作战部署数点改变的指示》。《指示》确定：“第二番部队改以9兵团（现暂缩编为9个师）、19兵团及二野第一批北调的3个军，共9个军27个师组成；二野3个军（12军、15军、60军）编为第3兵团，以陈赓为司令员兼政委、王近山为副司令员、张南生为副政委。第三番部队改以13兵团4个军、20兵团两个军、47军及二野第二批北调的3个军，共10个军30个师组成。董其武兵团作为预备队。”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制定的轮番作战的战略部署，使志愿军兵源得到及时补充，保持了机动性与战斗力。
（二）协助毛泽东筹划了我军新军兵种的组建与参战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就积极致力于国防现代化建设，1950年5月6日他致电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关于海岸炮，系与海军顾问商定的，请按周（恩来）致布（尔加宁）所附海军订货处理。” 1950年4月他为《人民空军》创刊号题词：“为建立人民空军而努力”。当年7月他对海军建设作出指示，要求迅速建设海军基地，建立海防，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战争。同年9月周恩来提交的关于加强边防军计划的报告中，专门提出东北边防军要新增一定数量的炮兵和装甲兵，要组建三个战车旅，另建一个水陆战车旅。他在接见坦克部队干部时指示，“要加紧发展坦克兵，准备赴朝参战。”抗美援朝时期，周恩来更加重视现代军兵种的组建和参战问题。1950年10月25日和30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提交关于海军建设问题和初步建设计划的报告，提出让萧劲光去苏联协商购买海军武器装备，并已令其“首先布置安东鸭绿江口的水雷防御”。同月，周恩来还与苏联军事总顾问沙哈罗夫大将商谈了我国飞机修理厂建设问题。
在此前后，周恩来多次代表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提供飞机、坦克、各种火炮及其他军事器材。1950年11月15日，他就斯大林拟增派120架米格15喷气式飞机分两批来华问题与沙哈罗夫商定：苏联空军除使用安东、鞍山、辽阳、沈阳的机场外，并在安东附近再修一个机场供其使用。1951年4月16日，周恩来和聂荣臻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提出第五次战役要“尽一切力量争取特种兵参战”。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周恩来的具体筹划下，我军现代军兵种组建和入朝参战的计划均得以实现，不仅为抗美援朝战争夺取胜利提供了保障，而且也使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得以起步和发展。
（三）亲自领导了反对美国细菌战的斗争
1952年初，美国开始在朝鲜战场上大规模布撒带有病毒病菌的昆虫及其他杂物，对中朝军民进行了违反人类道德的细菌战。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此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领导了反细菌战的斗争。1952年2月19日，针对总参报告的美军搞细菌战的情况，毛泽东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周恩来很快给志愿军主要领导作出指示，要求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进行细菌撒播区的消毒和隔离，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有关部门要组织防疫队和检验队派往前方。周恩来还派人往前线送去防疫药品和器材，包括防疫苗、杀虫粉剂及喷射器材等。
同时，他还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揭露和控诉美军细菌战的罪行，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起来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周恩来亲自担任了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整个反细菌战的工作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多次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议在东北和沿海地区全面进行防疫工作的措施，同时商请苏联防疫专家来华、订购疫苗、请苏联增派喷气式驱逐机来东北加强防空力量。到1952年底，中国军民反细菌战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美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四）统筹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
抗美援朝时期，周恩来还负责统筹朝鲜战场的后勤保障工作。聂荣臻曾回忆说，“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朝鲜战场上的后勤保障问题大都是由周恩来与政务院有关部门、全国各大行政区、各大军区及军委各总部协商解决的，还有些与苏联交涉谈判解决的，我军所需物资、经费、装备、兵员补充、交通运输，甚至车辆、司机、道路等等他都亲自过问，他指示要多建“交通港”“防空哨”，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周恩来考虑到仅靠东北地区难以完成全体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任务，他要求全国各地都要全力以赴帮助解决志愿军的后勤困难，1950年 12月25日他致电彭德怀，“同意志司关于后勤组织及铁路问题的建议”。
◆我运输汽车遭美军飞机轰炸。
1951年五一前后，周恩来在会见洪学智时指出：“志愿军后勤必须加强。中央军委考虑，给志愿军后勤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他肯定了志愿军成立后勤司令部的想法，并落实了解决部队后勤供应的一些具体措施。周恩来决定增调铁道兵和工兵部队入朝，抢修铁路公路，增加汽车运力，增调高炮兵部队入朝，掩护交通运输。他还发动一些城市的机关干部，为前线战士做炒面。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实际成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后勤部长”。他尽心竭力地解决前线的军需物资和装备供应问题，也为我军建立适应现代战争的后勤保障体系奠定了基础。
全面领导了抗美援朝时期的外交事务
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和第一任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伊始，他就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另立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外交方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阐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从朝鲜战争爆发后到整个抗美援朝时期，周恩来全面领导了中国政府一切对外交涉与谈判等事务，他在外交战线上的卓越工作有力配合了军事战线的斗争。其杰出贡献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多次抗议美军侵略罪行，在外交战线展开对美斗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空军和海军给予韩国政府军以掩护及支持”，并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然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和侵略中国领土。6月28日，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名义发表《关于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严正指出美国的行径“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不管美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会改变；这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针对美国对我国领海领空的侵略，周恩来在外交战线同美国展开了义正辞严的斗争。1950年8月24日，他以新中国外交部长名义致电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控诉美国侵略我国领土台湾。8月27日，他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抗议美国军用飞机侵入中国领空并沿鸭绿江北岸射杀中国人民。从1950年8月到10月间，周恩来多次致电联合国安理会，抗议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要求安理会制裁和制止美国侵朝军队扩大侵略的行为。
◆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
1950年9月30日，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周恩来再次阐明了中国政府的对美政策，他严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敌视有加无已。” 美国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暴行，并决心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及其他领土”。
10月3日，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就朝鲜战争问题郑重表明中国政府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总理。”印度很快将中国政府的立场转告了美国。但是美国当局对中国的警告熟视无睹，继续其侵略行径。10月19日，周恩来再次致电联合国，对美国的侵略提出严重抗议；同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保家卫国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新华社刊发周恩来的声明。
在国际上抗议美国侵略行径的同时，为要求联合国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周恩来还指挥中国代表团对美国的阻扰破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50年11月26日，周恩来致电已赴联合国的伍修权、乔冠华：“中国代表的一切发言和要求，均应将反对美国政府侵略朝鲜、侵略台湾、侵略整个中国和重新武装日本，与要求美军从朝鲜和台湾撤退，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并迅速缔结共同对日和约，以保证太平洋和亚洲的和平安全联系在一起。”12月3日，他再次致电伍修权、乔冠华：为给美国代表一个打击，“你们要理直气壮地谈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12月22日，周恩来就联合国大会在中国代表未参加讨论的情况下，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一事发表声明，揭露美国政府在其侵略军遭到失败的今天，提出所谓先停战后谈判，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争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进”。
1951年4月14日，周恩来审改并批发了《人民日报》就美国总统杜鲁门于4月11日宣布撤销麦克阿瑟的远东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之事写的时评。文章指出：“麦克阿瑟的下台，是中朝人民抗美斗争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一个胜利。”
另一方面，周恩来多次与苏联和朝鲜领导人会谈沟通，协调三方部队的作战指挥。
自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就代表中国政府多次会见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和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主要就“抗美”与“援朝”问题交换意见，反复进行磋商。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会见了持金日成信件来北京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内相朴一禹，就朝鲜战争问题交换了意见。10月8日至18日，周恩来亲自飞赴莫斯科，就中国出兵和苏军援助问题与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进行了多次商谈。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时，朝鲜人民军已遭到严重损失。志愿军的第一、第二次战役中，朝鲜人民军也有个别部队参战，但是缺乏统一协调，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苏联空军一部出动到鸭绿江上空参加作战后，中、朝、苏三方作战部队的协调指挥成了作战中必须解决的问题。1950年11月13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致斯大林电，征求他对朝鲜境内作战统一指挥问题的意见。11月16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周恩来统一指挥”，并将此电告知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
从此，周恩来肩负起朝鲜战场上协调指挥三方部队作战的重任。他出面协调了中、朝、苏三方空军作战的出动时间、方式、数量以及中朝机场的联合使用等问题，亲自布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解决了机场位置的选择、修机场的物资和人力，以及机场的防空火力布置等问题。此后，牵扯到三方协同作战，大多是由周恩来出面与苏联和朝鲜两方面领导人协商解决的。
1950年12月，金日成秘密访问中国。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了金日成，双方就中朝两国军队如何联合作战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后商定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雄（朝方）为副司令员，朴一禹（朝方）为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中朝两国军队在朝鲜作战和前线的一切活动。随后，经周恩来与金日成协商，在中朝联合司令部下，1951年３月和８月，又先后组成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和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负责战时朝鲜境内铁路运输的管理）。后来在朝鲜战场上还先后组成了东海岸和西海岸防御联合指挥机构。
◆1951年3月，周恩来关于空军、炮兵出动计划及修建机场补充新老兵等问题致彭德怀并报毛泽东的电报手迹。
抗美援朝时期，周恩来成功协调了中朝两军联合作战问题和中、朝、苏三方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这在其外交生涯中写下了光彩的一页。如1951年3月22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并告毛泽东，告以斯大林来电的内容和中、朝、苏三方空军作战前的兵力准备、机场修建情况和对指挥机构设置的意见。他提出：现在，中、朝、苏三方面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的空军部队增至17个团，计：我方10个团、朝方3个团、苏方4个团。目前，“不论作战，不论运输，都以争取修好机场，以利苏联空军先行出动掩护为中心一环，故只有以战斗部队修筑机场才能完成此项任务”。经反复研究，决定第一步由我方负责在平壤以北安州以南地区内修建4个机场，以使苏联空军的两个师120架飞机能同时进入该区。朝鲜方面负责在美林、平壤、力浦、温井里、安岳等地，首先修起两个机场，以使空军可以先去一个师。同年4月23日，周恩来致电中国驻朝大使并转金日成，表示已经与苏方谈好，“苏方喷气式飞机可随时出动，协同掩护”。 1952年4月，周恩来几次致电金日成，告知中国将从苏联进口的装备中拨给朝鲜人民军3个步兵师的全部装备，请其布置接收。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周恩来实际上起到了中、朝、苏三方总协调和中国对美外交总代表的作用，并直接参与了中国军队的军事指挥。他从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上对争取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做了许多指导和部署以及大量的协调沟通工作，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亲自指导停战谈判和停战协议的签订
随着美国侵略战争的连遭失败，其嚣张气焰受到打击。1951年4月11日，美国政府解除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职务，并要求新上任的李奇微不要在三八线展开正面突破。6月23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演说，提议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30日李奇微也奉命提出了举行和平谈判的建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停战谈判于1951年7月10日在开城举行。周恩来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成为了中方负责谈判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他亲自布置了谈判日程、内容、方针、地点等有关问题。他具体安排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和参谋长解方在前线谈判，并安排李克农和乔冠华等外交专家组成前方指挥部，负责向中央汇报谈判情况，并根据中央指示制定我方谈判方案。周恩来为我方谈判代表制定了“力争和、不怕拖、随时准备打、谈打结合、以打促谈”的谈判方针，并提出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等谈判策略。他提出了“原则上不动摇，办法上找出路”的指导思想，既要保证原则立场的坚定性，又要有谈判策略的灵活性。他还具体指导我方代表就停战条件、军事分界线的确定、停战的程序性安排、细菌战、外国军队撤军、战俘等问题与美方进行交涉和斗争。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
停战谈判的核心议程是划定军事分界线和非武装地带、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组成中立国监视机构、遣送俘虏等问题。谈判开始后，周恩来指示谈判小组要把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问题列入议程，这是“保证在朝鲜不再发生敌对行为的必要条件”。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国防部长马歇尔发表声明拒绝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为了避免谈判陷入僵局，周恩来同意关于外国军队撤出半岛问题在停战后另外开会讨论。1951年7月26日，双方就划定军事分界线、组成停战检查机构、战俘协议等问题纳入议程达成协议。
从1951年7月10日至8月23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关于停战谈判的电稿近40份，指导了我方代表团在第一阶段的谈判斗争。停战谈判开始后，周恩来根据战局的变化与美国的停战协商要求，灵活运用“边打边谈”的战略，以求达成对停战协定有利的局面。在7月28日的谈判上，双方就划定军事界线问题再次发生矛盾。周恩来指示我方谈判代表“坚持以三八线为军事界线的立场”。但是美国方面反对，他们自持有空军海军优势，要求从三八线以北划界。而且美军还对我方代表团驻地进行轰炸扫射，有意破坏谈判。8月23日周恩来两次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电，并要求转告金日成、彭德怀，电文中提出：“我必须不怕破裂，予以坚决回击。我方应于今日提出暂时停开谈判会议，以压敌人气焰。”
1951年10月25日，停止63天的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开始，双方继续讨论第二项议程，即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这两个月期间，周恩来起草的以毛泽东名义给我方代表团的指示电稿近60份，并多次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转达金日成和彭德怀电，对谈判的具体问题给出明确指示。1951年11月23日，经多次谈判斗争，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终于对第二项议程达成正式协议。协议中规定：“以双方的现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从这个接触线后退2公里设定非武装地带。如果军事停战协议在本协议通过后的30日后签订，日后应该根据双方的实际接触线修改军事分界线和非武装地带。”11月27日协议经双方代表团会议通过。这是谈判双方在实质问题上取得的第一个协议。12月10日，双方根据接触线划定了非武装地带的南北界线。虽然美国后来并没有遵守协议，继续进行侵略战争，但这是周恩来亲自指挥下中国在外交战线取得的对美斗争的一个重要胜利。
◆彭德怀（左）和李克农（右）步入谈判会场。
1951年11月底，周恩来连续三次为毛泽东起草致李克农转达金日成和彭德怀电，对第三项谈判议程（即遣返战俘问题）作出具体指示。但是，围绕战俘问题，会谈陷入僵局。由于美国的阻挠破坏，双方就战俘问题的谈判断断续续艰难进行了一年多时间。周恩来多次对战俘谈判中的有关问题作出指示。他指示我方代表“应继续坚持我方提出的全部释放的原则，并建议双方各自交出所俘人员的全部名单”。但是美国方面提出所谓尊重战俘意见、自由遣送原则。美国拒绝执行日内瓦协约中关于战俘问题的规定，他们表示在询问遣送意愿的审查后，愿意遣送的战俘人数大为减少。对此，中国表示拒绝。
1952年10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复会，会上我方就遣俘问题提出新建议，但是美方竟蛮横无理地宣布无限期休会，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从1951年10月25日到1952年10月8日的11个多月里，周恩来为我方谈判代表团起草和批改电报有100多份。1953年3月30日，周恩来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提出双方停战后遣返一切自愿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4月23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致金日成电，征求他对中方提出的《关于解决全部战俘问题的具体实施方案》的意见，金日成表示完全同意。次日，周恩来致电乔冠华，告诉他李克农将于25日动身去开城，同时发去执行《实施方案》的各项具体步骤。
◆周恩来和陈毅在北京火车站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
1953年4月26日，为美方中断6个月的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复会，中国提出了遣返俘虏问题的六条方案。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中方始终坚持了全部遣返的原则，但从实现停战的全局利益考虑，在遣返的步骤、时间和方法上作了必要的让步。周恩来指示我方代表：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周恩来在战俘问题谈判陷入僵局时提出“分两步走”的建议，促成了战俘问题以至停战协议的签订，生动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6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订了关于遣返战俘的协议。此后，双方就划定军事分界线和签订停战协议的细节问题继续谈判。
为了粉碎美国的阴谋，促使朝鲜停战的早日实现，中国一边进行谈判，一边反击其军事进攻。从1953年5月13日至7月27日，中朝军队联合发起夏季反击战役，歼敌12万多，给所谓的“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签订停战协议。7月27日，美方首席代表和朝中方首席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自此，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总之，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后，周恩来不仅参加了一系列重大决策，而且参与了战前准备、指挥作战、后勤保障等工作，直接负责了对美外交斗争、与苏磋商争取军援、协调三方作战、指挥停战谈判等工作。周恩来以决策人、指挥者和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以高超的外交风格和技巧，为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他无愧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我们不但要深入研究周恩来在抗美援朝中发挥的重大作用，而且在新时代要继续弘扬其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以及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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