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理解胡锡进替莫言站台的话术逻辑内理。
第一、胡锡进称起诉者行为乃所谓“自我炒作的闹剧”，其理由是“该起诉能不能被正式立案都很难讲”，这能说得过去吗？意思是世间凡不被立案的起诉行为就有“炒作”、“闹剧”之嫌？百姓群众网友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起诉的权力吗？在起诉之前还要掂量掂量“能不能被立案”、否则一旦不能立案那就要被定性为“炒作”、“闹剧”？这太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第二、胡锡进使用“歪招”一词形容起诉行为，用“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一说法描述广大网民对起诉者的庞大舆论支持——我实在不知道胡先生哪里来的勇气和资格去污名化群众意见与群众力量。合着，只要与您胡先生意见不一致就是“歪招”、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这种姿态着实有点纳粹了。而且，根据我多年的网络舆情观察，貌似您胡先生长久以来在网络民众认知中才更像是一个奇葩乐子人的存在，您心里没点数吗；
第三、胡锡进再次将矛头指向“民粹”，这就更加奇怪：一个鼓吹叫嚣“击落佩洛西专机”、“增加扩张核弹头数量”的人，怎好意思天天把“拒绝民粹主义”挂嘴边的？
第四、胡锡进称起诉者行为是在对莫言先生“扣帽子”…在我看，所谓“扣帽子”，通常应当是指“不谈事实，只谈立场；没有依据，只有情绪”，而起诉者起诉莫言的论据相当充分，完全是逐篇逐章逐字逐句的以莫言先生的文字作为起诉凭证，具体的不能再具体，清晰的不能再清晰；反观胡锡进指责起诉者的话语，倒更像是极为典型的扣帽子行为——即“不谈事实，只谈立场；没有依据，只有情绪”，就因为起诉者的起诉行为让胡先生不爽了、让胡先生看不惯了，于是就要戴上一顶胡氏特制政治大帽，且既不谈法治规章、也不论程序流程（因为在这些层面，起诉者均无可指摘，胡先生找不到漏洞）……无论从那个角度，胡先生自己似乎才更配得上他一直抵触的所谓“极左”形象；
第五、胡锡进真可谓图穷匕见，最后还是要扯到「改革开放」上，那么我就谈谈改革开放。想要维护改革开放，说实话用不着您胡先生，不必上杆子献媚，因为早在四十余年前的1979年3月30日，用来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一道“神符”——“四项基本原则”就已然出炉，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敢问胡锡进拥护的莫言先生的书籍文字，有哪一篇符合四项基本原则？试问胡锡进反对的起诉者其起诉书内容及价值观，有哪一句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胡锡进您能说得明白吗？
1
就在今年年初时惊闻，莫言先生曾在我辽沈战役纪念馆留言：
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
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
经查阅，此事是由《北京日报》文艺周刊编辑李静，发表在2006年第19期的《红豆》杂志上的散文《名字的怨尤》一文中，寻迹并摘录片段：
去年底我和刘春、李浩吃饭，正值我批评《千里走单骑》被网友狂骂名字的时候。仨人面面相觑，然后笑喷：这不是滥名者的聚会吗？
我和刘春之名“滥”得最重，就都羡慕地看着李浩：“你的名字不俗多了，加把劲吧！”
然而不久我就看到《美文》杂志有个李浩开的专栏，一看就不是俺们的小说家李浩手笔。
耍笔杆的李静好像也是好几个。几年前，翻译家高兴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李静啊，不要太勤奋了，这样你会累坏的。”
我不知其意。有顷，他小心翼翼地问：“你是否编了一套革命家传记文丛？”
天！革命家！我梦游也不会干这事啊！得到了否定的回答，他才松了口气，犹如挽救了一场即将发生的堕落。
名字一定对人有潜意识的塑造作用。我曾问画家陈丹青，他的名字是艺名，还是生下来父母所赐？他答，父亲起的，那时他并不知我后来学画。我呢，我叫了这名，便从小沉默，直到研究生毕业也没写一篇东西。
毕业后到《北京文学》作编辑，仍横下一条心沉默到底，便在责任编辑的冒号后，署名“静矣”。果然就“静矣”了。
后来到《北京日报》工作，一日同事孙郁、陈戎忽起雅兴，凑了个绝妙对联——上联：“静矣”，下联：“莫言”，横批：“舒芜”（书无）。
这事今年被莫言知道，此时我已多少打破沉默，用本名写了几篇文学评论被他瞧见，遂赠我一书，题词曰：“哪里静矣，何曾莫言！”
莫言是好笔名的范例，他的题词也是好范例。
去年，我们一干人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他被请求在纪念簿上留下墨宝。只见他挥毫写道：“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 题罢，他看见了——我们也看见了——馆长毫无表情的脸。
我不知道各位读者在今天读到这样的文字，胸中作何情绪。
在那样一个视革命为异物的「反革命」、「去革命化」年代里，一切革命的历史仿佛都成了可以去戏谑、泼污、抹黑、解构的尘烬一般。
伟大的解放战争是否是所谓“内战”这等反动概念，在2024年我想已不用重言烂语。
解放战争当然有民族（即民族解放）的成分，因为蒋府是美国人的法西斯爪牙；但是根本的战争性质，依然是工农阶级占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对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的蒋府买办反动政权这一封建军事集团的推翻战事。
即，这是一场阶级战争。
不明辨这个问题，就无法解释土改，无法解释淮海战役的民心所向，无法解释大大小小城市和平解放时的百姓簇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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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包括土改、解放战争等工农革命行为在内的阶级叙事史观，恰恰正是这位作家借所谓“民族”之口妄图去歪曲踩踏的无尚光辉。
当国民党军队在1946年5月23日攻占长春、推进到松花江畔时，老蒋十分兴奋，当天就飞往沈阳，并在25日的日记中写道：
共，应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
蒋介石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几个大城市上，在31日后的“上月反省录”又写道：
先锦州、次沈阳、驻长春之具体计划，整个实现矣。
至于北满农村，老蒋和他的幕僚们并不在意，认为农民不过是“战争的残渣”，对战争根本不会有任何参与性。
可以说，这也正是蒋记国民党为什么丢了江山、为什么被人民所抛弃之所在。
且事实上，从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来看：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1月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改名）尽管已撤出长春，但主力仍保持着，并以大力在北满农村发动群众，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而国民党军队由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部队疲惫，在关内又难以抽出更多增援兵力，后勤补给也将面临困难，继续向松花江以北冒进实已力不从心，只是口嗨而已。
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军长的原东北军将领王铁汉就认为：
此时国军以有限之兵力，从事于海阔天空广泛无限之东北接收工作，因此，接收的地方愈大，兵力就愈分散。兵力分散，战斗力也随之减低(因国军并无机动兵力)。
但是这种言论，在国民党内部是没有那个不怕死的敢去同蒋介石“进谏”的。
毛主席对此看得更是清楚：
蒋占长春后兵力分散，补给线甚长，再要前进必感困难。
这确是一针见血之论，更重要的是当国民党军队进占这些大城市后，自身的种种问题加速暴露出来，严重丧失民心。
时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的郑洞国在回忆录中曾有描述：
大小官员贪污、受贿、营私、敲诈；地方豪绅欺压百姓、雄霸一方；各派系之间角逐激烈，排除异己；许多高级将领和中级军官竞相用贪污和克扣军饷赚来的钱购置房产土地，经营私人企业，甚至走私军火，买卖黄金；军队纪律日益废弛，一些部队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郑洞国不由悲愤感叹：
所有这些，使东北民众对我府大失所望，原来对国民党和中央军所抱的幻想随之破灭了。当时在东北国民党占领区流传着一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强烈不满，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我回顾起来，应该说，从那个时候起，国民党政权在东北就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它在东北的最后失败，不是偶然的。
时任国民党政府沈阳市市长的董文琦以后在“东北失败检讨”中也有分析：
蒋精锐部队分散戍守于光复之县市，致使兵力分散，所谓'守者千里，攻者一点’，遂予共军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之局面。
且国军将领或贪骛外事，或专尚宣传，或追求享受，或兼营商业，其尤恶劣者，则吃空额之风十分盛行，军队不能核实发饷，弊窦丛生，当时国军号称五十万，实则不足三十万。在此情况下，国军锐气一挫，即由主动变为被动，终至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在紧接而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即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双方一度陷入拉锯状态。
客观说，这个阶段的初期，国民党军队在作战上还保有一定的主动权。
但有一点需要明晰：自1946夏季蒋介石以悍然围攻李先念领导的中原根据地为起点、开始国共之间的全面战争，他对内战关注的重点一直放在关内的中原、苏北、平绥路一带，甚至因攻占淮阴、解围大同而兴高采烈——而始终没有把很多精力放在东北战场上。
当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而后，一份经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国防部批准的军事方案出炉：
首先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主力，占领南满解放区，切断东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阻隔东北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的海上通道，解除后顾之忧，等待关内抽兵增援东北，再全力转兵北上，夺取北满解放区，占领全东北。
这个军事方案确立后，当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队倚仗兵力和技术装备的优势以八个师三路向南满进攻，开始实施“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企图歼灭南满解放军主力，或迫使南满解放军主力北撤，然后集中力量进攻北满。
国民党军队在10月25日攻占安东(今丹东)，实质性基本切断南满和北满的联系。
蒋介石在26日的日记中写道：
收复安东后应即将南满各县从速进占，对通化、辑安铁路，尤应积极打通，切实掌握长、吉以南之南满各地以后，再与俄国交涉接收大连。
又在31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说：
辽吉线之清原占领后，小丰满之电力可直送沈阳，则工业经济亦易恢复矣。本月实为安定东北之最重要一时期也。
那时，南满解放区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等四个县比较完整，两个纵队的兵力集中在这一狭小山区，粮食缺乏，回旋余地狭小，我军处境十分艰难，当地一些领导干部主张将主力北撤。
12月上旬，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陈云同志主持会议，作出坚持南满根据地的决策：
东北的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就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牛尾巴是个关键。
陈云详细分析事情的利弊得失，统一了思想，使问题得到了解决。
1946年12月13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并东北局的电报称：
在目前情况下暂取守势，力求拖延敌对北满之进攻，并准备迎击敌之进攻部署甚妥。南满方面应集中主力各个歼敌，收复失地，于拖延敌对北满进攻必有帮助。
根据这个部署，从12月中旬起，东北解放军进行了规模浩大、闻名遐迩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就是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北密切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迫使国民党军队两面作战，以打破他们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计划。
解放军这次作战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4月，历时三个半月，收复县城十一座，使国民党军队连连受挫，被歼五万余人。
更重要的是，迫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停止进攻，在东北由攻势转为守势，解放军则由防御转向进攻，完全扭转了东北战局。
应当看到，如果没有包括被莫言用极其恶毒的用语攻击的辽沈战役在内的解放战争其推翻蒋家王朝的功绩，在饿殍遍野、国民平均寿命低到至今学界仍无法得出准确数字之程度的民国——这位作家的童年，是断不可能如1962年拍摄的这张照片所示，白白胖胖，衣着整洁。
然而，待他年长后拥有了话语权，他却说自己“15岁之前没穿过衣服”，说自己“一到夏天都是一丝不挂”，说自己“晒得黑黝黝的，像煤炭差不多”……
2
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荣誉。
这句话，是法国著名作家萨特评价诺贝尔文学奖的。
可以给出一个无需争议的事实：西方世界是有一种文化傲慢的。
这种文化傲慢渗透进了经济、政治、科技、体育等领域，它的根源是种族傲慢。
潜意识中，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依然把自己当成全球殖民地宗主国，无论在哪个行当。
面对这种境况，如果第三世界国家敢于反抗、敢于斗争、敢于崛起，那么就一定被打上“非文明国家”、“暴民主义”和“闭关锁国”的帽子——至于西方集团近五百年来自己的崛起史，是绝口不可提及的。
反之，如若第三世界有人率物垂范一般仆从归降、跪态融入，那么一定会得到名利双收的褒奖，并被授予「暴民落后国家中的先进知识分子」称号。
上世纪80年代耕耘成熟的苏联文坛，以及时年刚刚兴隆的中国文坛，都已经给出了历史案例。
三十余年前，反共反苏势力频繁发动报刊与书籍的威力，把批判矛头指向布尔什维克革命历史，十月革命、集体农庄、卫国战争甚至飞船上天都逃不过他们的笔锋。
他们污蔑卫国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大法西斯打败了小法西斯”，典型如苏联作家格·弗拉基莫夫的作品《将军和他的部队》。
欧洲方面闻到臭味，立刻赏给这条狗一根大骨头：布克文学奖，加上狗粮一万英镑。
斯大林的烈士儿子雅科夫，被那帮苏联文人说成“上战场打纳粹，是为了镀金接班”；
用身体堵枪眼的战士马特洛索夫，被他们说成“其实是死于流弹”；
斯摩棱斯克战役中著名的女后勤兵妮基季齐娜，90多岁右手残疾、住在简陋的平房里无人问津，被亲西方的苏联文人傲斥：“她活该”；
截肢后依然重上战机、与纳粹空军搏斗的苏军“无腿飞将军”阿列克谢•马拉斯耶夫，其受到攻击更令人发指，他的残疾缺陷被苏联的文化精英、自由派媒体编成段子，带领全苏社会哄然大笑——人们竟然质疑这位截去双腿的英雄的事迹是造假的…
此外，当然包括伟大的女英雄卓娅，她作为符号性的人物注定不可避免，被一些苏联三流作家说成“偷稻草的窃贼”、“被德国鬼子勾引、通奸私奔的叛徒”；
嗓门最大的就是著名作家安诺夫，一生致力于攻击苏共苏军、污蔑卓娅——对了，这货可不是什么野鸡文人，人家是响当当的苏联作协的成员。
体制内的作协不用笔杆子为国家人民而战，却干起了充当党的“掘墓人”之事…
中国这边，莫不如此。
2000年，长篇小说《酒国》法文版获得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同年，长篇小说《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18位）；
2005年，长篇小说《檀香刑》获得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
2006年，获得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同年出版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控诉中国土地改革；
2008年，《生死疲劳》获得香港浸会大学红楼梦奖以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
2011年7月，获得韩国万海文化大奖；同年当选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官袍盖体；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
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其实真正的获奖原因正如很多评论所说的那样，并不在于艺术，而在于西方所需要的政治因素。
这一点，他们这部分人恨之入骨的毛主席，曾对他们有深刻揭露：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遗留着资产阶级的血腥味，他们混在人民中间，用语言及其伪装欺骗着民众，却在笔杆子上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摇喊。
3
今天，一句“文学不是唱赞歌”，就可以为他们笼络人心、收获大批粉丝拥趸，似乎这句仿若风骨傲然的话就是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护身符。
然而，还是毛主席，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撕下了他们的伪装：
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做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可以看一看，毛主席口中“站在敌人的立场上”的这种人，都写出了什么东西。
在他的小说中，可以很容易察觉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他自己都曾有自白：
努力挣脱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有意识流小说的内心独白、心理分析、感觉印象、幻觉梦境、时空颠倒等；也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隐喻、象征、预言、神秘、魔幻；更有荒诞派戏剧的夸张、变形、荒诞；还有结构主义、感觉主义、象征主义等等。
从文学的角度，他的作品张力十足——但是从「政治」的角度——这个他本人一向对外宣称最痛恨排斥的维度而言，其作品的立意立论可谓极度狭隘。
极度狭隘，是因为站位极其鲜明。
毕竟所谓「不讲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政治。
《檀香刑》为民国初期题材，《丰乳肥臀》则是从抗战时期一路写到新中国建国，《红高粱家族》重点在抗战，《生死疲劳》聚焦土地改革，《蛙》横管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天堂蒜薹之歌》、《红树林》、《酒国》、《四十一炮》都是描摹改革开放后。
试问：他和他的读者粉丝们管这叫“不沾政治”？这里面哪一个题材是脱离得了政治的呢？
要么自欺欺人，要么欲盖弥彰。
《檀香刑》以1899年高密县境内爆发的农民领袖孙文领导的大规模农民抗德阻路武装斗争为背景，打造了一个情节荒诞不经、场面暴力血腥、结局惨绝人寰的怪离故事。
德国入化侵略者及其所雇佣的中国洋奴，在修路过程中严重侵害了沿线群众的利益、扰乱了百姓的生活，引发了高密人民的阻路抗德斗争——结果，竟被作者写成起义领导者投奔义和团、自称岳飞附体并设立神坛、烧符喝香灰等荒诞不经的情节，完全看不到一丝丝痛陈殖民者侵略罪行的意味。
恰如毛主席曾有发问：
究竟是中国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在《檀香刑》中，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请出已经退休的资深刽子手赵甲，设计了无比残忍 “檀香刑”处死孙丙。
然作者笔下，却对此毫无情绪波动。
其实从这里就已然可以发觉：作者的立场始终站在对统治者尊重且服从的角度，不论这个“统治者”是中国的买办还是西洋的侵军，作者都不愿意给予半点控告和“笔墨得罪”。
至于对民间的反抗者，作者则保持了极大的心理距离和，并在字里行间为读者预设了巨大的否认空间。
毫无疑问，作者作为袁世凯、德国总督克洛德、侩子手赵甲的「笔墨同盟」而出现的叙事者。
而对于穷人，作者从无感情。
比如在《天堂蒜薹之歌》中，他大写特写农民的贫穷和愚昧，在金菊父母强迫金菊换亲的章节中，其笔下丝毫看不出任何亲情之味。
由此，反抗侵略者的起义民众在作者的笔下和心里，是粗鄙的暴民、是顽劣的破坏者、是愚昧不堪的落后群体，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好巧不巧，还是毛主席，早在1940年时就对这类买办文人的姿态有过精准评述：
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
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
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
4
既然说到日本帝国主义，那么不得不提抗日战争，这也是莫言先生浓墨重彩、着墨极深的部分。
他的成名作《红高粱家族》就是以抗日战争为重点的著名作品，包括《丰乳肥臀》也有大量篇幅描写抗日战争。
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或许是受到西方普世价值——作者本人和他的粉丝都爱挂在嘴边的时髦靓辞的影响，在“普遍人性化”观点的渗透之下，他对侵华日军屡屡出现美化倾向。
《丰乳肥臀》中，作者借上官吕氏之口：
日本人不也是人吗？日本人占了高密东北乡，还不是依靠咱老百姓给他们种地交租子？
他们也不想想，日本人不是爹生娘养的？他们和咱这些老百姓无仇无怨，能怎么样咱？
在《丰乳肥臀》中，作者还巧言设置了“日本军医救活上官鲁氏母婴三人”的情节，以证明“中日亲善”之存在。
这个案例，甚至后来还被日本社会的部分右翼学者当做“史实”所引用，与流传甚广的所谓“一颗糖果”的日军“善心小故事”并列而播。
对此，我斗胆评价一句“汉奸”，不过分吧？
除了《丰乳肥臀》，还有《红高粱家族》。
在《红高粱》中，作者多次将日本兵描写为“年轻漂亮的小伙子”、“面孔清癯”、“善良”。
乃至，在一名日本兵要强奸“恋儿”时，作者居然还借恋儿之口如是写道：
他面孔清瘦，鼻梁挺拔，尖陡，眼睛黑亮，很像个口齿伶俐、见多识广的读书人。
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特别是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性犯罪的侵华日军，在作者的心中竟是如韩国偶像剧中“欧巴”男主的存在，不禁让人倒吸凉气……
而对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作者便是素无好感、不堪提笔、三言而过了。
不过，作为读者，我倒是要“感谢”作者少有对我共产党人动笔，感谢其“放过一马”。
因为，凡是他触及我党我军的笔墨，往往都是不堪入目的野谣面貌。
比如《红高粱家族》中，我八路军游击队就被作者污蔑为“披着狗皮作战、学狗叫的一群狗”；
再比如《红树林》中，作者更是将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马刚称之为“叛徒”。
再再比如《丰乳肥臀》中，鲁立人领导的抗日队伍“爆炸大队”被作者杜撰成不打日本人、经常和其他抗日队伍火拼；在转移行动中，作者还谣撰“军队干部殴打农民，强占运粮车”的情节；在作者笔下，八路军女干部把“丰乳肥臀”的寡妇们像分母鸡那样分配给光棍，称为“共产共妻”；八路军铁路爆炸大队的号手马童，认了二十多个干娘，淫乱乡里，而那些干娘们一见到马童就“双乳抖动”、恨不得将奶头塞到马童的嘴里；马童死后，马童的爷爷，一位清朝的举人，过来拍着马童的棺材板，嘲讽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抗日，花天酒地” ………
这些文笔，都和作者对日本侵略者的亲善爱意、立场附和形成了鲜明对照。
除却抗日战争，我党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也是作者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单元之一。
对于我党解放亿万农民、取缔千百年欺侮压迫农民阶级的地主阶级的史诗级雄迹，作者向来不吝笔墨为地主翻案。
在其经典著作《生死疲劳》中，地主西门闹在土改时被枪毙，依次转世投生为驴、牛、猪等动物，跟随不愿加入集体化的主人“蓝脸”经历苦难。
小说称：
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
必须先科普强调：我党的土地改革运动所希望达到目标是多方面的，但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却从来都不是我党的土改目标。
我客观地、历史唯物主义地说一句：地主，确实并不一定都是恶人，尤其许多仅是“富农”而非绝对意义的“地主”。
毛主席本人就是主张把地主和富农加以区分。
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提出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纠正了乱杀地主、乱斗富农等情况。
更早的，在1927年10月时，毛泽东见袁文才所在的林凤和家，这个林凤和就是一个“可团结对象”
林凤和当时是当地的一个大财主，有地有商行，做茶籽生意。迎接毛泽东时，他还特地还杀了一头猪迎接毛委员一行，后来也积极迎合土改。
但是，“地主阶级”则不同，其作为一个反动阶级的存在，不需要进行任何的讨论。
任何一个区域里一旦诞生地主阶级，或是领导集体“地主化”，那么一定会导致阶级压迫与生产力的停滞。
地主阶级之所以落后、且这种落后不仅是较之无产阶级也是较之资产阶级，就是因为其占有土地资源等生产资料的重复性。
资产阶级尚且会出于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考量而不断扩大再生产，但地主老财们会做的，就是守望着大片农田或是把金银财宝铸成无用的饰品。
同样是身为剥削阶级、同样是吸人血，资产阶级是“发展式的吸血”，但地主阶级则是“内卷式的吸血”。
地主想要生存，只有对下（内）欺压佃农，对上（外）依附更强大的军事与经济组织。
所以，蒋介石治下的国民党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敌人，同时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敌人——唯一拥护这个政权的，只有江浙的买办财阀与海上的西方帝国主义。
这就是本文主角、包括武汉大妈等通过一系列作品去洗白地主阶级，同时西方社会拼命帮助这种中国文人进行去罪化创作的历史真相。
只有彻底打碎这层面目，也只有让千年来被小农思维束缚的农民被“阶级意识”凝聚起来、团结成为一股阶级力量——即：认识到自己并非是归属于某一主某一户的农民，而是归属于一个受到党领导的阶级整体——才能为之后的建立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业化奠定基础，
不掀翻地主阶级，几亿中国农民的自我意识永远无法被唤醒。
也正因为如此，我党更加不可能去“残害”地主，那样只会让公众心态走向反面、对地主产生“同情”。
事实也确实，每次批斗大会都会专人看管下面的农民群众、以防群情激奋冲上台对地主报复施暴。
只有让农民永远从阶级的角度去记住对地主的恨，才能完成整个农民阶级的崛起。
简单粗暴地追求对地主进行肉体消灭，这种图一时爽快，从来不是我党的作风。
以《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为例，真如他自己所说“乐善好施”，那是不太可能被我党枪毙的（武汉大妈的谣书《车欠土里》遭到铺天盖地的批评，同样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通过丑化、曲解土地革命/土地改革，来否定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经济政策和农民解放运动，以撅掉党的根基，这是80年代后崛起的「蓝调文人」们热衷进行“去红色化”创作的政治初衷。
从历史看，党领导的土改运动有三次：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实行减租减息；
第二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按《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
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1950年6月30日实行的《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
对地主同样分给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
以武汉大妈在《车欠土里》所描述的“川东土改”为例，发生在1952年春天，当时全国土改已经基本完成，且其时政策法律和经验已非常成熟，根本不可能如本文主角、武汉大妈等HS派文人的文字中所臆想的“滥杀无辜、惨无人道”。
再以历史视角审视，早在1933年的瑞金，中央政府为解决土地问题就颁布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法规性文件。
1947年9月，经中央修订为《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在当时土地改革中作为法律依据。
新中国诞生后，党中央为了让土改有法可依， 1950年6月30日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请看《土地改革法》第32条：
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犯罪，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武汉大妈笔下的“利川”，属于鄂西，历史上在1951年经历了土改，当年就有两个著名的大地主：担任伪乡长的陈忠武和担任伪保长的张金廷。
这两个在民国时期恶贯满盈、双手血迹累累的大地主，全部没有遭到枪毙，而是被送去参加了劳动和党的教育。
其中张金廷儿子张吉华，在父亲被批斗和教育时仍然在教书，生活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是后世的伤痕文人们却皆数罔顾。
出身农村的本文主角，对地主阶级追忆并“同情”，但对农民的感情却毫无落墨，实在让人愤懑。
可以看到，他笔下的农民多数是无情又卑鄙的，虽然他自己认为《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可以称得上伟大，但是在其笔下“母亲”还是打死了自己的婆婆。
包括《天堂蒜薹之歌》当中，金菊的父母为了给儿子换亲，多次殴打自己的女儿，在金菊与高马相处并怀孕之后又要求高马拿出一万元的巨款，最终造成怀孕的金菊上吊自杀。
还有《枯河》中的父亲，因一件小事打死了儿子，在打之前还剥掉裤子、以免裤子被打破……
以及《罪过》中的哥哥，因为妒忌母亲偏爱弟弟（包粽子给弟弟吃），而将五岁的弟弟推进河里……
品读《生死疲劳》、《车欠土里》这类“文艺作品”，你不需要脑子，只需要情绪；不需要知识，只需要立场。
5
作为对比，这类文人似乎并不善于写改革开放之后的生活，比如本文的主角。
可能是因为他一直在军队工作的缘故——而这恰好证明了他在毛主席时代“军仕无忧”。
所以，我实在不清除他为什么总是对毛主席执政的年代那般深恶痛绝，是怪罪毛主席把他喂得太饱太胖了（有太多其幼时照片为证），还是怪罪毛主席可以让他、包括他的家人个个择业无忧？
在《红树林》中，作者描写改革开放后的一位女副市长枕着珍珠巾、全身抹珍珠霜、口含珍珠睡觉……
在《酒国》中，作者又设计了官员“吃婴儿”的情节……
说句实话，这种桥段非但不能在政治层面起到批评腐败的正面作用，反而只会在种族层面为外国人展现了一个变态中国的形象罢了。
在《红树林》中，通往豪华包厢的门前有一面哈哈镜——这就像是作者的极佳隐喻，它没能准确地反映现实，其反映的不过是经作者狭隘又吊诡的心灵过滤后的歪曲现实。
他的创作兴趣似乎永远集中在残忍、恶心、变态、低俗、冷酷等凄凉情感当中，甚至将这些负面情感作为作品的通篇主题，铺叙出华夏大地的“人间地狱”感。
《红高粱家族》中，作者让余占鳌爱上了奶奶，原因居然是奶奶的小脚——恋足癖也；而余占鳌很快又和奶奶的丫鬟恋儿通奸，且恋儿死后进了祖坟，又被作者称之为“二奶奶”……
《丰乳肥臀》中，以作者母亲为原型（作者自己这么说的）的上官鲁氏，和九个不同的男人生育了十个孩子——这样写，作者的母亲真的没意见吗？
《檀香刑》中，作者将三次酷刑详尽描写，又将“残忍”这一概念推到了常人可以忍受的顶峰。
尤其是在《杰作》一章，作者用极为冷静的笔调，详绘了刽子手赵甲对爱国壮士钱雄飞执行凌迟的全过程——仿佛是作者自身在进行自我满足，将自己代入了笔下的刽子手、对爱国志士痛下杀手……
他借刽子手赵甲之口说道：
起码是在这一刻，自已是至高无上的，我不是我，我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我是大清朝的法律之手！
《红高粱家族》中，作者“活灵活现”地写了活剥人皮的全过程；
《酒国》中，作者“痛快淋漓”地写了活杀男婴的全过程；
《蛙》中，作者“绘声绘色”地写了强制流产、并强调“冷静”和“置身事外”……
他对残忍的态度，从不是恐惧和疏离的，而是向往和亲近的。
他对变态的态度，也从不是鄙斥和反感的，而是钟情和“上瘾”的。
作者的每部小说几乎几乎都有撒尿、厕所、呕吐、喝尿、大便之类的恶俗内容，而这些桥段又被他的粉丝奉为“高高在上、庸人不懂”的艺术咖。
比如在《战友重逢》中，战士钱英豪与文艺女兵邂逅就是在厕所附近；
再比如《红高粱家族》中，向酒中撒尿的情节曾严重影响了中国白酒的海外销量；
再再比如《酒国》中，多次写到酒后呕吐、尿裤子，以及最后侦查员丁钩儿溺死在茅坑：
他却跌进了一个露天的大茅坑，那里边稀汤薄水地发酵着酒国人呕出来的酒肉和屙出来的肉酒，漂浮着一些鼓胀的避孕套等等一切可以想象的脏东西。
那里是各种病毒、细菌、微生物生长的沃土，是苍蝇的天国，蛆虫的乐园。
侦察员感到这里不应该是自己的归宿，在温暖的粥状物即将淹至他的嘴巴时，他抓紧时间喊叫着：“我抗议!我抗……”，脏物毫不客气地封了他的嘴……
通过对残忍的变态欣赏，以迎合某些读者的变态心理，将中国文化歪曲成一种残忍文化——最终，作者契合了西洋语境中对共产中国的“普遍认知”，从而在海外大批次获奖。
6
回到本文第二段的那张图，可以疑问：为什么本文主角——以及以他为代表的那一众「蓝调文人」，为什么会那么仇恨毛主席呢？
理解这个问题，不妨看一看2005年10月31日他所写的短文《毛主席老那天》（老，在北方方言中为“死”之意，通常为客体用语，即使用时并无感情、并无伤悲之感）：
毛主席的死与我大有关系。不但与我有关系，甚至与我家的牛有关系。
毛主席不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大可能改变，阶级斗争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当上所谓的“作家”。
毛主席怎么能死呢？谁都能死，毛主席也不能死啊！
两点还没到，收音机里就播放开了哀乐。这一年我们已经听了好几次哀乐，先是朱德死，接着是周恩来死，但他们死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没提前预告，看来毛主席真死了。
看战友们的神情，我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死了。那个参谋双手捧着一个玻璃杯子，小脸肃穆得像纪念碑似的。我们的首长拉着长脸，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哀乐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播音员用沉痛的声音说：……
用省略号，是因为我忘了广播词儿，去查当年的报纸又太麻烦，随便编几句又显得很不严肃，所以只好用了省略号。
毛主席死了！这句话、这个事实，像巨雷一样惊得我们目瞪口呆，连我这样的草民百姓，都为国家的命运担忧，都认为中国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但后来的事情发展变化得有点天翻地覆的意思，毛主席死了，天并没有塌下来，老百姓也并没有因为他死了而活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活得不赖。
现在，连老百姓也知道毛主席生前犯了许多错误……
“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是啊，这确是事实，像《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回延安》、《雷锋之歌》、《龙须沟》、《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些为无产阶级、工农阶级谱写史诗的雄文，本文主角是当然写不出来的。
正如他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自始至终倾心苦难和悲凉，却从不去着墨上世纪末北方诸省的工人大下岗惨剧——他只会描写如地主阶级那般的统治阶级被推翻后的所谓“悲惨”，对于工农的悲壮，他了无兴趣。
金樽着尘惶跪拭，万锅无米不耳闻。
《凤凰网》在2022年6月曾有发文为他站台《攻讦xx的文学观，既不懂xx也不懂文学》，这种嘴脸和口令真乃一脉相承，仿佛文学已经成了务必被这部分人垄断和绑架的曲高和寡之物。
忍不住送上毛主席的教诲：
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
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三十多年来，本文主角热衷鼓吹“去政治化”和“扬人性论”，但是这等说辞不知不觉中就已哄骗了太多不明就里的人。
不得不说，对此，还得是毛主席的话精辟：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
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
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
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
从动机而言，否认中国共产党带领工农阶级推翻三座大山，本质不过是要否定共产党人的革命史、中国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罢了。
进而，才可以达到此类文人阶层的真实诉求：拒绝承认新中国的建政合法性，拒绝接受党和人民对旧知识分子的人民化改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文人阶层在经过「去革命化」三十余年后，大抵是烂了，烂得透透的。
包括涌入了大批文人而形成自由化阵地的媒体群。
居庙堂之高的文人阶层、处江湖之远的媒体群魔、驭境外之炮的西方资本，这三股势力在上世纪80年代后逐渐合流，成为了在舆论场上重新压迫中国人民的“新·三座大山”。
毛主席早于1967年即一针见血：
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张雪峰对底层学子好心提点却遭到一群高校叫兽的集体围攻，恰得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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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知识阶层是社会结构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子群体，在新中国之前，他们由晚清封建士人进化，于封建除根未尽的国民党体系中如鱼得水。
得益于民国时代的知识分配不均，文人群体垄断着较多知识、也垄断着由知识消化所造就的所谓“思想”，成为所谓“大师阶层”。
这一阶层历来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乃至某些朝代权倾庙堂。
不过，文人弄权的结果一定是政治走向幼稚化、保守化、法西斯化。
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中国历史上但凡较有作为的时代，无一不是求贤如渴与鄙视文人并存——有商鞅、张良、孔明、刘伯温，亦有许攸、祢衡和杨修。
社会想要前进则必然开动车轮，而车轮滚滚就必然产生震荡。
那么这种震荡，一定会在文人阶层中进行着严格残酷的遴选与改造。
其兴衰胜败的标准在于：文人们能否在实践中体现价值、能否对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是四体不勤、不事劳动、亦或是攀附旧权贵或外族势力。
一旦与时代、民众和实践相脱节，那些孤傲的文人必然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
也就是毛主席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
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
藉此探究，“花钱买太平”、“中美夫妻论”、“全球化”、“和平与发展”……会成为中国当代文人阶层的最爱倒也可以理解。
抱团集中+扬文抑武+近亲繁殖+圈子文化，体制内文人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行其道，各地“作协”开始金碧辉煌，恰似宋朝文人当政。
这部分饱食皇粮的红袍文腐是向来鄙斥群众的，不论是周百义的“我是厅级干部，你是个什么东西”，还是以下半身文学“不负父望”的贾浅浅，包括倾心西洋政治而蔑视中国群众文化的本文主角本人，居高临下的文殿仿佛是他们刀枪不入的象牙塔。
在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中，赵匡胤轻而易举的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政权，对武将自有天生的猜防，因此才有了杯酒释兵权。
他曾对赵普感慨：
选择一百个文官派到全国各地去当地方大吏，哪怕他们全都变成贪官污吏，都赶不上一个武将可能带来的祸害。
在赵匡胤看来，文官贪污不是什么事情，武官的贤能却是大问题。
因而，军队经商、军工下马……
从银河号到台海危机、从南联盟被炸到南海撞机………蒙古和大金肆意凌辱大宋的同时，是文人阶层及其麾下的新闻团体在朝野与民间的趾高气扬、平步青云。
跋
1967年，毛主席有过这样的判断：
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知识分子之投机是无需争论也难以避免的，所以，或许真正应当去评辩的，是知识分子笔墨纸砚身后的花翎……
90年代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主办的《红旗文稿》曾有撰文批判《丰乳肥臀》污蔑中国共产党：
过去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灭绝人伦，也只是流于空洞的叫嚣，难以有文学作品具体地描述，想不到几十年后，却有xx的《丰乳肥臀》横空出世，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丰乳肥臀》一书中，共产党一无是处……而国民党却好处不少。国共两党几十年的斗争，谁是谁非谁得到人民的拥护，谁给人民带来灾难早有定论，xx却不顾历史事实，把人民的苦难全都推给共产党，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再创新，也不能捏造事实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如果真像xx所写的，没完没了地折磨人民，还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并取得胜利？
只是，这样的愤怒在那样的岁月里被无声掩埋。
1997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大家文学奖”，刊架无数……
「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一旦过去，「无产阶级被专政」的时代必然到来。
下游的活水在上游，文风的背后是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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