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
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
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
话说1948年7月底，毛泽东才看到了李济深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5月5日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来电全文。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复电给李济深等人，他写道：
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诸先生，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公鉴：
5月5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5月1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谨电奉复，即祈谅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不久，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拟定了一份名单，决定邀请李济深等77位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后来，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代表人物在1948年这8月间，由香港等地分批陆续到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
8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军事检讨会议。
此时，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勇，除了已经包围了阎锡山集团以外，还把国民党军的5个战略集团牵制在5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上的卫立煌集团，共48万人，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仅依靠北宁的锦（州）榆（山海关）段作为和关内联系的通道。华北战场上的傅作义集团，共60余万人，分布在平绥线上的张家口、归绥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等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海上补给的通道。华东战场上的刘峙集团，共60余万人，集中在以徐州为中心，西起商丘，东至连云港，南至蚌埠的地区。中原战场上的白崇禧集团，约75万人，分布于平汉南段及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上的胡宗南集团，约30万人，盘踞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这5大战略集团彼此孤立，无法机动，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国民党后方的兵力36个旅，约23万人，这一点战略机动兵力根本无法使用。
参加蒋介石南京军事会议的有：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傅作义、刘斐、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卫立煌、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百韬以及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等120余人。
8月3日上午9时，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以《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为题讲了话。他说：
“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污蔑，令人实难忍受。”
“因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自己的精神堕落，生活腐化，以至部队情感隔阂，士气消沉，战力消失。高级将领要改造精神，必须要改革生活，要明廉知耻，继续领导一般同志，艰苦奋斗来完成戡乱建国的使命。”
“回顾以往失败，我本人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国军将领萎靡不振，没有克敌制胜的旺盛精神，以至任何战略战术都失去作用，都不生效力，也是一个原因。本来抗战胜利后，我个人的事业就可告一段落，但是，我担心你们搞不赢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会没有饭吃，才被迫带领大家干，谁知我军许多将领很不争气，使我非常失望。但是，我既已负起责任，就一定要奋斗到底，望大家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发愤图强，努力奋斗。”
8月3日下午，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华北第2兵团第二政委杨成武应中央急召，策马赶到西柏坡村。他们进得屋来，见房间正中放着一张高脚八仙桌，4面摆着长凳，毛泽东迎门而坐，左首是周恩来、朱德，右首是刘少奇、任弼时。毛泽东身后的墙角边，则放着一个作茶几的矮桌，上面放着暖壶和几只战士用的搪瓷缸。
聂荣臻和杨成武在毛泽东的对面坐了下来，毛泽东递给他们两份电报稿，即他在7月22日和30日先后发给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那两份电报：22日电报命令东北野战军8月开始南线作战，打范汉杰集团；30日电报命令先打范汉杰，后打在北平、承德、张家口一线的傅作义集团。
杨成武看罢电报，已经明白中央是要他落实7月23日指示电中所说的组建西进兵团的作战任务了。果然，毛泽东宣布任命杨成武担任新组建的华北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命令他20天内完成一切准备，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把傅作义的主力拖在平绥线上，使他们出不了关或者少出关，以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毛泽东交代完任务，问杨成武：
“有什么困难么？”
杨成武回答得很干脆：
“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笑了笑说：
“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绥远是傅作义的老巢，他们在那里经营了20多年。傅作义一辈子经营了两个兵团：孙兰峰兵团、董其武兵团，一辈子经营绥远，搞了些小恩小惠，群众对他有幻想。他又在群众中进行了像我们对付日本鬼子那样的坚壁清野，你们去了会吃不上饭。要华北供给支援你们，也是很困难的。还有战斗可能很不顺手。成武呀，你们到绥远，得准备饿3天肚子，吃2天草啊！”
杨成武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很受感动，他心想：
“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各个战场都需要他呕心沥血，真是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既向部下交代任务，又为部下把执行任务的困难想透。他是那样了解情况，全国的各个战场就如同一盘棋，全在他的指掌之间。”
杨成武正想着心事，只见毛泽东又转向周恩来说道：
“恩来，你交代薄一波，给他们10万现洋，让他们背着，揭不开锅的时候，就用它买粮食。现在不比以前了，别让咱们的战士像叫花子那样穷。”
杨成武说：
“
朱德一听就笑了，说：
“我们部队里怎么都成了像成武这样的傻瓜！你可以用红军时期的办法嘛，连长背50块，排长背50块，分给大家背，化整为零，没吃的就用现洋换，搞不到小米，可以买土豆。”
8月3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杨罗耿：
本日杨成武来中央面商向绥远行动问题，杨部（8个旅）本月20日左右可完成一切准备，拟待你们在锦榆线作战业已开始，杨罗兵团任务确定（或者包围承德，或者包围唐山），并开始行动吸引傅作义主力向北或向东之时，即由涞源附近以20天行程，主力到达归绥附近攻击归绥，一部袭取集宁、兴和，以配合你们之作战。杨罗任务究竟如何规定，何日行动，你们主力何时开始锦榆线作战，盼即告。
军委江亥
8月4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军事检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自黄埔建军20多年以来，经过许多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度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以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互相埋怨，互相倾轧。尤其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应坚定信心，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绝不可有丝毫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论调，以致影响士气，影响全面。”
“对共产党的问题除军事斗争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宣传各方面的斗争，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哲学问题。”“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军、空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人；在经济上，有9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国民政府仍然统治着广大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要比共产党大过许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败的理由。‘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
8月7日，顾祝同在南京国民党军事检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暂时停止战略性进攻”、采取“重点防御”的建议。蒋介石最后制定了确保华中，经营华南，坚持沈阳到10月底，以观时局发展的军事计划。他企图固定战略重要点线，将兵力靠拢，猥集成一团，使人民解放军“吞不下，啃不动”。
8月7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鱼日19时电悉。绥远为傅作义所必救，不怕不能调动傅部向西，调动傅部是必然的。问题是傅作义自己有3个军及几个独立师，如果他以两个军及一二个独立师援绥，则杨成武在绥难于立足，因绥远及晋西北均粮缺，必须取得集宁归绥两点才能解决粮食问题，过去两次入绥失败的教训不应忘记。不管你们何时开始攻锦榆线，杨罗兵团必须与杨成武兵团配合行动。兹规定杨成武兵团8月21日由涞源以东出动，9月10日左右向归绥集宁两点开始攻击，杨罗耿兵团须在9月10日以前以主力到达承德、北平线并开始攻击，另以一部向平张线动作，配合杨成武兵团之作战，在这一阶段内杨罗耿受军委直接指挥。你们主力按上述两兵团行动时间规定自己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之时间，并预先报告军委。你们对上述规定如有意见，速即电告，否则即照此部署执行。
军委 7日18时
8月9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杨罗耿：
齐17时电悉。
一、杨成武部已确定21日由涞源以东出动，以20天行程（9月10日左右）到达归绥、集宁附近，并开始攻击。
二、傅作义自己所有的3个军（35军、暂3军、暂4军）及各个独立师均位平绥线及北平附近，并未东去，随时可增援归绥。我军是走路，敌人是乘车或空运，我军走路的20天中可能被敌发觉，使援军先我或稍后到达。故杨罗耿必须向平古、平张配合行动，并须先几天打响，才能保障杨成武攻占归绥、集宁。
三、你们所说的92军、94军、16军等部是交给傅作义指挥的蒋介石部队，不是傅作义自己的。这些部队的中心任务是保卫平榆、平古、平张、平保诸线，只要杨罗耿向平古、平张行动，除92军外，均将迅速缩回。94军、16军等部均在对付杨罗耿，且距锦榆线极远，决不会妨碍你们打锦榆线。94军并无到锦州讯，第8军王伯勋部两个师（旅）由秦皇岛经上海到蚌埠，并无又回北宁线消息，只有92军确到滦县一带，你们以一部钳制该军，决不会妨碍你们打锦榆。你们不要被敌人的伪装所迷惑，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军委 9日23时
8月10日晨4时，华东野战军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发动济南战役的3点方略：
1、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截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2、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对可能北援之敌，仅以必要兵力阻击之。3、攻济与打援同时进行，但应有重点地配备与使用兵力。
8月11日，林彪等人致电中央军委说：南下的粮食、道路等困难无法解决，因而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8月12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对林彪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罗刘：
11日11时电悉。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你们6日19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8日17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3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罗及你们，如像今年4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军委未12日6时
第二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承认他们对北宁线的敌情是轻信了一些不确实的消息，作了错误的判断。关于南下，他们在电文中说：“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
8月12日傍晚，毛泽东复电给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王建安、谭震林等人。
此前，毛泽东为了打好济南战役，决定召见3月至7月间参与指挥了洛阳战役和豫东战役的华东野战军“虎将”王建安。王建安带着豫东战役胜利后的喜悦匆匆赶到西柏坡，一见到毛泽东，就抢先几步敬礼问侯：
“主席您好！”
毛泽东高兴地说：
“建安，你来了。快坐，坐。”
王建安落座后，勤务员递上一杯清茶。毛泽东展开一张地图，指着用红蓝铅笔画出的地方，向他讲述了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和当前的任务，尔后点燃一支烟，接着说：
“建安同志，根据军委的决定，这次让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城市攻坚任务，攻下济南！”
“服从军委的决定。”
王建安不假思索地说。毛泽东很高兴，要王建安和他一起吃晚饭，边吃边谈，他说：
“中央考虑了，山东兵团大都是山东人，许世友在胶东部队里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颇有名气哩！你们是山东‘双雄’。人言‘两雄难并立’，我则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手要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我们的战士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本传前面说过，1937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中，许世友准备拖枪回四川打游击，因王建安向抗大校方作了报告，便与王建安翻了脸，从此不再理睬王建安。抗战爆发后，两人都到了山东，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回到军区一个院子里开会，许世友也从不和王建安搭腔。王建安好几次有意和他消除“间隙”，但许世友就是“没理睬”。
王建安明白毛泽东的话中话是强调“团结”，怕他不服许世友，搞不好团结。于是当即站起来向毛泽东表态说：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
毛泽东笑了，示意他坐下，说道：
“那好！我们来演一出《失空斩》，失了街亭，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然后打你40军棍。我也向中央请罪，官降3级。好吗？”
第二天，王建安立马赶往山东省青州华野指挥所，向华东野战军领导人传达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
再说毛泽东在8月12日傍晚给粟裕等人的指示电中写道：
粟陈唐张，并告许王谭，华东局，中原局：
灰日4时电悉。你们所提3个方案我们正考虑中，待你们和许王谭会商提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以后，再正式答复你们。现我们只提出一些初步感想，作为你们会商时的参考材料：
一、9月作战，预计结果有3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你们所说既攻克济南，又歼灭5军等部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
二、你们第3方案之目的，是为了争取第一种结果。其弱点是只以两纵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而集中11个纵队打援，则援敌势必谨慎集结缓缓推进，并不真援。邱、区兵团之所以真援开封，是因为我们真打开封，敌明确知道我是阻援，不是打援，故以10天时间到达了开封。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方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便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一段路程，可能给予战局以影响。
三、再一个条件即是在使用许谭全力而不要其余各纵参加，或者即使参加也只是个别的师，至多不超过一个纵队的条件下，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即采取你们第二方案，争取上述第二项结果。我们觉得这样做比较稳当，比较能获结果。因为此次作战，是在区兵团主力被歼，邱黄又受重创，25师后撤的情况之下，虽然新来了8师、64师，至多只能抵上区兵团主力之被歼及25师之后撤；你们集中6至7个纵队，不但能阻住援敌于适当地区，而且能歼灭其一部分，至少能保障攻克济南。这就是我们所想的攻城打援分工协作计划。
四、不管你们采取第二方案或者第三方案，在兵力部署方面，叶飞所指挥的3个纵队，应于本月下旬结束整训，北移嘉巨地区。已经在北面之各纵及正在移动中之第3纵，则应适时位于兖济或其以南地区。即是说，除韦吉之5个旅可以临时决定参战位置外（该部似以担任攻击徐蚌段为宜），一切正规兵力均应位于正面，先求阻击，然后寻机歼其几部。而不要企图以叶飞3个纵队尾邱黄之后，作夹击邱黄之部署。如果你们是企图打援，则邱黄决不分散走两路而让你们夹击其一路。那时敌之部署，极大可能是以一部位于运河以西（例如金乡）以钳制我军一部，而以主力沿津浦路北进援济。或者相反，以一部扰击津浦路，而以主力沿运西北上援济。因此，我军必须事先夹运而阵，并构筑几道防御工事，以便随时转移兵力于运东或运西阻击与歼灭敌援。
五、粮食是极大问题，你们到兖、济开会，华东局及冀鲁豫均应派负责干部参加协筹粮食及其他问题。
军委 12日19时
8月13日，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请示中共中央说，他想在华大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毛泽东知道后说：
“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再搞一个什么主义，不要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领袖都搞成另一个主义。日本党搞一个德田球一主义，美国党搞一个福斯特主义，这怎么行？我们就是一个主义，马克思主义。”
8月15日，毛泽东对吴玉章的电报作了答复。他在复电中写道：
“那样说法是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这种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8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
你们直属各纵新兵、弹药补充情形如何？9月华野攻济打援是一次严重作战，需要你们的有力配合，望对你们直属各纵9月作战计划预先筹划，于月底以意见电告，再则望将大别山敌我情况见告。
军委未删
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和萧三到村外的大路上去散步，二人正谈得高兴，忽然看见滹沱河边围着一群一群的人，在那里吵吵嚷嚷，毛泽东问卫士：
“那里那么多人，出了什么事了吗？”
卫士回答说：
“昨天刚下了大雨，河水暴涨，顺着河水冲下来很多东西，那些人可能是在看河里的人捞东西呢。”
“走，咱们也去看看。”
毛泽东提议。萧三就说：
“好，咱们也去看看。”
毛泽东领头顺着一条水渠朝滹沱河边走去，他看着河边被水淹没了的大片稻田，惋惜地说：
“眼看收到手的粮食，水一泡就要减产了。应当帮助老乡们赶快排水，把稻子扶起来，这样还可能减少损失。这就叫天灾呀，前几天干旱，大家都盼着下雨，现在雨大了又成灾了。将来人能胜天了，就可以大大减少这种灾害。能利用河水灌田，变成旱涝保收就好了。在南方，雨水很多，也经常下大雨和暴雨，但成灾的时候却很少。”
萧三也对警卫员们解释说：
“在南方，有几个省做到了旱涝保收。在我们湖南，平地都是水田，下大雨也不怕，渠道河流交织如网，水流畅通，小河通大河，大河通江湖，很少闹水灾。”
在滹沱河里，有很多老乡、机关干部和部队战士们，他们正在奋力打捞从上游漂下来的东西，有西瓜，有木料，有衣物，还有鸡、猪、牲口。毛泽东站在水边，看着看着，用手推了萧三一下，说：
“怎么样？下吧。咱们也和青年们赛一赛，看谁捞的东西多。”
“不行哟！”萧三摇摇头：“这不是湘江水，这是凶猛的滹沱河。如果今天我们要是站在湘江边上，我一定陪你下水，痛痛快快地拼搏一场。”
其实，湘江在汛期比滹沱河还凶猛。毛泽东知道萧三不敢下水了，就又将他一军，说：
“看来，你还是不服老啊！”
“我不服老。”萧三知道毛泽东的意思，虽然嘴上这样说，还是找个了理由：“滹沱河我还是可以下去的，可是衣服湿了就不好回家了。”
毛泽东开玩笑说：
“你不要得了职业病，只能‘坐家’动笔，不能干别的。”
萧三也笑着说：
“你的时间太宝贵了。再停一会儿，你也该吃饭了。”
8月21日，刘少奇和他的第6任妻子王光美举行了朴素又热闹的婚礼。新房就设在西柏坡刘少奇居住和办公的两间土墙瓦顶房里。
王光美，曾名董朴，祖籍天津，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是大资本家，在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政府的代理农商总长，1918年出席巴黎和会和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使团成员之一。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的家族更为强大，是天津的富商世家，她的外祖父当过大学校长。
8月22日上午，毛泽东应参与指挥豫东战役的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后又参与了济南战役）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的请求，接见了他们。据高存信回忆：
“毛主席住在一个农家小院，环境很幽静，我们随周副主席进屋后，叶参谋长走了出来。周副主席把我们向毛主席作了介绍，毛主席迎上来与我们一一握手。当与我握手时，周副主席对主席说：
‘看出来了吧？他是高崇民（著名民主人士，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被选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任民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安东省主席；1948年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笔者注）同志的儿子。’
主席仔细打量了我一下笑着说：
‘很像，很像，很像高崇民同志呀！’
一句话把我们都说乐了。看到主席那么慈祥，那么平易近人，我们刚来时的那种紧张、拘束的心情，一下就一扫而光了。
毛主席房里的摆设，就是农家普通的方桌木椅，只是因为毛主席身材高大，桌椅用砖垫高了一些。周副主席走后主席像拉家常一样和我们交谈起来，问我们是什么地方人，年龄多大，在哪学的炮兵，我们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主席又向陈锐霆询问豫东战役的情况，向我询问华北军区炮兵作战及装备情况。我们回答后，主席很兴奋地给我们讲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形势，他伸出左手攥成拳头，拳心向下放在桌子上，然后用右手比划着拳头说：
‘解放战争就好比爬山，最吃力的上坡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到了山顶，我们就要下山了。这就是当前解放战争的总的形势。’
毛主席的一席话把决战前夕我们面临的形势一下给讲透了。随后主席又对我们说：
‘你们在黄埔军校学过炮兵，现在干的又是炮兵，炮兵很重要啊！一定要把炮兵搞好。今后还要大大发展，建设一支强大的炮兵。’
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当即向毛主席表示，一定要把炮兵工作搞好，让炮兵在今后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时叶参谋长仍在等着谈话，我看了一下表，时间过得真快，按周副主席的要求，时间已超过10分钟了。我们觉得不该再多占主席的时间，便起身告辞。主席亲切地把我们送出房外，我们再三请主席留步，但他坚持送我们走出院子，一直送到院门口，这才与我们握手告别。
这次接见，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毛主席不仅是一个伟人，一位领袖，同时又是一位长者，一位同志，一位普通的同志。
吃午饭时，我看来的人不少，但大都在院子里等着，只见朱总司令在饭堂两边一张小地桌上下象棋，周围还有几个同志，有的在观战，有的在看报，我便围上去看朱老总下棋。只见其它饭桌上已摆上三四小盆菜，看样子菜还没有上全，桌上还放着当时算比较好的枣酒，显然是要会餐。
不一会儿，少奇、王光美，以及周副主席、叶参谋长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随后，其他人也陆续进了屋，各自围桌而坐，因凳子不够，有的站着，军委领导坐在东边的一张桌子上。待大家坐好后，只见朱总司令首先站了起来，他请大家端起酒杯，说：
‘今天，我们为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结为伉俪举行会餐，祝他们新婚幸福，干杯！’
这时我才明白会餐的意义。平时我不会喝酒，但为祝贺他们新婚之喜，便毫不犹豫地端起碗一饮而尽。大家边吃边喝边谈笑，尽情举杯祝贺。”
8月24日，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毛泽东说：
“我部队大约可于本月底或9月初出动，在9月6日前后，即可在北宁线各城打响。”
8月25日，粟裕在山东曲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济南战役的具体部署，谭震林、王建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把部队分成攻城和打援两部分。攻城兵团由7个纵队及部分地方武装组成，共约14万人，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
8月26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的指示电：
粟谭陈唐：
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3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
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机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在打胜援敌后再攻城。估计到这一点，在你们将全军区分为攻城集团和阻援打援集团之后，两个集团均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特别是阻援打援集团应留出强大预备兵力，准备在第三种情况下，你们手里有足够力量歼灭援敌。为达此种目的，你们应着重多道坚固阻援阵地的构筑，以便一方面节省阻援兵力，不使自己的大量兵力消耗和疲劳于阻援作战之中，另方面使敌大量消耗于我阻援阵地之前。弹药的使用及储备，粮秣的筹集，均须和上述要求相适应，即要注意在第三种情况（最困难的情况）出现时，你们不但在兵力上，而且在弹药和粮秣上，均有办法战胜敌人。只有在你们预先准备好了这一切，才能保证胜利。
军委 26日3时
8月28日2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裕同志：
感晨电悉。此役关系甚大，根据敌我两方情况，你的顾虑是有理由的。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即我们26日3时电所说第三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而不应以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攻克济南之时间不能预先只规定一种，而应预先规定3种，即20天、1个月、两个月。这3种时间中，我们固然要争取第一种，其次是第二种，但这在战役发起之前只是一种理想，是否能实现要依攻击过程中敌之防御能力如何才能确定。或者20天左右即可攻克，这样我阻援兵团是有把握阻得住援敌的（包括歼敌一部分）；或者要1个月左右才能攻克，这样我必须歼灭援敌几个旅，虽然不一定是6个旅，但歼其3至4个旅是完全必须的，否则就不能阻住援敌，我攻济必功败垂成。但最重要者是1个月左右还不能攻克济南，必须大量歼灭援敌，例如6个旅、8个旅或更多些，根本停止了援敌前进，给我以所需要的一切攻城时间，例如一个半月，两个月，或更多些（打临汾曾费去72天）才能克城，你们的根本出发点应放在这种情况上。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故我们于12日12时电要你们只用东兵团攻城，至多再加个别的师或一个纵队，而用其余全力阻援及打援。26日3时电则要你们不但在阻援打援方面留出强大后备兵力，就在攻城方面亦须如此，以便在必要时机集中全力先歼援敌，因不真攻济南，则援敌必不来。攻城使用兵力太大，则打援又无力量。在此种形势下同意你的意见，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及吸引援敌之力量（两至3个纵队）用于攻城，其余全部用于打援。依情况发展，如援敌进得慢，而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全力先打援，后攻城。
军委俭丑
8月末的一天，李银桥陪着毛泽东在村外散步，碰到毛岸英刚从邻村下乡回来。毛泽东远远看见儿子，便迈步迎了上去。
毛岸英是在5月份从山东搞土地复查工作后回到西柏坡的。据这一年夏季被调到中央机关的王鹤滨回忆说，他在中灶食堂曾见到了毛岸英和于光远、王惠德、王子野、何理良等一帮子中央宣传部的年轻干部在一起吃饭。
毛岸英这一时期正在学习古典文学，他在言谈之中，时常也带一点之乎者也，引得于光远等人哈哈大笑。毛岸英停止了进餐，端着饭碗，用拇指扣定筷子，带着疑惑的神态，逐个向几位发笑的同事审视了一遍，说道：
“难道我的话说错乎？”
他的话刚一出口，立即又引起一阵更大的笑声。何理良的女高音最响亮，她笑得直不起腰来，右手捂着肚子，眼泪也笑出来了。毛岸英呆呆地望着发笑的同伴们，他不明白，刚才的一句话，为什么又引起大家更大的笑声。于光远逐渐收敛笑容，对毛岸英说：
“你说的话没有错，不过古文——文言文，是书本上的语言，古人的语言，也可以说是已经死亡了的口语语言。你把它用来和现在生活中的语言放在一起说，就显得不伦不类了，才引得我们发笑的。”
毛岸英听罢，“哦”了一声，用眼角瞟了一下笑着的同事们，带着羞涩笑了一下，微红着脸，低着头继续吃饭。
此后不久，胡乔木介绍田家英来到毛泽东身边任秘书，同时辅导毛岸英学习语文和历史。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1922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双流县永福乡一个小康之家，失去父母后，家道中落，中学时因生活所迫辍学，靠卖文为生。1938年2月他在陕北公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担任学校总支秘书、中国近代史教员、宣传科教育干事等；1939年进马列学院继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学院教育处干事和中国现代史教员。1941年他进入中央政治研究室，1947年参加晋西北的土改运动，1948年调入中宣部历史组工作。
毛泽东一见田家英，就问道：
“你到我这里工作，有什么想法？”
田家英答道：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毛泽东听了有点儿不大高兴。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后，他和毛泽东有一些共同和相似的情趣和爱好，都喜欢读中国古典文学古诗词和中国历史。田家英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为座右铭。但是，他的学问远远不及毛泽东渊博，谁也无法知晓，毛泽东究竟读了几万卷书。毛泽东是诗人，田家英也能写诗，二人在一起谈话，毛泽东还是比较满意的。
就在几天前，毛岸英和未婚妻刘思齐一起来见父亲，他说：
“爸爸，我跟思齐的事，康妈妈跟你说过了？”
“嗯。”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头也不抬地说：“你们俩都同意，我没有什么意见。”
“那我们就办理结婚手续吧？”
毛泽东这才抬起了头，问刘思齐：
“你正在学习，在学校还没有毕业，现在结婚不怕影响你的学习吗？”
刘思齐说：
“结婚后好好安排一下，不会影响我的学习。”
“好，好！”毛泽东点点头，又问道：“岸英是1922年生的，思齐你是哪一年生的呀？”
刘思齐回答说：
“我是1931年生的。”
“31年生的？他比你大八九岁，你知道吗？”
“知道。”
毛泽东说：
“你还小，着什么急呀？反正我同意你们的婚事，等一等好不好？”
“好，听爸爸的。”
毛岸英说罢，就和刘思齐一起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可不大一会儿，他又回到了父亲跟前。
“你怎么又回来了？”
毛岸英对父亲解释说：
“我想结婚以后，可以专心致志地工作和学习。这样，就不必在这方面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了。”
毛泽东问：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同意你们马上结婚呀？”
“是的。”
“不是告诉你暂时不要结婚吗？”
“我自己的事还是让我自己做主吧。”
“你找谁结婚由你做主，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那还要由制度和纪律做主。思齐还小，不到结婚年龄，现在不能结婚。”
“可我都27岁了。”
“我说思齐还不到年纪！”
毛泽东提高了嗓门。毛岸英说：
“思齐也18岁了。”
毛泽东较起真来：
“周岁？虚岁？”
“虚岁。可不到年龄结婚的人多着呢！”
“谁叫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生气了，将笔重重地放在砚台上，冲着毛岸英吼道：“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思齐不到18岁，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你们结婚！”
毛岸英没想到爸爸为这事会跟自己发这么大的脾气，挨了训转身就走，刚走到院子里，一下子晕倒了。值班哨兵急忙把他扶到了一间房子里。毛岸英回到自己的住室，气得躺在床上直哭，第二天也没有起床，谁劝也不行，卫士只得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一听就发火了，大步走到毛岸英住室房门口，喊了一嗓子：
“毛岸英！你想干什么？”
毛岸英一听父亲发了怒，立刻老老实实地起了床，不敢再闹了。毛泽东转身走时，又撂下一句话：
“没出息！”
再说那天毛岸英远远看见在村外散步的父亲，转身想躲着走，却被毛泽东叫住了。
“你莫躲我！”毛泽东抬手说：“你过来。”
毛岸英只得走近父亲。毛泽东平心静气地问道：
“怎么，结婚的事想通了么？”
“想通了。”毛岸英垂头丧气地说：“是我不对。”
“思齐呢？”
“她也想通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过年以后再结婚。”
“这才像我的儿子么！”毛泽东满意地摆了一下手：“你去吧。”
望着儿子离去的背影，毛泽东转身问李银桥：
“银桥，你说我跟儿子亲还是跟你们亲？”
李银桥想了想，回答说：
“主席跟我们接触多，感情也更深些。”
毛泽东说：
“我跟儿子难得见一面，就是到了一起，一年也难见几面。我只是和你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说着话，两个人开始往回走。毛泽东又说：
“银桥呀，我和我家里的这点事，瞒天瞒地也瞒不过你们。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讲，我死了以后可以讲，要讲实话。”
李银桥听了，心里感到酸楚楚的，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人们已经睡熟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任弼时的房间里还亮着灯。雨又下起来了。蚕豆大的雨点成串成串地从天上掉下来，刹那间变成了瓢泼大雨。
西柏坡村边山地上的两孔窑洞，因年久失修、土基松软，经不住如注的雨水从山坡上直灌下来，突然坍塌了。流动哨兵立刻大声惊叫起来：
“快来救人呀！快来救人呀！窑洞塌了！”
被叫醒了的人们冒雨朝出事地点跑去，边跑边呼叫着别的人：
“快去通知修缮队，叫他们带了工具来救人！”
顷刻间，塌了窑洞的山坡上聚了很多人。修缮队的人用铁锹和十字镐连扒带挖地实施救援。周恩来也急匆匆地跑来了：
“怎么样，人救出来没有？”
有人回答说：
“挖到现在了，还没见着人！”
还有人喊：
“土层太厚，雨大不好挖！”
此时，毛泽东也顾不得穿雨衣就往外走，被阎长林和警卫排的几个人拦住了。阎长林说：
“主席，雨这么大你就别去了！你去了也使不上劲儿！”
几名警卫战士也说：
“卫士组的人已经去了！那里的人手已经够多了，周副主席正在那里组织抢救呢！”
过了一些时候，卫士组的人一身泥一身水地回来了，毛泽东急切地询问塌房的情况，他们报告说，扒出了3名干部和1名民工，机关事务处的理发员曹庆维因埋得太深、埋的时间太长，扒出来时已经没有了呼吸，不幸牺牲了。毛泽东听了，难过得沉默了好长时间，许久之后才沉痛地对李银桥说：
“小曹前几天还给我理发来着……多可惜呀……”
站在他面前的几个人都不说一句话，毛泽东又悲怆地说：
“告诉机关的领导同志，一定要把曹庆维同志的后事处理好，我要去参加曹庆维同志的追悼会。”
第二天上午，雨停了。伍云甫和叶子龙按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在西柏坡的大会堂里为曹庆维布置了灵堂。
下午，在曹庆维的追悼会开始前，毛泽东从周恩来手中接过了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发来的一封急电，他不能去大会堂了，便赶忙提笔写了一副挽联：哀悼曹庆维同志
写罢交给阎长林，让他立刻送到追悼会上去。工作人员挑了一个最大的花圈，挂上了毛泽东写的这副挽联，庄重地摆放在了灵堂的正中央。
1948年9月1日，应中国共产党之召唤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将军，在归国途中不幸遇难。
早在7月30日和31日，冯玉祥在纽约报纸上先后发表了《告别留美同胞书》和《告别美国人士书》，他声明说：
“这次回国是为了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真正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中国人民的力量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蓬勃发展，中国前途是再清楚也没有了。人民的胜利就在不远的将来。”
他和夫人李德全及儿女乘坐的是由中共拨款给苏联而专门安排的苏联在二战中缴获德国的一艘轮船，于7月31日秘密离开纽约，8月中旬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这里停留的一艘国民党军舰引起了冯玉祥的警惕。9月1日客轮途经苏联黑海时突然起火，冯玉祥在烟火中窒息而死，他的小女儿冯晓达也同时遇难。美国和苏联都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地政治谋杀，且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后来才知道是有人用黑色炸药引燃了火灾，而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了。
毛泽东、朱德获悉冯玉祥将军在黑海遇难的消息，立即致电李德全，唁电中说：
“惊悉冯先生及令爱不幸遇难，至深哀悼。冯先生置身民主，功在国家。尚希勉抑哀思，并为实现冯先生遗志而奋斗。”
李德全收到唁电，立即复电毛泽东、朱德说：
“冯玉祥将军不幸于9月1日下午3时在黑海‘颇毕大号’轮船上被焚逝世。我俟健康恢复后即返中国，继续为民主而奋斗。”
后来在1952年，中共中央为了永远纪念冯玉祥的历史功绩，决定将其骨灰安葬在泰山山麓。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骨灰安放仪式隆重举行，他的墓前铭刻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亲笔挽词。毛泽东的挽词是：“冯玉祥将军逝世谨致悼意。”
再说9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谭政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谭：
据南京谍息：国防部已制订在营口登陆的作战计划，在这次作战中将有防御部队参加，并由招商局的船只保证军队的运输，被指定参加这次作战的各部队已有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国民党指挥机关对这次作战很重视，国民党军队登陆后拟向沈阳西北方面冲击，假使他们不能在营口立足，那么，最低限度他们必须保证部队从沈阳地区撤退的走廊等语。望注意此项消息，国民党似有将长沈军队从营口撤退之准备。如此事在你们攻击锦榆线以后实现，你们须准备于攻占锦榆后回师歼击由沈阳撤退之敌军，务使长沈敌军不能向华中撤走。
军委申江
9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一、同意江19时电部署。
二、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涉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13军。照你们江19时电部署，打了义县、高桥、兴城、绥中4处之敌以后，锦西之两个师，山海关、前屯卫之两个师，锦州之5个师，津榆线上之5个师（这5个师名义上属傅作义指挥，实际上似是属范汉杰指挥），均互相孤立，均好歼击。在歼击这些敌人时，卫立煌有极大可能增援，可在运动中歼击增援队。如此，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要预先涉想继续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控制整个北宁路（除平津段）于我手，以利尔后向两翼机动。在我杨成武部向绥远进击，我杨罗耿部威胁平张线的条件下，傅作义除已在唐山地区之5个师外，不可能有多的兵力向北宁线增援。你们主要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因此，你们现以7个纵队又6个独立师位于新民及沈长线是正确的。但在你们未攻锦州以前，长、沈敌人在你们强大兵力威胁之下是否敢于有所动作，还不敢断定，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情之估计及你们行动之大体设计，希望你们预先加以考虑，具体判明及决定要在你们打了几部敌人之后。
军委申微
9月7日，毛泽东发出了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写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一）（见《毛泽东选集》）：
“我们准备5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
“你们如果能在9、10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18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3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你们的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一方面长、沈之敌可能不出来，另一方面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18个旅）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可能收缩于锦、唐两点，变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再则，今年9月至明年6月的10个月内，你们要准备进行3次大战役，每次准备费去两个月左右时间，共费去6个月左右时间，余4个月作为休息时间。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1、确立攻占锦、榆、唐3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2、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3、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以上意见望考虑电复。”
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机关小食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第三次九月会议”，这是自撤出延安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7人，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
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14人，他们是：陈毅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邓小平薄一波曾山滕代远邓颖超饶漱石廖承志张鼎丞刘澜涛
另外还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10人，他们是：李维汉杨尚昆胡乔木傅钟李涛安子文李克农冯文彬黄敬胡耀邦
毛泽东首先作了报告，他说：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大约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目标上来。”
毛泽东还说：
“解放战争打了两年，我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共消灭敌人正规军200个旅，是蒋介石总兵力500个旅的五分之二。今后按每年消灭100个旅左右计算，再有3年，歼敌300个旅，打倒国民党，没有理由说不可能。”
“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构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
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不同。”
毛泽东还批评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他说：
“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所以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第3天，毛泽东已经连续工作了3昼夜。在这3天3夜里，他每天只吃两餐素面或麦片粥，有时就着叶子龙做的湖南风味的酱豆腐，喝一缸麦片粥，就算是一顿饭。
“馋了，你想办法弄碗红烧肉来，要肥点的，我补补脑子。”
毛泽东这样吩咐李银桥。江青知道了，皱着眉头对李银桥说：
“真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气！你不要弄了，贺老总不是送来腊肉和鱼了吗？给老板做得有滋味些，什么不比那碗红烧肉强？”
毛泽东吃饭时见没有红烧肉，发了脾气，大声责问侍立一旁的李银桥：
“怎么回事？交代了的事情为什么不办？是办不了还是不想办？啊？”
李银桥看看坐在旁边的江青，江青也不敢做声，他又不好说出是江青不让办，一阵委屈，流了泪。他就那么一声不响地站着流泪，什么话也不说。毛泽东似乎看出了什么，不再责问李银桥，抓起筷子草草吃了几口饭。饭后，毛泽东把李银桥叫进屋，声音变得很温和，说：
“我发脾气不对，可是，怎么回事？又是江青？”
毛泽东再三追问，李银桥才不得不说出是江青的交代。毛泽东气得拍了桌子，他说：
“我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吃饭不要她管，今后我吃我的，她吃她的，就这么办了！”
后来在会议期间，卫士们给毛泽东做了两次红烧肉，还出去打斑鸠给他吃。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为我吃的东西费力气，一个星期给我吃两次肥肉，那就足矣。”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各战略区的主要领导人都进行了个别谈话。他找到负责第1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说到派王世英到太原阎锡山处劝降一事，他说：
“如果有这种可能，就尽力争取。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决，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阳孝义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去，麻烦就少了。”
毛泽东认为，和平解放大城市，不仅能够保护大量的工商企业，为建国后进行经济建设做准备，更重要的是，他害怕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他曾经说过：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徐向前听了毛泽东的话，迟疑了一会儿说：
“恐怕不太容易。”
毛泽东问道：
“阎锡山有何顾虑？”
徐向前说：
“恐怕不是顾虑问题。我们曾采用各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过8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徐向前见毛泽东的脸色沉了下来，就补充说：
“我们立足于打，但也不放松争取和瓦解工作，尽量减少麻烦。”
毛泽东缓缓地点了点头，说：
“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的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毛泽东在和邓小平谈话时说：
“我们每次见面都有很大变化。明年我们再见面时，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邓小平说：
“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我回去和伯承同志研究一下，我们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我想一定能够完成。”
周恩来在旁边说：
“你们的位置太重要了，要靠你们去消灭蒋介石的命根子，消灭他的主力部队，还要剿蒋介石的老窝呢。”
邓小平说：
“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陈毅说：
“我们的本事就是一条，坚决完成主席和中央交给的任务。”
朱德也笑着说：
“完不成任务，就打你这胖子的屁股。”
“总司令还没有打过我的屁股，我想我们不会挨打。希望下次见面时，能在你家吃到四川的腊肉。”
“好啊，我给你把四川腊肉准备好，到时候你就来吃吧。”
欲知毛泽东如何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做事历来是未雨绸缪。他在城南庄等候去莫斯科向斯大林解释新中国政权的性质，目的是要在吸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新政权建立后，能够征得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支持而避免引起误会。他在“九月会议”上强调新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说要在各级政府、各种政权机构的名字上加上“人民”二字，“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不同”。他在会议期间批评那些根本不懂马列而又急于标新立异者提出的“新资本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口号，进一步强调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有这一切，后来的事实都证明了毛泽东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具有非凡的高瞻远瞩的预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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