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廉政之道
七、糊涂与不糊涂
一个执政者，必须思路明确，处理问题不可糊涂。历史上曾有一句名言，叫“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是宋太宗时期的一位宰相，宋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而大事不糊涂。史书说宋时李继迁叛犹西边，保安司令捉住了他的母亲，宋太宗单独召冠准商量如何处置。太宗决定把他的母亲杀死。吕端猜测太宗找寇准必谋大事，待寇准出宫路过自家门前时，吕端邀寇到家，就问：“太宗是否不让你告诉我商量什么事情？”寇准说：“没有。”吕端说：“如果是边境常事，我不必知道，如果是国家大事，我位居宰相，不可不知。”寇准这才将和太宗商量的事情详细告诉了吕端。吕端说：“如果这样处理是失策，希望你从缓处理，我复奏太宗。”吕端见了太宗说：“昔日项羽俘获了太公，想要杀死，汉高祖说，‘愿分我一杯羹。’夫举大事不顾其情，何况继迁悸逆小人乎！你今日把他母亲杀死，明日你能抓住继迁吗？如若不能，这不是结下仇恨，更坚定了继迁叛变的决心？”太宗问：“依你说怎么办？”吕端说：“以我的意见，把她安置在延洲，以善相待，这样虽不一定能够招来继迁投降，但总可以牵制住他的心。他的母亲生死竟在我手。”太宗称善，就说：“几误大事。”后来继迁的母亲死在延州，继迁亦寻死，继迁的儿子纳款请命，这是吕端的一大功劳。
吕端是小事糊涂而大事不糊涂。然而有些事情必须要糊涂。这就是郑板桥的论点，叫难得糊涂。《打金枝》里的唐代宗，面临郭暧打了他的千金女，如果不糊涂，把郭暧斩首示众，又怎么交代三朝元老郭子仪呢？所以该糊涂的就是要有意糊涂。
张怀英的用人之道是用人之长，避人之短。他说金无赤金，人无完人。什么人有什么人的长处就把他用在什么地方，只要把人用得恰到好处，工作就会有起色。有些工作，需要立即打开局面，他就派合适的人去担负此任；有些工作，不能操之过急，需要多方面的协调，他就派更为适当的人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搞政治搞生产他可以找出一大批人，但搞文化工作他却找不到适合的领导，张怀英最初把爱好文艺的赵维政启用，让他当文化馆长。后来昔阳要发展工业，他看到赵维政搞工业比搞文化更为合适，就又启用翟和贵当文化馆长，翟和贵虽然自己不搞创作，但在文化工作方面却很有特长，在建设文化县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接着，翟和贵荣调省里，张福元接继了翟和贵的位置，也是建设文化县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在武的这一面，张怀英启用了翟文焕当公安局长，田明臣当法院
院长。这两个人干了公安和法院工作以后配合默契，基本上没有出现错捕和错判。有一年因为一个案子，怎么也定不下来，张怀英也为此案而发急。翟文焕在详细侦察之后找到了张怀英说，我的意见是立即放人。为什么?因为找不到证据。没有证据只能是放人。张怀英同意了翟文焕的意见，避免了一场错案的发生。张怀英非常重视基层干部的工作情况，特别是他一直关注的劳动模范，对他们的每个工作细节都很注意。陈永贵在大寨工作时，常常得到他的支持。陈永贵官至副总理，也时常和他通气。1975年陈永贵在广西大骂了张春桥，被周总理找去谈话，陈永贵心里却不踏实了。他问张怀英：“你说，周总理会怎么处理？”张怀英问清了周总理的表情之后，笑了笑说：“没事了。”
张怀英虽然不是班科出身，却是一个爱读书肯动脑的人，所谓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古典名著他都熟读于心，讲话时引经据典，分析问题深刻透彻。比如说，商鞅该不该用？韩信该不该杀？焚书坑儒究竟说明了什么？每一个问题从他嘴里说出来都充满了论辩色彩。他说出来的话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号召力，能把人的情绪迅速调动起来。
用人是一门艺术，张怀英的用人就是一种艺术。他从昔阳到文水、到太原、到寿阳，又到运城，提拔起来的干部一批又一批，这些人对他非常尊敬，认为张怀英是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好领导，因此，也把张怀英看成是他们最可靠、最信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