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ition without Transformation：Russia's Involutionary Road to Capitalism
原载：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Vol.15,No.2,pp269-290.
作者：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
译者：辛本赤、测鵏
编者按：苏东剧变后，俄罗斯社会并未沿着改革者们预想的自由市场的大道前行，反而陷入了糟糕的内卷化道路。这便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带来的真实的灾难。吊诡的是，陷入大内卷的俄罗斯在近期的国际冲突中却表现出并不算虚弱的力量，这更加显示出新自由主义的可笑。在隔岸观火之余，我们或许可以庆幸东方的渐进改革好于俄罗斯的弥赛亚式“革命”。然而，这是否也是一种历史的臆断呢？大转型在东方真的实现了吗？还是说历史的进程只是以另一种方式缓慢发生呢？这值得进一步思考。
苏联转型时期的“救世主式”的改革者们，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俄罗斯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过于死气沉沉、低效和过时，所以只有市场能带来经济改善成为了一个信条。但情况却变得更糟。过去十年中，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了一半以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随着物质不安全感的增加而直线下降；随着出生率和预期寿命的下降，人口继续减少。市场体制改革的十年是经济空前衰退的十年。
休克疗法的倡导者们对经济衰退有他们最钟爱的解释——杰弗里·萨克斯写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背叛、安德斯·奥斯隆德认为的前斯大林主义经理人的蓄意破坏、克利福德·加迪和巴里·伊克斯认为的对亏损企业的秘密补贴支持的行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休克疗法的一种不完全的应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缺乏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政治意愿。他们认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机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起。市场不会同时产生银行系统、法治、证券交易所等，这些都是需要培养的，破旧而没有立新是灾难的导火索。当新自由主义者和演化经济学家争论为什么俄罗斯没能走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或者俄罗斯为什么落后于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时，他们对俄罗斯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理解是有限的。他们给出的是为什么未能实现西方某个特定目标——要么是糟糕的处方，要么是糟糕的执行——而不是对俄罗斯未来发展方向的描述和解释。
俄罗斯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与过去发生革命性的新自由主义决裂，也没有像新体制那样渴望进化到未来的资本主义，而是经历了一种我称之为输入革命的退化，这是以牺牲生产为代价换取交换范围的扩大造成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导致了生产向旧形式的倒退，社会的内卷化，导致了党-国向新封建政体的重组。市场转型确实存在，但并不是预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也就是说，没有资本的积累、社会的扩张或发展型国家的崛起。这种并非转型的过渡，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谜题。
一、把波兰尼带到俄罗斯
和其他人一样，我也使用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来阐明这种特殊的市场转型的特征和原因。许多人，特别是上面提到的演化经济学家，已经采用了波兰尼的框架来理解俄罗斯出了什么问题：他对市场乌托邦主义的批判，以及他对任何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家的中心地位的坚持。他们指出了市场有效和动态运作所必需的体制框架。批评家们还借鉴了波兰尼对多重历史轨迹的描述，从而用后社会主义转型这一更不可知论的概念取代了转型的目的论概念。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没有市场之路，就像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单一的、不可避免的终点一样。
这些都是从波兰尼身上学到的重要教训，但我建议采用他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涵盖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一个半世纪——这是一部动态过程的历史，它首先是市场的扩张，然后是对市场的抵制。我认为这种双重运动在俄罗斯被缩短为十年，尽管它的形式和效果有着深刻的不同，因为它是在如此不同的节奏和如此不同的背景下发生的。为了证明波兰尼对英国的描述与今天的俄罗斯是相关的，我将英国的大转变分为与俄罗斯的大内卷化相平行的几个阶段。
首先，波兰尼在书中几乎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讲述市场的起源和斯品汉姆来福利制度的崩溃。在斯品汉姆来福利制度中，穷人的生计是靠现金支付来补充的，而现金支付随着面包价格的升降而起伏。在波兰尼看来，作为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障碍，斯品汉姆来法令是一种反动的家长式作风，它使劳动者道德沦丧、堕落，同时扼杀雇主的企业家精神。正如莫里斯·格拉斯曼所主张的那样，波兰尼对极权主义斯品汉姆来的敌意引发了对共产主义的天然愤怒——它的专制主义、家长作风、对自由的窒息。这个类比是有局限性的——斯品汉姆来不是一个全面的计划经济，而是对抗市场社会的最后一道壁垒。尽管如此，波兰尼对斯品汉姆来令人窒息的行政秩序的猛烈抨击使其与共产主义的相似之处值得注意。
第二阶段始于1834年《新济贫法》的颁布，该法废除了院外救济，斯品汉姆来法令最终被撤销。随着自我调节的市场的最后一个障碍被克服，工人阶级被留下来自己保护自己免受市场社会的蹂躏。1992年，俄罗斯进行了伟大的自由主义改革，放开了价格，向市场力量开放了经济，国有企业实行了凭证式私有化，所有这些都使人民陷入了混乱，重新回到私有制中。和英国一样，面对经济灾难，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主义者鼓吹市场的超自然的救赎力量，也就是波兰尼所说的自由主义信条。
波兰尼的第三阶段是对自我调节市场的反应。他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就在于此：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反对土地、劳动力和货币商品化的社会运动。俄罗斯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这三个支柱的商品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反应，我们将看到，这种反应与其说是一种国家对市场的积极管制，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自我保护的撤退。
最后，在波兰尼的第四个阶段，对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反抗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国际规模，当时各国放弃了金本位制，破坏了国际力量平衡，并采用国家主义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经济问题——共产主义的集体化和计划体制、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罗斯福新政。我们将不得不考虑今天的俄罗斯是否正在走向类似的保护主义和恢复国家主义，或者是一种新封建主义的形式。
将波兰尼对英国的解释作为我们的分析模板，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在后共产主义市场转型各阶段的特点与整个动态的过程，也有利于前社会主义国家过渡进程之间的比较。然而为了避免对俄罗斯案例的另一种不当解读，我们需要揭示《大转型》中未言明的假设，这些假设使得英国的转型具有历史特殊性，若不对其进行澄清，将使我们对俄罗斯案例的解读陷入臆断。
二、将大转型问题化
“大转型”指的是什么历史事件或事件的复合体?在传统的解读中，“大转型”指的是自我调节市场的兴起，波兰尼也称之为“十九世纪欧洲的市场社会。”然而这个单一的市场转型伴随着三个波兰尼设想但没有解释的重要转变：即第一，生产资料的经济转变；第二，涉及社会扩张以对抗劳动力商品化的社会转变；第三，货币经济的国家整合所需的政治转变。俄罗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凸显出这些不引人注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转型存在怎样巨大的问题。
首先，波兰尼故意忽略了市场如何通过生产的转变来促进资本的积累。马克思和韦伯都把积累作为他们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中心，而波兰尼却把它故意地放到了一边。他认为十九世纪的大规模经济扩张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忽视巨大的人类苦难和社会破坏，是建立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的基础。然而，这种经济扩张也为他强调的社会保护现象提供了材料：遏制市场，迫使资本约束其剥削倾向，建立国家的管理机构，改善大部分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没有经济扩张，保护和监管是不可能的。从俄罗斯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立场来看，生产的扩张恰恰是他们所没有的。这是第一个显著特征：没有经济转变的转型——一种没有生产进步的向市场的过渡。
波兰尼的第二个假设是关于社会的转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波兰尼关注商品交换——劳动力的商品化如何带来文化的退化和人类的道德败坏。这导致了对市场的自发反应，在英国采取的形式有激烈的工会运动，要求限制工作时间的工厂运动，要求扩大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以及自治合作社等新的经济形式。他描述了市民社会在19世纪下半叶的兴起，但没有解释。对波兰尼来说，生存决定了侵略性社会规范的必要性，但他没有问它是如何产生的。俄国的市场转型表明，19世纪英国社会的反应决不是普遍的，它以已经存在的资源和能力为前提。在俄罗斯，社会主义的社会机构让位于一个网状社会的世界，社会网络围绕着资源的战略操纵展开。因此，第二个明显的标志是一个并非社会大转型的过渡，一个没有充满活力的社会崛起的向市场的过渡。
第三个转变是主权国家的崛起，这是波兰尼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所设想的。大卫·伍德拉夫在他对易货关系的解释中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如果没有国家首先统一，货币整合就不能通过一揽子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来实现。波兰尼认为，19世纪市场改革开始时，各地区隶属于英国政府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在俄罗斯，苏联的解体给了一些地区自治权，而这些地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民族国家有效地征服。结果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建立易货交换体系和避免惩罚性的国家货币体系来帮助促进他们自己的货币形式和鼓励企业避免破产。因此，俄罗斯市场转型的第三个显著标志是缺乏政治转型，在没有有效的民族国家的情况下向市场转型，从而阻碍了货币整合。
换句话说，当代俄罗斯的非凡之处不在于市场的兴衰而在于缺乏19世纪大转型的这三种重要转变：生产、社会和国家的转变。经济既没有经历新自由主义革命，也没有经历制度演变，而是经历了经济内卷化，市场从生产中吸取资源，使生产陷入螺旋式收缩。我们发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并没有充满活力的协同作用，相反，它们相互排斥，社会转向内卷化；联邦制国家转向全球经济，却无法遏制区域自治；政治内卷化的趋势。因此，我们需要问，为什么是一次大的内卷化，而不是第二次大转型？
三、经济内卷化：市场的扩张
尽管波兰尼打算在他的著作中对市场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信条进行彻底的批判，但他在一个方面重述了这种信条，即把市场的起源、生产要素自由交换障碍的瓦解与市场经济的后续动力分离开来。斯品汉姆兰福利制度——阻挡汹涌而来的市场社会的最后一道屏障——一旦被击败，在新秩序中就再也找不到它的踪迹了。一旦自我调节的经济建立起来，它的逻辑就会抢占过去的任何遗产，抹掉它起源的痕迹。因此，根据波兰尼的观点，无论市场的起源如何，无论市场经济的特定路径如何，市场的魔力和毁灭性都会自行消失。这也是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改革者(及其西方顾问)的预期。他们设想市场逻辑会把被诬蔑的共产主义扫进历史的垃圾箱。可以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开启一个拥有资本主义所有福音的未来。然而事实证明，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充满了过去的影子，甚至可以说是被它的过去所主宰。
译者注：英国的《斯品汉姆兰法案》是乡村士绅等势力为了挽救失地农民免遭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而实施的，对穷人推行家内津贴和公共救济的政策。
当斯品汉姆兰被推翻，1834年实行的新济贫法带来了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时，英国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的市场经济。然若以俄罗斯为例，市场经济的有计划的引入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在匆忙中，旧秩序的许多特征得到了巩固而不是消除。
为了理解旧秩序是如何报复新秩序的，我们首先需要描述旧秩序的特点。它是一种被管理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商品和服务被集中占有，然后再分配。这就建立了行政中心与企业生产在规划目标和指标上的讨价还价关系。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个顺序的三个特点是重要的：
首先，计划体制赋予经济一种垄断的特征，因为指标被分配给特定的企业，重复被认为是一种浪费。在每一个区域内，工业被组织成联合企业，而联合企业又组织起每一个部门。而企业则通过扩大和进一步垄断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以寻求在监督中心增强自己的权力。
其次，在没有硬预算约束的情况下，扩张的状态导致了不惜一切代价扩张的贪得无厌的欲望，这不仅加深了垄断倾向，而且产生了短缺经济。企业面临着来自供应方面的制约，这导致它们将生产资料的投入纳入其组织，或通过与其供应商建立非正式关系来规避指令性经济。这种横向易货关系的半法律体系是由地区政党官员和被称为tolkacbi的中间人组织起来的。
译者注：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企业都雇佣了tolkacbi或督办员（expediter），他们的工作是在官方渠道之外采购稀有材料。tollkacbi是非法的:官方的说法是，他们的工作是文员、监督员或其他合法的工作。但实际上，他们通过黑市交易，以物易物，使用贿赂或其他任何必要的手段来获得维持他们公司所需的物资。
第三，受管制的经济加强了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原因有二。首先，充分就业给了工人以杠杆作用，因为他们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属于短缺供应。对于管理者来说，解雇工人是很困难的且不利于生产的，这种顾虑使得工人们有力量反抗管理者对他们自主权的侵犯。其次，这种自主性也是必要的，因为短缺经济需要灵活地适应不可靠的机器和不可预测的原材料流动。在由此产生的妥协中，只要管理人员提供了实现该计划的条件和最低的生活水平，工人们就会寻求实现该计划。
在后期的党-国解体中，随着中央失去统治地位，原有的垄断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他们不再受任何一个政党或各部的控制，他们的垄断权是不受约束的。地方联合大企业开始表现得像巨型贸易公司，垄断了特定的资源和产品。与此同时，再分配经济的崩溃导致了横向交换的增加，在缺乏现金流和有效的银行系统的情况下，这种交换最初采取易货贸易的形式。最后，随着党的垮台，工人们对生产拥有了更大的控制权，特别是当经理们为了自己和企业全神贯注地组织易货交易时。
我们可以把新秩序看作是旧秩序显著特征的深化，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商业资本新秩序的出现。随着行政经济的解体，每个单位都在寻求利润最大化，但不是通过投资或调节生产，而是通过利用其在贸易体系中的垄断地位。董事们利用他们继承下来的与政府机构的联系来保护他们的补贴、信贷和出口许可证，同时扼杀独立的资本积累。工人控制生产，因此管理者通过减少易货交易的收益来寻求与工人的妥协，但盈余并没有用于重新投资或改造生产。实际上，生产活动与产出系统是平行的，在产出系统中，管理者组织材料的供应和产品的交换而工人则按他们提供的东西获得报酬。先前存在的垄断和工人对生产的有效控制结合在一起，导致俄罗斯走上了商业资本主义和经济内卷化的道路。
党-国的解体是改革的开始。价格自由化在1992年初首次出现，刺激了通货膨胀，进一步激发了从贸易中获利的欲望。企业现在不再乞求资源，而是乞求金融信贷。旧的计划谈判制度变得更加容易，软预算约束仅仅是货币化的。独立银行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一方面作为政府信贷的渠道，另一方面作为企业资产向管理房牟利的转换者。企业间拖欠工资和拖欠工资的情况由于欠账未付而失控。1992年夏天实行的凭证式私有化使企业资产实际上被管理者控制，而工人们却只能依靠漏洞百出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
换句话说，每一次改革都使俄罗斯在商业资本（merchant capital）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难过渡到以积累和自我改造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动态的经济，但只是交换领域的动态——这种动态是以生产为代价的。市场开放了贸易、易货、银行业务，同时赋予了黑手党一个新的含义和位置——一个在没有有效国家的情况下强制交易的影子国家。生产活动萎缩，企业之间的拖欠进一步扩大，工资不发或仅以实物支付。这是前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追求，韦伯称之为投机、冒险、战利品资本主义，是重商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他的“(形式上)自由劳动的合理资本主义组织为动态积累提供动力。与推动了经济革命相反，交换在没有提供经济复苏手段的情况下削弱了生产。
译者注：俄罗斯黑手党在很多方面与意大利黑手党相似，组织和结构遵循相似的模式。这两个组织也有类似的犯罪活动。据信，广为人知的意大利黑手党启发了俄罗斯早期的犯罪集团，形成了类似黑手党的组织，最终催生了他们自己的版本。然而，俄罗斯黑手党由于所处的环境而与意大利黑手党有所不同。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政治腐败和军火销售水平使其得以大规模扩张，并导致许多政府官员加入犯罪集团。俄罗斯黑手党集团还参与了从苏联核计划中窃取的铀交易、人口贩运等活动。
俄罗斯的大转型从未发生过。新自由主义改革者每年都在等待市场复兴的迹象，等待市场革命的开始。改革是激进的，但很肤浅。从一开始，他们就被意想不到的后果所困扰，因为他们只剥掉了苏联秩序的外层，揭示了一个抵抗经济及其机构重组的弹性底层。演化经济学家诊断了休克疗法的错误，但缺乏概念性工具来理解俄罗斯实际失败的轨迹：经济内卷化接着是社会内卷化。
四、社会和政治的内卷化：从市场中撤离
市场沿着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经济长驱直入俄罗斯腹地，苏联经济因而对此做出反应。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内卷化，自然会引发社会和政治的内卷化。为了发掘不同于波兰尼的社会、政治转型理论的内容，我们再次引用他最初的观点，即对“虚拟商品”的分析——波兰尼认为，当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被纳入交换时，它们就失去了本质。当人可以被随意雇佣和解雇时，劳动力就“去人化”了；当土地商品化时，环境会被摧毁，农业也开始充满不确定性；当货币成为投机活动的目的时，商业的生存就将受到威胁。
因此，自我调节的市场会摧毁作为自身基础的社会秩序。波兰尼指出，其结果是，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在英国受到了各种限制性和保护性的反制。劳工自发地组织成工会与合作社，来掀起限制工作日时长、禁止使用童工的工人运动，发动扩大劳动者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其他社会力量也站了出来，在贫困化、经济衰退和暴力镇压等极端情况中保护劳动力。土地的商品化一度撕裂着农村社会，但是作为农村统治阶级的地主士绅利用土地法和税率规化了市场。而包括央行在内的国家金融系统则保障货币价值的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和汇率，并在经济环境中制造稳定因素以使商业平稳运行。在波兰尼的蓝图中，国家通过促成市场和社会的妥协来保护虚拟商品。
然而，面对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90年代的俄罗斯却采取了迥异的方案。不同于市场诞生之初的英国，社会在国家调控支持下生机盎然。此时的俄罗斯，社会迅速从市场经济撤离到一种更为原始的经济形式。同样的，国家不仅没有与社会形成抵抗商品化的统一战线，反而将自身融入世界经济，并成为自然资源、金融和信息国际流动的一环。同时，国家也逐渐和地方经济脱钩，不顾其再生产的需要强行掠夺财富。对于这三类虚拟商品，内卷化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此对劳动力、土地和货币逐一展开讨论。
劳动力的去商品化与自给或小规模商品生产的转向。劳动力由于未得到工资反而去商品化了。工人仍然继续工作，是为了在其中获得非货币资源。在合同基础上，他们能利用企业的装备和原料为自己或直接为他人工作。在工作场域中，商机的信息不停周转，工人就可以谋得非正式的兼职。正如管理者们开始掠夺企业的资产，工人们零敲碎打式的小偷小摸也在愈演愈烈。到最后，国家取消了下岗工人的福利——低收入家庭补助、子女津贴，后来还包括了失业补助和各类养老金。
在企业成为一种非正式的福利组织的同时，工人阶级的家庭也逐渐成为其工作外的生计来源。众所周知，大约一半的俄罗斯家庭都有郊野别墅，周末和假期他们会在此度假，同时照顾孩子、打理庄稼。即使是那些没有别墅的家庭，也会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分到一块地，可以用于种植土豆等粮食作物。其自给的范围已经超过了生存所需的农业生产范畴，包括了衣物制造、家具制造、房屋修理，甚至包括了一些稀缺商品，例如书籍和玩具。总之，劳动力的去商品化并不是通过限制劳动力市场的社会保护形式，而是通过从劳动力市场中撤离，从而倒退为一种更为原始的自给经济。
土地的去商品化，与农业生产的再农民化。在农业领域，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过程。尽管受到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压力，俄罗斯国家杜马仍旧拒绝将土地私有化。集体农庄的成员可以出售自己的土地份额，但交易对象只能是本农业集体的其他产业。集体农庄并未消失，但就像工业企业一样，其功能作用也发生了改变。集体农庄也成为了一种底线式的福利组织，但其经济功能逐渐从农业生产的中心转变为其成员进行独立农业生产的服务中心。由于集体农庄发不出工资，集体成员就在自己的份地上花费更多的劳动时间。集体农庄因而变成了具有租借农机、分配肥料、提供有限贷款以及产品运输等功能的服务中心。由于廉价的进口粮食在城市市场中倾销、城市人口消费需求下降并实现不同程度的粮食自给，因此农业生产者的产品越来越多用于自己消费。和社会其他组成部分一样，这种过程会是导向地区自给的一步。在此情况下，农业生产正在越发再农民化。
货币的去商品化，与易货交易的兴起。最后，我们讨论第三种虚拟商品——货币。此时的问题在于，当货币价格剧烈波动时，企业无法生存。交换媒介必须要求有一定的稳定性，而这一点理应由央行调控的国家金融系统保障。然而，俄罗斯央行无法稳定调节卢布汇率。在改革的前两年，央行通过延长企业自由信贷、保障资本周转的方式刺激通胀。到1994年开始，俄罗斯迎来了一段稳定时期，卢布-美元汇率趋于稳定，通胀速率减缓。但到了1998年8月，卢布-美元汇率又从6:1暴跌到25:1。
低息信贷、独立银行系统的扩张以及为对抗通胀而上调价格的可能性，导致了过渡前两年的现金交易扩张。而当信贷收紧、央行加大调控、透支账户被冻结，企业就会避免现金交易，转而进行易货交易。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使收益更难追踪，从而使可执行的税款减少。根据多数统计，大约70%的企业间交易采用了易货交易的形式。市场价给商品交换比率提供了基准线，再根据商品的可替代性加上一个附加值。因此，如果用石油交易房产，交换比率会倾向石油，就像砖块和木材交换时倾向砖块。
交易通过扩大的实物交换链进行：发起交易的企业必须组织一系列的实物交换，保障其所需产品能和自己的产品进行交换。例如，一个为住房建设公司生产混凝土的工厂需要钢铁，那么工厂经理或者其代理人就要跑去钢铁厂看看他们有什么需求。如果钢铁厂需要煤炭，于是经理又要跑去煤炭工业部门经理那儿询问他们的需求。假设他们对重新安置员工的公寓有需求，于是经理看见了胜利的曙光——因为他清楚建筑公司需要混凝土板。交换链由此实现了闭环：混凝土板送到建筑公司，公寓则交付给煤炭工业部门，煤炭送到钢铁厂，最后混凝土厂就得到了钢铁。这样的交换链可能由发起方的经理或者专门构建交换网络的中间商组织起来。为了方便构建交换链，各种伪货币出现了。例如，生产基本商品的大型企业，例如石油、煤炭公司或者地方财政部门会发行称为vekselia的债券，并以折扣价出售。通常发行公司不会承认自家vekselia的票面价值。由于地方税收是按类上缴的，因此政府重建了用于资源再分配的票据交换所，有人称之为向一种不成熟的、隐蔽的计划经济的回归。
但是，易物交易并非苏联计划经济的长期遗产，在后者被消灭的1992-1993年，经济已经重新货币化了。只有到了稳定期和后续的大规模企业破产期之后，易物交易才作为货币范围外的企业生存方式回归。如大卫·伍德乐夫所说，易物交易的关系的产生，是为了应对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保护地方经济免受由国际金融投机商和陷入跨国金融资本周转的国家导致的货币价值毁灭性的波动。如果说易物交易的交换链重构了苏联经济框架下的关系网络，那么这其实代表着对货币商品化情况下国家调控不足的一种创新性的应对方式。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并非一次大转型，而是一次大内卷：并非生机盎然的社会在国家调控的推动下限制自我扩张的市场，而是社会迅速撤离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随波逐流，而经济则由实物交易的网络连接起来。尽管在英国和欧洲，市场创造了一个与国家关联的弹性市民社会；但在俄罗斯，一方面，在具有众多功能的企业日渐空虚的躯壳之外，已经没有多少具有社会关系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状况也相差无几。我们可以看到这并非市民社会，而是网状社会：相互关系的细线——而非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特征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连结——联系着一个个自给的家庭。
五、内卷化的阶级基础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经济的内卷化与社会和政治的内卷化之间的关联是什么？经济的内卷化必然会导向社会和政治的内卷化吗？社会和政治的内卷化是否会加剧经济的内卷化？是什么样的偶然机制将两者联系了起来？
当然，经济转型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保护与重新融入提供了扩大的国家和生机盎然的社会。没有经济转型就没有长期的社会-国家协同。但波兰尼更关注的是经济转型和社会-国家协同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为什么一些国家调控变得更为有效，而另一些国家却完全失败了呢？波兰尼自己似乎就有两种答案。一方面，他宣称国家自发地显示出调控性干预对于平衡市场和社会是必须的；另一方面，他认为阶级作为整体利益的载体，会将其传达给国家。以英国为例，产业资产阶级在国内和全球范围作为霸权力量崛起；而在俄罗斯，却是商业-金融资产阶级，其基础是与政府的联系和对国际资本的依附。
波兰尼的理论体系在描述19世纪英国的发展方面，确实有着重要作用。政治经济学家的自由主义信条不仅激励了资产阶级，还渗透进了下层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生活经验中。市场乌托邦之所以能捕捉到大众的想象，是因为产业资产阶级可以由此真正开始将自己的利益呈现为整体的利益，因为协调资本和劳动在物质上的进步已经成为可能，也因为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如此的现实。资本依赖劳动。19世纪工人阶级组织的发展与国家对劳动力利用的限制使产业资本转向新的积累方式，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高新技术生产。
但在俄罗斯，过渡却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苏联的秩序下，工人阶级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实践中都处于中心地位。因为如上所述，在短缺经济下，工人的力量尤为强大，这是由于他们必须行使对自己产品的管理权。对于党-国来说，证明和维持自己的统治以及引导工人阶级产生同意是至关重要的，后者因此被赋予了极大的关注。于是，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突出地位并不仅仅是一种获取支持的手段，而是有其物质基础的。伴随着管制经济的瓦解和党政官僚向商业金融资产阶级的转变，经济集中于银行、贸易、黑帮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工业崩溃，工人阶级成为了旧时代的遗民。
另一方面，新俄罗斯人的自由主义信条，远远不是寻求公众积极同意的霸权意识形态，而是成为追求有限经济利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遮羞布。也许在改革伊始，消费主义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当期望破灭、工人日渐贫困化，他们就会产生敌意、对立或带有对辉煌过去的怀念的愤世嫉俗。生产的萎缩和国家的撤离摧毁了工人阶级的基础，工人失去了组织有效斗争的集体意志。除了煤炭工人有能力组织全国总罢工，要求国家支付拖欠工资以外，其他的就只有偶尔爆发的地方性罢工。但即使是矿工的处境也很绝望，因为在由政府支持的世界银行去工业化项目主导下，煤矿一个接一个地关停。
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国家也成为了新生商业-金融资本的透明长臂。在波兰尼对英国的分析中，国家代表着整体利益，协调着市场和社会的平衡。其原因并非国家自发地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因为国家在地主贵族的命令下行动，在那个时期，地主贵族代表着资产阶级掌握政治上的霸权。但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国家被突然出现的金融-自然资源-媒体寡头操纵，他们为叶利钦在1996年大选中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后者报以向他们低价出售全俄利润最高的企业的股份。他们或其中的一些派系一手策划了叶利钦的内阁改组，并或多或少地主导了行政部门的政策。与金融寡头的投机利益一致的是，俄罗斯行政部门一直在寻求西方银行的短期贷款，并与世界银行和IMF勾连寻求贷款。尽管国家杜马在国家经济中扎根很深，但仍然不足以与勾结起来的行政部门和金融寡头相抗衡。
最后，内卷的阶级基础解释了融入世界经济的不同模式。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末的俄罗斯，在各自时期中于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截然相反。对于前者，国际联系提供了新的市场和廉价的原料，驱动了国内积累；但对于后者，国际联系只会削减国内积累，消耗人力和自然资源。这两者也许占据着不同地位，但国际秩序本身也已经改变了。跨国过程在今天的重要性远非往昔能比，它将俄罗斯大地分割为两边，一边是国际城市莫斯科，另一边是阻碍其前进的内陆农村。俄罗斯极化为两个世界，一个是现金交易和国际商品流通的超现代世界，另一个是易物交易、小规模商品生产和小农经济的前现代世界。
当俄罗斯的中心地带日渐融入最为先进的国际信息社会时，内陆农村正朝着新封建主义一路狂奔。封建社会的封建君主制重构为俄罗斯的地区宗主权。他们的地方经济是由超经济力量、帮派和相勾连的地方宗族政权组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阶级逐渐转向自给生产、小规模交易和家族内交换，但为了交换无法生产的基本产品时，他们也会依赖货币。他们的无工资劳动就相当于最低限度的社保、医保、子女保障、残疾保障金和养老金、失业补助、工资补助、住房津贴和子女补贴。这样一个原始的、粘稠的社会，正日渐与莫斯科的政治狂飙割裂。
六、从比较视野看俄罗斯
为了厘清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的历程，我准备了最为宽广的比较蓝图。以卡尔·波兰尼对十九世纪英国的描述为基础——保守家长制的衰落，市场社会取而代之，以及随后而来的统制经济论者对自由市场的抵制。从更广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说这长达一世纪的过渡与抵抗过程压缩进了俄罗斯十年的历史中。但是波兰尼视作理所应当的经济、社会与政治转型，在今天进入世界市场的经济体中已被证明是不存在的。
在俄罗斯，市场化过渡的结果是极具毁灭性的。俄罗斯的过渡是否必然按这样的路径进行？难道俄罗斯注定要走上一条经济和社会内卷化的道路吗？将这一过程视为必然似乎是极为方便的，因为俄罗斯的历史表明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敌视。在此，我们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我们将俄罗斯与其他中东欧国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的发展轨迹进行对比，表明前提条件与不同的过渡策略在其中有着重要影响。
首先，让我们来考量一下前提条件。市场经济在这些中东欧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中延伸得远比俄罗斯深远。曾主导苏联经济的实物调配规划确实在1970年代就已被新崛起的财政规划、贸易零售业市场化和扩大农业自主权代替。当匈牙利和波兰的党国体制解体，其后呈现出的是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繁荣经济；然而在俄罗斯，其结果却是大垄断企业的力量得到增强，并继续控制经济。
其次，我们来考察不同的过渡策略。由于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极不发达，因此其试图采取激进、迅猛的计划迎头赶上，并以沙塔林著名的500天向资本主义过渡计划开始实施。但这一迅猛过渡计划的实施瓦解了行政部门，进而导致权力重新汇集在垄断企业的手中。而捷克政府尽管一直在鼓吹市场的优越性激进转型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却采取了一条缓慢、渐进的道路，包括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价格控制政策和渐进私有化的规划。匈牙利也采取了一条渐进的道路。在波兰，军政府试图采取休克疗法的结果好坏参半，直到后来社会民主党重新上台，并采取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渐进改良政策。
而俄罗斯与中国的对比也许是最明显的。自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俄罗斯经济崩溃的速度差不多。国家培养私营部门扩大，同时试图强行缩减削减国营垄断企业的预算。党-国官僚仍在指导经济，协调公有和私有部门，将计划和市场企业结合。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前提条件是在具有高度发达的国家官僚体制，而非商业金融寡头。因此我们应该可以说，相比于俄罗斯没有转型的过渡，中国完成了发展性的转型，却没有过渡产生市场社会。
就像使俄罗斯放弃共产主义的那些新自由主义者一样，波兰尼认为过渡就意味着转型。然而在今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俄罗斯的经验，证明了过渡不仅不会通向转型，还会促使其转向对立面，就俄罗斯的案例而言我将之称为内卷化。然而，中国的案例表明，国家政权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一般翻译为国家社会主义，我们认为这种译法容易导致混淆。）能够通过培养波兰尼认为理所应当的国家-社会协同，来支撑繁荣市场经济的根基。俄罗斯因为受阻于国家计划经济的程序性毁灭而失去了这个机会，似乎对于新的创造来说毁灭本身就已经足够了一样。在过渡中，中国采取改革的道路并产生了所谓的“大转型”，而俄罗斯采取革命的道路则产生了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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