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寒暑，我终于把《经典要录》初步编完了。像经历一次战斗终于获得胜利一样，我虽然感到疲乏，但更多的是兴奋和喜悦。这部《要录》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著作中一些重要语句和段落，综计2,757,190字，其中马恩部分1,293,661字，列宁部分658,482字，斯大林部分135,004字，毛主席部分670,043字。大致上，马、恩、列和毛主席每位选录60万字左右，斯大林十多万字，各部分的比例还算合理。如此庞巨的工作，对于一个八十望九的人来说，确实并不轻松，那么我是如何毅然挑起这副担子，并且坚持下来的呢？此事说来话长。
我生在革命家庭，父亲是一位老党员，在父辈的影响下，耳濡目染，自幼就熟知几位革命导师的令名。小时候我们住在青岛，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屋里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肖像。为了应付客人，就叫我说是歌德托尔斯泰。抗战爆发后，父亲从狱中回到黄县老家，时常给我们兄弟讲些马列主义的常识，当时虽然不能读原著，但读过高尔基的《忆列宁》，还读了许多通俗的社会科学小册子。这时在我心中就已萌生了对于革命导师的崇敬。我曾从学校的图书馆借阅过两本世界伟人传，主要是为了看马恩列斯的传记。这两本书里都有传主的照片，我曾偷偷把马克思和列宁的照片裁下来。这个行为当然是不道德的，但可以说明我对革命导师的热爱。当时我还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画了一幅列宁像，可惜这个对我来说十分珍贵的日记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保守派抄走，后来在反复的打砸抢中终于失落了，多年来，我一直感到痛惜。参加革命以后不久，我被送到军校（全称是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在这里听教员系统地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更激发了我进一步钻研的热情。自己在课余阅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当时的胶东文化联合社出版了好多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我都尽量搜求、阅读、珍藏。后来有几年在《大众报》编辑部工作，因为工作的需要，大家比较重视学习，特别是1941年在掖县后邓家那段时间，有组织有计划地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唯物史观》、《社会科学概论》、《中国革命运动史》，对马列主义的认识较前更深入了一步。后来的几年中又学习了《列宁主义概论》、《联共党史》和《新民主主义论》，随着学习的深入，理解也逐步提高。但到此为止，基本上是为满足求知欲而学习，学习只是为了增进知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学风的转变是整风以后才开始的，此后才逐渐转变为在实践中带着问题学，联系社会实际和自己的思想来学，学以致用，学用相长。
解放战争时期，我得到一部别的地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精装一厚册，让我读到许多未经寓目的著作。我非常珍爱这本书，把她的封面包上藏青色的丝绸，显得更加美观。得到《选集》之后，我把过去搜藏的单行本大都送给其他同志了，但《论新阶段》、《农村调查》等书《选集》未收全文，所以这几本书我一直保存着，后来和一些别的东西一起存放在亲戚家里，全国解放以后他们一家迁回老家黄县，我一直惦记着几本书，不知他们是否安然无恙。1950年我回家过年，去找这些书，却已经杳如黄鹤了，至今引以为憾。至于那部《毛泽东选集》，则送给了大哥伯坚。1948年他随军南下，来向我告别，我赠他此书以壮行色，并在扉页上题词：“这是革命的圣经”，由此可见毛主席的著作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如何崇高。那时各解放区交流频繁，胶东与上海等地联系也很密切，书籍容易流通，不久我就买到一部新的《毛选》。与此同时，还尽力购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怎么办》、《两个策略》、《进一步退两步》、《帝国主义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等，就是这个时期阅读的。那时还很容易得到莫斯科外文局出版的书籍。前述列宁著作，有些便是莫斯科版。1947年我在东海中学教书时，有一位年纪很大的数学老师李先生，看我爱读马列经典，便把他珍藏的一部莫斯科版《列宁主义问题》（斯大林）赠送给我。后来我又买到莫斯科版的《列宁文选》，但只买到上册，1950年我到长春，长影女演员杨静送我一本下册，虽然封面的灰色深浅不一，但总算成为完璧，也就心满意足了。
建国以后，不久就开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那时虽然工资微薄，但我积极去购买。当时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采用预约的办法，购买上一册的时候给你一张书票，凭票购买下一册。买了5、6本以后，我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山西，无法继续到王府井买书了，只好求大哥伯坚帮忙，请他拿到书以后给我寄去。好在后来预约的办法取消，我在太原也能随便买到了，这才谢绝了伯坚的帮助。前些日子为选编《经典要录》翻阅《马恩全集》，发现一张1959年9月16日我在太原五一路新华书店购买一本《马恩全集》的发票，想起这段往事，不禁感慨系之。
《列宁全集》出版的时间较晚，这时我的工资较前降低四级，而且正在陆续购买《马恩全集》，无力同时购买《列宁全集》了，只好暂时不买，满足于读《文选》和不久后出版的四卷本《列宁选集》。但1979年改正错划后，我从空军政治部领到一笔补发的转业安置费，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立即去王府井买了一部《列宁全集》。那是尚未拆封的一大包，营业员担心我提不动，问我有车吗？我含糊答应了一句，就抱着这一大包宝贵的书走了。回到太原以后，拆包一看，发现其中短少一本书，而且是极端重要的第14卷《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当时远在外省，而且已经拆包，无法要求补偿，只好自认晦气，另外买一个单行本。不过后来，我还是设法弄到一本第14卷，把这套《全集》配齐了。《斯大林全集》卷帙较少，早已购齐。
说来惭愧，几部经典全集购齐之后，我并未从头至尾逐篇阅览，只是根据需要，随意选读。通读全集是近年的事。1990年我曾作为特邀编委、副主编参加《中流》杂志的编辑工作。2001年，《中流》因反对资本家入党等“严重违反办刊宗旨”的言论而遭“停刊整顿”。退下来之后，我为自己订了个读书计划。这个计划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读马列主义经典”，第二部分是“重温中外文学经典”。现在只说前一部分，当时的想法是——
1、我一向非常自信，认为自己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近来发现，不久前写的东西就已经站不住脚，因而这种信念发生了动摇。例如：我曾经赞同DXP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认为它很全面，两方面都顾及到了；后来却看到，这两个所谓“基本点”是不可调和，不能并存的。如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就不能搞资本主义改革；你要搞这种所谓改革开放，就必然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逐步陷入资本主义的深渊。硬要把这两个“基本点”调和起来，那就是玩弄折衷主义的把戏，存心欺骗劳动人民。这一发现使我痛感有重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迫切需要。过去以为自己学了不少，懂得不少，现在深感大谬不然，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即使朝闻夕死，也不算晚。
2、搜求了大量的经典著作，长期庋藏，并未好好学习，总觉得于心不安，于心不甘。我已经年逾古稀，虽然精力还很充沛，但总之人寿有限，倘不及时努力，插架万卷等于虚设，又有何益？所以，有生之年定要尽力饱览，使自己的晚年充实、完满，不致空手离开这个世界。
3、据说胡耀邦免职之后，利用余暇通读了《马恩全集》。从他后来的言行来看似乎并无所获。然而他的这一举动却给我一个刺激：既然不搞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能通读马恩，我们为什么不能？经典著作浩如烟海，往往令人望洋兴叹废然而返，然而也不过一二百本，难道我们生平没有读过几百本书吗？为什么不能再读几百本？当然，经典著作不同于一般读物，阅读中会有更多的困难，但只要认真努力，总是可以克服的。
我的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还是读选本，第二步才是读全集。几年下来，马恩、列宁、斯大林三部《全集》,毛主席的《选集》和《文集》、《建国以来文稿》全部通读完毕。通过这一番阅读，确实弄通了许多问题。如果说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列主义的要旨，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毛主席最伟大的理论创新。不是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说的，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而是毛主席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迎头痛击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逆流。毛主席逝世以后，以DXP为首的走资派在中间派（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支持下，成功地复辟了资本主义；同时为麻痹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走资派仍须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不过加上了“特色”），这就是它玩弄折衷主义骗术的原因。这点认识很粗浅，但却使我不再随波逐流，更不会推波助澜。
只有亿万群众奋起斗争，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必要的客观条件——主要是爆发严重的危机，还必须有主观的条件，即广大群众的觉醒。这就需要有一批觉悟的先进分子，深入群众进行长期的教育和组织工作。当务之急就是发现、培养这样的先进分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他们武装起来。这就是列宁反复倡导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组织，组织，再组织”。在具备这些主客观条件之前，贸然行事，发动冲击，不仅徒劳无功，而且是很危险的。
阅读经典时，我将自己认为重要的语句和段落随手做了标识，后来时常翻阅重温。我想，如果把这些标出的文字摘录出来，以后查阅会更方便。我又想，几部经典卷帙浩繁，单是《列宁全集》就有2600万字，劳动繁忙的工农大众，确实难于通读，如果把摘录的文字在网上传播开来，也许会给希望接触经典但又望而却步的人们带来一些方便吧。于是，我便动手做起来。
如果打字录入，不仅太费事，而且容易出错，于是我从网上下载可以复制的电子版，参照我在书上作的标志，开始复制。本来应该从马恩开始的，但一时找不到既可下载又能复制的蓝本（有的不能下载，有的虽能下载但不能复制），只好先做列宁部分，做好后，请李定凯同志帮助发出，受到出乎意外的欢迎。在人们的鼓励下，再接再厉，接着又先后完成了马恩部分和斯大林部分。比较困难的是毛主席的部分，首先是没有完整的文本（这就是当局的德行！），毛主席亲自审定的《选集》只有四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为止。毛主席逝世后虽然出过第五卷（1949-1957），但因为里面有“错误”，DXP题写书名的《选集》第二版摈弃不用，仍然只有四卷。后来虽然出了一个八卷本的《文集》（1921-1976），但许多重要篇章并未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多达十三册，应该比较完备吧？然而并不，许多重要文字仍在摈弃之列。又有时它也收录一些有意义的文字，但却在注释中对作者横加指摘，殊乖著述之体，违背学术规范。好在另有民间有心人，根据毛主席的思路，独立编发了《毛选》第六卷（1957-1965）、第七卷（1966-1976），取材尚称完备，注释也还详尽，美中不足的是有些材料未注明出处，我曾查出一些，并在文末注明，但仍有一些未能查到。另有一个补编（1919-1942），意在补八卷《文集》之所未备，所以称为第九卷。
我的做法是：以主席亲定的《毛泽东选集》的要录文字152372言作为正编（1927-1949）；以《毛选》5、6、7卷的文字，并据《文集》、《文稿》加以补充，要录共426211言，作为续编（1949-1976）；以《文集》（1949年以前部分）和网上的补编，又加上毛主席诗词和早期的文字《湘江评论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要录共85250字，作为补编（1917-1949）。
本文开头就说此编仅为初步完工。回顾我的工作，感到尚有明显的不足，除由于我水平有限，选文未必精当这个主要问题外，首先是体例未尽统一。开始选录时力求简短，尽量选取“一篇之警策”，较长的论述只好割爱。从选录《资本论》开始，觉得这个办法不行，如果只录警句，难于揭示原著内涵。自此以后，即有所改变，既要照顾全篇大意，又要考虑段落完整，选录的字数也多了起来。开始做的时候，各篇均无题解，后来感到应该加上，但有的列在题下，有的在第一条之后；有的列入注释，有的只用*号标志，未能一律。还有一个重要缺憾是，全文二百多万字，检查仍觉不便。着手之前曾考虑分类编纂，但经典著作含义丰厚，往往一段文字包含几层意思，有些易于分类，有些则较困难，所以放弃分类而依时间顺序排列。但这样一来，就必须另编索引。此一工程之艰巨，恐不下于选录，目前尚无力进行，只好先将这一半成品奉献给大家，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如果大家认为需要，我将再鼓余勇，竭尽绵薄，使这部《要录》更为完整、实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