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重庆没有春天，雾季一过便是火热地狱。
但张其耀先生多少年后，还格外清晰地记着，1943年的一个春日，薄雾散尽，那天是难得的太阳天。重庆南温泉堤坎，他家薄板芦席顶的国难房子外，来了一位年轻的访客。 此人穿一身学生装，大约二十出头的年纪，自称叫田金凯，河北省宁津县后田河村（今属山东乐陵）人。说话间，他拿出点心匣子，还有一封信，双手恭恭敬敬递给张其耀。打开信一看，原来是老父亲的家信，这才知道田金凯是自己的妹夫，娶了大妹张其真。抗战爆发时，张其耀正在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学系读书，随学校到了大后方，毕业后进了军政部防毒处工作。虽然对家人心心念念，但毕竟音空信渺，天各一方，突然收到老父亲的家信，那心情真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张其耀也是宁津人，他家所在的前生张村距离田金凯家的后田河村，只相距五里，同属杨盘镇（今属山东乐陵）。说起来很多人，大家都熟悉。田金凯的父亲田书城当过县立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因为太过耿直，得罪了乡贤，被踢到完小当校长。大哥田金奎的夫人，也就是田金凯的大嫂，还和张其耀的夫人王泽贤是县立初级中学的同班同学。越说越亲，不但他乡遇故知，更娇客临门，这可是特大喜事！ 尽管防毒处技正（工程师）收入不高，物价飞涨之下，一家人靠吃战时平价米度日的生活困苦狼狈，张其耀夫妻还是尽量张罗了一桌菜，打了壶好酒。田金凯也没闲着，抢着扫地洗碗，和孩子们做游戏，说话幽默诙谐，讲起老家的逸闻趣事，学人说话惟妙惟肖，逗得张家老小哈哈大笑，久违的快乐，让大家顿感这仿佛是战前三千里外的故园，田金凯也由此成为张家最受欢迎的客人。
有一天，田金凯兴冲冲又来张家，说他在重庆已经找到工作了。张其耀非常诧异，当时重庆作为陪都，集中了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失业现象严重，完全是人力卖方市场，找工作太难了。可田金凯却能在三十九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找到了译电员的工作，时任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的高树勋来重庆受训，高树勋是河北盐山人，盐山、乐陵县挨县，田金凯的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冯玉祥驻军南苑的时候，高树勋在军官军士教导团学习，俩人有所交往，还有些共同的熟人。正逢高树勋来渝，田金凯找到办事处主任孔宪成，带着拜访了高树勋，就到办事处上班了。 高树勋是杂牌，办事处工作有一搭没一搭的不忙，张其耀就劝田金凯，加强自我学习，别荒废了意志，不如趁着重庆高校众多，考个好学校，既可以读书深造，也可以解决生活问题。 田金凯还真争气，不久就拿着中央警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来报喜，他说弄了一张假文凭，又用高树勋的名义保送，就这样进入中央警官学校正科第十八期学习。只是那张文凭的原主人叫田子彬，他今后不能再叫田金凯，而改名田子彬了。
中央警官学校是国民党警察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实际工作由教育长李士珍负责。李士珍是国民党的警察专家，先后毕业于黄埔二期和日本警察讲习所，同时又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骨干。蒋介石曾将军队与警察比作飞机的两翼：军队负责对外、警察负责对内，警察是不文不武的半军人，李士珍就是蒋介石施行法西斯独裁的有力抓手。 进入中央警官学校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张其耀和田子彬的关系一度中断。 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张其耀随防毒处迁回南京，内战全面爆发，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引起物价飞涨，国民政府统治区域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和抗战前夕相比，1947年7月物价上涨了6万倍，到年底更上涨了14.5万倍。贪官污吏，富商巨贾却趁火打劫，囤积居奇，即便是作为国民党基本盘之一的公教人员生活较之抗战都苦不堪言。
中央警官学校正科第十八期毕业证书
时任《中央日报》社长、国民党的铁粉马星野都实在看不下去，向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同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主任武道（Marice Votaw）猛烈吐槽：
“八年间发国难财者的魔爪，伸到京沪一带，变本加厉。这些穷奢极欲暴富暴贵的吸血鬼，都是吸过其他数十万数百万人民之膏血的人。他们或者是贪官，或者是流氓，或者是不劳而获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同他们作孽出来的儿女，他们豢养着的妻妾，他们奴役着的走狗，和吮着残膏残血的一些依赖阶级。把穷苦的公务员榨枯了骨，把穷苦的教师榨干了脑，把出生入死的士兵榨尽了血，来营养大都市的奸商、恶吏，大都市的流氓。他们在纵欲！他们在奢侈！他们的钱来得太容易！ ”
虽然后来从防毒处调到了兵工署，一度还曾在署长俞大维的办公室工作，但张其耀为人耿直，从不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所以并不讨俞大维喜欢，更不得提拔，就主动要求到研究发展司这样的清水衙门搞研究去了。因此，张其耀的工资根本赶不上物价飞涨和货币贬值的速度，加上妻子失业在家，三个孩子要吃要穿，只得四处兼职讨生活。不但要在外面的学校代课，还要找翻译和编纂图书的机会，顺带写文章赚稿费。兵工署的工作也非常繁重，毕竟是铁饭碗不敢辞职，所以一天到晚，全年无休，睁眼就是饭辙，根本也没时间没心情去想田子彬如今怎么样了？即便想起来，在那日本投降，各单位忙于大搬家，解放战争南北交通中断，就是再关心他，茫茫神州，山河关隔，又向何处找他呢？ 就在兵荒马乱之中，中国的历史迎来了1949年，又是春寒料峭之际，那个欢乐的田子彬，再次出现，敲响了张其耀的家门。 田子彬告诉张其耀，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平，先后担任北平市警察局郊五分局巡官、河北省政府警务处科员、河北省良乡县警察局科长。随着北平形势吃紧，他赶紧托关系走后门，才跑到南京。准备到内政部警察总署，找找警校老学长的关系，换个新职位。 看到妹夫身体健康，还是那么乐天派，张其耀的心里稍感宽慰。可是联想到全国形势的急剧变化和未来走势，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歼灭国民党军合计154万，蒋介石能打的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消灭，长江号称天险，但蒋家王朝的覆灭怕是指日可待了，虽在体制内，我们一家人岂能为反动派殉葬？旧中国行将就木，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在于共产党、毛泽东，我们还要跟着蒋家王朝跑到台湾吗？ 张其耀夫妻早已下定决心，就留在南京，等待解放，绝不跟兵工署南迁台湾。这不仅是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彻底否定，其腐败枯烂、风气不正，实已积古今之大成，唯有一场革命来横扫这些蛀虫，中国才有希望，中国的工业化才有可能推动。
《乐陵县志·烈士英名录》中的“张岐为”就是张其耀的弟弟张其炜烈士
此外，张其耀和王泽贤对于共产党并不陌生，张其耀的弟弟张其炜烈士，就是一名共产党员，曾任东光县抗日政府的区长，1944年在与日寇的战斗中牺牲。张其耀的姨表兄弟，还有王泽贤的兄弟和妹妹中，也有三名中共党员、干部，老同学里在解放军里的就更多了。特别是王泽贤和张其耀的介绍人，给他俩牵线的月老，王泽贤的本家兄弟王泽营（王西萍），更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1936年就参加革命去了延安。 三岁看小，七岁看大，这些亲戚朋友同学，大家从小一起长大，什么人品秉性，太清楚了，他们能早早参加共产党，有的去延安，有的在本地参加八路军，共产党不好，他们也不会跟着走。 宁津一带是老抗日根据地、老解放区，留在老家的亲戚朋友对共产党，无不是积极拥护的态度。通过各种方式，张其耀两口子早就知道，解放区人心安定，社会秩序井然，充满蓬勃向上的精神，生产建设发展猛进，中共党员尤能以身作则，发扬高度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为民前锋，不辞劳瘁，所以他们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决心不走，留待解放！ 说完这些，张其耀就劝田子彬，不要跟着国民党一条路走到黑，去什么台湾，去了还能回来吗？老家的爹娘老婆孩子还能再见到吗？留在南京，不用等多久，南京也会解放，就住在我们家，有我们一家子吃喝就有你一口，咱们一起等待解放，一起还乡，多好啊？！ 谁知这诚心的劝告，只换来田子彬的淡淡一笑，他说我还很年轻，希望多走些地方，看看祖国的大海山河，多遇些波折，锻炼自己的见识和胆力，甚至表示到台湾也愿意。 话不投机半句多，张其耀本来还有一肚子话，此时却突然卡壳了。赶紧招呼妻子炒菜烫酒，但这桌酒菜却吃得索然无味，几年前在重庆的那种热闹亲密已成往事只可回味。田子彬在张其耀家仅住了两天就走了，此后一直没有消息。孩子们送他出门时，还在问：“姑父，啥时候你才能回来啊？记得还要给我们讲那些有趣的故事呀！ ” 解放军二野司令部军械处的同志，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来拜访张其耀先生，求贤若渴的心情可见一斑。当然这也因为张其耀身边就有地下党，解放后才知道，原来和他最对脾气，业务也好，同样爱看书、爱钻研技术，偶尔还来家坐坐，提供一些力所能及帮助的刘纪和先生，竟然就是共产党员！ 时任二野军工部南下队队长，二野司令部军械处副处长的陈志坚同志，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1938年入党，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曾负责领导修建了两座军工厂、两座发电厂、一座炼铁厂，组织生产了多种轻武器，是一位又红又专的技术专家。受邓小平政委的委托，要在京沪尽量邀请各方面专家，为下一步新中国的经济恢复与建设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兵工署更是重中之重，陈毅同志的堂兄，也是张其耀的老熟人，兵工署设计委员、九十兵工厂厂长陈修和也在名单上。所以共产党请张其耀出山，既在情理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5月1日，张其耀同志穿上了解放军军装，八一帽徽和军管会的胸章、臂章，各种符号俱全，成为二野军械处干部，解放军的一员。9月间，由南京出发，随二野大军奔赴重庆，准备接收原联勤总部兵工署系统的工矿企业。走到信阳，迎来新中国的成立，当广播里传来毛泽东主席，那洪亮而浓重的湖南乡音：“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日成立了！”这声新中国震撼世界的呐喊，中国人民已期盼百年，它是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迈进的宣言，它宣告经历了无数次深重灾难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从此告别了屈辱的历史，拥有了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祖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和所有解放军干部战士，还有入川的技术专家一样，那一刻张其耀同志热泪盈眶，喜极而泣，他想起了卢沟桥的隆隆炮响，想起了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后十八梯的尸横遍野，想起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穷奢极欲，想起了南京伪总统府被一把扯下抛弃在地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想起了天安门前在“人民万岁”万众欢呼声中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想起了弟弟张其炜烈士
11月30日，蒋介石仓皇逃离重庆，人民解放军进驻重庆。重庆的解放粉碎了蒋介石割据西南，建都重庆，妄图卷土重来的黄粱美梦。12月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受到重庆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12月6日，张其耀同志作为西南工业部干部，参与接收二十九兵工厂（今重庆钢铁公司的前身）。 此前，为了保护这座西南最大的钢铁企业，不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地下党员刘家彝、63岁的老工人黎勋文、工程师简国汉、民盟盟员胥良等18位烈士壮烈牺牲。 欢迎人群打着简国治烈士生前用红缎被做成的五星红旗欢迎解放军，军代表陆凤翔同志讲话：“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被我们打倒了，现在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工厂是工人的家，工厂要工人自己来管理。当前的任务是要依靠大家修好机器设备，早日恢复生产。”这位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军代表，参加革命前是苏州中学高中部的学生，他的父亲就是上海著名的中医和小说家陆士谔。
宣统二年（1910），陆士谔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叫《新中国》，畅想1951年的“新中国”，打败了世界列强，撵走了外国巡捕，取缔了治外法权，建起了铺盖全国的铁路网，实现了生产用品的国产化，在上海建起了地下电车隧道、越江隧道、浦东大铁桥，还在举办了万国博览会，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走向富强文明的新中国。 不过，陆士谔建设新中国的想法是依靠君主立宪，陆凤翔则是投身革命，不仅要打碎旧世界，而且要建设一个新世界。 为了打碎旧世界，陆凤翔当过地下党，办过报纸，组织过抗日游击队，领导过根据地人民“反扫荡“......
如今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陆凤翔、张其耀们渴望积极投入火热的建设中，用自己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去实现中国的工业化。钢铁工业是工业化的基础和支柱，没有强大的钢铁工业便没有工业化可言，一个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强大不起来的。当时该厂的钢、铁产量均不上万吨，而未来不管是建设成渝铁路，还是开发大西南，都需要钢铁。时间不等人，工厂必须在短期内尽快修复，担负起为西南区工业建设供给钢铁的重任。 反动派曾叫嚣要"让共产党十年也恢复不了钢厂的生产"，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工人、技术人员的努力，1950年3月21日20吨炉修复完成，4月2日平炉修复完成，4月3日15时平炉炼出第一炉钢水，4月6日20时20吨炉炼出第一炉铁水。紧接着，5月6日，20吨炉试炼碱性炼钢生铁成功。100吨炉也于1951年7月1日竣工投产。1918年就到汉阳铁厂（二十九兵工厂迁渝前身）做工的老工人李有师傅，不禁慨叹:" 好容易盼到了今天，我看到我亲自运来的机器复工，这辈子也不虚活了。"可是还没等到二十九兵工厂的全面复产，张其耀同志就被调到了东北，分配到辽宁抚顺石油三厂工作。 抚顺石油三厂的建成，既是中国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铁证。缺少资源的日本侵略者在掠夺抚顺煤炭资源时，发现抚顺烟煤质量优良，适于液化制取石油。为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海军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联合报呈首相广田弘毅，于1936年在抚顺建设石炭液化工厂，制取相当于天然石油的人造石油。1938年，满铁向裕仁天蝗献上两瓶抚顺煤直接液化加氢原油，作为试制成功的标识。实际上，直到鬼子投降，技术也没有过关，爆炸事故不断，生产能力过小，完全不能满足战争对液体燃料的迫切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从页岩油生产航空燃料和生产更多高质量的轻质油品的需要，中央重工业部决心加以修复，邀请化工专家侯德榜、顾敬心同志给予指导。全国化工行业的专家和大学毕业生，集中力量支援石油三厂，力求要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生产出中国人自己的争气油。 张其耀同志就是在这一时期，从重庆调来抚顺的，一来就被任命为重要车间的主任兼工程师。在完成车间修建和投产任务后，又被调任主管全厂安全生产的安全技术科科长和负责工程师。 1950年6月1日，石油三厂全面展开整理和修复工作。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自愿加班加点，星期日上班，不要任何加班费。从1951年7月1日起，水煤气、变换、压缩、反应、蒸馏等车间，均依次点火开工，7月31日顺利出油。油品质量经专业机构测定和军用飞机试飞，可作航空汽油。9月3日，经过一个月的试运和一个多月的试生产，全部正常后，举行了开工典礼。 事实证明，中国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有志气、有能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够创造奇迹，完成艰巨的、技术水平较高的任务。
1954年，辽宁省公安厅办了一个反特工作展览，张其耀去参观时，突然看到一张模模糊糊的照片，下面一行小字，说是一名叫田子彬的蒋邦特务，在庄河上岸时被捕，交代自己是河北省宁津县后田河村人。虽然看不清特务样貌，但这行文字，却让张其耀同志非常肯定，这个被抓的特务，就是自己久违的妹夫！ 回到厂里，张其耀向党委做了汇报，并表示可以做劝降工作。因为自从田子彬逃台后，妹妹和外甥的生活、学习，几乎全靠自己照顾，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基于感激他也会回心转意，好好改造吧？ 厂领导却没有表态，只说希望张其耀同志安心工作，他是他你是你，没说几句就岔开话题，此后再也没提田子彬。 一年后，张其耀回老家探亲。此时因为行政区划的改变，杨盘已从宁津划给了乐陵。在老家，张其耀见到了妹妹张其真，自然而然就说到了田金凯（田子彬的原名）的事情。妹妹说家里多次来人，找她谈话，问田金凯是什么时候离家走的，走后和家里有没有联系？又说在县里小学当教师的外甥张鸿人，也被停职撵回家了。这样兄妹俩就都认定，田金凯真的是特务！ 到了六七十年代，还有两名解放军干部找到单位，问张其耀认识不认识田子彬？张其耀表示不但认识，还是自己的妹夫，解放前后他家我一直在照顾着，如果改造中有啥情况，如果要我劝降的话，愿意接受任务，去做他的思想工作。 可解放军同志只是默默记录，此外什么也没说，表示感谢后就离开了。 台北六张犁田子彬烈士墓 这更让张其耀认为，田子彬肯定是国民党特务，目前在关押改造中。 截止1975年，我国共七次特赦战争罪犯和反革命罪犯，特别是1975年更宣布，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和宽大释放全部在押美蒋武装特务人员，以及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 不管是在特赦和宽大释放的敌特名单中，还是死在狱中的敌特名单中，张其耀多次翻检，一个个比对，也没有发现"田子彬"的名字。 一次次夜深人静，想起田子彬———田金凯，张其耀都牵肠挂肚，你到底去哪里了？
时间飞逝，很快就到了八十年代，张其耀此时也从辽宁抚顺调到了河南洛阳。其间，他升任抚顺石油三厂总动力师、副总工程师、石油部设备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洛阳石化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等。还曾被选为辽宁省政协委员、洛阳市政协委员，河南省人大代表。妹妹和外甥，艰苦的农村生活也终于逐渐好起来了。所有人似乎已经淡忘了田子彬的存在，有他没他，日子总要继续。 1987年10月，突然有两名国家安全部的干部，来到乐陵县杨盘乡后田河村，由县乡两级政府的主要干部陪同，用小车把张其真、张鸿人，恭恭敬敬请到了县委小会议室。 他们告诉母子俩：“田子彬同志，也就是田金凯同志，是1949年我们派到台湾搞地下工作的，后来被台湾政府发现后遭到逮捕，他英勇不屈于1951年在台被杀。牺牲时是团级干部，他是我们的烈士！”说完，两位同志向张其真、张鸿人，立正敬礼。并表示国家要对烈士遗属进行优抚，当即给予张其真同志抚恤金4000元，还说根据政策，今后每个月张其真同志都能领到40元生活费。更恢复了张鸿人同志的教师工作，教龄、工龄也连续计算，补发工资，给予较高的工薪待遇，应聘为乐陵县政协委员，全家解决城市户口，张鸿人同志儿女的工作也一并安排。 听到苦尽甜来的好消息，张其耀同志也激动不已，但他心中却有些疑问：为什么牺牲这么久，才通知烈士家属呢？为什么当初还把田子彬说成是特务呢？田子彬，也就是田金凯烈士，到底是怎么牺牲在台湾的呢？ 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024年4月13日凌晨2:28于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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