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65-589年) ，门阀士族控制政权。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加深和日益激化。统治阶级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从国外大量吸取了佛教迷信这个精神上的鸦片，对劳动人民进行麻痹毒害。这个时期统治者以儒学为正统思想，并操纵佛教统治人民。
法家代表人物唯物主义的哲学家范缜，字子真，出身寒微，少年时曾随当时著名的学者刘献读书。范缜对当时门阀土族地主阶级崇尚佛教和政治上的腐败是十分不满的。他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是直接反对佛教神学的，同时也是针对门阀士族的腐败政治的。他的主要著作是《神灭论》。
范缜很有骨气，他不怕威胁，不受利诱，坚持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观点，使得佛教徒们束手无策。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唯物主义的思想到范缜这里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自佛教传入中国，就曾不断出现反佛教神学的斗争。一开始是从中国风俗习惯与外来宗教的矛盾，以及从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方面反对佛教。但在当时，佛教影响不大，这些反佛的斗争没有后来反佛教斗争所具有的广泛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统治者的支持下进一步流传盛行起来，南北朝时期曾一度取得了国教地位。佛教寺院拥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占有劳动力，占有土地，形成了僧侣地主阶级，享有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特权。有不少僧尼出入宫廷，结交贵族，干预国家政事、佛教是为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服务的，当它的特权过分扩大，与寒门庶族地主阶级争夺土地，占有劳动力过多时，也会造成僧侣地主阶级与寒门庶族地主阶级的矛盾。因此不断引起寒门庶族地主阶级反佛教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人民反对门阀士族统治的若干愿望，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这时反佛教的斗争，比过去具有更深的社会内容和实际意义。
当时佛教徒认为，反对神灭的主要理论是生死气化的学，这一派是从东汉王充最先提出来反对有鬼神论的。晋代的杨泉也有类似的观点。杨泉的言论虽然没有直接反对佛教，但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和无神论主张是打击佛教神不灭论的有力武器。
反对因果报应，主要也是从王充的性命自然最先提出的，认为决定命运的没有一个主宰者。王充当时反对的是神学目的论，这一思想武器，被后来的无神论者用来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论。
从理论上反对佛教的斗争，当时是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的:一、神灭与神不灭；二、有无因果报应；三、有无轮回。如果神灭，那就不可能有佛教所说的报应和轮回。神灭问题解决了，即动摇了佛教因果报应学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给佛教以致命打击的，是杰出的战斗的无神论者范缜。范缜以前已经有不少无神论者进行了反佛教的斗争。其中比较重要的思想家，戴逵、何承天、 刘峻等，是范缜思想的先驱。
范缜《神灭论》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南朝齐梁之际，是佛教信仰鼎盛的时期，门阀士族封建统治者，为了从精神上奴役劳动人民，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大兴佛教。齐竟陵王萧子良设斋，大会众僧，亲自给僧众送饭送水，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一道是为正道”，号召王公百官全都信佛。门阀土族、皇室权贵和佛教僧众勾结在一起，占有和耗费大半社会财富和土地。佛寺和僧众大增，破坏生产，劳动人民承担着不能忍受的重担，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范缜的《神灭论》，正是针对佛教破坏封建轻济，以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危机而提出的抗议书。所以我们说他反对佛教哲学的斗争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范缜在《神灭论》中指斥了佛教对于当时封建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危害，和对风俗的腐蚀，就像狂风迷雾一样，永无休止。他指出，在佛教迷信的宣传下，人们宁可倾家荡产去求僧拜佛，但是却不肯照顾亲戚，不怜惜穷困。这是因为自私的打算过多，救人的意思太少。因此，送穷朋友一把米，吝惜的情就流露在脸上，捐赠豪富的和尚上千石的粮食，反而从内心到汗毛都感到舒畅。因为穷朋友是不会有一升斗的报答的，而和尚有进天堂的诺言。 那些人帮助别人，不是救人之急，做好事也仅仅是为了自私的目的。 佛教用虚无缥缈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吓唬人，用荒诞的言辞诱骗人，用天堂的快乐招引人。所以使得人们抛弃了儒者的服装，转而披上僧人的袈裟，废掉传统的礼器，接受佛教的衣钵。家家骨肉分离，人人子嗣绝灭，以至于士兵在战争中挫败，官吏在机关中缺额；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财富被奢侈的寺院建筑耗尽！坏人充斥，不能禁止，却高颂着虚伪至极的“阿弥陀佛”！范缜认为所有这些对于行政、风俗、人口、生产、军事、财政等带来的恶果，都是佛教造成的。如果不加以禁止，它的祸害就将无边无际。
当范缜还在齐做官的时候，齐竟陵王赵子良大兴佛教，声势极大，当时著名士人，如萧衍(后来的梁武帝)、沈约等，多集中在竟陵王府作宾客。萧子良招集名僧，宣传佛教，范缜当面反驳，“盛称无佛”。《南史》本传说:“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子良使王融谓之日:神灭既自非理，而坚执之，恐伤名教。以卿之才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刺为此，可便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萧子良派人去利诱范缜，要他放弃其理，换取高官。范缜拒绝，大胆声明，我不能“卖论取官”，这种坚持真理、毫不妥协的精神表现出战斗唯物主义者的坚强性格。
范缜虽然受尽了讽刺和谩骂，但他坚定不移地战斗着。有个叫做王琰的佛教信徒骂他说:范先生啊！你竟连你的祖先的神灵在哪里都不知道了，多么不孝哦！想一下子骂倒范缜。但是范缜却针锋相对地回答:可怜的王先生啊，你既然知道你的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为什么不自杀后去找他们呢？驳得这个佛教徒哑口无言。后来他做宜都太守，不信鬼神，下令毁掉一切神庙。这也明他反对一切宗教迷信，坚持无神论思想的态度。
萧衍当了皇帝(梁武帝)，为了加强思想统治，于天监三年宣布佛教为国教，并继萧子良之后，又一次发动对范缜的更大规模的围攻。他在《敕答臣下神灭论》说:“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长短,来就佛理以屈佛理,则有佛之义既踬,神灭之论自行。” 他对范缜进行谩骂和威胁，说神灭论是:“违经背亲，言语可息” “神灭之论，朕所未详”，企图迫使范缜放弃真理。但是范缜毫不屈服，他勇敢地接受了皇帝的挑战，写成了“自设宾主”的《神灭论》。于是，梁武帝萧衍发动“王公朝贵”64人，前后发表反《神灭论》的文章75篇，进行了一场大论战，当时这一批御用学者，大多数都做了皇帝的应声虫，其中有些人他们完全赞同皇帝的意见，也有些搬出“圣人”的经典来反对无神论。他们讲不出真正的道理，只是企图造成一种围攻的声势，想用政治压力把范缜压服。范缜不理这些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和他们进行论战，始终不屈，就连较善于诡辩的曹思文，也不得不承认“思文情思愚浅，无以折其锋锐”。统治者之所以如此痛恨范缜，就是因为《神灭论》公开揭露佛教的欺骗和剥削的实质，反对门阀士族的政治。
梁武帝从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他宣传佛教的政治目的不问可知。南朝的门阀土族地主阶级到齐梁时期，更加腐化堕落，上层贵族们只知道成天吃喝玩乐，贵族子弟们终日熏沐、打扮，脸上涂脂抹粉。生活上的堕落，表现在文学爱好上，即是贵族们大力提倡的淫靡、色情的宫体诗。世世代代过着寄生生活的门阀士族没有任何本领，只靠他们的门第、出身即可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他们大力宣传灵魂不灭，轮回报应，假借宗教因果学说，以论证富贵贫贱，都是他们前世的行为的结果。中国古代人死变为鬼的迷信思想与佛教轮回报应的因果思想混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综合的迷信学说。以梁武帝为首的这一派佛性学说，所宣扬的就是这种迷信观点:他们认为灵魂在人身内，它包含着所谓成佛的因素，不同于没有生命的木石。什么“人人有心神，则人人有佛性”。他们从精神世界里叫嚷人人平等，正是要维持现实世界的剥削压迫；允许在来世人人有快乐的生活(所谓的成佛)，正是要在现实世界里让广大劳动人民继续过牛马不如的痛苦生活；以虚幻的诺言提供了一切幸福，正是要劳动人民以忍辱负重的精神承担当前遭受的一切苦难。这就是所谓灵魂不灭的佛性的实际意义！范缜当时所全力驳斥的也正是这种迷信观点。
范缜是战斗的无神论者，但是他的政治立场没有超出封建地主阶级的界限。他受了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因此，他在哲学理论上虽然坚决反佛，但不敢公开反对儒家典籍中关于鬼神的记载。所以，当佛教徒利用儒家典籍中的鬼神故事来反对神灭论时，他的答复就不够坚决了。他不得不在反对人死变为鬼的同时，承认有一种与人不同的生物叫做鬼。他说，有的叫做禽，有的做兽，它们的区别是前者能飞后者能走；有的叫做人，有的叫做鬼，它们的区别是前者显露(明)后者隐蔽(幽)。至于人死变成鬼，鬼消灭了又变成人，这是令人无法理解的。他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虽然不承认人死能变为鬼，但又承认孔孟传统的“神道设教”对于封建治者用以奴役劳动人民的重要意义。他说:“圣人之教然也，所以从孝子之心而厉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谓矣”。这都是范缜的无神论思想不彻底的地方，神道设教，虽不等于有神论，但也说明他还保留了有神论的某些残余，所以还不能说明他是彻底的、科学的无神论者。范缜的缺点是以形质神用的观点，解释社会现象，认为“圣人”和有天才的人是由于体质构造不同，所以他们有过人的才干，陷于物质结构的机械论，陷于唯心主义。他是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立场上来反对佛教的，对于儒家经典不敢怀疑，反对了佛教的神不灭，却保留了中国封建经典中的神道设教；揭露佛教的寄生生活，却要求“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他认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是正当的。这正是由于他的阶级立场造成的。至于以心为思维的器官，这也是荒谬的。
我需要知道的是，虽然无神论在理论上战胜了有神论，但并不意味着宗教迷信思想就可以从此消灭了。因为宗教的存在不只是由于人们的无知受骗，更主要的是宗教的存在有它的社会阶级根源。只要剥削制度未被消灭，宗教就有它的社会基础，它就不可能消灭。甚至在将来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旧思想的残余也不是短期可以从人们头脑里清除干净的。不过那时的宗教将不再作为维系社会的上层建筑而存在，而只是作为一种旧思想的残余而存在并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进行垂死的反抗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