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
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
话说在1950年春的一个周末，京剧高派须生李和曾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演出，他清唱的是《辕门斩子》。毛泽东一边听，一边打着节拍。唱完以后，李和曾来到毛泽东面前，说：
“主席，请您多多指教。”
“你唱得很好。”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又问：“你参加党组织没有？”
李和曾回答说：
“1949年参加党组织的，年限很短。”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鼓励他说：
“要好好学习。唱古装戏，要多看历史书，对历史事实，对古代人的言行举止和语言，都应当好好研究。”
1950年春，毛泽民的发妻王淑兰与朱丹华一起，带着毛远新来到北京，把他送到了毛泽东身边。
原来，王淑兰听说毛泽民还留下了毛远新这条根，心情特别激动，立即到江西和朱丹华、方志纯商量，让毛远新恢复毛姓，送到毛泽东身边去生活、学习。朱丹华深明大义，自然同意了老姐姐的意见。不久，她趁着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和王淑兰一起，把毛远新带到了菊香书屋。朱丹华对毛泽东说，毛远新想在北京读书。毛泽东对侄儿说：
“你在我这儿是温室里的花朵，跟着妈妈可以经风雨见世面。”
毛远新对伯伯说：
“我住在学校，又不住这里，怎么会是温室呢？”
就这样，毛远新留在了毛泽东身边，王淑兰也留在北京工作。
毛远新比李讷小半岁，他们一起在北京育英小学学习。育英学校是专门为高级干部子女和烈士子女创办的学校。每到星期天，毛远新便和姐姐李讷、李敏一起回到毛泽东、江青身边。江青待毛远新视如己出，她喊毛远新的小名，叫“小豆子”，毛远新就喊江青“妈妈”。一到寒暑假，毛泽东就派人把毛远新送到朱丹华身边住些时日。
后来，毛远新在1954年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市101中学。
再说在1950年春天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刘斐。刘斐对毛泽东说：
“我的体会，《共同纲领》是4路纵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向左看齐，跟工人阶级走。”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是的。不过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哩！”
过了一会儿，邓子恢来了，将要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的贺贵严也来了。毛泽东是让刘斐与邓子恢、贺贵严见面的。邓子恢即将去中南主持军政委员会工作；刘斐到中南任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体委主任。毛泽东指着邓子恢对刘斐、贺贵严说：
“他叫邓子恢，是个老实人，现在请他到中南组阁，请你们去当他的阁员哩！”
刘斐说：
“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恐怕胜任不了工作。”
毛泽东鼓励他说：
“不懂你就学嘛，有问题你就去请教群众嘛。要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
正说话间，工作人员报告说仇鳌老先生来了。毛泽东闻言，便起身出门相迎。他握着仇鳌的手，一面寒暄一面搀扶着老人走进客厅。邓子恢、刘斐等人与老人一一相见。仇鳌刚一落座，就微笑着问毛泽东：
“润之，你今天接我到这里来，一定有事吧？”
“是啊，无事怎好叨扰先生呢。不过不忙，我们好久不见，一会儿再说。来请喝茶。”毛泽东说着，将刚沏的一杯茶放在仇鳌面前，又挨着老人坐下来，接着说：“我这里没有什么好茶叶。这还是我们一位湖南老表送给我的，虽然说不上好，可它是家乡味呀！民以食为天。有关衣食住行的这些东西我们太需要了，但我们太少了。国民党给我们留下这么大一个烂摊子，一下子挺难对付哟。”
仇鳌说：
“老朽以为，时下物品匮乏，的确是治国之一大难题。但是，物是死物，人是活人，人可治物。所以，目前国家最亟需的应是人才。”
毛泽东微笑道：
“亦山先生所言极是。只要有了人，一切事情都会好办。但我们和蒋介石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要搞国家建设，过去的经验用不上了，所以，单靠共产党人恐怕是不行的。”
仇鳌说：
“你说得很对，现在国家必须广纳人才，发挥社会各界贤达的力量，让国家机器尽快运转起来。”
毛泽东兴奋地拉着仇鳌的手，笑着说：
“看来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今天我请先生来就是为了此事。我们想请先生出山，就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参事室主任之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呀？”
“这个……”一生无意于仕途的仇鳌颇感意外，他说：“老朽无才，恐怕难以当此重任。况且我年事已高，老病缠身，是否……”
毛泽东说：
“这个不足为虑。你老的身体我是知道的。人们不是有句口头禅，叫作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吗，你老只开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起身走嘛！我看先生就不要推辞了。”
仇鳌见毛泽东如此诚恳，便不好再说什么，他把手中的茶杯往桌上一放，说道：
“好，承蒙共产党这样瞧得起我，我就豁出这条老命了。”
是日晚，毛泽东与众人共进晚餐。在送仇鳌上车时，他又回头叮嘱刘斐说：
“为章，有什么困难你要向群众请教呀！”
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将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鲁登科递交国书。
按周恩来的安排，被选拔和培训出来的十几个驻外大使提前来到勤政殿，准备躲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面，利用屏风的缝隙，偷偷观看递交国书的仪式。
毛泽东在接受递交国书仪式之前，要先见见这些预备大使们。他来到勤政殿，和众人一一握手，坐定之后，对周恩来说：
“这些同志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
几位预备大使说：
“我们连外国话都不会说，怎么搞外交？”
毛泽东说：
“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文么，出使西域一样不辱使命。你们不会外交，但是，还是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你们出使，可以学学沈括的办法，他每到一地，都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画成地图，还把当地的风俗人情也调查得清清楚楚，并叫随员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和辽国谈判，他对答如流，有凭有据，辽国没有空子好钻哪！现在你们去的都是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不要担心。”
有人问：
“是不是可以像改造旧工商业主一样，改造利用旧外交人员，让他们出使？”
毛泽东坚决地挥挥手，说：
“新中国外交官将不利用国民党的旧外交官，完全靠我们自己，靠你们去培养新一代外交干部，这也叫另起炉灶。”
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问道：
“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
黄镇答道：
“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
毛泽东说：
“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
他大手一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朗诵起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两句：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
吟诵毕，他又接着说：
“派你出去，一定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
有人提出对实际的外交活动不熟悉，周恩来说：
“让你们来，不就是要你们观看一个外事接见活动的嘛。”
递交国书仪式就要开始了，十几位预备大使匿身在屏风后，只见毛泽东大步走到地毯的一端，鲁登科大使手持国书庄重地走上前来致词。5分钟后，毛泽东接过国书，对大使致答词。最后，双方寒暄几句，握手告别。
毛泽东和外宾一走，预备大使们一个个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耿飚大发感慨：
“这嘀哩咕噜一大堆，哪个记得住呀？”
黄镇说：
“反正是事先写好的，多花点时间背下来就是了。”
姬鹏飞出了一个主意，他说：
“我看关键是要翻译同志练得熟，我们到时候照那意思随便说几句就成了，反正人家也听不懂。”
袁仲贤是个急性子，他说：
“干脆咱们就在这儿趁热打铁演习一番，如何？”
大家听他如此一说，无不抚掌称好。袁仲贤自告奋勇演印度人，王幼平演驻罗马尼亚大使。大家各就各位，认真演练了一番。
后来，袁仲贤果然去了印度，耿飚去了瑞典，姬鹏飞驻民主德国，王幼平驻罗马尼亚，韩念龙驻巴基斯坦，黄镇则去了匈牙利。
3月11日，毛泽东在给张治中的复电中，对张治中为和平解放台湾所做的工作，寄予很大期望。他在电文中写道：
张副主席文白先生：
寅微电敬悉，极感盛意。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对台统战工作——笔者注）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
毛泽东 寅真
3月11日晚，有关部门为毛泽东设宴洗尘，祝贺他访苏成功。胡耀邦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问他：
“来团中央多久了？”
胡耀邦答道：
“半年了。”
毛泽东说：
“小伙子上台威信不高哇！半年不行嘛，要两年才解决问题，不要怕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原来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提名胡耀邦到北京工作，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有些人不服气，毛泽东有所耳闻，他这个话就是讲给在场的老资格的人听的，目的是支持胡耀邦的工作。
梁漱溟也应邀出席了这次宴会，毛泽东特意来到他的座位前打招呼。他见梁漱溟吃素餐，又不饮酒，便笑道：
“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一定长寿。”
他还邀请梁漱溟次日晚到颐年堂作客。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关于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致电邓子恢等，他写道：
邓子恢同志并告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彭德怀、邓小平同志：
一、子恢寅真电悉，同意你不随林来北京开会而派李雪峰来。
二、请就你们现正召开的各省负责同志会议中征询关于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电告我们，即是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11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3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电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至要。
毛泽东
3月12日下午5时许，毛泽东派车接梁漱溟到中南海颐年堂，林伯渠在座相陪。一番寒暄过后，毛泽东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高见？梁漱溟直言相告，他说：
“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是不容易呵！”
毛泽东摆摆手，笑道：
“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
梁漱溟的回答，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说：
“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毛泽东对梁漱溟怀疑新政权的稳固性拒绝参加政府工作，感到不悦。但他很快便转换了话题，又东南西北、古今中外地扯了起来。该吃晚饭了，梁漱溟说：
“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行了，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
毛泽东笑着大声说道：
“我们也通通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
服务员端上饭菜，江青也来到了餐厅，与梁漱溟、林伯渠打过招呼，坐在毛泽东身边陪同客人一同进餐。毛泽东向梁漱溟建议说：
“你不是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吗？你现在可以看看解放后有何变化，然后再去东北的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具体行程我让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你的。”
梁漱溟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
3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禁演旧剧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并转宣传部：
东北戏曲改革工作，由于在编写修改剧本上采取了与旧艺人合作的群众路线，获得了成绩，这是好的。但你们提出号召，要在1951年底前在全东北肃清含有封建、迷信、淫荡等毒素的旧戏曲，则是一种急性病，机械执行起来将发生很不好的结果。不知实现这一号召的根据及执行计划如何？如果你们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则是错误的。近据东北来京艺人所谈及沈市报上消息，因你处禁演旧戏太多，能唱的戏太少，以致有些地方（如沈阳）的旧剧班无法维持下去，艺人生活很成问题，有些戏院，就“贴新戏，演旧戏”应付政府。如根据你们这一号召，并以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实行这个号召，今后将会禁演更多旧剧。戏曲新报载李纶的《应禁演的和可上演的旧剧剧目及说明》，其中“应禁演的旧剧”，到该报第7期止，已列有142出之多。该报第36期载锦州市文联从现在可演的225出中，除立即禁演一部分旧剧外，并计划在今年10月底以前分3期禁演92出，同时又规定各戏院、茶社上演新节目的比例，本年内要达到30%。这种限期消灭旧戏的办法是不妥当的。因为新旧戏的斗争，是属于群众思想的问题，同时也是关系旧艺人职业的社会问题。过多地禁演旧戏，一方面使旧艺人无戏可演，势必大批失业；另一方面又因新戏在数量与质量上都还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致使群众无戏可看，引起群众不满，同时新戏如不讲求改进，粗制滥造，亦将反而影响其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推广的前途。
现在人民已经取得政权，旧艺人亦归向我们。对于一般旧戏，原则上不应采取禁的政策，而应采取与演这些戏的旧艺人共同商量修改的政策。对于演新戏，也不应用法令来强制执行，而应采取自愿和鼓励帮助的原则。只有这样做，才能既团结旧艺人，又改革了旧戏。
对于东北文艺工作者及政府文化机关工作人员中的某些“左”倾幼稚病的观点和作法，望东北局加以纠正。并将东北戏剧改革实际情况与经验告知。
中 央
3月14日，毛泽东给湘潭县良湖乡广福村农民郭仕逵复了一封信。
本传前边说过，毛泽东早在1925年8月底在家乡韶山组织农民运动时，湖南军阀赵恒惕要捉拿他，湘潭县议员郭麓宾闻讯后，派侄子郭仕逵给毛泽东送信，帮他脱险。1949年10月5日，郭仕逵写信给毛泽东说，他的生活困难，希望在外省给他安排一份工作。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仕逵先生：
去年10月5日来信收到，迟复为歉。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出省外，徒劳往返。
顺问近安！
毛泽东 1950年3月14日
3月14日，毛泽东复信给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刘揆一先生，他在信中写道：
霖生先生有道：
去年12月27日大示奉悉，极为欣慰，迟复为歉。征粮流弊，政府已发令纠正，不知近日有所缓和否？匪祸必剿，首恶必办，是为定则；惟剿办须有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湖南匪患闻已大体解决，是否如此，先生所知如何？尚祈便中见告。敬颂大安，不具！
毛泽东 1950年3月14日
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他写道：
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南分局，陈宋、贺李（指陈赓、宋任穷、贺龙、李井泉——笔者注），新疆分局，山东分局，并告华北局，东北局，内蒙分局，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
最近各新解放区的股匪有许多地区业已肃清，另有许多地区的股匪则正在清剿中。但在股匪业已肃清地区，又发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装暴动，杀害我们干部多人，抢劫甚多公粮和物资，并在各地工厂、仓库、铁路和轮船上进行了多次的破坏。这证明在这些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然是十分猖獗的；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各项指示：
一、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在捕获这些匪众后，必须严加追问，以便捕获其首要和组织者处以极刑。如果我们部队来不及镇压，匪众早已星散者，亦须派部队和得力干部前去出事地区严加清查，力求清出匪首和组织者，加以处罚，不得敷衍了事。
二、在我们统治地区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有确实证据者，须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杀害我们干部，破坏工厂、仓库、铁路、轮船及其他公共财产者，一般应处以死刑。不是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是为了其他目的，例如私人仇杀及偷窃公共物资等，亦须处刑，但应与反革命行为加以区别。
三、在剿匪地区，对于土匪过去的犯罪行为，只要他们投降，改邪归正，一般是可以既往不咎的。但对于继续抵抗我军的土匪首领，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分子，窝藏与勾结土匪的豪绅地主，继续抵抗、不愿改邪归正的惯匪，应加以严厉处罚，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对于参加土匪部队的一般群众，则令其改过生产。
四、在实行上述各项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土匪的行动中，决不应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的现象。此事应由各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亲自掌握。死刑及长期徒刑应经法院
审讯和判决，在判决后，应经省政府主席或省政府委托之专员或其他负责人批准后，方得执行。但这种审判和批准的手续应该简便迅速，以便在情况紧急时能及时地加以镇压。如果在某地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现象，则必须立即坚决地令其停止，然后加以审查。
五、为了有效地镇压反革命活动，在我们工作有缺点的地方，必须迅速认真地纠正缺点，以便安定民心，孤立反革命分子。某些地方有灾荒或有一部分贫苦人民缺乏食粮的现象，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生产救灾，并以一部分公粮出卖，到实在困难的时候，对实在无法度过灾荒的某一部分人，还须给以救济，或借给一部分粮食，在收获后归还。只有一方面认真地安抚人民，纠正自己在工作中及作风上的缺点；另一方面，给反革命分子的暴动捣乱破坏行为以严厉的镇压，又对其胁从分子、罪恶不大的分子给以宽大处理，令其改过自新，才能巩固地建立人民的革命秩序。
中共中央
3月20日，毛泽东复电张治中说：
“寅佳电悉。1、同意先生来京面叙，何日启程盼告。2、沿途护卫请剑英布置。”
3月间的一天下午，陶峙岳赴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陶峙岳感到兴奋和荣幸。
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陶峙岳，因为陶峙岳是湖南宁乡人，毛泽东满面春风地握着陶峙岳的手，说道：
“陶将军，我们还是湖南老乡哩。”
毛泽东态度诚恳，平易近人，使陶峙岳想起了1930年蒋介石在蚌埠火车上接见他的情景：蒋介石只是略一点头，鼻子里哼哼几下，那不可一世的态度，与毛泽东形成鲜明的对照。
陶峙岳向毛泽东汇报了新疆的工作，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频频点头。毛泽东插话时，对陶峙岳提出了3点要求：
1、改造起义部队，使他们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2、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必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以加强民族团结。3、积极建设祖国边疆和保卫边疆。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与陶峙岳共进晚餐，席间虽无山珍海味，但那几色湖南家乡风味菜肴，使陶峙岳倍感亲切。毛泽东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边吃边谈，垂询备至。毛泽东和陶峙岳一直谈到深夜，毫无倦态之容。他们谈话的内容涉猎甚广，不仅谈国家大事，也谈到陶峙岳的家庭情况。毛泽东还诚恳地对陶峙岳说：
“要好好学习，不断进步，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解放战争关，现已过去，过得很好。第二是土地改革关，不久就要过去。第三是社会主义关，现在还没有开始，要有思想准备。”
3月间，香港拍摄的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风风火火地上映。身为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江青看过影片之后，认为这部影片“内容反动”，宣扬“卖国主义”。她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说：
“拍摄放映这样的电影，应该向中央请示。”
“请示谁？”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客气地说：“他们拍片子，肯定是请示了有关领导。你说影片不好，还有说好的呢，我们该听谁的？总不能拍一部片子到处去请示中央领导吧。”
胡乔木也慢条斯理地插话说：
“这部影片我们请示过少奇同志，他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拍得不错’。”
江青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电影《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江青将毛泽东的话转告给陆定一，陆定一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说：
“这是主席听了他老婆的话，无事生非。江青在30年代和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关系搞得不好，总想找他们的一些把柄。此事宜大事化小，千万不要让江青小题大做，乱了我们的工作。”
3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
“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
“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3月30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极其特殊的《中央为公布新的土地法征求各地对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电报，全文如下：
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华南分局，西北局，陈、宋（指陈赓、宋任穷——笔者注）并转各省委，并告东北局，华北局：
为准备秋收后在一些省区实行土地改革，拟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公布新的土地法及划分阶级的决定。在新的情况下，过去公布之土地法大纲及1933年文件，经我们研究后，有些地方已可做肯定的修改，有些问题则仍须征求各地意见。兹将拟征求各地意见的诸问题开列于后，望于研究后在20天内答复。
一、土地改革可否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间隔不是几个月，而许是几年。在第一阶段内，采取中立富农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即是说只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牲畜、农具、粮食、房屋，而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二、对富农的政策，如只没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这是否仍能达到中立富农之目的？照此办法，连同没收地主之土地，加以分配后，无地少地的农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三、在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规定：1、对向来不依靠农业为生的人，原则上一律不分给土地。2、不动富农时，雇工可否不分地，而只适当地改善其工资待遇？
四、假如富农的财产全部不动，而地主一般又没有多少耕畜、农具和存粮，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资金的困难有无办法解决，又如何解决？
五、高利贷问题究应如何处理？能否规定出一个一般性的标准作为高利和普通利息之间的界限，并规定出适当的处理办法，以便使农民既能免除过去高利贷的盘剥，而今后农村借贷关系又不致搞死；还是在新的土地法中不提高利贷问题，还是只废除地主的债权，而其他一律不废？
六、对南方的鱼塘、桑田、竹园、茶山等特殊土地应注意哪些具体问题，你们的处理意见如何？此外，还有哪些特殊土地问题应该在新的土地法中加以规定？
七、江浙部分地区有所谓田底权与田面权（即永久使用权，但与永佃权又有不同，因为田面权还可出租和买卖）问题，在分配土地时，对田面权特别是中贫农的田面权应如何处理？其他地方是否也有此问题？
八、在分配土地时对典当地应如何处理？
九、分配土地的方法应如何规定？以乡（行政村）为单位分配土地有无困难，分配土地的单位以如何规定为宜？
十、县政府内可否成立吸收开明绅士参加的土地委员会负责处理土地改革事宜，还是即由农协办理？
十一、南方富农的收入与剥削的情况比北方均较为复杂，在划分阶级计算总收入与剥削收入时，是只按其在农业上的总收入与剥削收入计算为好，还是连同其在副业及其他方面的收入与剥削收入一起计算为好？这两种不同计算方法在实际上会产生何种不同的结果？
十二、佃富农是否可以参加农会？
十三、在分配土地时，有无留出一部“公共事业田”之必要？
十四、东北华北虽已完全实行或大部实行了分配土地，但对以上各项问题，仍望就你们的经验及所见电告。
中央 1950年3月30日
1950年4月2日，毛泽东应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请求，为《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他在给马叙伦的复信中写道：
夷初先生：
示悉。遵嘱写了几个字，是否可用请酌。
此颂 日安！
毛泽东 4月2日
4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民族杂居地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指示》，他写道：
西南局并西北局、中南局、华南分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华北局、东北局：
3月27日电悉。西南汉族与藏、苗、彝等族杂居的专区和县的各级政府，若当地少数民族占多数时，原则上应按各民族人口比例，分配当地政府委员会及人民代表会议的名额，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中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若当地少数民族占少数时，各少数民族在当地政府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这样组成民族民主联合的政府，在取得少数民族信任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作用很大，应该特别注意。这样的各级联合政府中，少数民族的委员就可以反映他们民族的要求和意见。政府凡在处理关涉到少数民族的工作问题时，必须和少数民族的委员充分协商，力求取得他们的同意，然后做出决定。在初解放的地区一时不可能依上项原则组成政府委员会，则可先成立民族协商委员会，遇有关系民族的重要问题，先经协商委员会协商，取得大多数同意，然后提交政府决定执行。但此系过渡方式，必须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早日成立依据上项原则组成的政府委员会。同时民族杂居地区政府的各种工作，无不与当地各个民族相关联，因此当地的整个政府都要作少数民族的工作，即不需要再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免减轻政府委员会及所属各部门对少数民族工作的责任，以致有关少数民族的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省级政府如贵州、云南，需要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如青海、新疆，即是包括两个以上具有相当数量人口的多民族省份，其政府组织也应依据上述民族杂居的专县政府组织原则，不必另设民族事务委员会。已设立者可使之成为研究和联络性质的机构。你们如有不同意见或其他意见，望告。
中央 1950年4月3日
1950年春的一天，杨开慧的叔叔杨昌恺之女、烈士杨开明的胞妹杨开英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面就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
“你就是友妹啊！”
杨开英乳名友妹，比杨开慧小14岁。杨开慧牺牲后，杨开英常常看望向振熙，在伯母跟前尽一份孝心。她与杨开智也情同手足。1949年冬，杨开英在湖南大学毕业后去大连参加工作，任教于大连工学院。杨开英从小患有肺病，家里无钱医治，参加教育工作后，常年劳累，病情日益加重。她这次来北京治病，顺便看望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多年来第一次见到杨家人，显得格外兴奋，详细询问了杨开英的近况、杨老太太向振熙和杨家亲戚在解放前的经历及目前的生活状况。在谈到杨开慧时，毛泽东的眼眶湿润了，他动情地说：
“友妹，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你霞姐是有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啊！”
杨开英听了，不断发出感叹，喃喃地说：
“是啊，霞姐是很坚强的。她为革命而牺牲，死得其所！”
毛泽东看着身体虚弱的杨开英，怕她沉浸在哀伤中，就转换了话题，说道：
“友妹，你的病怎样啊？是不是好些了？”
杨开英说：
“正在治疗，打针吃药，病已经好多了。”
“有病就治，该休息就休息，该住院就住院。大连不方便，你就来北京治疗吧。”
毛泽东看到杨开英病得不轻，就想叫她留在北京治疗，并嘱咐她说：
“友妹，你要多保重身体呀！”
杨开英自觉不便在中南海久留，她感激地点点头，也说道：
“主席，您也要保重啊！”
杨开英返回大连后，调任大连育英中学教务处副主任。
4月10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讲到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说：
“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整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4月12日，周恩来将第1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工商组讨论的发言记录稿分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他还嘱咐叶子龙立即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对这份发言记录稿读得非常仔细，在那些党内干部发言的重点部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还密密麻麻地写下了大段的批语：
一、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处，毛泽东批道：“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二、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处，毛泽东批道：“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三、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私营工商业“要求划分阵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们不允许”处，毛泽东批道：“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讲得很幼稚。”
四、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处，毛泽东批道：“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
五、在发言记录稿谈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但他们所谓的‘民’，是资产阶级。我们则要争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说，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但这里的‘州官’是人民，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处，毛泽东在旁边重重地画了一道杠，批道：“完全错误的说法。”
六、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与民争利’，表现在粮食、花纱布、火柴、百货、盐的控制”处，毛泽东批道：“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七、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百货公司必须建立，不然即不能稳定物价”处，毛泽东批道：“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
八、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处，毛泽东批道：“这是不对的。”
批完以后，他让工作人员将这份材料先后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
接着，毛泽东在第4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关于中南部队复员问题给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和陶铸的电报上加写了一段话：
“应积极地提出复员是为了返回家乡发展生产和建设民兵，回乡后应服从区乡政府领导，在人民中起模范作用，而不可乱来。”
4月13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此后，印度尼西亚第一任驻华大使莫诺努图拜访毛泽东，并向毛泽东递交国书。这天上午10时，莫诺努图在紫禁城的朱红大门前，受到中国礼宾司司长的欢迎，乐队奏起中国和印尼国歌。莫诺努图的6名随从留了下来，被领进另一个房间，去喝香槟，吃中国甜点心。莫诺努图被领进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厅。大厅两旁摆着明代瓷花瓶，一条巨大的红色地毯铺在中间。莫诺努图穿过大厅，一扇门轻轻打开，他走进装饰相同的第2个大厅。这时，又一扇门打开了，毛泽东就站在那里，他高大、沉着、慈祥。
在接见外国大使前，罗瑞卿见毛泽东穿着浅色衣服和一双棕色皮鞋，就说：
“主席，你还是换上深色衣服和黑皮鞋吧。”
毛泽东问：
“为什么？”
罗瑞卿说：
“按照国外惯例……”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不屑地说：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按国外惯例呢！”
毛泽东宁可不经意地穿着旧衬衫、旧裤子。最后，他还是接受了一种折中方案：穿中山装和棕色皮鞋。
毛泽东接受了大使递交的国书。一直陪同在旁的周恩来，把大使领进隔壁的房间。在房间里，毛泽东和莫诺努图就爱国主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例行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起身离去。莫诺努图随着周恩来从另一个门走了出去。
4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7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3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
“《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
4月13日晚，毛泽东为祝贺向振熙80寿辰，准备让长子毛岸英回湖南省亲。他神情沉重地对毛岸英说：
“你现在可以回家一趟了，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再到湘潭老家看看，向乡亲们问好。”
毛泽东又说：
“你妈妈是个很贤惠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杨昌济老人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你外婆也是一个贤德高尚的人，她全力支持我和你妈妈的事业，我很怀念……”
他的眼睛湿润了，声音有些哽咽。
接着，毛泽东以他和江青的名义分别给杨老太太向振熙和杨开智夫妇写了信。在给杨老太太的亲笔信中，他写道：
向老太太尊鉴：
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
敬颂康吉！
毛泽东江青 1950年4月13日
杨开智，字子珍。毛泽东在给他们夫妇的信中，这样称呼：
子珍、崇德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
此问近佳！
毛泽东 1950年4月13日
4月15日，毛泽东给《人民空军》杂志题词：
“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4月16日晚，毛泽东给陈毅发去了一封复电。
陈毅是在4月15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之际，致电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上海的“四月危机”及他们的工作。他还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陈毅同志：
删午电悉。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会议情形，望随时电告。
毛泽东 4月16日22时
4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招待晋京汇报工作的董其武。作陪的有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林伯渠、聂荣臻、薄一波、傅作义、郭沫若。
下午6点钟，毛泽东来了，他笑容满面地握着董其武的手说：
“董其武将军好吗？”
董其武答道：
“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到怀仁堂，观看了文艺演出。
是日晚，毛泽东给早年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旧交毛森品写了一封信。
毛森品是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学校读书的同学，后来，又一同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学习，两人关系很好。解放后，毛森品几次致信给毛泽东，提出请毛泽东推荐工作，毛泽东很委婉地加以拒绝，他在复信中写道：
“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后来，毛泽东又两次给毛森品写信，曾前后3次赠款给毛森品，前两次各寄200元；第3次托同是同学的萧三带去现金150元。同时表达了对另一位旧交毛钦明烈士、即毛森品的哥哥的怀念之情。
18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又给在长沙第10中学任教的李淑一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李淑一在1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祝贺他领导中国人民扭转乾坤的胜利，并把杨开慧牺牲的情形及自己在白区20多年的痛苦生活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淑一同志：
来信收到。直荀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学习马列主义，可于工作之暇为之，不必远道来京，即可达到目的。肖聃、午亭两位老先生前乞为致候。顺颂
健康！
毛泽东
信中提到的直荀就是柳直荀；肖聃即李淑一的父亲；午亭即柳直荀的父亲。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柳直荀是湖南长沙人，是毛泽东早年的战友，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同学，在长沙私立福湘女子中学时两人住在一个寝室里，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李淑一与柳直荀二人就是经杨开慧介绍认识的。柳直荀参加过南昌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政治部主任、第3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2年5月，在洪湖地区被王明“左”倾路线忠实执行者夏曦主持的“肃反”运动杀害。
4月1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一、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因为今天大陆上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些新的情况的产生，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二、为了公开地并且在报纸刊物上正确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应当在党内和人民中进行两方面的教育。第一，要教育党员特别是干部认识：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使得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和建议，纵然这些批评和建议并非完全成熟与完全正确，而他们也不会因此受到打击与嘲笑，乃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严重步骤。因此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对于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而反对对群众批评置之不理、限制发表和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与嘲笑的官僚主义态度。这在今天是主要的方面。第二，要同时教育报纸刊物的编辑人员、记者、通讯员和人民群众去区别正确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我们所提倡的批评，乃是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农民）以促进和巩固国家建设事业为目的的、有原则性有建设性的、与人为善的批评，而不是为着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纲领、为着破坏纪律和领导、为着打击人民群众前进的信心和热情，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和散漫分裂状态的那种破坏性的批评。报纸刊物的编辑人员、记者、通讯员和试报组，应当欢迎和领导正确的批评而反对破坏性的批评。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评，特别是反革命分子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则是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拒绝的。
三、为了保障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得以顺利而有效的进行，中共中央特规定下列各项办法，望各级党委与党报工作者切实地加以执行：
（甲）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过去在许多地方曾经实行一种办法，就是把批评党和政府的组织与人员的稿件送给被批评的组织和人员阅看，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加以发表。这种办法，在战争期间调查不便的条件下，曾经避免了许多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和不周到的批评，但是在现时的条件下继续采取这种办法却是害多利少的，不对的。在今后，报纸刊物的人员对于自己不能决定真伪的批评仍然可以而且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但是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
（乙）对于工农通讯员的稿件，同样适用上述办法。工农通讯员的工作，除由报纸领导外，并应由所属生产单位的党的组织加以协助。工农通讯员的活动状况，应列为检查报纸工作和各生产单位党的工作的项目之一。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力压制工农通讯员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或加以报复。
（丙）读者来信中的有益的批评，凡报纸刊物能判断其为真实者，应当加以发表。投书者应将真实姓名住址告知报社，但报社得依投书者的要求代守秘密。
（丁）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的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四、规定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斯大林《论自我批评》、《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毛泽东同志《论自我批评》，和《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的决议》作为各级党委和党报党刊在讨论和执行本决定时的学习资料。
五、本决定适用于党所领导的报纸和刊物，但党外报纸和刊物在同样精神上采取同样正确的态度批评党的组织和人员时，党也应当按照同样的办法给予应有的合作和支持。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于重大问题总是认真调查研究、反复讨论斟酌而后作出决策。他在1950年3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为公布新的土地法征求各地对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拟出征求意见诸问题有13条之多，这种做法在中外历史上实属罕见，但在他个人则是一贯的作风。这一类史实本传多有记述，而上述这一篇尤具特色，故立此存照，昭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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