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口政策剖析
北京经济学院外国人口组①
1977年5月1日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政最高权力后，拼命推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在全球疯狂实行社会帝国主义扩张政策，与美国争霸世界。今天，它在苏联国内实施的人口政策，就是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下面，我们就来剖析一下苏联人口政策，看看它贩卖的究竟是什么货色，推行至今的效果何如。
人口政策的范围和目标
在苏联学术界，对于今日苏修集叛徒团的人口政策，几乎一致认为：“人口政策做为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用以调节人口过程的各种措施的总和，目的在使这些措施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②。所谓“国家社会经济政策”，就是修正主义政策的同义语。因此，这段话说明，苏修叛徒集团把人口政策当做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侧面，借以干预人口的发展，力求使人口发展符合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攫取最大限度利润的需要，符合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独霸全球的扩张需要
苏联学术界还把国内人口政策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
所谓广义的人口政策，包括三个基本部分：（一）影响人口再生产的部分。也就是影响人口的社会变动，人口移居和世代更替。（二）影响劳动条件的部分。这里又包括确定劳动年龄的上限和下限，确定工作日和工作周长度，劳动保护，业务训练等等。（三）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部分。这里又包括提高实际工资或收入水平，改善居住条件等等③。
所谓狭义的人口政策，实际上是广义人口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包括三个基本部分：（一）影响人口的社会变动，即影响居民从一个社会集团变为另一个社会集团。（二）“改变世代自然更替指标（出生率，结婚率，死亡率，自然增长，平均寿命）”。（三）影响人口的移居。这里又包括人口的迁出和迁入，人口密度，人口的地理分布等等④。
苏修叛集团当前最重视人口再生产和人口移居问题，正是因此，苏联学术界多数意见认为狭义人口政策最能体现人口政策的独立作用。不过，对人口政策的广义与狭义之分，苏联人口学“权威”包·采·乌尔拉尼斯持否定态度。他并且反对人口政策全国划一，主张“人口政策应考虑自然气候条件的重大差别”，实行一种“地区人口政策，即考虑地方特点的政策”⑤。
人口政策除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苏联学术界还有一种论调，说什么“人口政策就其性质（带有某种假定性）而言可划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所谓积极的人口政策，是指国家采取一整套措施，力争在最短历史时期内使人口再生产达到最理想的要求，用苏联学者的话说，就是力争在最短时期“建立人口再生产的最优类型”。所谓消极的人口政策，则是指国家并未采取任何专门措施，“来建立人口再生产的最优类型”。
苏联学者吹嘘，现阶段苏修叛徒集团推行的就是所谓积极的人口政策，其目的“是使社会变动、移居和自然变动等人口的一切运动形式都‘尽快臻于理想’”⑥，其实指的就是使人口发展尽快符合苏修叛徒集团剥削国内外劳动人民的需要。苏联学术界有人撰文，说什么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对人口过程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研究不足，不可能对这问题给予应有注意”，而表现得“无所作为”，实际实行了一条“不采取任何专门措施的消极的人口政策”⑦。苏联学术界为苏修叛徒集团涂脂抹粉，对第三世界许多国家蔑视鄙弃，由此可以窥见。
人口政策的核心—刺激出生率提高
苏修叛徒集团疯狂地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扩张政策，迫切需要源源不绝的侵略兵员和雄厚的经济力量。侵略兵员要能源源不绝，非有迅速增长的人口不可。苏联学者提出：“一国人口的绝对数本身就是该国军事潜力的重要要素”⑧。经济力量要能愈益雄厚，非有愈益增多的劳动力对国内尚未开发的自然资源进行开拓不可。苏联学者撰文说：“解决开发广阔新土地上的天然财富的任务”，“要求补充劳动力资源”⑨。
可苏联人口现状偏偏成了障碍。
人口现状是：人口增长速度低，而且有愈益下降趋向，致使增长的绝对数也越来越少。“如1961-1971年，每年人口增长率是：1.84%，1.67%，1.55%，1.43%，1.28%，1.10%，1.13%，0.98%，0.96%，0.92%，0.91%；增长绝对数是：390万，360万，340万，320万，290万，250万，260万，230万，220万，220万，220万人”⑩。
形成这种人口发展形势的直接原因何在?这些年苏联人口死亡率波动不大，所以直接原因不在死亡率，而是在出生率，是出生率逐年递减所造成的。据统计，从1961到1971年，苏联人口出生率是：23.3‰，22.4‰，21.1‰，19.5‰，18.4‰，18.2‰，17.3‰，17.2‰，17.0‰，17.4‰，17.8‰⑪。除个别年份外，总的说是一种递减趋势。正是因此，苏联学术界有人大声疾呼：现在对我国说来，出生率问题是最重要的。
关键既然在出生率上，苏修叛徒集团便竭力想把出生率搞上去。乌尔拉尼斯说：“对苏联约80%的人口来说，人口政策就是实行有助于提高出生率的措施”⑫。
为了把出生率搞上去，苏修叛徒集团经常采用三种方法。一类是所谓“经济方法”，即物质刺激办法，说确切些，就是卢布奖惩办法。另一类是“行政法律方法”，即苏修叛徒集团颁布的干预人口过程，而有助于人口出生率提高的法令、决定、法规。第三类办法是通过报刊杂志以及电视、电影、广播等舆论工具制造舆论，即所谓的“思想影响方法”，对苏联人民施加思想影响，以期实现预定的提高出生率的目标
在这三类方法中，苏修叛徒集团最重视物质刺激办法，企图乞灵于卢布奖惩把人口出生率刺激上去。把金钱刺激当做实现人口政策目标的灵丹妙药，这就充分暴露了苏修叛徒集团的腐朽没落。
苏修叛徒集团实行的刺激出生率提高的物质刺激办法，有“奖”的办法，也有“罚”的办法，属于“奖”的办法，从苏联刊物上见到的，主要有：
（一）发给一次性多子女补助。规定：母亲从生第三个孩子起，每生一个给一次国家补助——第三个孩子给20卢布，第四个65个卢布，第五个85卢布，第六个100卢布，以后一直到第十一个孩子均给250卢布⑬。
（二）按月发给固定的多子女补助。规定母亲从生第四个孩子起，除给予一次补助外，还按月发给固定补助。“对第四个孩子（一岁到五岁）每月补助4卢布，第五个孩子6卢布，第六个孩子7卢布，以后一直到第十一个孩子都是15卢布”⑭。
（三）给独身母亲以每月固定子女补助。规定：对无法律配偶关系、但有子女的独身母亲，给予固定子女补助，一个孩子每月补助5卢布，两个孩子7.5卢布，三个和三个以上孩子均补助10卢布。
（四）多子女的女职工提前五年退休。规定：“对于女职工，凡养育五个八岁以下孩子者，领退休金的年龄和工龄一律提前五年”⑮。苏联有学者并且主张，“对于无子女者和独子女者”，则应延长其退休年龄⑯。
（五）获“母亲英雄”等称号的多子女母亲有获得居住面积的优先权。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1965年10月19日第1178号决议，规定荣获“母亲英雄”、“母性光荣”、“母亲奖章”的多子女母亲均有享受住房的优先权利。
（六）多子女职工少交所得税。“对多子女职工，在交所得税上规定优待条件，若家庭有四个或四个以上孩子，并有其他被抚养人口，则所得税，减免30%”⑰。
对于这套“奖”的办法，苏联有学者竟至堕落到了“货币拜物教”的泥坑，声称：苏联“人口政策的效果如何，决定性地取决于补助金的多寡”⑱。
为了从卢布上惩罚不生或不愿多生孩子的，苏修叛徒集团规定：“未婚男女和无子女夫妇均要交纳占其工资6%的无子女税”⑲；少子女者要交少子女税，有一个孩子交工资的1%，有两个孩子交0.5%。
在社会舆论上，苏联学术界有人主张，要“造成有利于多生孩子的一定的社会风气”⑳，极力鼓吹早婚、早育和多育。舆论公开宣扬：“早婚是幸福的家庭生活的重要先决条件”，指责不愿多生孩子是“极端自私自利哲学的表现”，声言要同“独子女倾向作‘斗争’”，并历数独子女的坏处㉑。乌尔拉尼斯并且在苏《文学报》上提出“三子女家庭”的倡议，说这可使“社会利益同家庭父母利益结合起来”。《文学报》开辟专栏，要求读者广泛讨论。
但，不论是卢布奖惩，或是法令和舆论，迄今未能根本扭转苏联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分析起来，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同苏联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根本对立，处于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之中，使苏联人口政策没有任何群众基础，推行起来阻力重重。
二是在苏修叛徒集团的残酷剥削之下，苏联劳动人民的生活困难，无力养育更多的孩子。例如，苏联“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因家中新生一个孩子而造成物质上的困难是迫使许多家庭限制生育的最重要原因之一”㉒。有个女读者给《文学报》写信，直率申明：“枪毙我也不生那么多！”㉓
三是苏联刺激人口增长的主要办法——物质刺激办法，欺骗性颇大。据苏联材料透露，苏城市职工平均每个家庭有4.3人，就是说，每个家庭平均只有“2.3个孩子”㉔，而苏修叛徒集团规定的物质刺激办法只是从第三个或第四个孩子才开始补助，并且，“实践证明，城市中子女众多的母亲一般都不参加社会生产”㉕，所以获得多子女补助和提前退休等福利的为数有限，可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居民属于未婚、少子女和无子女者，月月得交无子女税和少子女税。以致乌尔拉尼斯也不得不承认：“多子女母亲生育数的波动基本上不受补助金的影响”㉖。
人口移居的基本政策—人口东迁
苏修叛徒集团的“人口政策也和移居过程有关”㉗。这些年来，苏联国内人口盲目流动量十分庞大，且逐年增多，使人口移居成了苏联人口政策中仅次于刺激出生率提高的另一严重课题。
苏联现阶段的基本政策是鼓励人口东移。苏联官员公开宣布：人口迁移“定居的主要目标是我国东部地区” ㉘。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久，曾打出开垦荒地以增产谷物的旗帜，从1954年起，向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东部其它地区移居了“几十万爱国者”;后来，1959-1970年期间又向东部地区移居了30多万人㉙。但，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越来越多的材料透露，其人口东移政策也失败了。苏联刊物透露，“1959年-1969年，从西伯利亚跑出来的人比迁进的还多80万。阿尔泰边区、秋明和托木斯克州移出的人尤多”；“在东西伯利亚，移出的人口也多于移入人口”;“1959年-1966年，萨哈林岛(按：即库页岛)上的人口竟减少了33000人”。结果，“1959-1969年，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人口”“在全苏人口中所占比重甚至下降了0.3%(从10.8%降到10.5%)” ㉚。
勃列日涅夫换下赫鲁晓夫后，承受前任的衣钵，继续东迁人口的基本政策。一面依旧采用开发东部地区的政府号召形式，唯已是主要靠物质刺激办法了。“为了鼓励向东部地区移民，苏联政府为移居者规定了一系列优待办法”。“例如，西西伯利亚油田工人的工资比苏联中部地区石油工人高70%。对移居家属发给现金补助，支付路费和搬家费。两年内新居民免交房费和公用设施费，并在八年内免征所得税” ㉛。六十年代末，苏联侵捷和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修叛徒集团把侵略兵力源源开进中苏边界。为了伺机入侵我国，也为了扩大社会帝国主义的军事潜力，勃列日涅夫集团极力设法使随军人口在东部地区定居下来。于是，一面加紧乞求美日垄断资本贷款合伙开发东部地区，一面用卢布引诱居民定居。这些“引诱”包括：给迁居户以优厚“现款补助”，“高达6000卢布(合8400美元)建造房屋的贷款”，“八年还清的赊购私养畜的600卢布(合840美元)”，“免税八年”，给予“全部搬家费”，“移居头两年免交房租和燃料费”，等等㉜1971年，苏修二十四大决定采取进一步的物质刺激办法，刺激人口东迁。例如，“对西西伯利亚、乌拉尔以及哈萨克和中亚的某些地区实行新的地区津贴”，“提高远东和东西伯利亚许多地区的地区津贴标准”，“提高远东和西伯利亚各地中等收入职工”的工资标准等等。苏修二十四大并声言，要“用最快的速度发展这些地区的住房、生活和文化建设” ㉝。
但，跟赫鲁晓夫一样，勃列日涅夫要靠物质刺激东移人口的政策也无成效。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办的《计划经济》杂志1975第一、第二期接连载文说，苏联东部地区职工家庭平均每人的实际收入迄今依旧低于欧洲部分，“居民在居住条件上的地区差别还很大，不管城市还是工人镇实际上均未缩小，农村地区甚至有所扩大”，东部地区的“马加丹州、堪察加州、萨哈林州、雅库梯自洽共和国、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赤塔州、伊尔库斯克州和秋明州的情况最差。” ㉞苏联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Г·里雅布什金1974年在一次科学会议上总结说：现在“移民流向不合理，西伯利亚和远东人口增长不足，移民存活率不高，国内许多地区劳动力保证程度存在意料中的困难”㉟。苏联国家计委一委员承认，今天，“部分人口还在继续从我国劳动资源短缺的东部地区向南方和西南地区流动” ㊱，不外给勃列日涅夫集团无成效的人口东迁政策作了小结。
今后怎么办?是否继续东迁人口?
综观苏联报刊的材料，答复是肯定的。并且，下面两种情况促使苏修叛徒集团还得加紧向移民；一种情况是，“为了保证1971-1980年既定的社会生产规模，东部地区(西西伯利亚、东东西伯利亚和远东)需要补充劳动力好几百万人”；另一种情况是，“东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的降低速度比全国更快” ㊲。但是，向东部地区迁移“好几百万人”谈何容易。一则，苏联“中部、波罗地海各共和国、白俄罗斯、乌克兰东部和哈萨克斯坦大部分地区已经表明劳动力不足了”。再则，移民投资花费甚巨，据苏联“经济学家计算，从欧洲地区向东部移居一个工作人员，需要6000到8500卢布(把建设住房和生活综合设施全部考虑在内)”，而“为了保证迁移比如200万名工作人员，就需要120-140亿卢布，即每年要花费12-14亿卢布”。所以，苏联学术界有人作出悲观的预言：“今后向东部地区输送劳动资源的可能将大为减少。” ㊳
除了向东部地区移民的既定方针，从苏联报刊材料可以看到的，还有农村人口大批地向城市涌进。苏联官员确认这是苏联国内移民的另一基本方向，声称：苏联人口“移居的基本方向是从农村地区向城市移动” ㊴。据统计，1961-1965年平均每年由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多达140万人，1966-1970年平均每年170万人，越来越多㊵，结果，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很快，从1961年的49.9%增至1973年的58.8%；农村人口比重相应降低，从1961年的50.1%降至1973年的41.2%㊶。正是由于农村人口每年成百万地盲目流进城市，给苏联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恶果。仅举恶果中的两例：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过于膨胀”㊷，形成了大城市相对过剩的人口，社会问题越发严重了。
—— “农村人口不仅相对地，也绝对地减少了。1957-1960年每年减少40万到70万人。1963年-1973年每年减少10万到110万人。”㊸减少的人口当中绝大多数是青年。结果，在今日之苏联，农村一片凋弊景象：“农村人口减少”，“农村青年人锐减”，“人口日趋老化”，“独身户和二、三口户比重上升”，“基本上都是妇女”了，破坏了“大量农村家庭”；“大大降低了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耕地减少了”，“劳动力保证程度降低了”；“生产资料得不到充分利用”，“每年失掉18-19%的农机人员” ㊹。
以上材料一方面反映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在人口方面所引起的严重恶果，另一方面也说明，苏修叛徒集团的人口政策违背广大苏联人民的利益，所以推行至今毫无成效。
①北京经济学院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前身，1995年3月，由原北京经济学院和原北京财贸学院合并、组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②B·苞德萝娃：《现阶段某些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政策》，载《外国人口》（俄文）一书，苏联统计出版社1977年版。
③参阅A·Я·波亚尔斯基主编：《人口学教程》（俄文），苏联统计出版社1974年版。
④同上
⑤包·采·乌尔拉尼斯：《苏联人口动态问题》（俄文），苏联科学出版社1074年版，第302-303页。
⑥参阅A·Я·克瓦沙：《苏联经济和人口发展问题》（俄文），苏联统计出版社1974年版，第134-140页
⑦参阅《苏联经济和人口发展问题》（俄文）一书。
⑧包·采·乌尔拉尼斯：《苏联人口动态问题》（俄文），苏联科学出版社1974年版。
⑨维尔米舍夫：《刺激人口增长问题》，载苏《计划经济》1972年第2期。
⑩同上。
⑪《苏联人口动态问题》（俄文），1974年第84页。
⑫《人口与人口学任务》，载苏《经济问题》1974年第6期。
⑬包·采·乌尔拉尼斯主编：《世界各国人口》（俄文），1974年版第176页。
⑭同上。
⑮苏联代表团团长1974年8月在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会议上的报告。
⑯《苏联人口动态问题》（俄文），1974年版第302页。
⑰《世界各国人口》（俄文），1974年版第177页。
⑱《苏联人口政策》，载《苏联科学院学报》1972年第9期。
⑲《世界各国人口》（俄文），1974年版第176-177页。
⑳《苏联人口政策》，载《苏联科学院学报》1972年第9期。
㉑苏联《文学报》1972年9月27日。
㉒参阅E·A·萨德沃卡索娃：《人工流产在苏联实行自觉生育子女中的作用》，载《人口再生产》（俄文）一书，第215页。
㉓苏《文学报》1972年11月15日。
㉔《世界各国人口》（俄文），1974年版。
㉕《苏联经济和人口发展问题》（俄文），1974年版第76页。
㉖《苏联人口政策》，载《苏联科学院学报》1972年第9期
㉗《苏联人口动态问题》（俄文），1974年版第22页。
㉘ 苏联代表团团长1974年8月在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会议上的报告。
㉙《人口》（俄文），苏联统计出版社1973年版。
㉚见苏联《工业生产经济和组织》1972年第1期。
㉛瓦列里·札拉戈尼亚：《苏联现今移民的趋势》，塔斯社莫斯科1975年4月16日电。
㉜《俄国给边界移民的“引诱”，目前他们以不同方式处理事务》，载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年8月14日。
㉝《苏共二十四大材料汇编》（俄文），1971年。
㉞Г·米里涅尔等：《按地区调整居民的生活水平》，载苏《计划经济》1975年第1期。
㉟《苏联人口的社会经济问题》，载苏《经济问题》1974年第9期。
㊱Н·罗果夫斯基：《人口和劳动资源的某些问题》，载苏《计划经济》1975年第3期。
㊲阿马伊科夫：《移民的基本方向与不断完善按地区重新分配劳动资源的工作（根据俄罗斯共和国材料写成）》载《人口》（俄文），苏联统计出版社1973年。
㊳《按地区调整劳动报酬以及使之趋于完善的某些问题》，载苏《计划经济》1975年第2期。
㊴苏联代表团团长1974年8月在世界人口会议上的报告。
㊵见苏《计划经济》1972年第12期。
㊶《苏联人口动态问题》（俄文），1974年，第254页。
㊷《人口》俄文，苏联统计出版社1973年。
㊸《苏联人口动态问题》俄文，1974年，第244页。
㊹《书评》，载苏《经济问题》，197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