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七日到了，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主席发出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此后全国响应，“五、七”干校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各地。对于“五、七”指示和“五、七”干校，在有过这段经历的人们中间认识是很不相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有人将干校比作“牛棚”，恨之切切；有人则觉得住干校收获多多，是一段难得且值得回顾的生活经历。作为曾经的干校学员，我曾写过一篇回顾文字发表在中国政法大学离退休处办的内刊《夕阳红》上，现重新发表于此，说说我对干校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的感受，并用以纪念五月七日这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
往事回顾
——忆北京政法学院五七干校
任中杰
看了庚红同志的两篇《安徽“五七干校”的那些趣闻轶事》和程滔的“引言”，也勾起了我回顾五十年前那段“干校”生活的兴趣。庚红用“趣闻逸事”作标题，透着一种对当时生活的愉快回顾（至少说不上痛苦），很不同于某名人大学问家的《牛棚杂记》。我没有读过《牛棚杂记》，无权评说这本书的内容，不过我知道“牛棚”，“文革”初期是指红卫兵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把“五七干校”比作牛棚，可见作者对住干校不是一般的不满，而是恨之切切！不过当年各单位干校的学员可不是什么“牛鬼蛇神”，应当说当时大多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高校教职员（毛主席的女儿也在其中）都住过五七干校。看来将住干校感觉如住“牛棚”的人并不多。我们学校这些干部教师，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就没有间断过参加工农业劳动，去广西、四川、河北搞“四清”，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其艰苦程度要远超过五七干校，恐怕很少有人有干校生活苦不堪言的感觉。
“五七干校”其名称来源于毛主席的“五七指示”。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作出批示，指出“军队应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冶、学军事、学文化、又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型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四清运动，又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工、军农、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紧接着毛主席又要求全国工、农、学、商各行各业都应办成这样的大学校，以一业为主，兼学别样。毛主席批示后很快从中央到地方都办起了“五七干校”。毛主席提出这一主张，是基于他对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历史阶段任务的深刻认识：要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群众知识化；要消灭工农、城乡和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三大差别；要培养一专多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要为摆脱“奴隶般的旧式分工”创造条件。虽然我们的干校离主席批示的要求似乎还是有不小差距的，这是因为作为干校领导的军宣队并没有在如何实现主席批示要求上下功夫
，只是换个地方边劳动边搞运动，为最后解散做准备。我们是解散后在安徽分配，军宣队那些人其实也面临解散（转业）和分配，但他们多在北京分配。正因为这样，五七干校结束后，大家对军宣队的领导多有不满。但是尽管我们的干校有这样那样的不完美，我总觉得收获还是不小的，有这样一段经历，应当是人生的幸事。
五十年过去了，人老了，对不少往事的记忆己十分模糊，下面仅就脑海中仍留有较深印象的一些人和事做些粗略回顾。
原北京政法学院在安徽濉溪五铺农场办五七干校，从1971年春至1972夏一共持续了差不多一年半左右时间，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参加劳动，二是搞运动。除此之外，我有印象的是还组识过几次颇受欢迎的参观活动。
先说说劳动。主要是帮农场干农活，都干了些啥已记不清了，总的说不算很劳累。留下印象的有两件，夏收割麦子和打井。麦收那会儿天不作美，常有雨，需要与老天爷争抢时间，据说有一年就是因为下雨，麦子有的收上来无法晒干，不少都发芽了，有的甚至在地里就长了芽子。最后只能降价卖给酒厂酿酒，损失惨重。有鉴与此，必须加紧抢收。所以有些紧张，比平常累一点。不过伙食不错，食量也大增，我记得－天得吃一斤半粮食，所好我的定量不低，每月三十六斤。打井这项活儿之所以印象深，是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更没有干过，感觉新鲜、有趣。活儿不很累，主要是象推碾子似的推那个打井专用的挖土机挖土。
值得庆幸的是我比大伙参加的劳动项目多了一项，我把它定义为“学工”。军宣队调我和杨福盛同志去指挥部搞宣传，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搞广播（播放中央台的新闻和放红歌），二是放电影。放广播的第－项基础工作是架线。这既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对技术我们一窍不通，不过唯一一位跟着我们去干校的工宣队员小张师傅（名字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却是行家。他是北京电话局的外线工。是他带着我和孙广华（政法学院复校后没有回来，是在山西政法管院院长任上退休），高质量完成了从五辅至魏楼约二三里地的架线任务。架线看似简单，树几根杆子，绑上电线，如此而已。其实枝术含量并不低。达不到规定的技术标准，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小张师傅确实有两下子，就说截电线吧，我和孙广华使尽力气也截不断，免强裁断时，那断面也像被狗啃了似的，难看极了。可人家小张师傅也没见他使多大劲电线就断了，而且断面很整齐，他说这是六十年代技术大比武练出来的硬功夫。无论广播还是放电影，都要用电，但从宿县向西好几个公社都未通电。我们是用一台单缸的小内燃机带动一个小发电机发电。我是边看说明书边操作，花了很大功夫才算较为熟炼地掌握了发电技术。放电影多数时间得骑自行车去宿县租片，来回一百里（五铺是五十里铺的简称，是指距宿县五十里）路程，这也是一种劳动锻练。（记得也有－两次是李达生师傅开小华沙去宿县办事时搭他的“顺风车”。）带到干校去的是－台新的，放映16毫米胶片的小型放映机，不过我和老杨都没有放过电影，不会使用。老杨从三连请来了原教务处的马逢平，老马是个多面手，原学校电化教育那些设备他都熟悉，还会电焊，一次我们那台小发动机的油箱震裂了就是他焊妤的。老马干事很认真，每次放电影，放映前差不多要用半天做准备。先用屋里的土墙当银幕试放－遍，确保没有问题了晚上才正式放映。每次都在五铺和魏楼各放一场。电影丰富了文化生活，很受大家欢迎。不过也出了点事，在干校面临结束之际，当地五铺大队的几个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搞到了一部影片，但苦于没有放映设备，也无人会放，想让我们为他们放一场。我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当时已没有别人了，只能我一人操作。一开始很顺利，放映效果不错。可是放了不到一半突然发电机出了故障，没有电了。折腾半天机器也起不动，只好作罢。收拾完设备后大队的人让我先回去，说是一会儿他们找个架子车将设备给我送回去。可我回去后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们送过来。我感觉不对劲，再去找却不见人影。我这才发现受骗上当了。他们是为了得到这套放映设备精心设计了这个骗局。设备是从我手上丢失的，追回来是我的责任。我到他们大队部索要，他们也承认是他们扣下了，理由是干校结束了，你们也不需要了，不如留给他们作过纪念。我毫无办法，只能向军宣队领导汇报。领导发话说算了，给他们吧！这算是免了我的责任。
再说说搞运动。文革己进入第五年，情形与初期已大不相同。主要任务己不再是针对各单位领导，原来的党政负责人早就全解放了。干校期间搞运动，至今我仍留有映象的主要有这三项：－是批极“左”清查“5．16”，二是批陈整风，三是9．13事件后批林。
批极“左”清查“5．16”军宣队将重点放在“清查”上，而对文革中作为－种思潮的“极左”的“批判”却重视不够。可是查又偏偏查不出来。靠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材料，没有认真核对就轻易整人。最终一个也没有清查出来，倒是伤害了好几位好人。其中魏平雄、吕世兴（复校后未回校，先后任煤炭部纪俭负责人和人事司长）、张广海……，应是受冲击最厉害的几位。查5．16是纠“左”，可却采取了“左”方法，效果当然不会好。
批陈整风我觉得很有收获。1970年夏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林彪、陈伯达发难。先是林彪在会上发言定调子，引导大家离开原定的主题，大谈“天才”，陈伯达配合林彪搞了个《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搞乱了会议进程。其实推崇毛主席是假，为林彪反党集团“抢班夺权”造舆论、做准备是真。毛主席随即反击，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评陈伯达搞“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告诫大家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从而使会议回归正确方向。1971年初在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记得当年我们既学习又讨论，大家积极性很高。学习的范围很广，有毛 主席的相关著作和语录，内容有关于唯物史观（批天才论）、关于革命群众的大联合大团结、关于人性论和阶级论等等。大家兴趣很高，不仅讨论会发言热烈，会下也对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至今我还记得，我们曾同李进宝副院长一起讨论人性论问题，李院长认为是阶级论还是人性论，这是判断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标尺。我很受启发。为弄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改变党内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的现实，毛主席号召广大干部认真读几本马列著作，很快全国就掀起了学马列六本书的高潮。有关方面还特请我们干校几位对马列经典著作比较熟悉的同志作辅导报告，有在当地讲的，也有请到省里讲的。印象中程筱鹤老师的《国家与革命》辅导讲座，在整个安徽省都很有名。
“9．13事件”林彪叛逃，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全国都按中央精神批林。与批陈不同，这次我们是走出去与公社社员一起批。去的地方是五铺西面的百善公社。我们两三个人一组去一个生产队宣讲批林的文件、材料，并组织学习、座谈。我所在的小组是张子培同志带队，队员好像还有陶髦（记不很清了），当地派了一个大队干部帮助我们组织群众并照顾我们的生活。我们先召集在这里插队的上海知青，与他们一起学习，然后又同他们一起用多种形式向社员群众宣传中央文件的精神，很有效果。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开了个座谈会，从会上的发言看得出，大家对中央文件精神的领会不错，有几位老社员的发言还很有水平。
这次活动收获是多方面的。当然主题是批林，除了自身思想认识的提高外，还做了宣传，可以说是双丰收。再就是与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较深入的接触弥补了因我们干校设在一个地方国营农场，接触面较窄的不足。特别是与那位大队干部一起生活，听他聊家常，讲村史，不仅受教育，而且长知识，增加了对当地风土人情的了解。特别是他讲的暂时困难那几年的一些故事，可以说使我对造成困难原因的认识更全面了。天灾的确是重要的客观原因，而“人祸”（浮夸风）也应是重要主观原因。他照顾我们生活，一日三餐都是他做饭，什么烙馍、红薯粥等很具当地特色，真得感谢他。当地上海插队知青不少，这个生产队男男女女就有十多人。虽然在农村的劳动、生活要比在上海家里艰苦得多，但他们的精神面貌是向上的，他们加入我们的批林宣讲队伍，对我们帮助很大。我曾去他们住的地方参观，他们把我当“战友”，他们说：“我们都是走的五七道路，我们都是五七战士。”我见他们宿舍堆了一大堆红薯干，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劳动所得，准备春节带回上海。这种东西在当地的地位远低于米面等细粮，可到了上海，碾成面可比白面更受欢迎。与这些上海知青交往，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对我个人竟然还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因为离开干校后我先后在安徽大学和北京体院担任学生辅导员和政治课教师的工作，工作对象不少都是知青，在安大还都是些上海知青，有了这段与知青交往的经历，对我此后熟悉工作对象，无形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觉得还有一样值得说说的事情，就是参观。干校一共安排了三次参观活动。两次农业、一次企业。第-次去的是安徽省农业学大寨的典型──郭庄。郭庄的领头人叫郭宏杰，文革期间曾从郭庄书记升至安徽省委书记。文革后不清楚为什么倒台了。郭庄原先很穷，土地是盐碱地，后来学大寨精神，依靠集体力量艰苦奋斗，改良了土地，由穷变富，被树为安徽学大寨的典型。我们参观，现在仍留有印象的是看了大田、养殖场和还处在规化阶段的新村址。当时觉得的确搞得不错，庄稼长势很好，社员的积极性很高。唯一觉得不很好的是他们讲在最艰苦的时期曾组织社员外出乞讨。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这不应作为经验宣传。随着文革被否定，郭宏杰倒台，郭庄也就没有多少人问津了，不过前不久我从网上发现，一批曾在郭庄插队的上海和合肥知青，他们仍然没忘那段在郭庄的插队生活，没有否定郭庄当年艰苦奋斗干出来的成绩。他们写回忆录并出书怀念郭庄，感恩郭庄的乡亲对他们的关怀、帮助和照顾。看来无论对郭宏杰这个人物的是是非非怎样定论，对郭庄当年的成绩都不应轻易否定，因为那是郭庄劳动人民艰苦奋斗干出来的。
我们参观的另一先进生产队的名称我记不得了，只记得那也是一个用科学方法改造盐碱地的典型，是一位老队长顶住了单干风，拖着多病的身体带领大家战天斗地，取得了成功，而他自己却倒下了，再也没有能起来。生产队的负责人领我们来到一块麦子长得非常茂盛的田边，田角处有一个十分普通的土坟头，这就是老队长的安息处。社员们深深懂得老队长的心思，让老队长看着这倾注了他心血土地上长出来的茂盛庄稼，他好安息。
再一个参观点是淮北煤矿。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不错的体验。我去过多地的农村，也参观过不少工厂，却偏偏没有下过矿井。下井前先得换上井下工人的全部行头，带上连着有矿灯的头盔，俨然一副井下矿工的样子，下到井底后，经过很宽敞整洁的主坑道，再到分支坑道，然后进到采煤的掌子面，一路上矿上派来陪我们参观的人都给我们介绍情况，讲解坑道里的设备、仪表等的用处，讲得最多的是确保安全。可以看得出，当时煤矿对安全生产还是十分注意并高度重视的。当然井下再怎么注意通风，煤粉也少不了，所以在井下差不多每个人都是一脸黑。“煤黑子”这个词大概就是这么来的。不过从井下上来的人员第一道程序就是洗浴更衣，井上看不到有人一脸黑。矿工辛苦 ，所以那时矿工的工资一般也比较高，吃得也较好。我们参观结束后曾在矿上的食堂就餐，伙食非常好，种类多，味道美。这次参观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