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作战过程中曾于战场释放了不少战俘，这个情况在《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可以看到。
《年谱》载：西元1950年“11月18日，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并告高岗：‘（一）你们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这个电报针对的是11月17日彭德怀、邓华、杜平向军委和总政的来电请示，据披露，彭德怀等人的来电中提出“拟下一战役前释放一百名美李伪俘虏（内美俘三十名，伪俘七十名），以扩大我军优俘政策，打破敌军怕杀心理，并准备十九日夜由前沿阵地送出”。（《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上卷，31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此时，距10月25日我四十军在温井以北歼灭南朝鲜伪1师和伪6师先头部队、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仅二十来天。
18日夜，由我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释放了103名战俘，其中美军俘虏27人，南朝鲜伪军俘虏76人。（《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上卷，313页）《年谱》载：“11月24日，复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五）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可见，我军的释俘行动在当时曾引起较大轰动。
《年谱》载：西元1950年12月3日，“和刘少奇、周恩来同金日成会谈。毛泽东谈的主要内容是：……（二）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将影响一切关系。第一，对敌关系。在战场上是要坚决消灭敌人的，但敌人一经放下武器，便应宽待俘虏，有时还须释放几个军官，以利瓦解敌人。”这是在开导朝鲜方面理解正确的对敌政策。
最高统帅的对敌政策精神显然传达到了前线战士中，许多有关抗美援朝的回忆文章、书籍中都提到，我军战士将敌军重伤员包扎后抬到公路上，示意敌人将其运回去，我军不予阻拦。当时任侵朝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和“驻远东美军司令”的里奇微在其后来的“朝鲜战争回忆录”中也曾提到：“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截然不同（北朝鲜人往往在俘虏脑袋后面补上一颗子弹）。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里奇微：《朝鲜战争》，7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西历1983年10月出版。）这些让敌军接回伤员的做法就是战场释俘，它们显然是战地指挥员决定的，而那些战地指挥员也许是团级、营级、连级干部，有的甚至可能只是班、排负责人，由此可见我军政治工作之细致与深入。
当年我军战场释俘，其理有三：
其一，在第一次战役后第二次战役前释放一部分俘虏，主要目的是要其带回我军兵力不足、准备后退的信息，引诱敌军大胆进攻，以利我军两翼穿插包围敌军主力。从实际战事发展进程看，这个目的达到了。
其二，展示我军的宽待俘虏政策，以瓦解敌军斗志。这是我军建军之初由古田会议所确立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之一，在朝鲜战场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比如第二次战役中美军第25步兵师第24团C连在我三十九军一部的强大攻势下全连缴械投降即为显例。
其三，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革命的人道主义既是人民军队所秉持的原则之一，某些方面也体现出中华文化几千年传承发展的优秀文明的基因。与之相比，当年美国为政治宣传的目的而虐待、杀害、扣留战俘，反映出西方“文明”骨子里的野蛮未化。
现在已无法确切统计我军在抗美援朝中的战场释俘的具体数字了，但从相关资料推断，其数目当在上千至数千之间。据报道显示，美国那个“朝鲜战争纪念碑”上声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被俘 7140人，显然，它们不可能承认被俘美军数目中还应包括我军在两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战场释放的美国寇兵。
说到美国华盛顿城的那个“朝鲜战争纪念碑”，对上面宣称的美军被中朝军队击毙的人数，曾有网友著文“杀死一个美军很容易，让一个美军阵亡很难”，分析指出了该国统治团伙使用的“战死”概念骗术和缩减数字骗术。其实，美国的洗脑媒体机构一直是这么搞骗术的，当年美国就曾在宣传中极力缩小自己的被俘人数。《毛泽东年谱》载：西元1951年“12月7日，将外交部情报司摘报的美国《xx时报》、《新闻周报》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登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交换战俘问题的三条新闻批送周恩来阅，指出：‘美国人宣布被俘的仅一百七十四人，其余一万多人被列为“失踪”的，他们没有理由向我们索取每一个“失踪”的人。’”把一万多被击毙或被活捉的寇兵说成只有一百七十四个，为了编造资本统治团伙发动对外侵略的“胜利”，美国的洗脑媒体机构真是创新了“先进发达”的撒谎欺骗手段，却被伟人毛泽东轻轻一句略带蔑视嘲讽的话就揭去了厚黑的面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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