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幽灵的谱系学

资本幽灵的谱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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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社会工作区间内,人怎么异化和物质生产怎么发展是同一命题:即所谓“从异到恶”。但不应作为哲学的思考向度。依照鲍德里亚版本的故事,就是人类主体逐渐沦丧,直至悲伤离场的过程。所谓“我交换故我不在”“我生产故我不在”“我符号故我不在”,产生一个恐怖的结局:我镜像,我拟真,故我在。后者实际就是现实版本的价值形式的全领域和全球化“统治场”。这个统治场域内,工资镜和工资恶、资本镜和资本恶高度一体。

资本幽灵的谱系学

——劳动力商品的“前世”“今生”“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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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资本论>第一卷唯物史观原理解析——马克思逝世140周年之际历史发生学基本理论探究》第五部分,即全文结论。该文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3年第4期P109-134,第五部分原标题名称为《资本幽灵的谱系学总结:劳动力商品的“前世”“今生”“来世”》。】

基金:吉林财经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科研项目“《资本论》、工资与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2022WZD01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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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资本论》创作是马克思的毕生事业,为一同化生成的理论建构进程。为了求得资本的唯物史观知识,马克思毅然选择历史学家的工作身份,所得到第一个完整的工作结果即是著名的六册计划。由于每一册均被设定为“主体”,就相应由该主体化来的知行合一结构出发。这样做的好处是,比较容易实现理论历史和知识结构的统一。就像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决不是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个别或零碎的批判,而以在联系中阐述资本主义生产和有机结构的社会历史规律为目的,同步实现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现实诠释。与之不同,替代它的《资本论》直接是从矛盾出发,从矛盾工具出发因而也就是从对对象主体的历史批判出发,从“商品两仪”出发。

这样经济的社会形态就被完整地独立出来,乃至《商品》成了一个独立的创作——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导论”,从中取出幽灵知识——商品价值,成功解决了唯物史观知识命题的现实羽化问题。并且,经济的社会形态和物质生产对象之所以是统一的,在于它是社会形态的“主体承担者”,即其核心的构件。

(二)

然则,何谓知识?主体→结构→知识之谓也。然主体向结构的转化,必得有矛盾规定性做中介,与此同时,结构以知识为自己的承接亦得有系统的中介形态。一言以蔽之,知识何以练成?“主体—矛盾—结构—系统—知识”之谓也。知识何来?经之,纬之,行之,知之,乃执行幽灵学同物象学和现象学路线斗争的结果(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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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再生产“阶级者”之问:由“主体”而“阶级—统治—剥削—拜物教”的结构系统

可见,形式逻辑只是知识工具,革命的形式并非源自形式逻辑本身,而源自系统工具、矛盾工具。主体者历史世界也,结构者现实世界也;主体——自在而自由,结构——矛盾而系统。资本既是主体也是结构,演绎了史上最为壮观的主体运动和阶级斗争场面,展示了最为繁复曲折的知识画面与科学景观。

《资本论》的统一规定是阶级分析和阶级行动。为达成这个目标,又在不同抽象层次上因应主体范畴向经济范畴的转化,进行着阶级决策的角色转换:从历史的阶级行动决策到系统的阶级行动决策,再到经济个体的阶级行动决策。故系统矛盾蕴涵着结构矛盾,认识矛盾蕴涵着实践矛盾,与此同时,生产方式矛盾蕴涵着主体矛盾(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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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唯物史观意义上,资本知识幽灵不外乎是“发展=危机”这个历史公式,不外乎是“W=c+v+m”这个阶级公式;深层次看,则不外乎是对经济的社会形态执行了特殊的价值算法——“主体危机算法”(产物是“资本工资”)。由于这种算法,导致生产危机在特征形式上仅仅表现为“资本主义主体危机”,而非单纯意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乃至市场危机在本质上都只是主体危机的再转化,是算法推演的过程和算法谱系的结果——由价值算法到系统算法、利润算法(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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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当中,之所以将市场危机予以单列:既是对谱系的认知强化,又在于指出克服危机的主体实践之路(如工资形式可以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这同样是语言幽灵学,需要特别的工具予以具象。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解决资本之事的伟大认识工具和实践工具。它的起点是主体范畴,它独立托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战场。

由于遵循资本逻辑由主体逻辑定制原则,《资本论》第一卷就总体而言是主体蕴涵式的危机范型(或曰“主体危机范型”)。简单劳动、雇佣劳动、两极分化劳动是由“工资劳动”统一的运动序列,算法工资、雇佣工资、阶级工资、市场工资从中指示工资算法循序渐进的成长历程。

既然商品具有“剥削的原罪”,商品便不能视为“天然的历史纯洁”。继而商品怎一个异字了得:必须认识到,商品的本质是异化性。唯物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和主体辩证法的统一。然则,从主体来读的商品研究对象是把握住了“主体异化对象”,揭发宗法向算法历史转型的特殊经济形式。在以往时代,主体危机的直接表现是生产危机(产品短缺)及其衍生的阶级矛盾危机。

在资本主义时代,主体危机的物形式(所谓“生产过剩”)使之具有阶级矛盾危机两重的间接表现:一重是资本恶的结构表现、系统表现(经济危机),一重是资本恶结构系统表现下经济功能失常(市场危机)。显然,前一重表现“第一性”,后一重表现“第二性”。后一重表现是前一重表现的结构运动继续和局部细节深化。这样有了所有制的主体读法(主体危机的价值命题)、所有制的价值读法(主体危机的工资命题)、社会存在的主体读法(经济危机的价值命题)、社会存在的知识读法(市场危机的工资命题)。由此看到,异化是奴化的经济实现。依据这一界定,工资是异化最集中的体现。

从主体看,工资即奴化;从经济看,工资是异化形式。工资的整体规定即“奴化异化”。

“工人在法律上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的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而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农奴而已。”

一切劳动产品及其活动化为“交换价值”,似乎以共同体关系解体为前提,与此同时,却要以生产者之间的物质依赖关系为条件。这就是连续运动、不间断的资本再生产的“前世”和“今生”。资本怎一个“恶”字了得:《资本论》中工资是“主体范畴”(算法工资或工资两仪)与“经济范畴”(雇佣工资系统)的统一。

作为主体范畴,工资是主体性规定的阶级工资:可变资本是工人的看不见的阶级身份,劳动力价值则是对于工人而言的看得见的算法统治工具。作为经济范畴,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充当资本工资的经济蕴涵物。资本生产方式下工资实现了对“剥削的价值”和“统治的价值形式”的内在统一。资本理解域内的工资规定性(阶级和统治行动)由相对工资理论而来,又断然超出这一理论。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工资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偶然形式,而整个资产阶级生产却是生产的暂时历史形式。”

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场域,“工资之行”导致“危机之知”(接续图5的思路,机理见表1),反过来,“工资之知”在规定上必然就是“危机之行”。资本工资的结构系统即阶级—统治—剥削—拜物教,其引发资本的阶级者行为:工资劳动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主体统治与剥削→资本主义流通和分配制度的经济统治与剥削→垄断和虚拟的危机总爆发。

表1 资本工资何以统治:资本主义危机的主体蕴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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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此有了算法社会形态工资的行难与知难。知难(经济范畴)谓为确立经济形式的知识对象,重要的一点在于理解算法工资成长从价值形式起步,而价值形式的起步又是交换价值,这样就引出资本和劳动的交换问题。行难(主体范畴)谓为如何由商品生产形式的阶级对象、统治对象、剥削对象以及拜物教对象转向资本生产形式的对应物。可见所谓历史科学,在《资本论》语境中,在于强调以主体逻辑为理解入口。

依据图3,生产一般作为唯物史观术语,即“主体理论”(主体论的对象蕴涵);其通过知识蕴涵得到“主体范畴”,通过事的蕴涵得到“主体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由探究对象蕴涵式、知识蕴涵式开始,当然不是肯定生产一般作为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肉身关系,在于寻求生产方式的阶级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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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经济的社会形态(自然历史过程)统一的研究对象“何以练成”

为此《导言》整体上必须视为对主体的寻求,先将生产一般视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主体理论,再落脚为资本一般,对主体范畴和主体逻辑进行“资本具象”。人类学意义的一般物质生产逻辑是一种空泛的说法,如果存在“人类学的生产逻辑”说法,那么,它就是主体逻辑。物质生产和主体逻辑总是统一的,由此,工艺逻辑(一般物质生产逻辑)无法直接代表“主体逻辑”,不宜混淆二者。

所谓主体逻辑一般,即贯通历史主体的规定(并非生产的抽象性或一般历史关系),包括共有的规定和彼此延续着的各个时代生产的总体逻辑(幽灵主体)。恰恰是对这个规定,马克思以“生产一般”(理论范畴)加以命名。作为唯物史观的思维学支架,它的历史范畴的初始形态是“共同体主体”。主体逻辑与生产逻辑一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幽灵学用语、一为唯物主义工作总用语,本质上是历史具体的统一。而又正是主体逻辑决定“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这是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的实在性。然则,“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在于坚定地将生产一般推进到资本一般。”

经济的社会形态是历史统一的,并非各种社会形态的“断章”,或者“断章的组合”。在研究对象理解域内,唯物史观以完整的物质生产为“对象主体”,乃是对全体主体逻辑的工作统一;这也就意味着依照发生学的进路,经济的社会形态生产逻辑在实质性规定上整体分解为主体逻辑(通史道路思维或生产方式的本位论)和资本逻辑(资本关系的本体论即资本之事),后者乃是前者的转化形式。生产一般是发展路向,内在标志是“劳动一般”历史思维器官的逐渐成熟。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坚持以劳动或劳动一般考察生产一般,有效避免了生产一般条件的“经济肉身说”。以此推断,人类社会发展第二大形态的实质性在于对“算法社会形态的生产一般”进行人格化,确立劳动力商品的历史形态,据此追溯它的前史和未来之路。既然摆在我们面前的对象仍旧是商品形式的物质生产,那么,应全面审视物质生产的历史幽灵(生产方式)、社会肉身(生产关系)和阶级经济物象(交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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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所谓人的依赖关系,指的就是原初的共同体;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则为重建的共同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对劳动力商品的主体性描述,因而是第二大形态“从异到恶”的灵魂性规定(2)59。

在阶级社会工作区间内,人怎么异化和物质生产怎么发展是同一命题:即所谓“从异到恶”。但不应作为哲学的思考向度。依照鲍德里亚版本的故事,就是人类主体逐渐沦丧,直至悲伤离场的过程。所谓“我交换故我不在”“我生产故我不在”“我符号故我不在”,产生一个恐怖的结局:我镜像,我拟真,“故我在”。后者实际就是现实版本的价值形式的全领域和全球化“统治场”。在这个统治场域内,工资镜和工资恶、资本镜和资本恶是高度一体的。

“因此,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这里就像货币和商品的关系一样;如果说一方是财富的一般形式,那么,另一方就只是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实体。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而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

所谓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所谓全面的关系,所谓多方面的需求,所谓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皆指示资本的再生产体系的运动与构造形式,作为资本消费劳动的结构特征。其伟大文明作用的“工艺逻辑”和“市场逻辑”并未表现出劳动主体任何的发展症候。第二大形态恰恰是“劳动非发展”时代——尽管它的物质肉身面貌(市民个人或劳动力商品)是取得了长足进步。既然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同样是人类技艺“活的物质承担者”,劳动变换的多方面需要、劳动发展的多方面关系以及劳动能力的全面塑造与培养,就和资本所要求的内容、形式完全不一样。

为此,无产阶级不仅要果断抛弃“绝对平等的工资说”,而且要进一步历史地消灭“劳动力和劳动的区分”的资产阶级分配法权,以“社会主义主体论”发动幽灵学与物象学乃至幽灵学本身(革命幽灵学)与资产者的现象学的路线斗争。要知道,危机显然不作为现象学的考察对象。一旦陷入现象学语境,危机旋即成为内涵歧义、外延不确定的语词,危机的意义仿佛不由自身、不由全过程运动,而由所欲实际解决的对象问题来赋予。既然工资劳动具有“二重性”(劳动和劳动异化的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旧需要采用这种经济形式,那么主体危机仍然可能“死灰复燃”。在实质性上,主体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劳动者发展危机,由此引发全过程的危机形态。当下的全球场域乃是经济危机越来越具有全过程运动、全领域覆盖的新特征的再生产体系,全过程域的瓦解性强烈。

资本主义危机已然是发展至顶峰形态的历史主体危机。其阶级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不可为继。社会主义必然会使劳动成为理解历史世界“新的思维器官”。主体既然是与危机伴生的主体,出路必然是历史走出“劳动力商品”,走出“工资的统治算法”。劳动力商品的工资规定“姓资”,在于它是资本工资,在于它对算法工资和雇佣工资的统一。

社会主义工资“姓社”“不姓资”。唯物必拜物。通过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生产,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以“高质量的生活资料”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为两仪标准,社会主义工资在新时代一定能够走出单纯唯物论的要素肉身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谋划社会主义生产一般的历史唯物主义新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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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工资“姓资姓社”问题探究 (kunlunce.com)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3] [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

[4]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5] 程恩富:《论<资本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文汇》1987年第2期。

[6] 许光伟:《<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历史发生学》,《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7期。

[7] 许光伟:《<资本论>与主体革命论——从党的二十大报告看唯物辩证法的工作谱系》,《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8] 许光伟:《<资本论>的工资理论逻辑:基于价值形式的统治场论》,《经济纵横》2023年第10期。

[9] 许光伟:《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要素论——马克思主义主体规定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

全文注释

1《资本论》四卷是从经济的社会形态“阶级书写”的角度实施对唯物史观原理的具体化,包括阶级的主体规定(阶级者)原理、结构原理、事原理和认识原理。本文作为系列写作的第一篇,主述主体原理。余下将以此为基础,结合新时代社会主义的现实需求,深入解析《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唯物史观原理的学说内容。

2(1)《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49页。

3(1)据此,唯物史观学说将主体提升为对象主体的意义全体规定。所谓对象主体,即对象之我、运动之我,如文化学的“身体之我”、哲学主体的“实体即主体”命题皆有这种意味。而在哲学界,主体术语作为科学事件的认知意义是黑格尔在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笛卡尔、康德、费希特的基础上第一次予以集成化,并完成对其革命性涵义的确认。

4(2)[德]约瑟夫·福格尔:《资本的幽灵》,史世伟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第1页。

5(3)[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

6(4)张一兵:《主体历史观与“无主体过程”论的二歧悖结析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的内在逻辑冲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8(2)在历史研究中,生产方式和生产一般具有紧密的历史主体联系。正是由于不懂得生产一般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理论”的工作意蕴,致使产生认识上的偏差:断定“把生产一般当作研究对象是错误的”;理由竟然是“将特定社会性质的生产放在人类社会的一般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并非生产一般术语所能涵盖的内容,生产一般被限定于抽象共性即“抽象的简单的范畴或者说一般范畴”,而所谓特定社会性质的生产也竟然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例如雇佣工人)始终在各个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形成类似于动植物机体一样的‘社会机体’。”(罗雄飞:《<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理解<资本论>的一把钥匙》,《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

9(3)图名或可界定为“唯物史观主体生产主体”,其落成研究对象的主体表达即生产一般。居于中央的是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即主体),为历史规划、社会规划、工艺学规划、政治经济学理论所圜桥,复教泽环绕四周的诸种主体规定。

10(1)张一兵:《主体历史观与“无主体过程”论的二歧悖结析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的内在逻辑冲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11(2)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12(3)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9页。

13(4)比岱:《请你重读阿尔都塞》,《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6期。

1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15(2)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10页。

16(3)对这句话的解读有多种方式,如在规定上没有事的蕴涵式(历史世界的统一性)就没有事本身,乃至没有研究对象就没有对象,再如没有理论就没有实践,等等。又或许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一般乃是作为对黑格尔抽象唯心的“精神活动主体”术语的替换。为此,生产一般研究路线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支架下降到实践场(生产过程)的认识支架。生产一般(主体的实践格局)蕴涵支配社会实践场理论功能的意指,它的落脚必然是范畴,从而是研究对象的直接基础。在事的科学感召下,其合并针对历史对象运动的“存在者之我(祖系,父系,孙系)”与针对社会存在构造的“存在之我(幽灵,肉身,物象)”。

1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页。

18(5)像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的思维痼疾就在于不懂得“生产一般的主体理论”的存在。“李嘉图所以有片面性,是因为他总想证明不同的经济范畴或关系同价值理论并不矛盾,而不是相反地从这个基础出发,去阐明这些范畴以及它们的表面上的矛盾,换句话说,去揭示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5页)以至于有马克思这样的议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页)

19(1)《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页。

2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7页。

2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7页。

22(2)黄志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当代进路兼论<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工业民族志及其双重叙述》,《思想战线》2022年第4期。

23(3)价值形式术语是马克思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工作产物。

24(1)《资本论》中,马克思总体上既倾向于等同使用“价值形式”“交换价值”两个术语,又将前者限制在“交换价值的发展”意义层面,前者是历史生产一般的工作组成,后者是市场一般(物象学)的工作组成。从而相较而言,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价值幽灵学的出场,一个是价值形式工具的出场,以及一个是幽灵的实体和肉身,一个是幽灵的面具。

25(2)《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8—89页。

26(3)一言以蔽之,“买和卖才不仅支配了生产的剩余,而且支配了生产的实体本身”;“如果说一方面商品表现为资本形成的前提,那么另一方面,就商品是产品的一般元素形式而言,它在本质上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和结果。”“这里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甚至连属于过去生产时期的经济范畴,也获得了特殊的历史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页)卢卡奇则用根据可计算性加以调节的劳动的合理化原则,来具体解释造成物化的原因。“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人的关系的物化,具体地说来,就是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梁树发等:《马克思主义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2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6页。

28(5)而实际上,《价值形式》完完全全是历史描述。作为“交换价值的发展”的历史逻辑:价值承担者的第一形式是统治的算法雏形,第二形式是个体统治的算法特征形式,第三形式是算法统治一般(社会化的个体统治),第四形式是货币的统治形态完成。说到底,就价值形式这一节内容而论,其必然同时是“商品两因素”“劳动二重性”“交换价值发展”“商品拜物教”四者统一的规定。

29(1)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7页。

30(2)许光伟:《生产关系的三层次解读关系及其意蕴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道名学说和生长论》,《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31(3)这是相对价值主体而言的经济范畴。价值是幽灵、肉身、物象合一,价格同样如此。抽象劳动乃价值实体“幽灵之我”,使用价值和价值形式乃价值实体“肉身之我”(物质肉身和经济肉身)阶级肉身由其矛盾性规定化出,交换价值乃价值实体“物象之我”。经济范畴必然是对上述社会存在的如实反映,体现运动环节和结构细节上的推敲。

32(4)就预付资本作为主体范畴的知识构造而论,“价值”(历史本质)是幽灵,c+v价值形式是肉身,资本要素形式则是运动物象。针对这一对象存在,所以作为具有完整系统内容的经济范畴的资本:以资本循环运动为结构幽灵,以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为结构肉身存在,以再生产的经济运动为结构物象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幽灵类经济范畴是由主体范畴的整体规定所化出。

33(1)《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8—179页。

3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5页。

3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页。

3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37(5)《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9—181页。

38(6)黎庶乐:《论阿尔都塞的“历史无主体”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

39(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12页。

40(1)《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9—90页。

41(2)“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5页)

42(3)“一切商品,作为社会劳动的化身,都是同一个统一物的结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1页)

43(4)钱津:《抽象劳动与劳动概念辨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5月25日。

44(5)在开端上,从物质生产出发和从一般商品出发并不能看成是彼此抵牾的。事实恰恰相反,如上所论,它们在商品两仪(主体逻辑)架构下高度统一。而对商品历史世界的追问是全面满足了研究对象的科学事件出场要求,是把研究对象第一次作为一个“认识对象”予以集中生产。质言之,“以商品独立条目的写作为开端,该原理实质涵义在于锚定‘物质生产’和‘历史生产’的有机联系;复以劳动过程为一以贯之线索,其全面推进与阐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历史经济认识,实现由道路而系统、由矛盾而规律、由范畴而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生产。”(许光伟:《<资本论>有机构成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之一》,《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4期)

45(6)许光伟等:《唯物史观原理与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基于<资本论>的考证》,《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7期。

46(1)其构造式为“A+Pm W(L)”。

47(2)主体范畴具有严格的历史类型如由商品两仪所规定的“以商品为中心”、由再生产所规定的“以资本为中心”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不同类型,由此决定了它的讲述工具的性质。质言之,如果说主体范畴是主体知识,那么有机构成即是主体知识工具。“从有机构成看,并没有什么本体论,只有主体论:因为唯有从这一角度,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关系对象和生产一般理论的合而为一,赋予生产一般实在的内容。”(许光伟:《<资本论>有机构成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之一》,《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4期)

48(3)资本是唯物史观的阶级术语,而有阶级的主体、结构、总过程之事及其认识范畴的四卷体式“璧合天成”。在实质上,该图意指算法社会形态之研究对象结构落成,是为关于“幽灵我”(美丑幽灵)、“肉身我”(本末肉身)、“物象我”(真假物象)三位一体的价值形式统治场。以此引发“生产关系的经济学A经济学(A体系)”与“资源配置的经济学B经济学(B体系)”之战。

4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4页。

50(2)许光伟等:《<资本论>有机构成的唯物史观深层景象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之二》,《政治经济学研究》2022年第1期。

51(3)所谓:“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是这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中去。”“由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点在同按照合理的预测而发生作用的那些抽象的局部规律相对照时,越来越成为只是错误的源泉。”于是在这里:“当人本身的存在被归结为一个孤立的粒子而被一个异己的关系所吞并时,人格只能处于无可奈何的旁观地位。”(梁树发等:《马克思主义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6页)

52(4)许光伟:《<资本论>有机构成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之一》,《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4期。

53(1)许光伟等:《<资本论>有机构成的唯物史规深层景象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之二》.《政治经济学研究》2022年第1期。

54(1)作为通史之事,“阶级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研究路线的由来。经济的社会形态是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的统一。所谓商品两仪,言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所谓再生产主体,言资本的阶级者主体的历史性状。然则,主体论实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的指示,必须在这些历史本位的基础上把握“经济决定论”(经济唯物主义)。

55(2)“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竟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35页)而这正是我们要坚持的。《资本论》第1卷的结论是直接宣告了这一结果:“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73—874页)

56(1)此术语意义为:工人阶级依照可变资本领取生活资料所有制的阶级工资最低额。马克思在谈论“六册计划”的纲要设想时明确指出:资本工资的主体范畴是做资本主义工资分析的基础,“从土地所有制向雇佣劳动的过渡不仅是辩证的过渡,而且也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土地所有制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建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为此,在对“资本一般”进行考察时:“假定工资总是等于它的最低额。工资本身的运动,工资最低额的降低或提高放在论雇佣劳动的那一部分去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每一个别关系时不致老是牵涉到一切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57(2)接续图3,研究对象“真假之辨”“美丑之学”意在烘托“是非之论”。以资本工资而论,守护的是A体系,既是阶级工资,亦为拜物教收入,以劳动二重性管辖“阶级范畴”“拜物教范畴”。反之,新古典工资守护的是B体系,既鼓吹市场工资的自然合理性,亦粉饰拜物教收入的经济神秘性质,以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管辖“市场范畴”“物象范畴”。站在社会主义学术批判角度,A为“是”,B为“非”,这就是A与B经济学的是非之战。图中的“工厂分封”指示使用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资本分封”则指示贫困积累和资本积累。

58(3)《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向《资本论》的设计思想转化整体反映了认识支架和历史支架的工作合一性。

59(1)由此有以下著名的议论:“正统经济学用预先确定的观念来解释社会现实;它也并不从实际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出发来解释这些观念,包括其自身的概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进程和现实关系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在我们头脑之外的客观世界中的确存在着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客体……在人类社会里肯定存在着使物质生活条件再生产出来的某种社会系统,而它必然表现为特殊的社会关系。因此,这样一个前提不是人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的,其基础就在于自己的中心范畴是在资本主义方式中发现的实际社会关系的抽象表现。只要这些关系还存在,这些理论范畴就会起作用……马克思主义把生产看作是自然力、人的自觉性和社会关系三者的组合,而且这三者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正统经济学却只是单一地集中在生产的自然物质方面,而把精神的和社会关系的要素一股脑推给了社会学部门……经济学变成了形式化的游戏,社会学的抽象则根本不着边际。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对具体的社会经济体现的分析研究,要求统一的社会科学体系。物的生产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因为为了进行生产和实行产品分配,人们就要相互发生关系。因此分析物的生产离不开分析社会关系。马克思第一个发现了这一原理,并随后为历史的、唯物的和统一的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霍奇逊:《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种剥削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9—51页)

6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61(3)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02页。

6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

6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49页。

64(2)该图真正的主题其实指向对“发展/危机”机理共生性的探究。关于“价值形式统治场”问题的探究,参阅拙文《<资本论>的工资理论逻辑:基于价值形式的统治场论》。

65(1)该图全方位展示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对象)”蕴涵式。什么是科学事件?以对象运动的一和对象思维学为开启和复归:“对象的一”开启“研究对象的三”(研究对象主体、研究对象结构、研究对象内容的理论知识体系),通过对象蕴涵式,运动复归于“对象的一”。在运动序列上,即由对象发生(始)→对象存在(结构中介)→对象历史(终)之研究过程,转向研究对象主体(历史世界即研究对象主体之始)→研究对象发生结构(统一对象发生和对象历史的构造)→研究对象内容(对象历史结果和研究对象主体之终)之叙述过程。为此,商品对象性的历史总结果就构成《商品》独立写作的对象。这个写作对象,借由商品历史世界,马克思旨在为读者提供“系统矛盾的知识学阅读”。因为唯有站立系统矛盾的最后高度,方可鸟瞰经济的社会形态全局,由成熟形态向前追溯生产方式矛盾及其历史认识矛盾,形成从结果叙述的“历史探究科学讲述”体式。总体来看,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维支架和语言支架,以此支持事的蕴涵式。在认识产物上,则是形成关于历史世界统一性的“时空三维”思想构图(见图右侧的示意)。使用价值、价值、价值形式、交换价值、商品拜物教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态历史世界构图的基本术语,自然是时空三维构图的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在表象上,使用价值、价值、价值形式、交换价值、商品拜物教彼此间的矛盾性即“系统矛盾”,其中蕴涵的基本结构矛盾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间的矛盾。关于交换空间的“虚空间”,马克思指出:“正像商品的交换价值二重地存在,即作为一定的商品和作为货币而存在,同样,交换行为也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商品交换货币,货币交换商品;买和卖。因为买和卖取得了一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们的直接同一就终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7页)“因此,价格和价值的差别不只是像名和实的差别;不只是由于以金和银为名称,而是由于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但是它们不断地不同,从来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完全偶然和例外的情况下才一致。商品价格不断高于或低于商品价值,商品价值本身只存在于商品价格的上涨和下跌之中。供求不断决定商品价格;供求从来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一致;而生产费用又决定供求的波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6页)是以为了写出总认识范畴,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特别书写,即作为唯物史观“主体理论”“主体逻辑”“主体范畴”的工作合一,而非仅仅作为理论逻辑。依据这一线索,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完全殊异于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于它是理解研究对象的理论工具、知识工具。由此生出“有机构成”思维学总工具,其书写主体的矛盾、结构和知识(如资本有机构成所落成的工作规定,即由价值形式所支持的资本一般的知识主体知识、阶级知识、经济知识)。历史,思维,语言,乃是《商品》方法论为我们提供的有价值的认识的全部东西。质言之,“就内在统一性而论,这一原理和工具于是成为存在与思维同一性规定的工作具象形式,着眼于提供和劳动社会发展及其生产联系有关的历史规律活动的通史道路线索,在性质上归属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许光伟:《<资本论>有机构成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之一》,《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4期)

66(1)如果将图5、图6结合起来看,由商品进到劳动力商品,那么商品历史世界可实现为对象运动与对象存在的统一。再由图3显示:在实践意味上,生产方式不过是生产一般的对象蕴涵式历史运动指向;在结构路径上,生产一般降落为生产方式之知识蕴涵式,即理论知识。只有具备双重蕴涵式,商品才具备生产方式事的指向性资格,直至成为历史世界事的蕴涵式。生产方式的本位论在于统一自然历史过程之行、自然历史过程之知、自然历史过程之事,统一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

67(2)这意味着在文明规划上,宗法社会也必然是算法社会形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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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依照对唯物史观的生产的主体命题进行解析的认识结果(见图1):唯物史观是关于“物质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历史运动规律探究的学说体系,是以物质资料社会生产为实际的起点引申出对阶级问题的通盘考虑,在这当中主体危机毫无疑问是被建立为通史线索了。进一步,直接生产总是支配着再生产,当历史发展到二者可以合而为一的阶段,再生产便取得独立特征的社会形态命名。所谓再生产社会,就在于将出发点直接放置于劳动而非劳动力之上,这样可以认为,“以劳动塑形为原动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确认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一般基础,同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础性范式。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是两种生产的观点,即除去物质生产之外,还有人自身的生产,后者在远古社会中往往居主导性地位。物质生产只是发生附属的作用。”(张一兵:《劳动塑形、关系构式、生产创序与结构筑模》,《哲学研究》2009年第11期)

69(2)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30页。

70(3)许光伟:《主体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人民主体论的理论主线考察》,《内蒙古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71(4)钱津:《抽象劳动与劳动概念辨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5月25日。

72(5)在某种意义上,算法社会形态即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同义语。

73(6)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31页。

74(1)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解决资本之事的伟大认识工具和实践工具。它的起点是主体范畴,它独立托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战场。

75(1)从主体看,工资即奴化;从经济看,工资是异化形式。工资的整体规定即“奴化异化”。

76(2)[英]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69页。

77(3)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工资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偶然形式,而整个资产阶级生产却是生产的暂时历史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57页)

78(1)许光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兼对生产一般与资本一般机理关系的考订》,《经济纵横》2019年第2期。

79(2)在阶级社会工作区间内,人怎么异化和物质生产怎么发展是同一命题:即所谓“从异到恶”。但不应作为哲学的思考向度。依照鲍德里亚版本的故事,就是人类主体逐渐沦丧,直至悲伤离场的过程。所谓“我交换故我不在”“我生产故我不在”“我符号故我不在”,产生一个恐怖的结局:我镜像,我拟真,“故我在”。后者实际就是现实版本的价值形式的全领域和全球化“统治场”。在这个统治场域内,工资镜和工资恶、资本镜和资本恶是高度一体的。

80(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页。

政治经济学研究 2023,(04),10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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