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有一个主张：节制资本。
孙先生在1924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宣言称：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孙先生“节制资本”的主张在国民党是永难实施的，因为国民党的组成大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让他革自己的命，他是不干的。
但孙中山的这一主张正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不谋而合。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毛主席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他说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里，“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他进而指出：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申了这一主张：
“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
“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毛主席在1949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了全国胜利后较长时期的经济政策，他说：
“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全国解放以后，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仍然坚持共产党人的最低纲领，执行着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毛主席于1950年4月12日在审阅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时作了多处批语，即体现了当时阶段需要坚持的政策，他说：
“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1950年，毛主席在七届三次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里指出：
“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私人资本要扶助，要发展，但不能越过红线，不能操纵国计民生。
自1951年底开始，国家开展了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为主题的“三反”运动，主要目标是针对党、政、军、民内部的干部的，但在运动中发现，几乎所有大贪污犯都与资本家有密切关系，互相勾结，甚至一些大贪污犯本人有不少就是钻进国营企业的资本家。国家又配合“三反”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这五种行为被毛主席称为“五毒”，去“五毒”，对私人资本是一次有力的打击和节制，灭了资本家的威风，大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针对部分违法资本家对工人、店员进行讽刺、打击或威胁，甚至找理由报歇业，辞退工人诸如此类的情况，毛主席作出批示：
“告诉资本家不得向工人报复，否则法办，以免引起资本家嚣张，工人丧气。”
但新民主主义不是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共产党人终究还是要向着自己的最高纲领前进的，那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自1953年开始，毛主席提出了“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于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公私合营、赎买等和平方式，通过三年时间，实现了从资产阶级所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转变。
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造和转变?它的实质是什么?毛主席对此进行了说明：
“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之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由于上述的矛盾，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很多浪费，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影响到国家计划受到破坏。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个广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这一关并没有那么容易，有来自两个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来自地主、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去他们的所有制的，要进行抵抗，要夺回失去的一切;另一方面，来自共产党内部，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这一关没有思想准备，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提倡“四大自由”，即土地租种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不是限制资产阶级和富农剥削自由，而是用法令允许资产阶级和富d农可以进行无限制的剥削，并且加以提倡。这两方面的阻力意味着，毛主席所着力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他要面临两面作战，从一场革命进入另一场更加艰巨复杂的革命。1957年5月25日，他在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时写道：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表现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解决。”
为了巩固业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以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原则性，与一切侵害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思想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无论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是后来的文革运动，其目的性非常明确，那就是要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解决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1959年12 月，毛主席与读书小组成员们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读到教科书“‘谁战胜谁’的问题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也得到了解决，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在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他批注道：“完全不对。”在读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时，他说：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毛主席曾发出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
在斗争过程中，毛主席也流露出种种不安和担忧。他曾在西湖边同卫士李银桥交谈时说：
“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他曾在一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上写下这样的批语：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他曾在一首词里写道：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鬃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无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还是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把“节制资本”当成自己的革命纲领，限制私人资本对民权的得而私，限制对国计民生的操纵，以至于社会主义革命，则更进一步，把私人资本悉数改造为国有资本。“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是尽人皆知的资本天性，这一天性必然伴随着剥削和压迫，也必然孕育着反抗和革命，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孙中山、毛主席这些革命先驱从社会规律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那就是“节制资本”，尽管孙中山囿于阶级的局限性无法将这一主张付于实践，但并不妨碍这一方向的正确性，它在毛主席手里实现并大大向前发展了。然而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绝不会毕其功于一役，反反复复会成为历史的常态，而且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常态。毛主席曾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的路。
不节制资本，不仅不是新民主主义的，更不是社会主义的。
不节制资本，资本就会上房揭瓦，就会无与伦比的嚣张，就必然会把黑手伸向国民的生计。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申明“节制资本”，他得出的结论是：
“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在今天这个资本狂欢的时代，毛主席的话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在意，但人们终会看到碰破头的那一天，而且是血流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