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华:1959年的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摄影

叶华:1959年的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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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华(Eva Sandberg Siao,1911–2001)是中国摄影史上一位身份特殊的摄影师。她1911年出生于德国,在苏联和诗人萧三(1896–1983)相爱。在20世纪早期的政治动荡中,他们分离又相聚,最终相守终生。叶华也经由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引荐,于1950年受聘为新华社正式记者;1958年从新华社离职,为东德民主电视台做驻中国记者;最终于1964年入籍中国。她的丈夫萧三在20、30年代是苏联几乎家喻户晓的诗人,建国后曾任中苏友好协会干事、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常务理事等。叶华、萧三夫妇为中国的人民外交做出了杰出贡献。

  明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福勒博物馆(Fowler Museum)将为叶华女士举办一次规模最大的个人摄影展。借此契机,我有机会浏览了叶华家族现存的上万张经过整理、注解完整的照片和底片信息,得以一窥老一辈革命者的赤子情怀。

  从叶华家人珍藏的2万余张摄影作品中,本文选择她在1959年天安门广场扩建时候拍摄的一组照片进行分析。如此选择,原因其一是这组照片的内涵非常丰富。1959年的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是北京城市建筑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广场从明清皇家举行庆典的禁地转变为现代化、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政治空间。在叶华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转变的过程需要在历史上分时分段去理解。广场并非自始至终都呈现为高度秩序化的权力化身。相反,在50年代建国初期,普通市民和工人能够松散而自由地出入开放式的广场,为天安门广场增添了生活化和日常化的内涵。这既是叶华对“人民当家作主”的诠释,也更是对20、30年代盛行的世界主义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选择这组照片的原因其二是这组照片的拍摄时期特殊。这组照片拍摄于1959年3月至4月之间,正是叶华1958年离开新华社记者的职位、开始为东德民主电视台做驻外记者之后一年。在这一时期,她的摄影读者群主要是东欧社会主义的人民;在此期间她也陪伴作为中国常务理事的萧三、以记者身份参与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活动。她与萧三作为新中国文化交流的关键人物,同当时国际上重要的世界主义、和平主义者往来密切,这也解释了叶华作品中明显的世界主义倾向。

  叶华于199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影展。同年出版的同名摄影画册中收录了天安门广场系列照片28张;其中扩建工程照片17张,主要描绘了劳动场景。整个系列以时间顺序排列,记录了天安门广场从皇权空间到现代化政治空间的关键转折。这一转折不仅体现在广场周围建筑群的拆除和建造对建筑空间的重塑,广场本身也经历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造,包括翻修路基和铺设地下管线。广场本身的改造反映了工业水平的发展,正是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摆脱落后和贫困”的四个现代化国家发展目标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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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人与石头”,耶娃·萧(叶华)摄,图片引自《中国·我的梦我的爱:叶华眼里的中国》,河北美术出版社:石家庄,1999年

  系列第一张照片(图1)拍摄于工程初期,前景两排石砖错落有致地码在曾经文武百官列队等待庆典的地方。根据记录,石砖是来自吉林的花岗岩。[1]因此从照片来看,石砖表面坚硬而粗糙不平,有待石工打磨。由于建于1420年的中华门已在1959年初广场扩建之时被拆除,远景只能看到1958年5月1日揭幕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正阳门。这两者呈现新与旧的对比。第二张照片(图2)的石砖看上去像是混凝土材质,以骨料黏合而成。《人民日报》9月27日竣工报道写道,考虑日后游行车辆经过,“天安门前三百九十米长的一段,用一米长、半米宽的花岗石铺成了人字形花纹的道路。广场其他部分全部用沥青或混凝土方砖铺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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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人与石头(之二)”,耶娃·萧(叶华)摄,图片引自《中国·我的梦我的爱:叶华眼里的中国》,河北美术出版社:石家庄,1999年

  在下一张照片(图3)中,石匠骑着自行车来到广场工作,将车停在一边,就开始用手中的锤子、凿子,不断敲打石块,攻克物质世界。正是这些普通的劳动者,拆除了曾经的皇家建筑,拓展了现代化的空间,形成井然的政治秩序。照片传达的信息十分清楚:不论多么宏伟的建筑,都是前景的劳动者专心致志、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从这一系列照片中可以看出叶华对劳动场景与现代化过程,对于人对自然的控制与征服,有着认真的关切。叶华在编纂她1999年展览画册的时候,充满感情地写道:“这么多似乎搬不动的巨大石块,最后服服帖帖地躺在了人的脚下,谁说柔不能克刚?这也是共和国重新治理江山的象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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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凡与不凡”,耶娃·萧(叶华)摄,图片引自《中国·我的梦我的爱:叶华眼里的中国》,河北美术出版社:石家庄,1999年

  1958年到1960年是大跃进时期。为了准备1959年十一国庆庆典,政府在1958年立项了共和国十大建筑工程;天安门广场扩建是同时进行的重要工程项目,工程周期只有短短几月,十分紧张。在叶华的照片里,平凡的劳动者辛苦劳累然而专注。在同时期的宣传海报上(图4),劳动者通常被表现为知识丰富、技术精湛的劳动技师形象,因此能够面对机械表现出来强大的自信心和掌控力。和这类常见形象不同,叶华镜头下的劳动者汗如雨下,操着简单的工具配合机械设备,这说明此时的工程活动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力劳动来保证机器的运转。他们用铁锹往卡车上铲土,用三轮平板车运送工程用品,用小推车给水泥搅拌机输送砂石骨料(图5)。人力劳动配合机械化施工给广场带来的变化,暗示着将国家带入现代化虽然是个缓慢的过程,却是由人民自己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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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马乐群,“运用科学理论提高生产水平”,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https://chineseposters.net/posters/e17-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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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热火朝天的工地”,耶娃·萧(叶华)摄,图片引自《中国·我的梦我的爱:叶华眼里的中国》,河北美术出版社:石家庄,1999年

  在叶华的照片里,还能发现劳动者热火朝天的一面。此时正值春寒料峭的北京三月。从旁边经过的市民着装可以看出,很多人穿着旧式棉袄以及长袍,老人还戴着老式瓜皮帽,小姑娘穿着印花棉袄(图6)。更多人已经开始穿起来流行的中山装,工人小年轻们更是戴着伊万诺夫式的鸭舌帽,像是布尔什维克的苏联工人形象(图7)。再看铲土的劳动者,有的脱去上衣,穿工字背心,直接赤膊上阵,露出坚实有光泽的肌肉。有的穿着相对正式,单薄的白衬衫扎在束皮腰带的西式长裤里。还有的腿上缝着两块大大的补丁(图8)。可以想象他们体力劳动的强度抵御了一部分寒气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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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静与动”,耶娃·萧(叶华)摄,图片引自《中国·我的梦我的爱:叶华眼里的中国》,河北美术出版社:石家庄,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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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大批的工程用品就是用这样的三轮平板车运送的”,耶娃·萧(叶华)摄,图片引自《中国·我的梦我的爱:叶华眼里的中国》,河北美术出版社:石家庄,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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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耶娃·萧(叶华)摄,图片引自《中国·我的梦我的爱:叶华眼里的中国》,河北美术出版社:石家庄,1999年

  天安门广场的皇权空间向现代化政治空间的转变,还体现在允许更多社会阶层的人民出现在这个重要的空间,而更多普通民众在广场的聚集反过来又塑造了这一空间的政治意涵。在这系列照片中,条石仍然排列在东西向的长安街上,旁边经过的人群却不是常见的整饬的群众游行队伍。相反,我们可以看到有消闲围观的普通市民停停走走,或骑着自行车路过。中景还可以看到有马车穿行(图2)。照片中有许多拖家带口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们。他们有的乘坐人力三轮车,有的手领着小孙女,有的女孩坐在自行车后座被人推着走,而施工现场就在他们的身边(图6)。这说明在施工中的广场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甚至在扩建工程结束后,叶华也拍到广场有摆水果摊的小贩。而权力高度控制下的政治空间的意义被大幅削减,画面上呈现的更是一幅建设中的现代化城市空间场景。普通公民也有资格来到此处参观游览,和个人生命历史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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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当年的小伙子,现在你在哪里?”,耶娃·萧(叶华)摄,图片引自《中国·我的梦我的爱:叶华眼里的中国》,河北美术出版社:石家庄,1999年

  在叶华的这系列照片中,劳动者和普通市民永远是照片的主体和前景。叶华在画册照片的说明中,时常会写下自己对镜头人物生命历程的想象。其中一个满面春风的工人小伙子,对着叶华的镜头绽放出笑容(图9),她写到:“当年的小伙子,现在你在哪里?”[4]她对围观行人也有种种想象,“川流不息的人群关注着天安门广场的划时代的变化,充满着好奇与兴奋。其中有些人早已去世,也有些人早成了爷爷奶奶,也许他们正在给孙子们讲述老北京变迁的故事呢。”[5]这些温情化的描述,说明对于当时作为东德电视台记者的叶华来说,她镜头下的北京是属于当地市民的生活空间,他们日常的生活就是在建设这个新成立不久的国家。对于1950年代的革命者来说,他们对革命最浪漫化的想象,就是人们安居乐业,现代化进程在稳步而有序地向社会主义许诺的繁荣未来线性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讲,叶华的照片抓住了共和国早期最动人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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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耶娃·萧(叶华)摄,图片引自《中国·我的梦我的爱:叶华眼里的中国》,河北美术出版社:石家庄,1999年

  但令人惊讶的是,最具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城楼,在她系列照片的背景中始终没有以左右中轴对称、雄伟高大的标准形象出现过。甚至可以说,城楼在她的照片中根本缺乏存在感。为了真切地抓住工人在劳动场景中的姿态与神态,城楼往往都是侧影。在一张照片中,城楼被前景的挖土机和卡车挡去一半,机器旁边或蹲或站的劳动者,被仰角的镜头拍得与城楼一样高(图10)。在另一张重点表现水泥搅拌机的机械流程的照片中,背景的城楼干脆完全被中景摞成墙型的一个个水泥袋子挡住了,只露出中式的大屋檐(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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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水泥搅拌机”,耶娃·萧(叶华)摄,图片引自《中国·我的梦我的爱:叶华眼里的中国》,河北美术出版社:石家庄,1999年

  历史学者洪长泰在他的《毛泽东的新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政治文化》一书中将1949年后的天安门广场空间的政治性视作被高层政治权力密不透风笼罩的“封闭的,受严密监控的官方专有用地”。[6]从叶华的照片来看,这一观点颇值得商榷。不仅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的全过程向市民开放,允许围观,修葺广场的工人石匠也并非是以想象中社会主义劳动场景热火朝天、整齐有序的节奏,向着共产主义“跃进”。叶华在书中写:“人与劳动,都平凡,又不平凡。一切宏伟的建筑,一切成就和奇迹,都是平凡与不平凡的结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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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Popeyed young Chinese see themselves on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Peking has one small TV station. Handful of sets. Radio is heard. Cartier-Bresson, Henri. “Red China bid for a future: young and old join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Life Magazine, Jan. 5, 1959

  叶华的作品既不像是一位符合政治要求的摄影宣传员的作品,也同当时来中国访问的其他外国摄影师如亨利•卡蒂埃-布列松(1908-2004)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叶华与布列松在摄影理念上同样反对摆拍。在布列松的镜头下,人们始终对出现在身边的政治符号和象征困惑不解,或者对现代化的物质生活感到惊奇,呈现出对现代化很不适的状态(图12)。而叶华的作品值得珍视之处,恰恰在于她的照片中缺乏社会主义的奇观。在她的照片中,只有一系列也面临着从乡村转到城市生活的介于农民和市民身份之间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商业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对于这些市民来说,这仅仅代表他们的物质生活变得丰富了。市民少有布列松镜头下对现代政治生活和物质世界的大惊小怪。叶华的镜头中也不把墙上或者横幅上的标语、口号当作突兀展示在世人眼中的奇观(图13)。恰恰相反,叶华热衷于民间传统,她常常喜欢捕捉穿着旧式旗袍的妇人走在旧城街道上,观察民间手艺人被小孩团团围住继续做糖猴。换言之,如果说布列松注意到的是新中国之“新”,叶华关注的恰恰是新中国之从“旧”向“新”的连绵转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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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Antipest display: promoting the killing of rats and flies draws the attention of visitor to Peking’s Ching Shan Park. Older people are given jobs of checking on the cleanliness of streets and houses. Cartier-Bresson, Henri. “Red China bid for a future: young and old join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Life Magazine, Jan. 5, 1959

  对叶华来说,重要的是普通人在平凡劳动的持续参与中推进历史,抵达“成就和奇迹”。其中的奥秘正在于时间连绵不断的延续性和时间与历史的重叠。在共和国的初期,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性恰恰在于其容纳个体生命经验,并将个人经验整合进入大历史叙事和共和国政治的功能。而叶华所拍摄的照片,以及广场的市民参观者的留影,都在整合和生成历史叙事的过程中起了中介作用。也正因如此,巫鸿在《重造北京:天安门广场和政治空间的创造》中将天安门广场的视觉表现采用历史化的角度分析,着重广场政治和文化意义在新中国历史上的变迁以及个人历史和国家历史的相互塑造,为理解这一政治符号的复杂多义的内涵提供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巫鸿强调:“对于参与广场种种官方和非官方活动的个体而言,广场空间与他们的个人经历和理想紧密相连,但同时也将他们的经历与理想在宏大的历史运动中重塑。”[8]

  可以说,对于叶华和萧三这一代革命者而言,世界的时间向度已经远远比其空间向度更加重要。在叶华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对现代化的向往,以及对于传统历史的包容。他们所看重的,更多是如何将这个古老的国度带入一个新的时代,而非在空间向度上区分彼此。也正因此,在叶华镜头中的天安门广场,是由一个个背后有独特生命历史的人构成的群体所创造和拥有的。叶华镜头下的人们生活安稳,但是生活质量又有提高。并且人们还在努力用劳动改善现状。叶华的天安门广场改建系列照片,正体现了这一时期怀有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理想的革命知识分子,试图描绘建立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蓝图的努力。

  * 本文图片承蒙叶华后人惠允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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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竣工[N].人民日报,1959-09-27(2)

  [2] 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竣工[N].人民日报,1959-09-27(2)

  [3] 耶娃·萧(叶华).中国·我的梦我的爱:叶华眼里的中国[M].河北美术出版社:石家庄,1999:第50页

  [4] 耶娃·萧(叶华).中国·我的梦我的爱:叶华眼里的中国[M].河北美术出版社:石家庄,1999:第63页

  [5] 耶娃·萧(叶华).中国·我的梦我的爱:叶华眼里的中国[M].河北美术出版社:石家庄,1999:第65页

  [6] 洪長泰 著 • 麥惠嫻 譯.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M].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2019:第60页

  [7] 耶娃·萧(叶华).中国·我的梦我的爱:叶华眼里的中国[M].河北美术出版社:石家庄,1999:第55页

  [8] Hung, Wu. 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 Reaktion Books, 2005. 第9页

  杜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生,主要研究兴趣为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以及文学和艺术的生产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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