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面抗战时期是中共宣传思想工作日趋成熟的重要时期。《群众》周刊以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旨，在国统区的宣传工作，体现了中共宣传的灵活性和原则性。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主要侧重于两党“合作”方面，宣传内容上侧重宣传国民党的正面抗日，同时对国民政府的抗战政策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抗战中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主要侧重于两党“矛盾”方面，宣传内容上对国民党反共、对日妥协倾向进行抨击，同时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后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又侧重于两党“合作”方面，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
关键词：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周刊；宣传工作；国统区
《群众》周刊于1937年12月11日在武汉创刊，直至1949年10月20日终刊于香港，先后发刊405期，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地区唯一公开出版的理论刊物。全面抗战时期，《群众》周刊以服务抗战建国为宗旨，收集和宣传全国各地抗战工作实际情形，动员群众，并作为中共在国统区的喉舌宣传其各项方针政策。近年来随着红色报刊研究热潮的掀起，《群众》周刊自然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当前学界关于《群众》周刊的成果不少，然而以《群众》周刊为视角去分析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舆论宣传工作的研究却很少。因此本文以抗战中不同时期的国内形势与国共两党关系为重要背景，以《群众》周刊为中心来考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到了抗战时期，抗日宣传已成为中共动员各阶层起来抗战的主要任务。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党要抓两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办报纸，宣传党的主张”。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公开出版，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第一个舆论平台，为中共发声。随着日本侵华军事战略的改变，国共关系也发生变化，中共的宣传策略必然也会随着国内形势而有所变化。《群众》周刊宣传内容也应时而变。
01
团结抗战：抗战初期
《群众》周刊的中心议题
周刊
1937年夏，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在全国各阶层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国共两党摒弃前嫌，携手抗日。在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出版发行和言论管控政策主要是为抗战服务。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出版法》规定，出版物登载事项中不得有违反三民主义、意图颠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及破坏公共秩序的内容。1937年9月国民政府修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删除其中关于“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为犯罪的条款，承认各爱国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规定：“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这表明国民党在言论宣传方面的管控有所放宽。因而，全面抗战初期，在国民党当局的允许下，中国共产党得以在国统区先后公开出版《群众》周刊、《新华日报》，打破了国民党在国统区思想言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并举起了中共的“旗帜”。
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加强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在眉睫。中共决定：“在任何友军区域应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对于所有参战的政府与军队，首先是要站在拥护他们的立场上，“除宣传党的主张和八路军胜利之外，对于政府抗战的决心及其它好的设施与表现，友军抗战的英勇与牺牲的精神，应加以表扬与赞勉”。中共中央在全面抗战一周年纪念日上对于蒋介石及全国抗战将士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溯自卢沟桥事变以来，蒋委员长，统筹全局，前线将士，英勇奋战，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全国人民，协力救亡，用能前仆后继，屡摧强寇，使我民族精神为之振奋，国际视听为之改观，最后胜利之始基为之奠定。”“深信蒋委员长及全体将士必能再接再厉，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与坚持持久战，本一年之经验，作艰苦之斗争，动员全民力量，一德一心，以争取最后之胜利。”
但是，中共认为要在团结中适当提出意见和建议，应该要“对于它们的缺点与错误进行善意的严肃的批评”，应该要“到处公开提出党对于保证抗战胜利的具体主张与办法，批评其它党派的不彻底与不坚决”，还要对于“友党友军及地方当局某些弱点，应采取善意的批评与建议”。由于全面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关系相对良好，国民党言论管控较为宽松，一定程度上能够接纳中共提出的一些批评和建议。在此背景下，中共领导的《群众》周刊一方面大力宣传国共两党共同抗日主张，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当局的不足提出意见和建议。抗战初期因国民党正面战场连连失利，国内弥散着失败主义情绪和投降主义气息，《群众》周刊陆续发文揭露日寇、汉奸的诱降阴谋，同时又帮助民众认清失败的原因。潘梓年在《抗战的现阶段》一文中提出：导致抗战初期军事上失利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动员，人民群众没有参与到抗战中去；二是军事战略上只是单纯的防御，没有相应的攻势防御作配合，这样很难有效果；三是缺乏游击战争与主力军的配合作战，人民群众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武装。许涤新在《抗战的危机与召集临时国民大会》一文中指出：抗战危机最显而易见的是军民关系不融洽、不密切，同时政府与民众之间仍然存在着隔阂，而召开临时国民大会是扭转目前危局的一个重要办法。任淘在《开展游击战与武装民众》一文中指出：游击战是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国家的有力战争方式，而开展游击战争的前提条件就是广泛武装群众，同时提出要动员所有宣传机关和各种学生团体扩大武装力量。这些文章均指出抗战要动员群众的必要性，提醒国民党当局应该加强群众救亡团体的组建，使爱国救亡运动发展起来，并提出成立战时民意机构等建议，提醒国民政府要正确认清局势，积极抗战。
《群众》周刊发表彭德怀署名文章，鼓励民众要相信政府，相信抗战必胜，因为：“（一）国内开始了团结与统一。（二）打破了积弱的传统，建立了民众对抗战的信心。（三）有了开始统一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并在抗战中部分的取得了经验与教训。（四）政府开始起了国防政府的作用，开始了民主政治的一些步骤，开始了民众的战争动员。（五）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获得了世界多数国同情与援助。”为了坚定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群众》周刊借用蒋介石的言论，呼吁全国民众起来抗日：“人人敌忾，步步设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随时随地，皆能发动坚强之抵抗力，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另外，《群众》周刊社论列举国共双方一些人士发表的言论后指出：这都证明国共两党“领袖们对于加强团结争取最后胜利，已经立下了更大决心，采取了更切实的有效步骤”，“转变目前严重的抗战局势，关键就在我国两个最大政党——国民党、共产党加强合作的基础上，扩大和巩固民族抗日力量的团结”。
全面抗战初期，《群众》周刊本着“服务抗战大局”方针，宣传国共两党为抗战所作的贡献，同时对国民党片面抗战所造成的后果提出建议与批评。而这一时期，国民党迫于时局的需要，对中共及其言论控制还较为宽松。
02
既团结又斗争：抗战中期
《群众》周刊的宣传策略
随着抗日战争深入发展，蒋介石集团表现出对日妥协的倒退倾向，对中共从言论到行动加紧限制，甚至加以迫害。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又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防范共党活动草案》等一系列反共具体政策，强化其法西斯统治。这次会议是国民党在方针政策上发生重大转变，由片面抗战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标志。国民党认为“今日之处置共党，决非仅消极所可奏效，尤贵乎本党自身之充实力量，健全发展，积极推进各项工作，以与其作积极斗争，方克有济”，强调“以组织打击组织，以宣传对宣传，处处于实际工作中与对方竞争”。即国民党希望加强自身各方面建设，打击中国共产党各种“违法”活动。
在宣传方面，国民党认为“惟自抗战以还，某党尝假抗战美名，乘机窃起，肆意挑拨离间，曲解三民主义，迷惑青年群众，数年之间，其出版书籍，多如汗牛充栋”，约束中共之“非法”宣传迫在眉睫。1939年，国民党制定机密文件，密令各省党政军高级长官：“共党如办有报章、杂志、书店或印刷所等，均应依法办理立案登记等手续”，“不得载有违禁之文字或广告”，“共党应即停止违反本党政策之种种宣传及共产主义思想之传播与该党党章决议宣言实际活动情形之公布，关于‘统一战线’、‘新阶段’、‘拉丁化运动’、‘新启蒙运动’、‘民主政治问题’与‘少数民族问题’等等宣传活动，即应取缔”，“其他报章杂志如刊载有共党色彩之非法文字，亦应同予取缔”。因而，这一时期中共及其领导人所发表的诸多著作常被查禁，例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认为“该文内容异常荒谬，某党于此抗战形势更于我利之时，提出此种荒谬之名词，显系别有作用……凡遇有宣传此类名词之文字应予以检扣或删削”。除此之外，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在国统区也被扣除查禁。为了尽量避免出现所谓的“共党色彩”而遭查禁，中共中央要求在进行宣传工作时，“需要改变和改善宣传战方面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出版发行工作”，“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必须一方面熟悉我党政策、口号及其实际，熟悉我党和我党领袖人物的言论与文献”，“又一方面熟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历史，熟悉其文献、政府法令，熟悉其内部派别，领袖人物及言论”。中共要求宣传鼓动时，“应特别注意于发扬与运用当局党政军方面在演讲、命令、谈话与出版物等等里面的各种积极的东西，同时去批评和驳斥顽固分子的消极的黑暗的东西”。这其实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宣传工作中“以子之矛”，不仅能很好地避开国民党的新闻出版审查，事实上也能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为了进一步压制中共之宣传，国民党于1941年设置《特种宣传纲要》，其目的在于加强宣传以“揭露共党之流寇面目及汉奸本性”，“揭发共党在抗战阵营中违背国家民族利益”，“揭露共党之伪装”，提出了应对中共宣传的若干工作原则、方法、口号等。在书店印刷管理方面，国民党实行严格管控，要求店员及其他使用人将姓名、籍贯及住址登记在册，不得随意变更工作人员，书店印刷店不得作为集会结社的场所。同时，国民党当局也在加强自身的宣传工作，“与其处处责备他人，不如事事求诸在我，而从本身努力”。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闻检查工作，国民党要求提高检查工作人员素质，认为“新闻检查范围包罗甚广，所有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各种自然科学无所不包，无所不备，欲求检查尽当，首重检查人员素质精良”，要求“对每一从事检查工作人员于工作之余极力注意其知识修养，除报章杂志、时代论著，网罗搜集，随时阅读外，每日举行座谈会一次，每周举行学术讨论会一次，交换见解，互相切磋”。孔祥熙等人在国民党五届中央八次会议上提出组织中央出版管理局以加强出版管理和监督。出版扩大宣传案中提及“严格查禁以后，大小书店一时间竟有无书可卖之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时期国民党查禁之严格。面对各种严苛的查禁政策与管控手段，中共中央要求“在国民党区域的出版发行工作（党的和同情者的），要以精干政策战胜国民党的量胜政策，以分散政策抵抗其统制政策，以隐蔽政策对抗其摧残政策”，这就要求国统区宣传工作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以灵活隐蔽的策略与国民党进行斗争。
中共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分散政策抵抗统制政策”“隐蔽政策对抗摧残政策”等并不意味着要与国民党进行全面的斗争性宣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共始终以抗战大局为重，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为了进一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在进行斗争性宣传时，要求“必须使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循着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道路来进行”。实质上，这一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策略是既斗争又团结。
《群众》周刊作为中共在国统区的喉舌，严格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宣传政策。1939年2月14日，《群众》周刊发表社论《国民党五中全会》，在谈到团结时指出：关于加强团结，首先要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需亲密国共两党之合作关系”，国共两党关系团结与合作抗日，“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朋友的希望，只有日寇、汉奸才希望之分裂，才进行挑拨离间的阴谋”。社论还针对蒋介石鲸吞中共的企图严正指出：在加紧团结的基本原则下，不管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形式如何，“我们相信，在现存的国共两党关系基础上，国共两党的合作必能继续进步”。2月21日的社论又借蒋介石所说“政治重于军事”一语，揭露国民政府的腐败，指出：国民政府“行政效率，十分低下，政令之推行，大都是例行公事，敷衍塞责，甚至假公济私，藉端渔利”，“政令到了此辈手中，便是‘等因’、‘奉此’之类的具文，或者成为营私舞弊的‘良机’”，“我们非把这种现象，彻底加以廓清不可”，“全国民众要从各方面帮助政府，使新阶段的政治能迅速赶上军事”。
1940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把抗日与反共贯穿于此纲领之中。对此，《群众》周刊发表社论，借纪念孙中山之机会，抨击蒋介石集团的反共行为。为纪念孙中山逝世15周年而作的社论指出：“中山先生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指示我们必须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指示我们必须加紧团结反对分裂；中山先生的扶助农工政策和争取政治上改进的精神，指示我们必须力求进步反对倒退。”《群众》周刊在前一年的为纪念孙中山逝世14周年而作的社论也已指出：“孙中山先生不像那些顽固分子，唯恐革命势力的联合，也不像那些吃摩擦饭的人一样，把国家民族利益视为无足轻重，而真能根据每一时期革命的需要，把当时各种革命力量、革命组织联合一起，共同努力；同时，又能在联合中保持现代政治家风度，互相尊重，互相策勉。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正是目前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极端需要的。”
中共认为，国民党反共即意味着有投降之可能。为了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周刊借蒋介石之言，明批汪精卫之流的投降卖国，暗指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和抗日妥协倾向。社论指出：“汪逆精卫卖国投降的资本是什么呢？很明白，是‘反共’！”“蒋委员长在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时也指出，对于汉奸卖国贼之妥协投降的邪说，要无情地给以致命的打击。”所以，对于“一些尚隐藏在抗战阵营中的同情于汪逆的份子，亦在各种各样的掩护之下，在散布有害于抗战的一切谬论”，当局要予以严惩，“对于这种民族败类，是应该给予严厉的制裁的。这不但要在道德上宣布它们的死刑，而且在国法上，亦要宣布它们的死刑。因为，不如此，是不足以警惕奸邪的”。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集团对《群众》周刊的打压愈加厉害。《群众》周刊第6卷总共才出12期。第1、2期合刊与上两期合刊的出版时间相隔两个多月，而且发表的大部分是译文，正如“编后”所说：“这一期的和读者见面，已延缓了很久的时间，这是由于编辑人的更动、印刷的困难以及其他障碍。我们的人力原来不多，现在是更少了，而所遇的困难又是我们所无法克服的，因此，今后的编辑恐怕很难令人满意。只有请读者见谅，我们总希望能在读者的支持下，尽可能的提供一些‘开卷有益’的材料。”这一段话，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当局限制和迫害的控诉。
1942年，《群众》周刊对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宣言及特种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发表看法，肯定了宣言中提出的“必须有举国一致之真诚团结，而后乃能负起空前之使命”，希望国民党中央能坚持此种正确意见，能使国民党“一般同志皆有确切之认识”，并在实践中真正能够如宣言中所说“政府当一视同仁，不予歧视，果能如此，不仅我全国人心，为之振奋，为之庆幸，国际人士当亦为之欣慰”。这些言论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言行不一致的两面行为进行迂回控诉以及对实现国内团结的殷切希望。
03
团结中争民主：抗战后期
《群众》周刊的宣传方针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战绩和转机，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社会内部迫切要求加强团结，实现民主改革，巩固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据此，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但蒋介石统治集团仍然坚持一党专政，实行反民主、反人民的政策。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权利被剥夺，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国民党不仅于政治上实行专制独裁，在文化宣传上也是如此。1943年3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此书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在中国的翻版。全书以反对共产主义、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中心内容，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要“解决”共产党，为其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上的宣传，对中共的所谓“反动”宣传进行强烈打击。比如陈伯达所著的《评中国之命运》一书，重庆图书杂志审查处认为“查该奸党所著是书自别有用心，不仅曲解本党主义，怪论百出，且以奸惑伎俩离间民族团结……饬属随时密查，予以没收”。甚至倡导思想言论自由的学校也被特务机关化，桂林《力报》于1944年4月9日发表短评：“最近本报迭获学生读者的投书，都说他们的学校当局以特工的方式对待他们。有些学校对学生所出壁报，厉行检查制度，甚至有兴文字狱者，……学生人人自危。”《新中国日报》发表社论：“现今听话看报，都需要高度的技术。有时‘言在此而意在彼’，有时‘偷关漏税’，有时‘指桑骂槐’，有时‘指鹿为马’。今日登讲台者，或周旋文坛者，大半都对于此等技术甚为熟练。”诸如此类，比比皆是。
面对国民党推行的专制独裁政策，诸多民主人士深表不满。1943年7月6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致函蒋介石：“必须实行民主。不能以国家政权垄断于一党”，“徒貌民主之名，而不践民主之实，内不见信于国人，外不见信于盟邦，则国家之前途，必更有陷于不幸之境”。在九一八事变12周年纪念日上，张澜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中针对蒋介石“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主张进行猛烈抨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大好的时候，国民党却出现了豫湘桂大溃败，国民党贪污腐败及军队作战之无能进一步凸显。国民党对内专制独裁，而对日作战却屡屡失败，人民对于这样的国民政府已失去信心。1944年2月，张澜等民主人士在成都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4月，周新民在昆明发起建立宪政促进会；5月，左舜生主编《民宪》，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疾呼民主，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掀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已经成为民主人士的共同呼声。中共积极响应民主吁求，推动宪政民主，毛泽东曾言：“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联合各党派建立民主政府。这一提议获得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社会上各类呼吁民主的文章涌现，从此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主流和方向。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为，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始终坚持国内团结的立场。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讨论了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国民党可能对中共采取的方针，在文化宣传方面决定采取“要宣传我方抗战、建设的成绩，宣传我方坚持团结、民主的主张和事实”的策略。1943年国民党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胁迫各地参议会等团体发电要求解散中共，逼迫中共妥协。在此情况下，中共决定避免发生大规模冲突，进行全面的宣传反击，主张国民党应取消特务统治和停止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等。由于地域的特殊性，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策略自然不能与边区和根据地一样。中共中央在对重庆、桂林文化界反抗压迫的指示中提出：“渝、桂文化界反压迫抗议事可行，惟望注意：一、除少数知名之士外，不要暴露隐藏的文化人。二、发表的形式可采取多样的。三、尽量争取中间人，在中间刊物发表抗议。四、译成英文向美英出版界揭露。五、新华（即《新华日报》）、群众（即《群众》周刊）多登载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中共在国统区要运用多种宣传方式，争取中间民主人士，争取英美支持，利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展开反法西斯、反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斗争，推动民主政治发展。虽然国民党顽固推行反动政策，但在1944年中共中央仍然认为“自去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以来”，国共两党关系趋于缓和，决定“为了继续团结国民党，准备对日反攻计，争取时局的进步，应该改变前此（去年七月到九月）对国民党公开正面猛烈抨击的态度”。中共为加强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在团结中不断争求民主，认为只有在团结中取得民主，中国革命的胜利才会实现。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制造的反共舆论，《群众》周刊采用迂回方法予以揭露。《群众》周刊发表时评《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时评主要是针对蒋介石的言行及其《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而发。时评首先指出，英美和苏联在制度上是水火不相容的，然而这三个国家现在结成同盟了，全世界人士都称道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英武明智，赞叹不已，他们并没有放弃各自的主义，为什么会合作呢？因为他们面前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他们认清了这一个共同的敌人。时评接着又提出，为什么英明的领袖给人以信心和勇气，而不适当的言论则会造成阴森可怕的气氛呢？其关键就在于能否认清一个共同敌人。时评还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以后弥漫的反共言论作了揭露和批判：“始而一些不相干的刊物，散布亲痛仇快的蛮语，近又在带有代表性的机关刊物上公用‘奸匪’字样来污蔑抗日武装，而‘奸党’之声也常会出之于应被视为负责人士之口”，“这种言论除了灰人之心、快人之意而外，试问还会有什么后果？”强调“大敌正在当前，千万要认清，不容丝毫模糊”。
全面抗战需要国民党实行政治改革，实现宪政和民主，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真实愿望。但是，国民党当局始终坚持一党专政，拒绝进行民主改革。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宪政与团结问题》演说时指出：国民党及其政府如欲实施宪政，就必须真正拿革命的三民主义作基础，首先实行保障人民自由、开放党禁和地方自治三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如果真愿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就应该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其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抗日武装并给予接济，恢复新四军的番号，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周恩来提出的上述意见，即后来林伯渠赴重庆谈判时的基本条件。周恩来的这篇演说发表后，《群众》周刊设法予以登载，以让大后方和全国各地的读者知道，从而在国统区广为传播。
1944年，为纪念巴黎公社成立73周年，《群众》周刊发表专论，高度赞扬巴黎公社的意义，“便是建设一个新的、没有贫穷和奴役的世界，一个由人民主宰的世界。‘公社给共和国筑下了真正民主机关的基础’（马克思著《法兰西内战》中语），全世界的人民需从这里吸取教训，法兰西共和国的英雄的子孙们尤其要在这个基础之上迈开他们底前进的脚步”，“这种民主就不再是属于少数人的旧的民主”。《群众》周刊发表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意在影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独裁专制，表达中共民主建国的政治诉求。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严重腐败导致其军队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使得国统区民主运动更加高涨。《群众》周刊应时而动，于1944年9月30日发表社论《挽救危局，准备反攻》，用大号字排版。社论对溃败的正面战场、僵持着的国共谈判以及9月18日闭幕的国民参政会等问题作了评述，指出挽救目前危局的中心环节是召集国事会议与组织联合政府。同日，《群众》周刊刊登《林祖涵在参政会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全文》，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就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
而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之时，针对国民党当局企图发动内战以达到独裁之野心，《群众》周刊发表社论指出：从任何观点来看，中国的民主团结问题已经变成世界政局中的头等重要的问题，民主团结的问题不解决不仅不能在中国大陆上对日进行决战，“而且大有可能的是，在这决战尚未到来之前，中国内战就已经爆发了。中国的人民曾经进行过几十年的流血抵抗，更何况今天中国人民的力量千百倍强大于此前。且从英美苏中合作说，中国民主团结的问题更非解决不可”。社论将国内国际形势密切联系，呼吁国民党放弃内战、放弃独裁，以实现抗战的最终胜利。
抗战后期，无论是从国际关系还是国内形势来说，国共两党加强团结、实行民主建国是不可逆的大势，《群众》周刊很好地响应了这种大势，为推动国内的民主与团结鼓与呼。
04
结语
全面抗战时期，运用报刊进行舆论宣传是中共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共与各界人士交流沟通、传达信息的重要途径，是中共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手段。中共不仅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运用报刊进行舆论宣传，更可贵的是在环境极其复杂的国统区建立“据点”，因时因势灵活地进行舆论宣传。《群众》周刊作为中共在国统区的喉舌，严格贯彻落实中共的各项宣传方针与指示，充当着中共灵活宣传策略的践行者。
作为践行者，《群众》周刊的宣传策略由全面抗战初期的“团结抗战”，到抗战中期的“既团结又斗争”，再到抗战后期的“团结中争民主”，以“团结”贯穿始终，而又根据各时期的斗争形势和宣传需要，提建议、作斗争、反专制、争民主。在中共的领导下，《群众》周刊因时因势调整宣传策略与内容，在抗战时期对国民党的反共、对日妥协、专制独裁行为进行了灵活斗争，在国统区宣传了中共的各项方针与政策，极大消除了各界人士因对中共了解不足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推动了各界人士联合抗日，最终取得抗战胜利。《群众》不仅为中共自身发声，也为民众发声，顺应民意，事实上这就为其存在及后来的新生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民众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