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东江纵队主要创建人之一王作尧将军始终如一的彻底革命精神
薛润人 王勇前 王勇劲
摘 要：2023年是东江纵队成立80周年，也是其主要创建人之一王作尧将军诞辰110周年，在这一时刻纪念东江纵队、纪念王作尧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所阐述的英雄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价值。新时代需要英雄，更需要发扬英雄精神。我们要继承与学习王作尧在战争年代救国为民，不屈不挠地献身于创建新中国的牺牲精神；在和平年代建设国防再立新功，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孺子牛精神；最重要的是努力学习他实现“两个决裂”，一辈子追求崇信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彻底革命精神，补足精神之钙，更好地服务于当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主义宏伟大业。
关键词： 王作尧 一心为民 东江纵队 精神传承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而自觉地完成这一重大使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一支英雄的人民抗日队伍，在华南地区与日寇的殊死战斗中充分展现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了英雄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价值，“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东江纵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当中涌现的英雄人物不胜枚举。2023年，是东江纵队成立80周年，也是东江纵队创建人之一王作尧将军诞辰110周年，在这值得纪念的时刻，我们缅怀东江纵队众多英雄中的一员王作尧是极有意义的。学习他用一生来诠释那种虽历经磨难，却始终怀有救国为民初心与彻底革命的精神，能让我们补充英雄精神之钙，在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中展现出更多勇气、骨气、志气，用强大的正能量担当新作为。
一、学习他战争年代救国为民，不屈不挠地献身于创建新中国的牺牲精神
王作尧1913年出生在广东省东莞县厚街镇西门巷小坞一个殷实的家庭。1934年毕业于广州燕塘军校（后称黄埔军校第十一期），1935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同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抗日救国十人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广东省委派他回家乡东莞组建抗日武装；1938年5月，王作尧任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同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广东惠州大亚湾登陆，莞城危在旦夕，王作尧、何与成、袁鉴文等在东莞一线组织抗战的同志，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迅速组建了东莞模范壮丁队，由王作尧担任队长。10月19日，东莞模范壮丁队和壮丁常备队共两百余人开赴榴花一线，在峡口、京山、西湖、鳌峙塘等地三度出击，历经近一个月激战，反复打退渡江入侵的日本军队，迫使日寇退回石龙。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莞县人民抗日武装在华南地区最早有组织的抵抗，东莞人民以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点燃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
1938年11月25日，日军调兵遣将从莞城、石龙、虎门三路向南并进，开始了疯狂残酷的大扫荡。在具有强大优势的敌军面前，王作尧率领的这支刚刚建立三百余人规模的抗日武装，很快就被打散仅剩数十人，他本人遭受到参加革命后第一次重大挫折。如何才能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在这艰难与困惑的时刻，王作尧苦苦思索，想到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论断，“如此伟大的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可能胜利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不禁豁然开朗！“兵民是胜利之本。把部队拉回到大岭山去！”在群众基础好又便于游击活动的地方扎根，哪怕是小小的队伍也能生存发展。他根据党的指示，于1939年元旦很快又迅速建立起有两百多人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并担任大队长。同时，为组织民兵队伍，他派出民运工作人员积极协助地方党组织，在各抗日游击区发动群众。通过积极开展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所取得的一系列剿匪实战的胜利，为游击队争取到了国民党当局颁发的名义“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在东莞、宝安等地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自此，在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为了创建新中国的革命理想，王作尧在广东这块热土上曾亲自指挥部队同敌人打了不少著名的硬战、恶战，以家乡东莞为立足点，转战宝安和惠州等地，发展与巩固了红色革命根据地。
1940年3月，广东的国民党当局悍然掀起反共高潮，王作尧部被迫东移海陆丰，一路遭到国民党军残酷地围追堵截，最后仅剩70多人到达海丰县。在海陆丰，他与遭遇同样命运的曾生部汇合。部队重新整编后，他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重返惠东宝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率先开辟了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同年9月，经由时任东江特委书记林平主持，在宝安召开的“上下坪”会议决定：王作尧部改番号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驻守宝安。得到地方党组织强有力的支持与配合，王作尧率领“五大队”仅用半年多时间，就将包括自卫武装在内的抗日部队发展到了近千人，接着又创建了宝安羊台山抗日根据地。1942年元月，东江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上演了震惊中外的“大营救”，王作尧具体负责绝大部分进步文化界人士经过的西线营救通道和“最伤脑筋”的筹款工作。战士们冒着风险，忍饥挨饿，千方百计保证被抢救中的文化人安全保障与生存需求。当时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一位郑姓小交通员为了让被营救人员不要饿着，就推说自己吃过了，把身上仅带的五条红薯全给了俩作家，待到接应人赶来时他却饿昏倒地，深深地感动了当事人，他们主动给予了大力宣传。这样的事例很多，难以一一枚举。“大营救”前后历经三个多月，从沦陷的港九孤岛抢救出何香凝、茅盾、邹韬奋等三百余名著名爱国人士与文化人，创造了获救者无一人伤亡的奇迹，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同年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成立，王作尧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参与领导东（莞）、宝（安）、太（平）三角地区敌后工作委员会，亲率部队深入敌后打击日寇。游击队灵活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于1942年12月一举打败日伪军对宝安的“十路围攻”，粉碎了敌寇“万人大扫荡”，使日军原定“广九铁路年底通车、推进太平洋战争运力发展”的计划彻底破产。
党中央根据全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公开宣布华南抗日游击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1943年12月2日，由党中央命名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4年7月15日致电东江纵队：“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东江纵队的显赫战绩得到了党中央以及盟军的充分肯定。1945年农历正月，王作尧等又奉命率部进军罗浮山，以它为中心创建了罗浮山抗日根据地，广东省临委和广东军政委员会就设在此，成为当时中共在广东的党和军事工作中心。东江纵队也在继续与日伪军展开的战斗中越战越强，规模越来越大，战斗部队发展到1万1千多人，民兵约1万2千余人，逐步建立了总面积约1.5万平方千米、人口约450万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
1945年7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区党委成立后即决定由王作尧等率领东纵的粤北指挥部挺进粤北，与率部由陕北出发南下的王震、王首道部会合，共同开辟五岭根据地。一路上，他们冲破国民党部队的重重拦截，忍饥挨饿沿着人烟稀少的边远山区艰难前行，于9月中旬抵达韶关南雄帽子峰、澜河一带。眼看就要与王震率领的南下部队会师，却突然接到广东区党委转发的中央和中央军委来电，因日本宣布投降，情况突变，王震部已回师北返，要求王作尧部原地依靠当地群众独立作战，创建革命根据地，迎接新战斗。于是，他们折返粤赣边进入当年长征后留守红军打游击的油山地区，同试图剿灭东纵粤北指挥部武装的国民党军展开游击战，并连续取得了胜利，成功建立了粤赣边游击根据地，完成纵队向北发展的艰巨任务。
1946年5月，根据国共军调部粤北支组的要求，王作尧部准备北撤。国民党广东军阀余汉谋等对能征善战的王作尧恨之入骨，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扬言“王作尧不撤走，就是对抗执行‘双十协定’。”甚至不惜在集结北撤的现场导演了一场闹剧，让几个曾是王作尧十年前军校同学的国民党军官争先恐后与之合影，以存照备查，就是要防止他继续留在广东打游击，以便届时可大做文章。
随东纵主力部队北撤后，王作尧先后任华东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大队长，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副参谋长。1947年12月，曾生、王作尧等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广东武装斗争情况，期间受到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接见。1948年1月，王作尧和卢伟良到陕北米脂县杨家寨，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广东工作，同时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等接见。同年5月，他调任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部副教育长。1949年6月，王作尧任扩编后的两广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二师政委，率部参加了解放广东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纵观战争年代，王作尧领兵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临危不惧，更有好几次陷入敌军重围，甚至濒临绝境，但他总能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引领，自觉学习并运用到实战中，始终不渝地遵循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坚持斗争，转败为胜，积小胜为大胜，在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新中国的战斗中，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不怕流血吃苦的牺牲精神。
二、学习他和平年代建设国防再立新功，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孺子牛精神
1949年秋，在广东各边纵队的配合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长驱南下，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月14日广州解放。我军乘胜追击，直下粤中、南路；至12月，解放广东省大陆地区。不久，广东战役联合指挥部司令员叶剑英任命王作尧为刚成立的江防司令部副司令员。接着，叶剑英又命令两广纵队与粤赣湘边纵队组成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让王作尧兼任副司令员，同时兼任珠江三角洲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当时江防司令部司令员是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司令部的主要工作由王作尧主持，为了肃清广东沿海特别是珠江口诸岛的残敌，广东江防司令部担负会同陆军部队组织解放海南岛和万山群岛的工作。
1950年初，王作尧正在考虑组建“江防”部队。恰在此时，边纵东一支三团副团长林文虎、何棠等前去看望他。王作尧对林文虎抗战期间在海上大队任副大队长时曾创造出以木船击败日军炮舰的奇迹记忆犹新，便动员俩人加入海防部队。后来，林文虎担任由舰艇编成的海防队副队长，何棠担任登陆艇队副队长。同年5月，王作尧主持召开作战部署会议，在听取各方发言后，果断部署：“避敌之长，攻敌之短，利用夜幕的掩护，集中精干炮艇群，偷袭敌垃圾尾锚地。”会议制定了以小艇群袭击、缠绊敌方大舰，集中较大舰艇攻打敌方较弱的巡逻舰艇的“以小袭大”、“以大击小”的战斗方案。解放万山群岛的战斗打响后，林文虎率领自重仅28吨的“解放号”舰等3艘炮艇担任中路突击任务。林文虎英勇无畏，率先冲锋进入敌舰群，把敌人的“太和号”舰打得起火，敌舰司令打成重伤；击沉了敌千吨的“永宁”舰；千余吨的“中海号”舰也中弹起火；直至最后倒在主炮旁牺牲，为最终取得人民解放军海军初建时期协同陆军的首次登陆作战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万山海战的胜利受到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传令嘉奖，“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的战例，应予表扬”，林文虎被追认为新中国第一位海军战斗英雄。
1950年8月，王作尧调任广东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广州市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彼时，国民党反动派虽被海防部队赶出珠江口，但仍频繁派战机到广州附近侵扰。王作尧肩负保护广州数百万人民生命安全重任，几乎日夜都坚守在地下指挥室，还经常到各高炮阵地、雷达所检查备战情况。在敌机侵扰密集之时，他往往和衣而睡，电话铃一响，就即刻赶到阵地；常常一顿饭没吃完，就得往指挥所里跑。他总是这样说：“只要有敌情，我就想到广州人民的安全，马虎不得啊！”王作尧就是这样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服务人民，报效祖国。
1951年1月，华南军区防空司令部成立，叶剑英又把王作尧调去担任司令员。1952年2月赴朝鲜学习观战，回国后任中南军区防空部队第一副司令员。正当他在任上满腔热忱地为防空军建设投入全副精力之时，颇为蹊跷的事发生了：1953年，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人竟然捏造了一份诬陷他为“国民党策反对象”的假材料，甚至谎称此事与他14岁（193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6岁就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宣传抗日救国而担任香港九龙学生中心党支部书记的妻子何瑛（1942年1月根据党的安排同文化人一道由香港撤至东江游击区，同年底俩人结婚）有关。于是，他被内定为“历史不清”的“内挂人物”受到控制使用，开始蒙受长期的不白之冤。
1954年12月，王作尧接到去北京防空军高级防校学习的命令（实际上是调京审查），在随后开始的肃反运动中又被定为审查对象。此事甚至影响到王作尧1955年期间的授衔，后经调查并无事实，才于年底12月补授大校军衔，但仍挂了个“不宜留在广东工作”的所谓理由，埋下后来反复遭受审查的伏笔。从此，王作尧的人生转向了一条漫长且坎坷之路。
王作尧在高级防校学习期间，担任了该校训练部代理部长兼高级班班主任之职。他虽冤屈在身，但仍一心扑在党和军队的教育事业上，挺起腰杆拼命工作。他夜间修改教材，清晨跑去操场参加学员操练，生活安排得紧张忙碌。为培养高级防空干部，他倾注了全部心血。1956年11月，王作尧被告知将留在北京安排工作，可就在家属刚搬家到京后不久，又突然接到调任沈阳军区防空军副司令员的命令。于是，他带着全家冒着风雪登上前往沈阳的火车。然而，到了沈阳不到半年，他又受命调往武汉军区空军任副司令员。人生辗转，无论身处何种情况，王作尧总是以共产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服从组织调动，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时期同样如此。直到1957年5月王作尧才总算在武汉把家安顿下来。同年6月，中央军委授予他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1年他晋升为少将、副兵团职。在武汉空军任职期间，军区党委分工他管高炮、雷达部队与后勤工作，兼任监委书记、直属党委书记等职，工作很多却一直得不到应有的信任。他明知自己是被所谓“控制使用”，但为了共产主义信仰，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领导班子团结，一直坚持“埋头工作，缄默不言”，这需要多么坚强的党性啊！也许，王作尧是想以拼命工作来忘掉一切烦恼。他经常下基层，到高炮、雷达部队指导工作，早出晚归。不论是政治工作报告、军事工作报告还是会议讲话稿，他都亲自动手，经常写到深夜不寐……
谁知天有不测之风云，这种忙碌而平静的生活在1968年9月2日这一天又突然被打破了，竟然有人再次重翻旧账，以革命的名义宣布王作尧“隐瞒了重大政治问题”，将他关押受审。从那天起，他就被关在在了武汉空军执法队，度过了整整485天。污告者把一切脏水都泼到王作尧身上，甚至直呼其为“叛徒”。面对无辜加害，王作尧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气节。他痛斥那些人说：“毛主席讲重在调查研究，不重口供，不要逼供信。”结果换来的却是拍桌打凳更狠，污蔑辱骂愈凶。夫妻俩同在武昌却无法见面，日夜牵挂却不能互通心声。有一天，王作尧偷偷托人给妻子带去了自己亲手绣制的一个新军用挂包代为传情，挂包正面用红线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上方还有一个“忠”字。其用意十分明显：他还活着，虽身陷囹圄，仍念念不忘为人民服务，他那颗忠于党和毛主席的赤诚之心昭然可见。知微显著，回忆当年许多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们决不是把“为人民服务”只当成一句政治口号，而是把它真正刻在心头上，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中，时时刻刻践行着人民至上的理想信念。
三、学习他实现“两个决裂”，一辈子追求崇信共产主义理想的彻底革命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与传统观念决裂、与私有制决裂”这样一个重要观点：“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两个决裂”深刻地阐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和努力方向。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社会意识形态也将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的旧观念必然要被崭新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取代。王作尧作为一辈子都在追求崇信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时时处处体现出他为实现“两个决裂”而不断自我革命的精神。他所弘扬的正是源自伟大建党精神所体现出的三大重要精神元素：首先是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其次是突出了树立“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人民观特点；再次是充分展示出敢于对敌斗争、勇于自我牺牲的彻底革命精神。
1976年12月，王作尧一家告别武汉，回到始终魂牵梦绕的革命出发地——广州安家落户。三年后，根据中共广东省委与广州军区党组织的安排，他作为家乡东莞选区的省人民代表，在广东省第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实现了他多年来能继续为党工作的夙愿，让他那颗曾一度冷落的心重新燃起炽热的火花。第一天上班，王作尧穿上崭新的军装，仔细地在镜前照看帽徽、领章是否戴正，待一切都整理得整整齐齐后，才迈着有力的大步走出家门。在省人大常委会里，他竭尽全力工作，仿佛要把耽误了的时间再追回来，常常到深夜还在批阅文件。王作尧始终不忘革命老区人民在战争年代对共产党人的全力支持，希望在履职中尽可能给予老区人民更多帮助。八十年代初，他亲自到东莞等地的农村调查情况，当了解到自己当年抗日打游击的根据地望牛墩与洪梅一带因地处偏远山区，当地农产品卖不出去，外面的农用生产资料运不进来，急需修建一条连接省道的公路。他全力出面协调，争取到省政府的拨款，终于解决了老百姓的燃眉之急，推动了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他非常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比如为落实侨属房屋政策，他深入到基层作调查研究；为了解决物价问题，他“微服私访”走市场跑商店去了解物价背后的真相。他鞠躬尽瘁、公而忘私，对工作总是充满着高度的使命感。有一次，他发烧了，自己随便吃了点药就去上班，回到家里已高烧39度多，但仍然念念不忘手头上的工作。按照他的说法：人民给予了权力，就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义务！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为了永远纪念那些浴血沙场、为国捐躯的东纵烈士，让“东江纵队”的英名更有力地镌刻在我党光荣革命历史上，从1980年开始，已年近70岁的王作尧毅然拿起笔杆撰写革命回忆录。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线索，展现了东江纵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战斗历程。前后三年，他不论寒冬酷暑，经常夜以继日地伏案挥笔疾书。在老战友们的大力帮助下，广泛征求意见，认真核对历史资料，经过反复修改，出版了意为与东江纵队的成长史相比，个人只是这棵大树上一片叶的专著《东纵一叶》（1983年6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饱含了他对东江纵队乃至整个华南地区革命史的深深追忆。本书一经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该书于又再版了一次）。根据王作尧本人的意见，稿酬除买书送战友外，其余全部由出版社直接汇给家乡东莞厚街前进学校，作为该校购置图书的经费。
1988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授予王作尧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专门委派空军副政委高兴民、广州空军司令刘鹤翘和政委张振先等到医院病房为王作尧举行了授勋仪式。王作尧满怀激动、热泪盈眶，几十年的耿耿忠心，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党和人民终于对他的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王作尧也无愧于党和人民给予的崇高荣誉。
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做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在实践中主要取决于其一言一行是在体现为谁服务？人民群众在他心目中的位置究竟如何？以及事关个人利益的价值取向等重大问题，尤其是对老百姓的情感、对工作的态度、对家庭成员特别是对自己的要求。早在战争年代的1942年10月，在王作尧新婚期间发生的一段趣事，就很能说明他“为大家舍小家”的情怀。其时，军情紧急，王作尧一心扑在工作上，妻子何瑛只能孤身一人偷偷回厚街看望婆家母亲。她不敢从正门入，悄悄从后墙架着竹梯跨入小坞园。婆婆非常喜欢她，但却不好意思地对她说，“按本地习俗，两个人结婚应正式拜堂，作尧不能回家，就请姑婆抱一只大公鸡和你一起跪拜祖先。”何瑛当然也善解人意，痛快地允诺并真的正式举行了这样一种象征性仪式。在七十年代后期，正是某些高级领导干部因个人曾经遭受磨难，平反后向组织上提出给予后代以种种补偿要求之时，王作尧却毅然将当时补发的一万多元工资作为党费上缴。
同时，王作尧一生清贫、廉洁奉公，对家人、亲人的严格要求也是一贯的。当年东江纵队主力北撤时，他的妻妹东纵战士何平曾被组织上安排列入北撤名单，但在出发的前一天他得知后，马上要求把妻妹换成另一位烈士的孩子，他把更多的危险留给了亲人。他一生没有为个人问题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更没有为子女升学、就业、住房等找人说过情，总是带头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三儿子王勇前在羊城晚报社印刷厂当电工多年，一直都没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直到王作尧去世，单位领导来家探访方才得知实情。像他那样的“将门之子”在八九十年代由“代干”而“转干”的比比皆是，只要父亲肯开口，获得干部身份并非难事。
王作尧对家人是如此不讲私情，但对老同志、烈士子女，特别是对应落实政策的老战友及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原国民党军官，他一帮再帮他们落实政策，认真如实地写出书面证明材料。自己一时不记得的，还先向其他战友询问了解情况。有一批原黄埔军校第十一期的老同学，其实他们中有些是起义人员，有的还是在解放前曾帮助党做过暗线工作的。凡是外调人员要求作证明的，他都热情接待，能直接证明的都写出详细证明；他不了解的，就分别亲笔写信转省、市委统战部处理。最后，这些人中有近20名如愿落实政策，有的安排在省、市参事室工作，有的办理退休，不少人还分到了新房子。他还为烈士子女和一个在自己身边工作多年、父母都已病故的孤儿打报告，申请由政府安排了工作。他把党的温暖送进了别人的家，却唯独没有留给自己的家人。
王作尧很早就将自己的祖屋房产无偿捐给了厚街村办学校，当自己后来要在家乡建房时，却因身体多病医疗费开支较大，导致建房款不够，只得借用了村里一万元，他千叮咛万嘱咐要求家人必须及时还款。在他去世三个月后，妻子遵嘱将他的抚恤金及逝世后应发的半年工资共七千多元，加上自己的工资凑足一万元，由战友陪同回到了厚街村还款。当她想起老伴一生为公，两袖清风，死后还要动用单位按规定留给家人的抚恤金还债时，不禁心情沉重。村委会也执意不收，说抵冲当年的捐献，王家还大有盈余。但在何瑛的一再坚持下，村干部尊重王作尧的一诺千金，也只能按遗言办事，收下还款，写下收据。这比当今某些将公款据为己有、大肆卖官鬻爵的所谓“人民公仆”的思想境界高了何止十万八千里！
王作尧于1990年7月3日去世，他临终前遗言要求丧事简办，除家人亲人外不发通知，不开追悼会，将骨灰洒在他当年打过游击的东江大岭山、羊台山一带，要永远与牺牲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7月5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他的遗像前仅摆着三个花圈：妻子与儿女们各一个、东江纵队老战士联谊会一个；还有竹丝岗空军干休所的一个花篮。据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从没见过一个高级领导人死后的殡仪如此简单。若作尧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为此，空军政治部于1990年8月4日专门在《空军政工情况》上编发了题为《王作尧同志及其家属自觉响应党中央号召，从简办丧事，在军内引起强烈反响》一文。时任广州空军司令刘鹤翘和政委张振先在看望其遗属时，充分肯定了他们这种自觉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从简办理丧事的行动。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提出：要学习和宣传王作尧同志及其亲属从简办丧事的思想，倡导这种新风尚。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王作尧将军光辉的一生使我们深深地懂得“一心为民，方得始终”的哲理。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倡导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精神，是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曾改变过亿万人们政治思想与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我党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曾涌现出过一大批促人洗心革面、涤荡着人们灵魂的英雄，王作尧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真金不怕火来炼，淘尽砂砾始见金。一心为民经磨难，不忘初心得始终。”他既是在华南地区由我党领导最早打响武装反抗日本侵略军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奉命建立东江纵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还是曾因遭诬陷以“隐瞒重大政治问题”为由而接受组织多次审查且一次审查时间最长的将领之一（1968年9月2日--1975年3月3日）；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为数很少曾分别担任过陆海空三军高级指挥员的将军；他更是东江纵队老战士中唯一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的人。正因为如此，在当今世界百年未遇大变局之际，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制裁、遏制、打压中国而形成内忧外患的今天，王作尧将军那种无私无畏、在磨难中奋勇向前的自我彻底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学习与发扬光大。
最后，让我们以王作尧的爱妻，一位曾于1922年参加过我党领导的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海员的女儿，2022年98岁时因患新冠肺炎去世、党龄长达84年的广州市园林局纪委原书记何瑛（何小冰）所写悼亡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革命征尘心相爱，风雨同舟数十载。
失君顿失顶梁柱，七月旱雷动地哀。
一生坎坷多遭折，神圣信念终不改。
今送战骨归战地，同与先烈九霄恺。
作 者：薛润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新闻学研究员、南方红色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
王勇前 王作尧将军三子
王勇劲 王作尧将军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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