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民间，过春节俗称“过年”，是最重大、最有民俗味和人情味的传统节日。在江西瑞金，过年一般从腊月二十四日的小年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日的元宵节结束。在这辞旧迎新之际，人们除旧布新、祈求丰年，以示对新年的美好愿景。而在9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里，革命领袖毛泽东在瑞金度过了3个特别的春节，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别样的回忆。
鏖战大柏地，借粮过新年
除夕和正月初一本是春节期间最喜庆、热闹而祥和的日子，可是，1929年的春节，毛泽东却是在一场苦战中度过的。
红四军自1929年1月14日下井冈山以来，由于天寒地冻，道路难行，且一路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先在大余受挫，又遭圳下溃败，沿途几战皆告失利。此后，红军辗转进入瑞金地界，赣敌刘士毅旅先头部队阴魂不散，尾追红军至瑞金黄柏，眼看就要被敌人咬住，年也没法过了，红军指战员纷纷请战。
2月9日，正是农历除夕，红四军进入瑞金大柏地山区。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党代表的毛泽东在行军中发现大柏地麻子坳狭长5公里，两边峰峦叠嶂、山林茂密，仅沟底一条小路向北通往宁都，是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为了振奋士气、摆脱一路挫败的萎靡之状，毛泽东连夜在大柏地王家祠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商议利用麻子坳的口袋地形，以及敌人孤军长追、疲惫已极的弱点，打一个伏击战，斩断尾巴。
大柏地战斗暨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旧址
次日大年初一，一开年就下起了毛毛细雨，加上时停时起的北风，战士们忍受着寒冷潜伏山头，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下午2时许战斗开始打响，二十八团二营率先与敌交火，且战且退诱敌进入预设的伏击圈。等敌军全部进入红军“口袋”后，红军将士居高临下发起冲锋，杀声震天，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就连平时较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提枪亲率警卫排冲向敌阵，战斗之激烈前所未有。有趣的是，红四军因缺少弹药，便借来百姓过年用的爆竹在桶里燃放，发出的炸响声极像密集的枪炮声，让敌人分不清虚实而心生怯意；“噼噼啪啪”的声音既迷惑了敌人，又是胜利的礼炮。经昼夜激战，红军歼灭了刘士毅两个团的大部分人马，俘敌800多人，缴获800多支枪，将坏枪统统丢入小河深潭中。
红四军宣传队兴奋得即兴编唱快板：
“一到大柏地，碰上刘士毅。两个三营包抄快，敌人就缴械。缴到九响铳，就往河里送。”
大柏地战斗，是红四军下山以来的首胜之仗，它让红四军军威大振，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力。从此，红四军摆脱了一路窘境，扭转了战斗局势，主动游击于赣南闽西之间，进而开辟和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因此，可以将大柏地战斗看作是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礼，是“最有荣誉之战争”。
毛泽东对这个新年“礼物”一直念念不忘，他在1933年夏天再次经过大柏地时，满含深情地写下《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让毛泽东念念不忘的不仅是当年战斗的胜利，还有当年那一餐特别的年夜饭。
在大柏地战斗之前，由于村中百姓对红军不了解，听说红军来了感到很害怕而藏入山中，只留下了一个空村子和准备过年的食物。红军战士一路挨饥受寒，体力不支。红四军前委秘书长江华向毛泽东反映这一情况：有些单位早已断粮，已经两餐没有吃东西了。大柏地村里老百姓家中虽然有米有油，有些老百姓家中甚至还备好了过年的鸡鸭鱼肉和米酒。可是，当时红军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主人不在，不能随便动用老百姓的东西，而且部队早已没有了经费，拿不出钱来向老百姓买吃的。除夕之夜，大家只得饿肚子了。毛泽东了解到情况后，内心很不是滋味。他正犹豫之时，江华趁机建议：让战士们先借用百姓的粮食和食物，算清价钱，留下欠条，待以后筹得现洋如数归还。毛泽东考虑到当前战斗的实际情况，批准了这个请求，但要求士兵严守军纪、写下欠条，并爱护好百姓家的一切物品。正是因为这样，士兵们饱餐后体力充沛、士气充盈，最终赢得了这场战斗。
大柏地战斗遗址——前村
这年5月中旬，红四军入闽再次经过大柏地时，毛泽东没有忘记大柏地战斗前的那顿“年夜饭”和当时的“承诺”。他派出一支小队伍，每人手持三角小红旗，分头向群众作宣传：“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谋利益的。上次打仗借了你们的粮食，这次是来偿还给你们的。”大柏地群众只听过“当兵吃粮”，可没听过“当兵还粮”的事，因此对红军的宣传半信半疑。待到红军战士拿出一摞摞光洋摆在台上时，大家都相信了。老表们拿着红军打的借条，领到了粮款；当初没有保留借条的，红军也请他们自报数目偿还。这次还款，红四军一共发了3500块光洋给大柏地群众。老表们纷纷赞叹道：“红军真是少有的仁义之师啊！”发完光洋，毛泽东还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替老百姓打天下”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当时就有十多个青年报名加入红军，瑞金人民自发地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自此，红四军在赣南开始拥有坚强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后来想起瑞金人民“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我们……”的情景，内心抑制不住激动，对身边同志说：“瑞金是个好地方，一定要把这块革命根据地搞好。”两年多后，瑞金赫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退隐东华山，与民闹新春
毛泽东到瑞金的第一个春节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度过的，而第二个春节却是在清静的东华山上度过的。
1931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
“一苏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转眼就到了1932年。这年开初，苏区中央局就中央红军下一步行动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形成了两种看法：一是为贯彻临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一“左”倾进攻路线，决定攻打赣州；二是毛泽东的观点，他坚决反对攻打赣州，认为红军当务之急是继续打土围、拔白点。
1931年12月下旬，周恩来刚到瑞金时，对于是否攻打中心城市赣州，多次与毛泽东讨论并交换意见。毛泽东就实际情况向周恩来分析：赣州城三面环水，城墙高坚，素有“铁赣州”之称，向来易守难攻。而且1930年3月红四军曾攻打过赣州，无功而退。现在赣州城内及北面之吉安、南面之广东都驻有国民党重兵，如果红军强攻，他们势必增援，弄不好红军将腹背受敌，陷入危险境地。如若红军按原定部署继续打土围、拔白点，照样能将湘赣和赣南两个苏区连接起来，让赣州成为一座孤城。然而，迫于临时中央的压力，中央局成员大多支持攻打赣州的意见，周恩来最后决定攻打赣州。这次争论，毛泽东的意见不仅被否决，甚至还有人扬言：“打下赣州，再和老毛算账!”听到这样的责难声，联想到前不久“赣南会议”上的压抑和受到的严厉批评，毛泽东心情复杂，闷闷不乐，身体日渐消瘦。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后，劝说他休养一段时间。毛泽东想到自己已卸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而且临时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又有项英在负责，已步入正轨，红军也正集中全力攻打赣州，对这次军事行动自己根本就反对，现在又无从插手。因此，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遵照党的意见，找个地方吧!”
1932年1月下旬，毛泽东带领一个警卫班上了东华山。东华山是叶坪的一个小山头，山不高，长满苍松翠杉，郁郁葱葱。一条山路，从山脚的枣树下弯弯曲曲地通向山顶。山顶有座古庙，始建于宋代；庙不大，只有一厅两间，后墙镶嵌在庙后的岩石上；岩石的一半伸进厅堂，稍经修整便成了供奉佛像的神龛。这里景色宜人，邑人谓之“夏登东华热气顿解，冬上东华顷刻暖和”，确实是个好地方。毛泽东下榻这座古庙时，已近农历小年，虽然是革命战争时期，但山下群众仍然按照习俗置办年货，而山上却显得幽静了一些。
毛泽东曾居住的东华山古庙
在东华山，毛泽东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这段时间，他放下政府繁冗的事务，抛开党内争论的烦恼，埋头于书报，关注时局，钻研马列思想。此时，他不仅重读《孙子兵法》，还钟爱《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在赣南会议上，他被斥责为“狭隘经验论”者。后来，他的老师徐特立送给他这本书：“润之，有时间多看几本书吧！”对于这本马列著作，他爱不释手，读完两遍后，找到徐特立说：“徐老，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列宁批评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我们这里也有。他们都一样，喜欢唱高调，表面上格外革命，实际上对怎么想出办法，渡过困难，发展革命，毫无办法。”这回上东华山，毛泽东是第三次读这本书了。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书、看报，还每天花时间为警卫班战士教授文化课，并亲自制作了学习时间表。
上午：文化学习，两个小时；
下午：时事学习，两个小时；
晚上：自习，一个小时。
后据他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每天上午8时，毛泽东就在庙后的大沙石上教课，用竖立着的大沙石当黑板，用木炭作粉笔，还风趣地说：“我们是天当屋，地作纸，坐石上，学道理啊！”因为警卫战士们都是穷苦人家出身，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对读书的意义也不太清楚，毛泽东就教导他们，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干革命，他们也就更认真地学习了。
在读书授课中，不知不觉已过了农历新年初一。慢慢地，山下有的群众知道了毛泽东住在山上，便有老表们接二连三地来看望他。毛泽东就像一家人似的和他们拉家常，从中了解乡亲们对政府的要求、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红军公田的情况、红军家属的情况，问他们村里的干部有没有贪污、浪费和违法乱纪行为，还给他们讲解当前形势、红军的任务、苏维埃政府的政策等等。谈得高兴时，甚至会忘了吃饭和休息。此后，毛泽东常常在饭后到山路上去散步，好像专等那些来看望他的老表。来的人少，毛泽东就请他们在屋里坐，来的人多，就和他们一同坐在庙前的山坡上。老表们高兴地说：“自从毛主席领导打土豪、分田地以后，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兴旺了，可就是还没有见过毛主席的面，这回可好了，我们有福气见到毛主席了！”
时间匆匆而过，一晃就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毛泽东带领警卫战士们来到黄沙村，和群众一起闹元宵、观灯、看戏。吴吉清说：“当时，祠堂里摆了十来桌，桌上的元宵、米馃、花生、甜酒摆得满满的。群众们一听说毛主席来了，全村的男女老少差不多都到齐了。这个提米酒，那个抓花生，争先恐后地请毛主席尝尝他们翻身做主人后的劳动果实。毛主席微笑着和大家打招呼，时不时吃吃这家的米馃，尝尝那家的花生。老表们看见毛主席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都非常激动。那热烈的场面，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毛泽东在东华山居住了一个多月，在那里休养学习、调查研究、深入人民群众。他进退有节，处变不惊。元宵节后，当得知红军攻打赣州失利，他立即下山，指示大胆起用红五军团，挽回危局。
闲居元太屋，春节乐天伦
东华山虽然清静，但毛泽东深入群众、与民同乐，把春节过得热热闹闹；相比之下，他在瑞金过的第三个春节就显得非常冷清了，虽然有天伦乐怀，但也难掩内心的孤独和郁闷。
因“左”倾领导的排斥，毛泽东于1932年1月卸任党内领导职务后，又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后来，在1934年2月还被拿掉了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1960年12月，毛泽东过67岁寿辰时，曾与一些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说起当年的境况：“……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当时住在沙洲坝元太屋的毛泽东心情郁闷、孤独，而且生活十分艰苦、清贫。时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亮平曾回忆道：“当年，我们国民经济部设在瑞金沙洲坝一个单独的院子里，离院子不远的地方，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住地……毛泽东同志当时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但在生活上，他和大家一个样，没有什么特殊，甚至有时比大家还不如。我们各部那时都设法养猪，隔一个时期杀一头猪，大家尝点油水。可是主席办公室人少没有养猪，我们部里杀了猪就送些猪肉给毛泽东同志，他多数时候给退了回来，说：‘大家都很困难，肉你们自己吃吧！’毛泽东同志吃饭很少，一点蔬菜、一点盐，外加一点辣椒，如果说毛泽东同志有一点什么‘特殊’的话，那么就在这点辣椒上面，因为他是特别爱吃辣椒的。”
沙洲坝毛泽东旧居内景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幸好有妻子贺子珍与儿子毛毛给他带来欢乐。
贺子珍住在隔壁人民委员会办公的房子里，与毛泽东近在咫尺。毛毛大名毛岸红，1932年底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出生。贺子珍在1930年春还在福建龙岩城生下一个女孩，不久就托付给当地一名补鞋匠收养，后来再去寻找时，已下落不明，毛泽东很是遗憾。毛毛出生后，毛泽东视之为掌上明珠，爱之深切。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吴吉清曾回忆说：主席因忙于革命工作，经常见不着毛毛，每当外出回来时，贺大姐把毛毛打扮得像红军战士一样去迎接他，毛毛就挣脱妈妈怀抱，像小鸟一样飞出来，扑到主席怀里，亲昵地把小脸儿贴过去，牙牙学语叫着爸爸。
1934年2月13日，已是农历除夕，此时的毛泽东比较清闲了，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妻儿。一大早，贺子珍给毛毛穿上她用旧军装改做的“新衣服”，又给他戴上一顶小八角帽，帽上还特地缀了一颗红星。此时，尽管战争局势险恶，但沙洲坝仍然洋溢着过年的欢乐气氛。贺子珍带着毛毛来到元太屋前的大樟树下玩耍，正玩着，毛泽东从房间里走出来，毛毛看到爸爸走来，就“咿咿呀呀”地扑过去。毛泽东高兴地亲了亲毛毛，把他高高举起，赞美地说：“嗬，我们的小红军明天又长大一岁啰！”这天上午，毛泽东与毛毛在元太屋前，又是绕着大樟树互相追逐，又是夹着竹竿“骑马”，玩耍了一个上午，逗得毛毛拍着手，张开小嘴儿格格地笑。直到贺子珍来叫父子俩回去吃年饭，毛泽东才抱着毛毛进屋。春节期间，毛泽东除了读书，每天都要领着毛毛到外面走走，散散步，或者用铅笔在纸上给他画些有趣的东西，或者坐在大樟树下的石头上给他讲有趣的故事。春节里与儿子嬉戏玩耍，这在毛泽东风云激荡的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旧居外的大樟树，毛泽东曾与家人在树下共享天伦之乐
沙洲坝的春节很是热闹，邻里之间充满着人情味，人们沉浸于亲情和节日的欢乐中。然而在毛泽东受冷遇的日子里，来看望他的人越来越少。他虽然在名义上还是中央政府的主席，但实际处境是除了发布一些中央政府通告等文件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力。1962年，毛泽东在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曾说过当时的处境：“……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然而，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落而就此沉沦，他充分利用春节充实自己，从书本中、从实践中、从人民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养精蓄锐、进退有度。春节后不久，中央苏区南大门筠门岭失守，毛泽东立即前往调查研究、指导工作。虽然取得了“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但难以改变“左”倾路线指挥者对中央苏区战况全局性的破坏，红军最后被迫踏上长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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