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核灾难给核电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联合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为日本政府采取最廉价的处理核污水的方案背书，将大型储水罐中的130万吨放射性水倾倒入海。福岛第一核电站污染水的第一轮排放于8月24日至9月11日进行，共排放了 7788 吨。第二轮排放于10月5日至23日进行，共排放 7810吨。第三轮排放于11月2日至20日进行，总量为 7735 吨。第四轮排放计划于2024年2月至3月进行。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7800 吨相当于10罐核污水的容量。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后，共建造了1000 多个储水罐。换句话说，三轮排放仅清空了约30个储水罐，更糟糕的是，2011年严重损坏的两个反应堆，尚未开始从化成废墟瓦砾的反应堆建筑物中清除核燃料棒，因此需要继续用水冷却暴露在外的核燃料。因此，一边清空储水罐，把核污水排放到海洋中，另一边，却每天仍在产生更多的污染水。
此外，根据东京电力公司（TEPCO）的数据，从福岛第一核电站清除核燃料碎片以及拆除周围建筑物，将产生45万立方米的放射性废料，而在未来10年的报废工作中还将产生80.5万立方米的放射性废料。东京电力公司估计，拆除所有四个核反应堆将耗时40多年。
目前，日本沿海地区有33个可运行的反应堆，其中10个正在运行。此外，7个反应堆已获准重启，另有8个反应堆的重启申请正在审查中。然而，2024年1月1日，能登半岛地震又加深了人们对核电的焦虑。
2023年8月24日，日本政府开启计划长达30年的核污水排海第一阶段。一周后，我们再次亲身前往福岛调研。
刘健芝（左）与薛翠（右）摄于福岛核电厂排放核污水之大海堤岸，距福岛核电站3公里
2011年3.11福岛核灾发生之后，我们持续关注日本民间团体如何应对核灾难，分别在2012年及2015年往福岛实地调研；2011年、2019年、2021年，在全球大学和岭南大学主办的南南论坛上，邀请科学家、学者、新闻工作者、社会活动家等，从地缘政治、生态环境、民生经济等角度，探讨福岛核灾难乃至核战等议题；刘健芝、黄小媚、何志雄合写了两本繁、简字版书籍：《福岛/辐岛 : 十年回首诘问》与《福岛/辐岛：核电是福是祸?》，英文版也即将出版。
今年亚太资源中心（Pacific Asia Resource Center，PARC) 举办成立50周年国际会议，会前组织福岛调研与座谈会。我们应邀参加，全程实地了解日本民间战后绵延不绝的反战反核、推动和平的运动。1973年，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武藤一羊（Muto Ichiyo）, 时年42岁, 与三位友人创办PARC，批判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反对美帝侵略越南，促进人民交流团结，寻求国际和平发展，经常组织调研、举办讲座、策划课程，出版报告等，后来，致力推动“21世纪人民计划（People's Plan for 21st
刘健芝（左）、武藤一羊（中）、薛翠（右）
在福岛，我们参观了数个纪念福岛核灾的博物馆，有日本政府策划的，也有民间自发组织的。官方资助兴建的博物馆规模宏大，美轮美奂，可惜，对于重要问题比如清理熔融炉芯的难题完全回避。场馆内大大的屏幕显示至今参观人数有20多万，可见官方的立场如何通过主流渠道来传播。
对比民间不同阶层自发组织的微小的展览馆，两者规模十分悬殊。然而，我们用心聆听那在野蛮资本和权贵所堆砌的论述中，依然发出一丝一缕微弱却绵长的民间抗争的声音，借此传递无核之火，促进跨界共情互助，点滴汇成人民团结的力量，携手力挽核污之狂澜。
宝镜寺警世箴言
福岛县双叶郡楢叶町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座拥有六百年历史的宝镜寺（Hokyoji Temple），寺内一碑一火一馆，体现了佛教净土宗高僧早川笃雄（Hayakawa Tokuo，1940-2022）入世反核的事迹。
名为 “伝言馆“ 的博物馆外面，是一座名为 ”核事故遗憾与寄语“的纪念碑，建于福岛核事故十周年，即2021年3月11日。早川作为宝镜寺第30代住持，与同样投身反核运动的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安斋育郎，写下警示世人核祸之碑文：
关于核能的遗憾之碑与对未来之启示
40年来，我们一直在抵制核工业和政府的暴政，却未能阻止核灾难的发生。
核电暴露了其极端危险的本质，剥夺了我们祖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们要让世人知道，凭借科学的力量和对生命的无限热爱，锻炼思维、运用智慧、团结起来、勇敢面对不合理的计划是多么的重要。
纪念碑旁边，竖立了一座“广岛长崎-比基尼-福岛”灯，里面点燃了从上野东照宫引入的"广岛长崎非核之火”。伝言馆寄语吸取广岛长崎-比基尼-福岛教训，专门收集核爆、核灾、诉讼等资料，借此向未来传递非核的信念。
刘健芝（右）与薛翠（左）摄于宝镜寺一碑一火之间：“核事故遗憾与寄语” 纪念碑与 “广岛长崎非核之火”。
非核之火
1954年3月1日起，美国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 （Pikinni Atoll）及埃内韦塔克 （Enewetak Atoll）两个环礁进行了城堡行动（Operation Castle）核子试爆实验，这是美国在大气层核试验中试爆的最大核弹，威力千倍于投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结果造成严重的放射性灾难，马绍尔群岛平民、驻扎环礁上的美军以及日本远洋鲔鱼渔船“第五福龙丸号”（Daigo Fukuryu Maru）都受到了严重的辐射污染。当时日本有23 名船员受到辐射，6 个月后的 9 月 23 日，无线电报务员久保山爱吉（Aikichi Kuboyama）死亡。这一事件成为日本反核运动的起点，延续至今。
早川警示："我们决不能让同样的事情重复发生。我们要继续传递非核之信息。” 自1972年以来，早川笃雄就参与反核运动，1977年担任宝镜寺第30任住持，继续躬身力行入世追求世人解脱核祸。
早川的经历与思行，是一位良心智者的典范，在日本民间备受尊崇。
磐城市古滝屋 “原子力災害考証館”一角，追念早川笃雄
早川在磐城市当过多年的高中老师，当时磐城市的污染问题十分严重，他组织成立“磐城市高中污染问题研究会”。1971年，东京电力公司（东电TEPCO）在福岛的第一核电站开始商业运营，就发生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故，东电还被指控伪造和编造数据，隐瞒险些引发严重事故的事件。接着，楢叶町建立了第二座核电站。早川认为核电站是新污染问题的根源，于1972 年加入了 “保护楢叶町免受污染村民协会”。
1973年6月25日，第一核电站1号反应堆发生了日本核电站开发以来最大的放射性液体废料泄漏事故。9月18-19日，在东电福岛第二核电站反应堆安装公听会上，早川发表关于东电福岛第二核电站放射性废料的管理和处理计划的声明，谴责东电的安全管理体制薄弱，并不负责任地缔造核电站 “绝对”安全的神话，漠视居民意见，令人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1975年，有人提起诉讼，要求撤销福岛第二核电站的设置许可，早川加入了原告的行列。
随后发生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更加震惊世界。1986年，早川参加了关注核电民众运动全国联络中心，呼吁在核电站采取安全措施。该提案于1992年被最高法院
驳回。对早川来说，这场运动是抵御重大事故的“唯一安全阀”。1995 年大地震后发出“核灾难”的警告时，早川等人呼吁在发生地震和海啸时对核电站采取防灾措施。
2005年2月，早川指出东电承认福岛核电站无法抵御智利海啸级别的海啸。然而，对村民一再提出的采取严厉防范措施的要求却置之不理。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宝镜寺人员被迫撤离。早川身为宝镜寺住持，还经营智障者之家，约100人，其中一些人在撤离过程中死亡。2012年，早川担任原告团团长，向福岛地方法院磐城支部起诉东电，要求东电对撤离行为负责。2022年3月最高法院驳回东电上诉，勒令其向原告赔偿超出国家赔偿标准的共约7.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50万元），并作出道歉。原告代表早川接下道歉书，提出要求说：“希望基于客观事实，查明未能防止事故的原因和责任方。” 同年12月，早川离世，享年82岁。
早川十分敬仰日本革命诗人八坂スミ（1891～1986 年），在他的遗照右边写有他亲笔引用八坂スミ80岁创作反战的诗歌的字迹：
我再也爬不动了
但在我手中
还有一张和平的选票
宝镜寺高僧早川笃雄（1940-2022）遗照
共情以解困
曾几何时，福岛有机农业享誉全国，受3.11核事故重创后，一直挣扎求存。面对土地水源空气等重重核污染的困境，以及城里消费者的忧虑与冷淡，真要坚持有机耕作，实属万分艰难。然而，福岛县二本松有机农民协会创始人菅野正寿就是如斯逆流而上。
引介我们认识菅野的是大桥正明教授。过去12年，大桥不间断地支援福岛民间团体，促进日本城乡互助乃至国际交流，我们2012年的福岛调研就是由他策划安排的。这次，担任PARC理事长的大桥和PARC秘书长田中滋，组织了又一次的福岛之行。在火车上，大桥细心地解说当前谷贱伤农的情形，他算过，米价比水价还要低，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要120-150日元（人民币5.8-7.2元），500毫升瓶子可装400克米，只卖80-85日元（人民币3.8-4元）。说罢又愤怒又叹息，替农民抱不平。他说在课堂上反复告诉学生这个案例，让学生理解农民的困局，并且鼓励学生下乡调研。像温铁军教授在福建有一亩田那样，大桥教授也有一亩田在菅野的村里，经常带学生和朋友探农家、住民宿、下田劳动。
大桥收到菅野正寿的求助电话后，马上四处找销路，最后找到一家东京的社会福利机构，成功卖了6吨大米，价格比日本农业协同组合（农协JA）收购价格要高。农协拥有定价权，往往压低大米价格，以利城市消费者，使农民苦不堪言。
在福岛的座谈会上，打眼一看，不用介绍就知道哪位是菅野正寿。年约65岁，皮肤黝黑，双臂结实，一派农家子弟的模样，两眼炯炯有神，说话铿锵有力，作了1个小时的报告，开首即明言：政府漠视民意，一意孤行把核污水排海，完全漠视福岛居民意见；他和当地多数民众坚持反核，并且解释农民协会怎么迎难而上。
PARC座谈会合影：前排：薛翠（左一）、菅野（左二）、大桥（右一）、刘健芝（右二）、三瓶春江（右三）、中排：田中滋 （左一）
菅野正寿从事有机耕作40年，2005 年创建了地方资源循环之乡，后建立“夕雾之乡”，运营路边驿站，包括直销店、加工设施、农墟。福岛核灾难发生后，菅野组织有机农民协会，会员约200农户，采用自己的检测仪器，销售检测合格的农产品。每包有机蔬菜和水果，都标识产地来源和生产者的名字。
他们建立地区资源回收中心，将牛粪、稻壳和食物残渣（切碎的蔬菜、海带、干鲣鱼片、面条、荞麦壳、秋葵、小麦粉、糖丸、草药、碎布等）发酵为有机肥。此外，协会为愿意投身农业的新农人提供培训，协会成员经营23个农家民宿，经常举办城乡交流活动，比如播种、插秧、收获等，让更多城里人了解农民真实的处境。协会也和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开展实况调查，检测稻田辐射指数，强调 “真相就在现场”。过去十多年，协会与消费者逐渐建立了互相信任、互相扶持的城乡关系。
“游云之里”民宿
我们入住菅野正寿家的“游云之里”民宿，两夫妻热情好客，三顿都一桌子好菜，他们一脸自豪地说：客人吃的都是他家种出来的有机农产品。菅野一家子辛勤劳作，80高龄的母亲在家里剥豆子、纳布鞋，菅野大清早下田，管生产与销售，妻子则下厨备餐以及打扫卫生。民宿的收入大概占总收入的20%。
菅野正寿自家生产有机食物
PARC考察团晚上总结会
晚上我们边喝酒边聊天，聊了3个多小时。菅野活泼健谈，问如何结识妻子 ？他笑说，以前乡村之间经常举办活动，青年相聚，唱歌跳舞，一来一往便认识相爱了。
全球大学有个栏目叫生命故事，访谈全球各地的有机知识分子。我们给菅野摄录视频，他说村里传统种桑树养蚕做丝，但是1980年代蚕丝价格减半、丝绸市场没落后，改为有机耕作。他的家族原来是大地主，有三公顷土地，后来土地改革，只剩下一公顷，但因为越来越少人种田，又逐步增加了可耕土地。他非常欢迎及支持返乡有志作农夫的年青人。他认为人类不应全部苛索，而是要留大自然一些土地，不种稻谷，种荷花或“荒弃”，吸引蜻蜓、蝴蝶、蜜蜂、萤火虫等昆虫，也让孩子在此玩乐。他说人类是大自然一部分，不能够霸占所有资源。
稻田旁故意“荒弃”的农田
菅野身为福岛核灾民，将心比心，同情别国的受害者，曾经探访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厂遗址，抓了一把泥土带回来，留作警醒之物；80多岁的邻居，日军侵华时曾任军医，目睹日军残害中国老百姓，笔录记载见证之事，临终时交托菅野出版传世。菅野紧紧拿着手稿，真诚地说：非常抱歉，我从他的手稿具体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犯下种种暴行；我希望能帮他老人家了却心愿，还原历史真相。我们相约把手稿打字、翻译，出版中、日文版。
菅野正寿拿着军医邻居的手稿
菅野身上洋溢着跨界乃至跨越时空的共情能力，一点一滴地建立互相谅解的、互助互惠的人际关系，是另辟蹊径携手解困的社会关系基础。
公义的杆秤
在福岛座谈会上，福岛核事故浪江町津岛被害者原告团成员三瓶春江女士作报告，谈及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的不公与委屈，几度哽咽，眼泛泪光，咬唇片刻，再开口讲下去。
三瓶愤怒地控诉，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当地浪江町接到指示收容难民，怎知当地也是严重的核污染区，中央政府迟迟没有发出避难指示，甚至企图隐瞒事实，幸好，浪江町的领导自发组织民众去二本松市避难。浪江町津岛地区全域一度被指定为“返乡困难区域” （即核污染极为严重）。2015年，600多名当地居民组成“还我家园”津岛核事故原告团，向日本政府和东电提出诉讼，要求清理家乡的残留核污染。
三瓶在2023年是63岁，本来是普通家庭主妇，相夫教子，老来照顾儿孙。她万万没想到自己十年来跌跌碰碰，咬牙硬撑走在打硬仗求公义的前线上。
第二天，三瓶开车领路，实地到她家看看。她家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不到50公里。
三瓶春江（中）老家外面，与刘健芝（右）、薛翠（左）合影
三瓶说政府宣布现在津岛1.7%的区域作为复兴据点，居民可以回乡，但是仅仅在周边道路五米范围除污，却不给民居除污，缔造回乡宜居的假象。我们实地参观时，屋外核辐射量高达每小时1.054微希沃特（uSv）（安全标准是每小时0.23微希沃特）。
三瓶春江家门前探测到的辐射量
三瓶说政府通知2024年3月前申请清拆房屋，但不管重建房屋的费用。三瓶家在山上，本来山上的核污染就很高，下雨后，山上的核污染水往下冲，造成山下的核污染十分严重，且永远无法彻底除污。现在仅仅6户人家回迁，附近没有学校、诊所、市场等社区设施。因此，根本不适合居住，但政府却借此打造一切回复正常的假象。
三瓶领我们进屋参观，房屋颓垣败瓦，原因与地震和海啸无关，而是由于弃置多年，动物进屋破坏，造成一片狼藉。
她指着那根量度孩子身高的支柱，哑着声音说：“无法让孩子回家，将来儿孙也不再知道家乡在哪里……” 当她抬头看见墙上挂着发黄照片里的老人，不禁哽咽，吐出一句 “老人都走了，再也回不来”，流下眼泪，擦了又擦。
三瓶擦干眼泪，鼓起勇气说，本来在地方法院与中等法院已获胜诉，可惜，最终被高等法院推翻。虽然前功尽废，但依然要打官司，赔偿其次，最重要的是要求政府公开承认过失，向民众道歉。
三瓶不畏财雄势大的日本政府与东电，竭力讨回公道，一是法律追责，二是文化谴责“刨根”：数典忘祖，祸害子孙。
仿似唐吉诃德，三瓶手握公义的杆秤，支撑杆秤的是朴素的传统信念：做人不忘本，落叶归根。
水神之缘
9月5日，在东京，大桥诚子女士带着我们约见石九久夫先生。石九年过七十，一见到大桥，恭敬地说：我昨天在网上阅读您的事迹，十分敬佩，今天有缘见面，幸会幸会。石九领着我们三人，参观丰州渔市场。
我们与大桥诚子同属亚洲学者交流中心（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 ARENA）成员，相识超过25年。大桥曾经负责日本菲律宾香蕉另类贸易，并担任过PARC秘书长15年，现任绿色合作社（Green Cooperative）顾问。
丰州水神社每年有三次拜祭仪式，我们恰巧碰上9月5日的拜祭，石九表示非常感恩：咱们有缘相见，而且有缘敬拜水神呢。
一般的神社，穿过红桥，便是寺庙，但是渔民拜祭的水神社，象我们的天后庙一样，一般在海边，步过红桥，前面往往没有寺庙，而是一片大海。大海就是神圣的神社，大海给予生命，人类获取所需，应当敬畏感恩。大桥解释说，日本渔民反对核污水排入大海，不仅仅影响食物安全，影响渔民生计，也是亵渎神灵，亵渎渔民的文化信仰。
丰州渔市场旁的水神社
丰州渔市场乃全球最大的渔市场，2022年水产品总量高达31万吨，全球水产每日价格由其定价，市场实施恒温、无菌等专业操作。日本政府强行排放核污水，多国禁止进口日本水产，导致价格暴跌。我们参观曾专门出口中国的山治渔类批发公司，他们告诉我们，前一天首相岸田文雄来过，站在同一个位置，听取渔业代表的意见，了解情况。他们向首相表达极大的担忧：海洋被污染，长期对人体、海洋、生态等有什么祸害，还不明朗；首相回应说：他有同样的担忧。但日本电视新闻报导删除了首相这句话。
薛翠（左）、石九久夫（中）、刘健芝（右）摄于丰州渔市场
日本政府斥资800亿日元建立“渔业形象受损基金” （约41亿人民币），后再拨款200亿日元，宣传核灾已经过去，一切回复正常，反复说明采取排放先进液体处理系统（Advanced Liquid Processing System），排放的是“无害处理水”，又极力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背书，其综合报告指出，排放处理水的方案和活动符合相关的国际安全标准，对人和环境的放射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可见日本一众高官乃至国际原子能机构充耳不闻渔民的声音，排海首日，福岛县渔民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野崎哲发表《福岛县渔民协同组合联合会关于开始海洋排放的声明》：
“我们认为，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政府已经对开始向海洋排放ALPS处理水的决定负起了全部责任，但正如我们一贯声明的那样，我们反对没有得到渔业和公众理解的海洋排放，这一点没有丝毫改变。……对我们渔民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像事故发生前一样，继续在我们土生土长的前滨捕鱼。……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须承担全部责任，贴近渔民，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哪怕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不仅要确保科学安全，还要确保社会安全，确保本县渔民及其后代子孙能够继续安心捕鱼的环境不会受到破坏。”（https://www.minyu-net.com/news/sinsai/news/FM20230825-800761.php）
前方清理被污染的大海、重建敬拜水神的文化信仰的道路，甚是崎岖。
连结南北
菅野正寿说3.11核事故之后，很多城市团体、机构人员、大学生等支援福岛，十多年的城乡串连交流，慢慢培育共同寻找出路的感情与勇气。绿色合作社（Green Cooperative）便是模范。
大桥诚子
大桥诚子现任绿色合作社顾问，据她理解，绿色合作社不发表任何反对政府的官方声明，但实际上，他们反对包括发电厂在内的任何核设施，从2011年核事故发生之后，12年来一直支持福岛的农业、渔业和消费者运动。绿色合作社拥有自己的食品辐射污染测试系统，检查所有产品，包括来自福岛的产品，以告知成员产品的安全性，并敦促支援生产者。绿色合作社强烈声援以渔业为生的渔民，继续从他们那里购买通过检测安全标准的产品，并与他们分享每次检测结果，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信任和信誉。
此外，他们早在福岛核灾前就质疑核电站，但仅仅反对核电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发展另类可持续的能源，因此他们投放资源采用太阳能。他们要求本州政府提供公众电网，输送太阳能的电源，这本属公众服务，应该免费提供，而不是由私人企业垄断与经营。
大桥说，绿色合作社成立于1980年代，源自本州，创始成员都是进步的社会运动活跃分子。最初由当地24家小合作社联合组成，现在全国15地区建立了分支，由于法规限制，不能做全国级别的合作社，只能限于地区级别，现有会员40万，周报印刷40万份，提供产品信息与订购方法。绿色合作社从事商业买卖活动，同时组织不同的社会关怀组，探讨各种社会议题，推动社会关怀。
绿色合作社请大桥当顾问，实在找对了人。大桥过去20多年就是在推动日本菲律宾另类贸易。她与绿色合作社可说志同道合。
大桥指出，在日本，消费者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迭起，运动领袖主动走出去，将普通的家庭主妇组织起来。家庭主妇大都没有政治意识，也没有政治经验。但慢慢地，由于水俣病和其他工业疾病，她们开始关注化学品和相关的健康问题。20世纪80年代，反核运动在日本非常高涨，提高了公众对健康和环境问题的认识。
消费者运动的领袖深入中产阶级地区，谈论有机农业和安全食品。许多母亲害怕给婴幼儿食用受化学污染的食品，因此很快加入消费者运动。
20世纪80年代初，菲律宾向日本的团体发出求助呼吁。菲律宾南部岛屿内格罗斯岛2%的人口拥有98%的土地，以甘蔗为单一经济作物，总人口的70%从事制糖业。国际糖价下跌导致出现严重饥荒，约15万儿童挨饿。日本团体响应了援助呼吁，1986 年，日本几个民间组织建立了团结网络，名为日本支援内格罗斯运动委员会（Japan Committee for Negros Campaign，JCNC）。在这些日本团体与菲律宾组织长达八年的声援工作中，诞生了日本另类贸易协会（Alter Trade Japan）。1989 年，四个主要消费者合作社共同成立了日本另类贸易公司，每个合作社约有22万名成员，覆盖100万个家庭。
她们选了巴兰贡香蕉（Balangon）作为另类贸易的第一个试验的水果，巴兰贡香蕉味道酸甜，菲律宾本地人不喜欢吃，反而日本人非常喜欢。她们促进成立了巴兰贡种植者协会（Balangon Growers' Association，BGA）。该协会从最初的200户家庭发展到现在的600户家庭。
刚开始，遇上很多挫折。都乐（Dole）和德尔蒙特（Delmonte）等跨国公司会在香蕉上喷洒22次各种化学药剂，甚至在水果收获后仍会喷洒。JCNC坚决不打化学农药，结果，运往日本的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三批香蕉都完全失败了，香蕉运到日本时全部变黑腐烂。
同时，菲律宾军方在JCNC开展业务的地区设立了17个分遣队。第二批货物被军方拦截检查，声称要搜查颠覆性物资，怀疑他们支援游击队，但军方找到的只是香蕉，等放行时，香蕉已经全部变坏了。
为此，JCNC印制了一百万份传单，向日本的消费者道歉，并告知他们菲律宾军事行动和军事化是导致我们无法交付订单的原因。家庭主妇在厨房里收到这些传单后，很快就开始提问，然后，她们开始就菲律宾以及菲律宾人民面临的问题和议题进行小组讨论和研究。她们认识到日本进口的香蕉大部分来自都乐和德尔蒙特等跨国公司，也是来自种植园的压迫农民工的香蕉。但JCNC进口的香蕉却来自山区，纯属野生的天然香蕉。
1993年下半年，一种神秘的病毒侵袭并摧毁了香蕉作物。这再次引发了长时间的讨论，讨论的重点是生态问题。农民认为种了太多香蕉，会破坏山区的生态平衡。他们认为，如果进行间作套种，种植咖啡、生姜和其他作物，病害发生的机率就会降低。因此，农民意识到，不应该过分依赖香蕉，尽管1993年他们80%的收入都依赖香蕉。正如他们所说：“我们需要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齐头并进。”如今，他们大约50%的收入来自香蕉，另外50%的收入来自饲养山羊、鸡、猪或其他农作物，如生姜等。
为了让日本消费者了解情况，JCNC邀请消费者团体的领袖到内格罗斯山区进行考察。现在，每年约有80位领袖访问内格罗斯，与当地的生产者建立联系和友谊。每年也有社员自费前往内格罗斯岛，探访香蕉农户，大桥说，记得有一位妇女社员亲手抱起农户弱小的婴儿，骨瘦如柴，内心十分震惊，自此，日本消费者开始审视日本与菲律宾乃至亚洲各国的关系，思考南北贫富的根源，摒弃慈善捐助的治标方法，积极寻找根治的办法。
1991年6月，大桥第一次来到内格罗斯岛。当乘坐的飞机接近内格罗斯岛时，她从空中看到了广袤的绿色田野。她回忆说：“我当时就想，既然有这么广阔的‘绿色草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挨饿呢？从甘蔗种植到收获的这段时间是‘死亡季节’，庄园里几乎没有活干，农民工为了满足家庭的日常需要，欠了地主很多债。到了收获季节，他们的收入几乎不够还债。”
从大桥诚子身上，我们感受到一种纯朴的感情、志向，为弱者奔走，不仅支援日本国内的农民渔民，也反思日本与他国的南北关系，与亚洲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压迫的群体共呼吸。跨越国界，被压迫、被边缘化的民众群体要团结力量。反对核污水排海，也是日本民众联手亚太区民众，才能有出路、有成果。
PARC 考察团表达抗议，后方是福岛核电站
温泉润人心
福岛磐城市古滝屋温泉旅馆，不仅仅因为拥有百年历史而闻名遐迩，更在于其滋润人心。
3.11核灾发生后，馆主里见喜生把家族温泉旅馆变成接收救灾物资的基地，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提供住宿。3.11十周年，政府在双叶町建立“东日本大震灾・原子力灾害博物馆”；与此同时，里见以民间之力，把旅馆其中两个房间改为小型展览馆，参考“水俣病博物馆”成立 “原子力灾害考证馆”，长期摆放福岛纪念文物与历史资料。
里见喜生在“原子力災害考証館”作解说
展馆入口处张贴着以下文字：
再也不会有人
再也不会失去家乡
为了不让任何人再失去故乡
我们希望能继续保护别人的故乡
这就是故乡的意义所在
在馆中央，几根枯树杈搭建的架子上面，挂了一张小女孩的照片，笑脸萌萌，下面放着她黑色外套和黑白横条半截裙。背景放了一张大照片：3.11发生大地震时，消防员忙碌地搜索生还者。
里见说：3.11发生大地震后，消防员在3月12日听见瓦砾下有声音，但因当时核电厂发生爆炸，上头命令紧急撤出，因此放弃继续搜索生还者。里见接着伤感地说：有位父亲，在瓦砾中只找到女儿的衣物。我们仿佛看见那位父亲，在一堆堆瓦砾中寻寻觅觅。父亲不是艺术家，但为纪念女儿和无数冤魂，搭建了这个展品。我们立于慰灵碑前，沉默合十。
里见在开馆致辞中谈到怎么忍受痛楚：“面对不合理的现实、苦难和巨大的痛苦，支撑我的是‘历史的重量’本身的不可否认。即使失去眼前的东西，只要有东西可以继承，我一直觉得，即使失去眼前的东西，人们也能面对现实。”
考证馆除了收藏历史资料，还展示正在进行中的诉讼案件，并且鼓励公众提供资料，共同思考：
我们不仅要关注现在发生的事情，还要正确审视现状，并将其与未来联系起来。
核灾难不仅是福岛县人民的问题，也是每个日本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核灾难造成的空前破坏甚至动摇了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意识到了什么，我们必须重拾什么？
什么才是对生命真正重要的东西？
我们应该创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来确保我们不再失去？
相互触动
“我们的遗产”艺术館，位于南相马市，展出约50件作品，包括绘画、雕塑、摄影等，重新审视核事故，通过艺术传承民众故事与集体记忆。56岁的东京摄影师中筋纯担任馆长，他先让我们自由欣赏，然后才解释办馆的来龙去脉。他们一批艺术家曾在日本各地巡回举办有关核事故的流动艺术展。2022年底，中筋来访南相马市，与当地居民交流后产生了办馆的念头。后来，有人愿意免费提供荒置的仓库，于是他们和当地居民合力翻修仓库，改造成艺术馆，免费供大众参观。
中筋曾经在受核电站事故严重影响的浪江町和大隈町住了一段时间，他深深感到民间记忆日渐消失的危机，“随着重建工作的进展，能够传达核事故的东西正在从小镇上消失。”“我希望这个地方能成为艺术家和民众聚集在一起的地方，用自己的表达方式传承对核事故和福岛的记忆。”
中筋纯
PARC考察团摄于“我们的遗产”艺术馆
艺术馆入口挂着富冈町大森樱花隧道的照片，在疏散撤离区的残留路障旁边，栏杆里有一头白纸死牛，被栓着啃吃木柱活活饿死，竹竿上悬挂了一个白纸牛头。讽刺的是，上面悬着斗大的“未来”两字，这是当年宣传核能作为未来的希望的横幅上的字体。
展品：被栓着啃吃木柱活活饿死的牛
事故发生前宣传核电是“未来”的街头横幅
图中核反应堆后面是污水罐和核污染物黑色塑料袋
在馆中央，摆放一座巨大的手木雕，高耸向上，挣扎着。
天花板悬挂了一幅大油画，画了核事故后死去的马和牛，大海和鱼，以及幸存的人。画家山内若菜，46 岁，来自神奈川县，多次来访福岛，描绘了所见所闻，从核事故发生前到现在，再到未来。
画家山内若菜的画作
中筋寄语：“双叶町有东日本大震灾・原子力灾害博物馆，但，民间要把东日本大地震和核灾难的故事、记忆、教训等集体遗产传承下去，而不是仅仅留给政府去做。”
地上放了一张草席，我们躺下，抬头仰望，触摸着、感受着那切换生死、相融斑斓的色彩。
相互触动，大我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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