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军官在以色列大使馆前自焚，抗议美国和以色列的帝国主义行径。这个自焚的军官让我想起了全泰壹。
他和全泰壹很像，都是抗争的勇士，都试图用合法的渠道发声，都发现法律并不能保护他们，最后都走上了自焚抗议的路。
这个美国军官是一个善良的人，用自己的声明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
他自焚后，美国官方试图淡化此事，我看新闻上有称他有精神疾病，也就是说，美国有意无意将此事和个人的特征关联起来，试图淡化此事和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的关系。
这是此轮巴以冲突中第二例自焚。
但是，自焚并不能阻碍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
60年代美国的反战运动是群众运动，是上街、游行、发动群众的运动。真正的力量在群众本身。如果要燃烧生命，应该将有限的声明绽放在发动群众的艰苦工作之中。
美国人民的未来，不在于自焚，不在于任何个体性的抗争，而在于美国人民能否在当前的条件下以某种形式组织起来，对抗帝国主义。
一个善良的人，值得尊重，他自焚抗议的方式，我们深感惋惜。
全泰壹也是这样。
上个世纪70年代，韩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发展的收益主要被富人占有，工人不过是富人发财的肥料。他们工作时间很长（每天超过12小时），工资很低，工作环境很差，他们经常被管理人员辱骂。他们被韩国主流媒体称为光荣的“产业战士”，但是除了廉价的荣誉外，他们得不到任何东西。
一个工人在诗歌中控诉：
“也许我是一架机器，一刻不停地焊接着，被传送带推过来的零件，如机器人一般重复着千篇一律的动作。
也许我们是养鸡场的鸡，缚在鸡架上排成整齐的一列，在昏暗灯光下按节奏拍打翅膀，音乐节奏越快，我们下蛋越多。也许我们已经变成没了精气，再也不能下蛋的病鸡。也许我们已经成了，只配送进肯德基伙房的鸡…………
他们，也许是吞噬鸡蛋的一伙强盗！也许他们是把人变成机器，变成消费品，变成商品的一伙道貌岸然的合法强盗！慈祥的微笑，高雅的修养，富足灿烂的光辉，也许本应属于我们！他们在我们的血和泪、绝望和痛苦之上，把我们的欢笑、我们的高雅和光辉洗劫一空。
也许他们就是一帮吸血鬼！”
全泰壹就生活在这样的韩国，贫富分化巨大，工人没有地位和尊严。
全泰壹是一个裁缝，他在一个名为平和市场的地方工作。这里“长约一个街区……散布着前店后厂式的服装厂和服装店，雇用着2万名年轻工人，其中90%为妇女，年龄大约在14～20 岁之间。”
这些女工在狭窄的房间里工作，工作间是“地面离天花板不到4～5英尺高的小格子”，“既见不着阳光也没有通风设备。”
她们的工作时间非常长，“一般被迫一天工作14 小时”，得到的工资仅够糊口。
全泰壹是裁缝，工资远比她们高，按书中记载，全泰壹的工资大致是她们的五倍。全泰壹没有因为自己的高工资就看不起这些女工，他非常关心这些人。一天，他写信给朋友说：“我们通常早上八点半开始工作，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半收工。你对此是怎么看的？难道你不认为这让人太疲惫了吗？一天14 小时呢！这些年轻女徒工怎么能受得了这样长时间的工作？”他接着写道：“尽管不让她们享有适宜的环境，但难道她们就不是有着人类脆弱性的人吗？亲爱的元淑，作为裁缝，我必须整天与她们呆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太痛苦了。十四岁的年龄，她们还是孩子，但她们必须整天累死累活地干这样辛苦的工作，然后还要因没有及时做完活而经常受到裁缝的责骂。在吃午饭的时候，她们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一小包饭团，就像大象吃几个饼干一样”。
全泰壹痛恨社会中一切不平等，他经常在信件中痛斥社会的不公。他模糊地感到工人的痛苦是阶级对立造成的，“雇主花200 韩元吃一顿午饭，而年轻工人三餐只能吃50元，这是一种不人道的事情……为什么这些纯洁的年轻女孩得成为肮脏贪婪的富人的肥料？难道这不是社会现实吗？难道不是富人统治着穷人吗？”
然而，主流社会对这一切熟视无睹。他们赋予了韩国工人“产业战士”的称号，他们一边在媒体上赞扬勤劳的产业战士，一边在工厂里压迫每一个被称为产业战士的韩国工人。他们报道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把资本的每一次增殖都鼓吹为全社会的胜利，他们试图掩盖阶级社会中的每一声哀叹，他们把工人的每一次哀嚎都视为“麻烦的小事”，他们把每一次抗议，看做不顾民族大义的工人在给政府抹黑。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全泰壹自焚了。
全泰壹之前没有想过自焚，他希望通过其他手段来维护工人的权利。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韩国的劳动法居然有很多条款都是在保护工人的利益。他异常兴奋，如饥似渴地钻研劳动法。他带着周边的工友学习劳动法，鼓励他们依法维权。
他还参加了一个当地的劳工团体“三栋会”（几个裁缝组织的互助协会），在“三栋会”帮助下，他进行过很多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寄送给劳动局、报纸，揭露老板的违法行径。他甚至还给总统写过请愿书，言辞恳请地请求总统帮助他们。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
纸面上的法律得不到执行，对工人的保护性条款更像是一种赤裸裸的讽刺。全泰壹不知道，法律在本质上是阶级力量对比的集中体现，当无产阶级的力量不足时，保护他们的条款不过是一纸具文。
在一切合法的努力都无效之后，全泰壹陷入了极端的失望。
他不明白，为什么主流社会如此冷漠，为什么勤劳的工人只能这样生活，为什么号称公平正义的媒体对劳动者的苦难熟视无睹，为什么道貌岸然的官员对他们不理不睬。
他不甘心，他要燃烧自己，照亮整个黑暗的时代。
1970年11月13日下午，在首尔的服装工业区，全泰壹组织了一场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十几个年轻工人高呼口号，要求改善工作条件。警察迅速聚集，镇压这些居然敢示威游行的工人。
在警察追打工人的时候，全泰壹消失了，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的身上浇满汽油，他点燃了自己，任烈焰在身上灼烧。在烈火中，他拿着韩国的《劳动标准法》高声呼喊，“我们不是机器！”“不许剥削工人！”
临死前，他对同伴们：“请不要浪费我的生命！”他对自己的母亲说：“妈，请完成我没有成功完成的任务。”
全泰壹是一个善良的工人，是一个勇敢的工人，在黑暗的时代，他试图燃烧自己，给夜空带来一点点的光亮。
但是，真正能改变工人命运的，不是个体和资本的抗争，哪怕这种抗争以最极端的形式出现。真正能改变工人命运的是阶级和阶级的斗争。
70年代解放神学传入韩国，韩国宗教人士将其本土化为“民众神学”。一部分传教士走入工业区，他们所在的轻工业区多为女工，受到资本和性别的双重压迫。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宣扬博爱，调解工人和老板之间的矛盾。”但在他们见到工人的具体苦难后，他们改变了空洞的说教方式，试图在帮助工人争取具体权益的基础上传播教义。
这是韩国工人运动中关键的一步。
试图在工人中传播教义的教会人士，帮助受到阶级压迫急需组织起来的工人争取权益和建立独立工会。于是出现了韩国历史上极具特色的一幕，唯物主义的战士在战斗之初，抓住的却是唯心主义宗教这个工具。
整个70年代，韩国的独立工会运动，随处可见宗教的身影。
工人的每一次努力都会遭受政府的镇压。这种镇压起到了两个效果，一方面暂时地打压了某个具体的工厂，另一方面，“政府将一些活跃分子赶出工厂，（却）使得活动家在厂外的相互联系得到发展，塑造出了一批独立和全职的工人活动家。这些被赶出来的工人活动家反而发展了不同工厂之间的斗争，这是政府政策的讽刺性结果。”
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后，韩国政治曾出现短的真空，人民感受到一定的言论自由，工人也不失时机的提出涨工资的要求。全斗焕上台报复性镇压，制造了“光州惨案”。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看清楚了，扼杀工人的不只是资本家和警察，而是他们背后的整个政权。
当工人的意识快速觉醒的时候，教会以温和博爱的面孔出现要求调解。形势的发展太快了，教会已经跟不上了。就这样，在工人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教会，逐步走向了运动的对立面。
乘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韩国的民主运动遭到镇压后，终于转而同劳工结合。
新生力量开始登台。
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生，毅然抛弃了自己的小资生活，隐瞒身份进厂打工（韩国历史称其为“学卒”），组织工人，启发工人。
这个时候，历史已经来到了八十年代，离韩国军政府倒台，只有不到十年了。
军政府垮台后，韩国工人并没有获得解放，自由派资产阶级窃取了人民斗争的果实，成为了新的统治者。剥削者又活跃起来了，他们唱啊、跳啊。
几十年对我们的生命来说，也许就是一辈子、半辈子的事，但是对整个历史来说，弹指一挥间。
韩国的统治者试图把人民短暂的失败宣布为历史的永恒，对这些人，历史的辩证法露出了狡黠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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