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中毒事件》一书提到了中共党史中“临时中央篡位”问题，大致情况如下：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检讨中共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史称“九月会议”。九月会议是毛泽东事实上掌控中共中央之后，在整风运动准备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会议伊始，毛泽东就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
【在九月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要求“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
随后，与会人员陆续发言，其中，曾在毛泽东所说的“苏维埃运动后期”（主要是西元1931至1935年）担任过中央领导职务的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人都主动对自己当时犯过的错误作了自我检讨。
王明在会上两次发言。第一次，在会议第一天，【王明作了一个表白式的自我批评。他肯定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他有很大的好处，承认自己在莫斯科学的都是些洋教条，但他强调自己回国比博古、张闻天等人都早，因此参加实际工作时间长些，工作作风已有转变。以后回到莫斯科，能看出博古和张闻天在中央苏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不同意他们对毛主席的态度，反对他们在五中全会提出两条道路决战的观点，并且较早地提出了实行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套办法，……】
第二次，【12日，王明在会上再次发言。他一面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承认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却一直强调“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并说他早在苏联时就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做法是反对的，还说博古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这完全是一副推卸责任的姿态。】而且，【他一时兴起，竟然义正词严地揭发起自己莫斯科的老同学来了。他说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先是夺了毛主席的党权，转而又夺了毛主席的军权，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竟然连毛主席在政府的权力也给夺走了。他说，当时他在莫斯科对此就不同意，深感不满。
就在这个时候，王明这位延安“天才的演说家”，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突然发飙，一本正经地提出，他还要揭穿一个“秘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秘密呢？
原来，1931年秋，当王明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向他们说明，由于博古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可是没想到的是，博古、张闻天到了中央苏区后对此只字不提，不仅不交权，而且竟然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也就是说“博古中央”是不合法的。
王明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揭露这个“秘密”呢？是为了讨好毛泽东？还是为了推卸自己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
（以上摘引自丁晓平著《王明中毒事件》，人民出版社西历2020年2月第1版，第108—117页）
人民出版社是党办的权威出版机构。书中注明，相关材料来自于昆仑出版社西历1999年2月出版的《二十九个人的历史》一书，该出版社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所属机构。由此可以认定，这个史料是经审核无误的。因为没有找到《二十九个人的历史》这本书，不知其史料来源，推测应该是来自于当年与会者的笔记或回忆，甚至有可能是出自当年会议记录档案。
王明揭发出来的问题，当年曾被称为“临时中央篡位”，在中央高层引起巨大的震动。这个问题的出现，缘起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西历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有的党史书籍称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到上海，直接促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同时，在他的强力“提议”下，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王明被任命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博古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西历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米夫的操纵下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把十几天前才担任中共江南省委书记的王明补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且在新组成的中央领导机构中排名仅次于总书记向忠发而列第二位。新的领导机构中，中央宣传部长是沈泽民，中央农民部长是张闻天，他们和王明、博古一样是从莫斯科归来的留学生，他们的莫斯科老同学夏曦等人则被补选成了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博古以团中央代表的身份列席了六届四中全会，因资历较浅、职务较低而没有被米夫列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并无胜任中央领导人职务的能力和水平，是西历192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上，根据共产国际片面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的要求而被选为总书记的，他对王明言听计从，由此，王明成为六届四中全会后组成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博古传》，李志英著，当代中国出版社西历1994年2月出版，第74—93页；《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西历2021年2月出版，第56页。）六届四中全会时，王明尚未满二十七岁。
西历1931年2月，六届四中全会结束一个月后，从苏联归来的张闻天到达上海，随即接替被派往鄂豫皖苏区的莫斯科老同学沈泽民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两个月后，西历1931年4月，博古接任团中央书记的职务。（《张闻天传》，程中原著，当代中国出版社西历1993年7月出版，第119页；《博古传》第94页。）到此时，张闻天勉强算是中央领导成员之一了，但并非中央委员，更非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则只是中央一个所属次要部门的负责人。
博古出任团中央领导职务不久，西历1931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情报和保卫工作的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协助敌人大肆搜捕中共中央机关主要领导人，差不多两个月后，西历1931年6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因此被捕，随即叛变，不久就被国民党处决。这样，王明就成为没有总书记名号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有种说法是王明被共产国际指定为代理总书记）。（见《博古传》第94—95页，第108页。）
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这两个掌握大量核心机密的中央领导干部先后变节，中共的地下组织和机关连续遭到敌人破坏，不少党员被捕，其中一些意志薄弱者叛变，使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王明、周恩来等人不得不隐蔽起来，无法正常工作。经王、周与共产国际商议，决定周恩来按照西历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原定安排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而王明则要求离开危机四伏的国内，去安全舒适的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并获得共产国际同意。共产国际提议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作为王、周离开后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西历1931年9月，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开会讨论，确定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名单，随后报共产国际批准。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九个人：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李竹声）、康生、陈云、黄平、刘少奇、王云程，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另有说法是包括康生在内四个常委），由博古负总责。随着王明在当年10月、周恩来在12月离开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担起领导全党的重任，博古和张闻天成为最主要的中央领导人，当时博古二十四岁，从苏联回来才一年多，张闻天三十一岁，从苏联回来不到一年，他们都不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更谈不上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传》第96页；《张闻天传》第131页；《中国共产党简史》第56页。）
当时，在西历1931年9月，确定临时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及分工的会议还曾规定：【今后在多数中央委员聚集在一起时，须将此事提请中央委员会讨论，随后将名单报共产国际批准。】（见《博古传》第97页。）这与王明在西元1941年九月会议上所说的曾要求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的说法有差异：前者是“在多数中央委员聚集在一起时”，后者是“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前者要求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组成“提请中央委员会讨论”，并未说临时中央政治局一定要交权，后者则说“要将权力交出来”，即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重新决定中央最高领导人。但二者有相同的含义：博古、张闻天的中央领导权力是临时的，它未经组织程序，以后在中央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过半的条件下，要经组织程序处理。这个要求，显然王明、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知道。
西历1932年10月共青团中央机关遭到敌人破坏，团中央几个负责人被捕后叛变，对临时中央构成极大的威胁。经请示共产国际后得到答复：整个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西历1933年1月，张闻天、博古和陈云等先后到达江西苏区的中心瑞金。随即，博古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和江西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同年6月改称“中央”或“中共中央”），博古为书记、总负责人，张闻天为常委兼宣传部长。（见《博古传》第109页；《张闻天传》第151页。）至此，临时中央过渡到中共中央，博古、张闻天这两个年轻人正式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但这时他们仍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显然，在开会时他们没有传达他们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人的权力要经“中央委员会讨论”（或者要“交出来”给中央政治局）的规定，他们以外的其他与会者都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因军务没有参加这个会议的周恩来知道这个规定，但显然过后并没有提出来。这个会议的决议自然报告了共产国际并得到批准，正在共产国际任职的王明显然也没有提出异议、进行纠正。
西历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应该是在这次会议中，博古和张闻天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和张闻天在书记处中排名第一、二位。博古被推选为中央总负责人。（见《博古传》第139—140页；《张闻天传》第177页。）由此，博古和张闻天的中央领导权终于名正言顺了。
以上就是博古和张闻天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历史过程。分析可知，其关键之处有二：
其一，从西历1931年9月到西历1934年1月的两年多，博古和张闻天以非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非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身份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职务，严格地说，这不符合党的组织程序规则：按规程，应该由中央政治局会议或者中央委员会会议选举中央总书记或者负总责的人。但是：一，当时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见《中国共产党简史》第56页），面对极其危险紧急的状况，不可能也来不及召集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进行选举任命，权宜变通也是必要的；二，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支部必须接受共产国际总部的领导和最终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它的组成人员，都经过了共产国际批准同意。所以，博古和张闻天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任职应该说是合法的。
其二，博古和张闻天到江西苏区后，没有按要求交出中央领导权力、提请中央委员会议或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新决定中央领导人，这的确有失光明正大。不过：一，当时，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九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项英、周恩来、任弼时三人在江西苏区，远未达半数；七位候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毛泽东、刘少奇在江西苏区，也未达半数；而中央委员在江西苏区的显然也达不到半数。所以，当时实际上也无法按照组织程序重新选举中央领导人。退一步讲，即便能够召集足够的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开会，在当时那种尊崇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党内氛围下，恐怕仍然会把博古和张闻天选为领导人——就像后来的六届五中全会一样。二，博古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与江西苏区中央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并担任中央局书记，这个决议报经共产国际批准了，王明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实际上这正是王明所希望看到的。在西元1941年的九月会议中王明揭发“篡位秘密”后，张闻天和博古发言中承认错误，并指出“王明当时在共产国际不打电报来纠正也是不对的”，王明“当时是助长了这种错误的”，诚哉斯言。（见《王明中毒事件》第119页。）
综上所述，当年博古和张闻天的“篡位问题”主要是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从党内组织程序规则上来讲是有欠规范，但从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下级—上级关系来讲，还是合法的。西历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曾说：【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临时中央有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国际批准，所以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见《王明中毒事件》第308页。）这是实事求是的定论。
博古、张闻天临时中央“篡位问题”，现在看来只是中共革命中以王明为最主要代表的错误路线的表现之一，而那种错误路线的源头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前几年播出的反映“新文化运动”的电视剧叫作《觉醒年代》，但其实，那个年代既有觉醒，也有迷失——迷失于全盘西化倾向。全盘西化有崇媚西方的右的倾向，还有盲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左的倾向，中共革命前期的一次次挫折和失败，本质上都肇因于这种左的西化倾向。毛泽东主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是排除这种左的全盘西化倾向的结果，这是他为中华建立的最伟大历史功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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