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莺|道家的民本思想

夜莺|道家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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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局限性”中间肯定存在“有破有立”的斗争性。

  在360百科中,民本思想是这样解释的:“民本,是我国传统的民本观念。相对于君本(国本)、官本而言的,其原意是指中国古代的明君、贤臣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而提出的一种统治观。”并进一步解释了民本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即重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等。而“民本”的基本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重民贵民。“敬天保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立君为民”等古训表现出对民众的重视。《左传》从国家兴亡的高度阐述了“民”的重要性,其中曰:“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其二,爱民仁民。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的爱民思想。其三,安民保民。《尚书》中云:“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在此,既客观的承认了民本思想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又充分的肯定了民本思想的历史推动作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顺应了民意、约束了专制权力。其二,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持了国家稳定。其三,加强了文化认同、巩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国家统一。

  “阶级局限性”中间肯定存在“有破有立”的斗争性。用辩证的观点分析,它们是相互对立、相互并存的,即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是是非非、是非非是绝对不能割裂的一清二楚、明明白白,水火不相容。如果一贯正确、一贯伟大、一贯盲目乐观就一定自然且自觉的戴上了“局限性”的帽子。但如果从现实的普罗大众的角度来看,所谓阶级的先进性是党同伐异的一个过程,是否定别人、以标榜自己的一种隐晦的表现;而先进性就渗透着血淋淋的斗争,是对民本思想的一种否定与舍弃,更是对民本思想的一种戕害和凌辱,从而反证了“先进性”的式微跟虚伪及欺骗性,它们的立足点就是官本位的,它们一贯贱民、愚民、弱民、欺民、驭民、辱民而无所不用其极,则它们的先进性与它们的局限性同样昭然若揭,同样是自说自话、自欺欺人、自相矛盾的。

  道家思想的扛鼎之作《道德经》以一种超然世外的眼光成就了“王者之书”,仿佛李白所云:“为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而老子阐述的恰好是道家的民本思想,“道”是自我存在,是自我价值的体现,是自身固有的生机,并不会因为世界的变换、因为统治阶级的更迭、因为专制的肆虐而发生变化或者消弭;“道”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果断用利剑来整饬国本位或者官本位思想的不足与缺陷而洋洋洒洒五千言。

  因为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所以儒家思想更多的是发扬和附庸了这种需要而存在的,它包含有一种崇敬、屈从、附会和逶迤。法家思想是自虐之后嬗变成了统治阶级打压异类、统御民众、规范秩序的屠刀,属于国家机器的一种,虽然所向披靡、寸草不生、苟延残喘、死水微澜,但也有自伤自戕自嗨自伐自罪的底蕴和基础。它们都是统治阶级的仆佣,有时候并不能代表公序良俗,相反会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作茧自缚、自掘坟墓,它们会将老的腐朽的堕落的衰亡的统治阶级抛得一干二净以明哲保身、另投明主,重新与新兴的统治阶级握手言和、狼狈为奸、为所欲为,开启新一轮的循环往复、无止无息。

  “道”是孤独的,富有生命力的,恒久的,具有鲜明的代表性的一个至大至广的范畴,不是因为它站在统治阶级的对面、代表着更多更大数量与群体的诉求和利益,“道”的存在,依托于天地自然的坚贞、镇静、深邃和博大。中华文化传承了五千年,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之中,潮起潮落的是儒家和法家,镇定自若的是道家,即便区别于前者、形成自我涂鸦、自我粉饰、自说自话的社会形制,如果抽丝剥茧,还是可以从中找出亘古不变的“道”的色彩,它彻底的依附在普罗大众的群体,甚至孤立于统治阶级思想体系之外,黯然存在,不亢不卑,被人偷去装扮门面也如同初入释门的小沙弥,张口阿弥陀佛,闭口善哉善哉,实则无所事事,有口无心、自娱自乐而已,何必当真!如果当真,非傻即痴。

  道家“民本”思想的出发点,便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是基本的利民惠民济民顺民生民养民为民的综合体,类似伟人所说的“为人民服务”!这里的“圣人”指统治阶级的核心人物,“常心”即平常心、百姓心、利他利物心,而不是口是心非、不是欺上瞒下、不是恃强凌弱、不是掩耳盗铃、不是沽名钓誉、不是贪恋权力、不是标新立异、不是见异思迁、不是迷失自我、不是奴颜婢膝、不是刚愎自用、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外强中干,更不是恬不知耻、肆意横行、暴虐成性、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唐朝的陆希声注曰:“圣人体道无为,物感则应,应其所感,故无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圣人常使人人得其所欲,岂非以百姓心为心乎?”“以百姓心为心”就是要顺应民心、鼓舞民心、振奋民心,让百姓得偿所愿、心想事成、无忧无虑,生活幸福美满、工作心满意足。最根本的就是应时而作、乘势而动,岿然不动、所应无穷。

  道家“民本”思想的原则性,就是“无我”“无为”“无以为”“无不为”《道德经》第二章有云:“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正因为它有“为民”的博大情怀,所以它弘扬着伟大的自我牺牲、无私奉献、大公至正、居功至伟、无私无畏的精神内涵与道德标准,有一种“成功不必由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洒脱和谦虚,所以自然而然出现“夫唯不居,是以不去”的局面,即人民的拥戴、历史的赞誉、后世的敬仰!有的统治阶级言必由我、功必由我、事必由我、誉必由我,唯独面临困境、面对矛盾、面向斗争的时候变成了缩头乌龟。道家的“无为”是顺势应景应变应对应该应当的一种承诺或践行,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去欺蒙百姓、欺骗良知、欺侮柔弱、欺霸资财、欺凌善良,“无为”是“为民”请命、为民担当、为民做主、为民服务,它要求顺应自然规律、以百姓心为心、采取积极作为,而不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胡作非为、任性妄为,叛经背道、自绝于民,也不是愚民御民弱民扰民害民夺民坑民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和自我粉饰与自我伪装的掩体。《庄子外篇·在宥》“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宥字是宽人宽恕宽厚宽容的意思,拓展开来则有保佑庇护安顿的意思;“大人之教,若形之于影,声之于响,有问而应之,尽其所怀,为天下配。”善因时而善应,此“无为”的玄妙之处;“处乎无响,行乎无方…出入无旁,与日无始。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无己,恶乎得有有 。睹有者,昔之君子;睹无者,天地之友。”有所作为而不自以为是,有所建树而不居功自傲,“无己”就是“无我”的状态;能够坚持“无我”的自律,就会成为“天地之友”大道奉行。唐朝陆希声就此还作以区别:“皇者守无名,而帝者行有名。守无名,故无为而无不为;行有名,故为之而无以为。”“是以圣人体无名则无为而事自定,用有名则不言而教自行。”开启民智,维护民本,顺应自然,名实相副,表里如一,功成可嘉。所以《道德经》第十章反复重申、特别强调:“爱民治国,能无为乎?”(陆希声注:爱民如赤子,治国如小鲜,人各自正,则可以无为矣。)“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此处的玄德,如同浩然正气、天地无私、光照千秋!我尊我道、我行我道、我证我道、道气长存!从《黄帝四经·经法》第一章(道法)我们可以窥视明白:“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正常的、正确的社会秩序一旦建立,必将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状态。

  道家“民本”思想的自我约束性,体现在《道德经》第二十四章“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河上公注本“贪权冒名,进取功荣,则不可久立身行道;自以为贵而跨之於人,众共蔽之,使不得行。”陆希声解释为“跂于利者不可以立于常道,跨于欲者不可以行于常名。”当名利欲望蒙蔽了统治者的双眼的时候,它一定是小天下而大自我,自我膨胀、自我吹捧、自我陶醉、自我欣赏、自鸣得意、自得其乐“欲利之本不忘,而曰我可以为治,无由也。”所以古人早就给它们泼了一盆凉水。“故自见而蔽人,则事不明;自是而非人,则理不彰;自伐其才,则治无功;自矜其能,则道不长。此四者与跂跨同病,皆不足以致治。” 这就叫痴人说梦、荒诞离奇、痴心妄想、醉生梦死。《黄帝四经·经法》第一章(道法)对“道”的理解、开示是“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这里的“恒”就是规则也是法则,继而阐述道“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故能至素至精,(浩)弥无(形),然后可以为天下正。”必须先正己正身,以身作则,才能引导人们效法,而天下正、政善治。道家《清静经》中一语中的“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有妄心。”又说“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就是要控制自己的心性欲望和贪嗔痴,因为“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所以不能者,为心未澄,欲未遣也。”就是不能割舍、不能放弃,不能自我洁净、不能自我修养、不能自我约束、不能自我锤炼,虽曰“无我”其实时时处处事事都是一个欲壑难填的自私自利的“小我”虽名“得道”,实则是歪门邪道、旁门左道,哂然一笑!无须多言!

  道家“民本”思想的内涵是“亲民”《道德经》第六十六章(后己)中做了类比:“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将“上善若水”及水的七种品德柔和在一起,作以启迪;接下来说到“是以圣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人不重,处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从统治阶级于被统治阶级两个层面进行反复论证,从而达到“不重、不害、乐推、不厌、不争”的道德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人伦关系、群体关系。《道德经》第十九章(还淳)中有“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实则是对统治阶级言而无信、公信力缺失、言行不符,说一套做一套、说起话来振振有词做起事来丧心病狂、表面光鲜亮丽背后邋里邋遢、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真实写照。《道德经》第六十五章(淳德)有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里的主语是统治者,标准和要求是对统治者而言的,劝诫它们不要自作聪明、而是要培植淳朴善良的本性,像那种表面上和颜悦色、暗地里黑心烂肺、肆意张狂、颐指气使、视民如草芥、如刍狗的货色,往往非常执着于自诩自傲、一人独大、刚愎自用、穷奢极欲;只有自己本性善良、本质淳朴,才能大公天下、体恤民众、亲民爱民,国泰民安。许多儒家将此解读为愚民政策,那么它的自身体系中的愚民政策又何其多哉!“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河上公的注解为:“使智慧理国之政事,必远道德,妄作祸福,而为国之贼也。不使智惠之人治国之政事,则民守正直,不为邪饰,上下相亲,君臣同力,故为国之福也。”我们与此可以将上层建筑分为两种层面进行浅显的对比:一是统治阶级的固化利益驱使下的主观愿望,它们的出发点纯粹是为了固化阶级服务的,所以政策措施、治国理政、方式手段都是“以**为中心”思想的,矛头所向、普罗大众,收割韭菜、永不停歇。一种是为民众当家做主,从民众的现实需要、理想愿景和精神心境等方面考虑,针对性的制定自己的施政方案。前者明显是背道而驰、丧心病狂的剥削、蹂躏、欺压性质,面目可憎,《庄子·天下》“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绝顶聪明、绝对伟大、独一无二的,嚣张跋扈如此,其极可知;而后者则是顺民心、重民意、遵民愿的理性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润物无声。孰高孰低、高下立判!《黄帝四经·经法》第二章国次(政治经略和政治秩序)云:“国失其次,则社稷大匡。”就是说统治阶级如果叛经离道,尽失民心,则国家会动荡不安、社会则乱象纷呈、丑恶悬疑越积越多、败像已显、只待朝夕。“夺而无予,国必遂亡。”“诛禁不当,反受其央(殃)。”《庄子·在宥》结尾处谈到:“不通于道者,无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登泰山而小天下,悟天道而公天下,如果私欲泛滥、迷而不察,如老子所言“贵以身于为天下,若可以寄天下”像牛虻一样将自己依托、寄生、附着于天下而获得安逸、获得荣功、获得名誉、获得满足、获得利益,呵呵,连庄子都说“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如果稍稍用心,就会找到现实性的例子,巨人与矮矬、伟人与狂悖,不复赘言。

  《道德经》第六十七章(三宝)也体现出朴素的民本思想,即虚下、谦怀、不争,“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大道无形,大道无名,大道无体,似水之柔弱,似气之纤巧,天地之间无不冲之盈之,故而无状似不肖,其神也!“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河上公注解为“若大辩惠之人,身自高贵,行察察之政,所从来久矣;言辩惠者唯如小人,非长者。”细是相像相似相同,亦即卑微渺小之状,物化而成之,卑怯而显之,自是而暴之,陆希声说:“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盖近之矣。”其俗也!“我有三宝,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我们可以宽泛的将慈理解为亲民,亲民则“和其光、同其尘”仁者必有勇,能勇故善于拯溺,救民于水火,脱民于困苦,置民于安平泰;陆希声从反面进行论证和写照,即“今世之所谓肖者,则不然,舍其慈愍,而苟为勇义以陷物,则过涉灭顶矣。”巧设机关陷阱,无耻构陷民众,死则死矣。俭当然包含有节俭节约节用节时的意思,如苛捐杂税,如强制消费,如哄抬物价,如强取豪夺,如为虎作伥,如始乱终弃,如道德沦丧,如寡廉鲜耻,如奴颜婢膝,如外强中干,如坑民害民,等等,它们所有的思想凝聚起来就是压榨、剥削、奴役和凌辱,封建王朝的士族都认为“俭约於用者,必能广於振施,所谓节用而爱人也。”即让利于民、让权于民、让名于民,所以一名伟人曾经说过:“人民万岁!”而平庸、市侩、狡黠、卑鄙的统治者则在内心奉行着贱民、愚民、弱民、夺民、伤民的下作勾当;陆希声同时对它们的举动进行超前判断“舍其俭约,而苟为广施以费用,则伤财害民矣。”《黄帝四经·经法》第五章也描述了这样的行径“逆则失本,乱则失职,逆则失天,暴则失人。失本则亡,失职则侵,失天则几(饥),失人则疾(嫉恨、埋怨、怨声载道、民怨沸腾的意思)”如果延展一下“逆用于外,逆治其内,内外皆逆,是谓重殃,身危为戮,国危破亡。”荼毒生灵、贻害无穷、前景堪忧、坐以待毙!河上公对“不敢为天下先”的解释为“执谦退,不为倡始也。”就是说不率先提倡、不首先构造机巧、不先天下而创造、不设置条条框框,如果先入为主,如果见利忘义,如果贪婪无耻,那么它们就会胆大包天、毫无顾忌、为所欲为、肆意妄为。统治阶级的“贪、嗔、痴”三毒不除、三害不灭“夫如此者,皆不合於道,自取灭亡者也。”“天厚其恶,恶厚将崩。此之谓也。”古人真是料事如神!

  《黄帝内经·经法》第四章“观国者观主…其谋臣在外位者,其国不安,其主不御则社稷残。”《淮南子·主术训》云:“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并明确告诫:“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为而无好也。有为则谗生,有好则谀起。”《庄子》也说过:“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异于己而不欲者”统治阶级是人,而不是畜牲,是人就概莫能免言而无尽之欲壑难填。《淮南子》对统治阶级的操守,进行分析,总结概括为“中欲不出谓之扃,外邪不入谓之塞。中扃外闭,何事之不节!外闭中扃,何事之不成?”如果彻头彻尾的丧失了道德本真、迷失了自我本性,一定会出现“以利见制于人也。”的尴尬局面,试问骡子是怎么想的?《黄帝内经·经法》第三章说到:“以有余守,不可拔也。以不足攻,反自伐也”“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统治阶级如果能够德施天下、大公无私,就会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警钟长鸣、慎终如始,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忽然觉得道家的“民本”思想与“忧国忧民”的左派何其相似,而儒家和法家的国本位或官本位思想与“弱肉强食”的右派情投意合。当主心骨已经发生严重移位、偏离轨道、不知所之,内不守而外邪侵,“其谋臣在外位者”也就是主导思想以及社会公知和精神导向,都胁从于外邪而讳疾忌医、失而不察、病入膏肓、难以为继的时候,其国不安则社稷隳败。有的集群因为溜须拍马、避重就虚、假公济私而甚嚣尘上,有的集群因为辨证施治、直戳要害、激浊扬清而四处碰壁,如左派的山重水复疑无路,如右派的柳暗花明又一(异)村,如左派的寸步难行、小心翼翼,如右派的大张旗鼓、信口雌黄,如左派被弃之不顾、置之不理,如右派被姑息纵容、迁就怂恿,所以道家被“式微”的遭遇、“民本”思想被亵渎的现实,就一言难尽、如鲠在喉、萦绕心头、难以释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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