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带着一系列疑问进入延安，成为第一个到访延安的英国人。在延安，贝特兰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与毛泽东多次秉烛夜谈，他感慨于所见毛泽东与“传闻”中的大相径庭。他亲和而有风度，“充分相信中国人民”，非常了解自己的同胞，在生活中尽可能地与人民在一起，喜欢与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与毛泽东的谈话最后合集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日期署为1937年10月25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他更像一个“学者”
1937年10月，贝特兰到达延安。第二天，正逢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举行第13期学员的毕业典礼，贝特兰受邀参加了典礼。典礼大约有1500名军校学员和教官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镰刀加斧头红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同时在上空飘扬，贝特兰认为这一现象较为“稀奇”。
落座后不久，毛泽东主动走到贝特兰身边，向他伸手打招呼，贝特兰见他“个子高高的”。与外界称毛泽东是“铁布尔什维克”“中国红军作战统帅”的印象不同，贝特兰觉得他十分温和而又有不同寻常的风度，脸庞丰润、体态年轻，微微驼背，这一切使他更像一个“学者”，同时他展现出了“孩子气、顽皮而极有感染力的愉快心情”。
典礼由军政大学副校长罗瑞卿主持，他致开幕辞后便邀请毛泽东讲话。在演说中，毛泽东秉持中国必能打败日本的信念，坚定地对学员说，一个军队不管装备多么精良，总有其弱点，“我们的任务是在实践中找出日军的弱点”，只要足够机智多谋，坚韧不拔，就一定可以打败日军，为此，也必须使八路军成为模范的军队，决不可以从农民那里拿走哪怕是一个红薯，因为只要拿走一个，就会想拿更多，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有融洽的军民关系，从而为对日作战提供坚实保障。
贝特兰本以为毛泽东的演说会使用许多技巧、自上而下地说教，但他既没有呼喊口号，也没有用“第一”“第二”“第三”来列举观点，相反，他讲话带着湖南口音，“不断表现出农民那种生动的幽默”。他的语言活泼，许多习语信手拈来，道理通俗易懂，让现场听众轻松愉悦而又备受激励。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贝特兰在毛泽东的窑洞居室里，在闪烁的油灯下，对他进行了一系列采访。从这些采访中，贝特兰找到了他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相关问题的答案，也对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他充分“相信中国革命的前途”
贝特兰第一次访问毛泽东，二人便交谈至深夜。吴亮平做他们的翻译。贝特兰问了毛泽东许多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问题，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对当前这场战争总的态度是什么？”毛泽东回答，中国共产党主张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随后贝特兰又问毛泽东关于当前中国应采取何种对外政策、中国抗战至今的成效、何为抗战成功的必要条件，毛泽东逐一细致回复。此后几个晚上，二人继续就战时政府的民主化、如何建设新的政治制度、国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当贝特兰问毛泽东中国的抗日战争要持续多久时，毛泽东笃定地回答道，“我们相信战争将是持久的”，因为日本人民觉悟起来反对本国的法西斯集团、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抗战成功的方向转变、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转变，都需要时间；在两年或者更长时间内，中国一定会具备抗战胜利的条件，并最终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与中共的其他领导人一样，都相信统一战线并非战时的“权宜之计”，它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起到的将是关键性作用。与毛泽东谈话之后，贝特兰断定，毛泽东充分“相信中国革命的前途”，他对中国复杂的局势发展可能会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毛泽东关于中国及世界局势的深入分析，使贝特兰感慨在他所见过的人当中还没有一个人能像毛泽东一样，“在智力，在集中的意志力，在对整个远东政治的从容自如的掌握上”给他如此强烈的印象，并折服于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及抗战走向的深刻剖析。毛泽东对于远东政治的清晰认知及走向的把握离不开他对国际新闻的持续关注。吴亮平告诉贝特兰，毛泽东每天都要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认真研读延安从世界短波电台收到的国际新闻摘要。
深入接触毛泽东后，贝特兰还发现他幽默又有人情味，头脑灵活、思路清晰，能够长时间思考问题；他博览群书，又拥有惊人的记忆力；他遇事冷静，处理问题又十分务实，既能专注于眼前事务又不忘长远目标。
政治工作是八路军“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
在一次访问中，贝特兰问毛泽东为何八路军刚参战就能打胜仗，毛泽东表示八路军不同于中国其他军队，主要采取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这样既能保存自身力量而又各个击破敌人，同时，政治工作是八路军“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
随后，毛泽东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解除俘虏的武装后，便不再用任何方式侮辱和虐待他们；对于愿意抗日的人，共产党欢迎他们加入抗日队伍，不愿意的人则给予他们自由；不过，对于那些指挥过战争又协助日本制定现行政策的高级军官，就将他们扣留在中国一段时间，等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才将他们释放。毛泽东相信，宽待俘虏虽目前收效尚不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
贝特兰心存疑虑地问毛泽东，“这种政策能取得效果吗？”从日方的政策看，被释放的俘虏如果回到原来部队，就会被他们的长官处死。毛泽东自信地说：他们杀得越多，就越会引起日军士兵对于中国军队的同情，将来抗日战场上可能出现反日国际纵队。听到这些，贝特兰觉得毛泽东是“异想天开”。
几个月后，贝特兰与日本战俘当面交流后，方意识到毛泽东是对的。1937年11月初，贝特兰在毛泽东许可下，前往山西八路军抗日前线采访。某次，贝特兰去八路军总部敌工部与两个日军战俘谈话，其中一位是普通士兵，另一位是关东军上尉。敌工部的一位译员做翻译。贝特兰首先说，他认为日本的人民并不主张对华作战，是日本军部和报纸舆论推动了战争，随后问上尉怎么看。上尉表示，他和日军将领们一样在战争开打时十分高兴，但他很快注意到，到华北的日本新兵公开表达对战争不满，他们主张开展反对日本军阀的国际运动，而他现在也和日本新兵看法相同了，认为目前陆军省的政策对日本没有好处，希望国际层面采取措施制止日方侵略。对此谈话，普通士兵战俘始终无异议。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优待俘虏的政策取得了效果。
通过在延安的实地考察及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中采访，贝特兰断言，中国共产党“不论怎样看，都已成为当今中国相当强大、相当重要的一股力量，其影响很可能会日益增长。无论他们将起何种作用，毛泽东都将扮演主要角色”。
